广义移民与文化离散——有关拓展当代文学阐释基础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广义论文,移民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1—0097—05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曾借着如何为新兴的深圳特区的文学走向命名的议题，妄谈过一个所谓“移民文学”的概念，以此尝试论证一种“挣脱于地区局限”、“不囿于一城一地”、“旨在表现新旧交替时期人的遭际、处境、命运和情绪的文学”[1]。近年来，笔者注意到，在有关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种种译作、论著中，“族裔散居”（Diaspora，又译作“大流散”、“在外侨局”、“漂泊”等，我觉得也可译作“文化离散”）已然成为一个触目尽是的命题。当我们再一次面对深圳这“一城一地”的文学批评时，引用这个源自犹太史典、如今主要描述国际移民及全球化问题的术语，还能够打开多少借题发挥的通道呢？或者，它有可能提示一种理解我们的历史、人生和文学的更大的思维场域吗？疆界是为了逾越而设置的。空间的疆界是这样，时间的疆界也是这样。
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整个现代生活的建构及其特质（或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现代性”），作为“非传统”秩序，就是从文化离散、人事流走、命运悬置开始的。自觉或被迫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原初联系”（家族、土地、传统人伦等），进入一种“失根”和“漂泊”的状态，已成为无数人类个体痛切感应到的普遍处境。西方世界是这样，被西方所逼迫变革的第三世界更是这样。只不过前者的形态则可说是主导发动、系统转换或有机过渡，而后者的形态则可说是根脉折断、结构破裂、甚或接近文化的分崩离析。
难道现代中国的革命叙事，不正是以人对传统家族宗亲的反叛作为起点的吗？也许，我们应该把现代文学史上大量的家族争吵、旧情新恨、出走、反叛、骚动的故事，当作文化离散的象征来解读。不然我们就很可能会低估类似巴金的《家》这种小说的历史文化意义。
如果说，五四是一个未完成的历程；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及伴随着这番“新政”而来的大幅度的思想活跃、民风激荡、世态急变、地区差异，还有数以亿计人家的流转不定，也只不过是一个延绵百年的长过程的新段落而已？
我们都知道，没有这番“新政”就没有深圳，也就没有其他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崛起。相较于当年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波动的几乎是一面倒的欢呼，今天，如何面对日益严酷的贫富差别、阶层壁垒、治安和环境困局，如何解决千百万“移民”的身份难题，以推动一个宽容、和谐社会的理念，已渐渐地成为施政层面上的前台议题了。但是，我们也许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的长期代价。在我们的社会进程中，历史和人性的冲撞撕裂，比之现代性的原发社会要严重百倍。时间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些代价有其十分沉重的分量。
面对这样的成就和代价相互纠缠的生活，政治精英固然没有理由失去探索前行的勇气，而文学世界则不应缺乏悲剧感。
我对这种悲剧感的感应，来自我一度作为移民的经历与见闻。我所说的正是“移民”这个词的最通常用法：国际移民。我看见了，我的万千同胞如何在富裕的西方社会里被纳入了一种高度边缘化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剥夺了他们几乎全部从其“原初联系”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源和身份意义，把他们变成了“多元文化”社会构造中某个必要而暗晦的角落的填充物——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能够除外。
但是，当我回过头来观察我原初家国的这“一城一地”之时，我必须自问：当我知道那些离乡背井的外来工有时候的确会陷入到“或者因抢劫银行而侥幸或者倒毙于路边”的严酷选择，当我看见一车又一车断手伤脚的工伤者不断被停放在我住处附近的医院门廊、呻吟于血泊之中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断定，他们一定比躲在三藩市或者墨尔本的血汗厂房里生产成衣或者躲在地下餐馆里洗碗的华人移民活得更好和更有尊严？
关于华人移民生存景况的一个习惯说法是“二等公民”。这是一个包含了深长感喟的描述，在通俗的表达领域，至今还没有更好的描述可以取代它。我认为，一种人在某个社会里的景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原初联系”的背景社会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权力关系，被复制到一个新社会内部的结果。比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的处境，其实就是他们的第三世界故乡的国际处境（受制于西方世界）投影在他的抵达国社会内部的一个微缩结构。正是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海外华人通常比中国境内的居民更加强烈地感到他们所背负的中国身影的分量，因为他们的生存已经不由自主地被镶嵌在一个国际权力结构之内，并成为这种结构的标记。
