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学中参与者的身份混同问题的思考
高新宇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摘 要 ：本文从经济与社会活动参与者入手，讨论了身份混同的问题，并讨论了一下身份混同问题研究的忽视所导致的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即对于中央集权相关社会现象与发展问题解释的无力。中国的研究需要新的原创性范式，来解读由中央集权结构带来的发展问题与社会现象。
关键词 ：参与者；身份混同；原创范式；中央集权
一 、引言
经济学中关于参与者的设定，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已存在大量文献进行论述，从质疑理性人出发，在重新设定参与者的时候，走出不一样的路径。比如在周勤(2014)中构建了理性人、经济人、关系人的体系[1]，提出了“饭店老板”在面对“血缘近亲”时的决策矛盾；又比如在杨立雄(2002)中则是构建理性人、经济人、社会人的体系[2]；等等。但是，无论怎样设计，现有的对于参与者的讨论都是基于参与者只有一种身份这一前提进行的，这也是造成参与者设定与现实差异的一个关键所在：现实中的参与者并不一定或者说是一定不是只有一种身份的。
最明显的，比如周勤(2014)中提到的饭店老板与血缘近亲之间的决策矛盾，简单一点说就是：饭店老板的子女在店里吃饭，老板还要收钱吗？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如果我们能打破原有的僵化思维，将参与者视作多重身份的叠加，会更加有利于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比如，我们将上面问题中的饭店老板的身份进行分解，作为饭店老板，他需要收钱，但作为子女的父母，他没必要收钱，这看起来是矛盾的不是吗？但是，作为父母对于子女是有抚养义务的，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收钱，而是将该收的钱划归抚养义务范畴了。
二 、身份混同的社会活动参与者
所谓身份混同，就是指“一人分饰多钟角色或者一人兼具多重身份”的状态，这原本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因为现有研究成果对于社会活动以及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设定往往是基于“一个参与者一种角色一重身份”的前提，所以这一现象虽然普遍存在，却并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对于身份混同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零零星星地开始了。最典型的就是关于“两面人”的论述。两面人本身便可以算作是一种身份混同所带来的行为问题。
在国内研究领域，王苏喜&弥俊莲(1997)借助经济学中稀缺性资源的视角，简单阐述了两面人的现象[3]。崔自铎(2001)则正式提出了“两面人”这一新概念,并论证了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两面人”的存在,同时概括出了“两面人”贪婪性、虚伪性、破坏性的特征[4]。尽管研究者们早早地意识到了参与者身份的复杂性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但是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专门针对参与者身份混同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分析。这造成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难以解构中国一些独有的社会现象。
随后，医院管理层拍板，把上述预约服务扩大到门诊患者，并且进一步把服务量较大的内镜检查、核医学检查等项目纳入集中预约管理。在再次运行稳定之后，医院又逐步纳入相对零散的动态心电图、动态血压等检查项目。
比如，在关于企业的研究中，现有的范式更多地只能解释一些中小型企业，而对于大型乃至跨国企业的研究则是相对抽象和概念化，这使得相关的研究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乃至误导性。其中便包括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
三 、参与者身份混同带来的经济学研究局限性
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天然存在着对于中央集权问题的理解障碍。简单地概括而言，西方熟悉的社会结构，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强调的是“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西方社会是从封邦建国的中世纪直接进入了近代民主社会，因为工业革命的出现，巨大的生产力进步使得西方社会不必像中国一样摸索如何有效的集中资源；中国社会则是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结束了封邦建国的社会结构，之后西汉时期面对匈奴的压力，被迫探索出一条可以迅速集中资源与国力进行总体性全面战争的道路，这便是中央集权的雏形。这条道路在战国时期便已经出现，在西汉时期初步成熟，然后历经秦汉、隋唐、明清三个阶段的完善与整理，最终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中央集权的结构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央集权式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进，中国当之无愧地具有最