其实，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类似的复制、投影和微缩机制遍布人类社会。一个中国的农民工的通常际遇，只不过是我国社会资源和权力梯度布局的缩影。就此而言，那些在城乡之间（或者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打工者，几乎注定了只能承受命运的无奈的苦涩：从基础水平的经济弱势，社会政治权利实现方式的严重缺失，到性的压抑和情感的荒疏，以及文化表达上的“失语”（相对于华人移民被一个外语环境封闭，离乡打工者在母语大环境里依然会成为一个“失语者”，这一点真是令人深思）。正是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不同的“流散者”寄居“异地”（不管是不是叫做“外国”）生存时普遍相似的际遇。
于此，我生发了一个有关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不成熟的想法：国内某种文学现象，比如在深圳或在其他特区、在某个沿海城市里涌现的那些很容易被看作“本地的”文学现象，和某些“域外的”文学现象，如海外华人文学，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贯穿性地考虑其意义——至少是在那些有关移民和文化离散的主题上。
在目前我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专业划分的体制格局下，这一点提议显然有越界之嫌。无论从社会学还是文学的角度看，这里的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都具有很不相同的特质。“一城一地”（比如深圳）的文学现象和海外华人文学似乎是彼此隔绝的批评对象。但我恰恰认为，如果全球化是一个真实的时代主题，那么，移民或“移民性”（一个有待学理化的概念）就是一个可以逾越大陆内外空间区隔加以普遍领悟的一种关乎时代生态的概括——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的意义上。
就算是从历史的角度，我的考虑也不算离谱。且不论较早时候抵达深圳的好些知名的移民作家（石涛、刘西鸿、大平等）早已成为货真价实的国际移民，而比较新一代的作家（如郁秀等）也已经被视为海外新移民文学某一方面的构成例证之一[2]。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深圳“打工文学”一些有代表性的文本吧。比如张伟明的短篇小说《下一站》，有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外来工的血泪，正是在国际资本的巨大阴影之下，飘洒于他们本土谋生的命途。其实我们已经多年面对这类文学描写，如果还固执于域内、域外之别，那或者是因为批评家的麻木，或者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本来就受着不必要的局限。
这篇小说写道，在一个外资企业里，当一个香港女工头颐指气使地把大陆工人“马仔”、“马仔”地呼喝个不停时，人的自尊是以这样朴素而奇特的方式爆发的：“本少爷名字不叫马仔，叫一九九七！”这篇小说的情节所涉及的时间是香港回归之前，一九九七这个年份扮演了一个关于未来的能指，标志了阶层差异（老板与雇工）向不同社会（大陆与港台——作为国际资本的中介）的制度文化差异的游走。毫不奇怪，这个工人被立即解雇了。他的反抗借用了收回香港的政治符号，与其说是一种实在的威胁，不如说是一个外来工作为弱者向支配他命运的国际资本出的一口恶气，反证了他毫无保护自身权益的真实的政治资源。他的勇敢和他的可笑的弱势构成了反差。他注定要以反复失业的形式漂流下去。他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他发现自己始终是没有归宿的“移民”[3]。
区别于社会管理精英和知识精英阶层的成员所经历和理解的迁移，打工文学中的移民在这个新兴城市的生活很难说有多少浪漫性。这种文学的调侃调子中经常有一种苦涩感、悲剧感，虽然它常常为了避免过于沉重，而被匆忙地加以化解。
但是，如果我们以更灵活的、扩展性的方式来解读这样的文本，我们就不会轻易放过这类作品可能提供的更多的移民生态和文化离散的信息。比如，我们会想到，香港某些中产阶级是如何通过“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一种具有移民特质的离散、悬置不定的境地）而成为“经济动物”的，在他们当时体认的所谓“九七大限”之前拼命赚钱和拼命移民海外，这两种行为看似不同，实则是其早经潜伏的“移民性”的具体化。而向内地投资办厂的行为，放在一个具体的香港人身上，或许和他向外国移民的地理走向是相反的，但是香港人移民所需的资财，又通常是由香港作为国际资本进入后发展的中国大陆社会的有效通道这一独特的经济中介地位来提供保证的。他必须在香港并以香港人的名义赚到使他能够离开香港生活的钱！这是一种吊诡的策略：为了不在香港，他必须抓住香港，抓住香港提供的所有机会，包括到邻近香港的大陆特区去设厂。在这样一个怪异的时代，他原以为他将远离的大陆生活如今却成为他移入于其中的不无惶惑的人生场景。这也是一种“移民”——尽管一切具有“抢钱一族”的临时性。但是谁知道那会是怎样长短的岁月？无论如何他将不得不游走于各地——香港、大陆、外国，从此经历一种具有漂流性质的生态。他的机会主义自有其易碎的、难以整合和巩固的、漂流不定的悲剧意味。他还将不得不和各种不同的移民相遇——包括无数新近雇用并可能很快又解雇的“马仔”——外来工们。正是像他这样的无数港澳台人士的投资，引发了无数的他们的“马仔”们奔向东南中国的洪流。就民工潮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在深圳的每一个公众长假期中，他们那退潮般的回乡省亲，只是他们在城市永难富足安定的写照，同时也是对他们过往的乡村生活——一种想象中的失去的天堂的朝圣而已。
于此，我们看到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移民问题，是如何通过一个穿越大陆本土内外的全球运行的背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缠绕在一个叫做深圳的新兴城市的人际关系的恩怨遭际中。
我的分析尽管尚不精密，但是力图揭示文学的苦涩感、悲剧感覆盖下的不同人生的联动关系：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或者两种身份兼而有之——比如办妥了移民外国的手续之后再回转身去大陆开发财源的香港人，又比如从内地移居到深圳这座移民城市之后再行移民到外国去的大陆人，当然，也包括困守“一城一地”享用中外交流边缘果实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甚少受惠、进退彷徨的底层劳工。
为使读者不至迷失于过分复杂的陈述，有关的延伸性分析应暂时中止，以便集中交代一下使本文得以产生的几个基本思路。要而言之，本文的论旨是：
第一，有效的文学研究应从“全球性”的视野探触当代文学的运行景观和想象世界。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尤其是这样。正如一些后殖民文学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
“20世纪后期是世界人口迁移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这由多种力量造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冲突，对立的民族主义势力的争斗，经济上的困难，国家的压迫……各种运动造成了横跨大陆的人口迁移，迁移人口的不断沉降又形成西方城市的人口构成。在独立国家的文学中，结果就是20世纪初现代主义流行时城市袖珍本小说中表现的那样一种失去根基的感觉，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世界性的’风气。文化上的侨居，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世纪末后殖民文学经验的内核，它不断地冲击着写作，并使文学变得世界化。”[4]
这里所谓“文化上的侨居”，是接近于本文“广义移民”、“文化离散”的另一个说法。作为使文学趋向于世界化的某种经验“内核”，它聚焦于如何理解和处理人的“身份”（同一性）大变化、大重构的问题，即聚焦于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追问“我是谁”的种种疑难。假如我们仍然承认，对人生的审美传述是文学最本质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正视“移民性”（作为全球化的个体表征）是如何模塑了难以捉摸的现代人生与人心图景。
第二，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研究急需对现代经济、特别是对国际资本有切实深入的认知。我们提到了国际资本，也就是提到一种构成全球化要素的巨大势力。正是这种力量，在本世纪初以契约劳工的方式把早期的华人移民驱往新兴的西方社会（北美和大洋洲地区），现在又以更为多样化的形式（包括文化的方式），影响、调控着世界各大陆、各国内部的移民分布——中国东南部成为国内移民的流向地，正如西方国家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地一样，都受这股势力的驱动，都与国际资本的运作规律息息相关。世界历史上，也许还没有过任何一种力量，比它更无情地摧毁各种由人们的“原初联系”构成的疆界；也没有任何力量，比它更具有调控一切资源的霸权冲动。它也迫使我们建立一种更复杂的审美方式。初步观察，这种审美方式必须正视价值的崩溃、欲望的驱力以及人伦与环境（如城市）的冲突等生命景观，并且赋予其更大的历史容量。与这种审美的方式相伴随的，是对于日益多样化的“移民性”生态的发现，是对地球上人类生活流变不居的本质的领悟，以及对于文化离散、生活失重、身份碎片化、人生徒劳而人性始终不失勇毅的悲悯与感动。
第三，假如说，从文化离散问题的角度看，一种“越界”的研究和批评是可能的，那么，国内开放城市的文学现象和海外的文学现象就应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思考。作为其基础，把两种移民（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文化结合起来的研究设想未必是一种学术上的冒失①。在这种视野下，深圳特区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可以而且应该在一个全球化的宏阔背景下展示其广泛意义，即使是描写边缘人群、基层生活的“打工文学”这样的“土特产”，也并非是无足轻重的，从这里甚至比较容易切入深圳文学问题的核心。这样，这个城市文学格局的“边缘”和“中心”就有可能被颠倒过来。同样地，深圳特区文学批评和研究，其意义阐释基础也需要扩展、越界与突破，这种努力将使深圳特区文学不再仅仅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某种既有的总体评价（实际上出自“北方”的视野）的一种边缘性例证而存在，而且可能为当代文学的深入阐释提供某些新的核心资源。
本文所做的，就是力图显示这种扩展、越界与突破的部分可能性，特别是特区文学的移民性和“文化离散”命题的内在关联。我相信，它也是有待那些热切关注中国沿海城市新兴文学现象（无论是命名为“移民文学”还是“都市文学”、“新都市文学”）的观察家、批评家去作深度开发的研究论域。
收稿日期：2005—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02BZW053”）
注释：
① 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国内移民文学”与国际移民文学的类似性。特区文学的一个并未引起注意的主题是对于“内地”的回忆与重访，它也可以和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怀乡”主题相比较：一种“原初联系”，作为一个“失去的天堂”（或地狱），作为我们从之走出的“原乡”世界，如何成为参照性的心理镜像，体认了当下城市生存这一“地狱”（或天堂）。回忆和重访的主题在近期一些长篇小说中有更复杂的构思，如王小妮《一个城市的26个问题与回答》（深圳：特区文学2004.5）、吴君《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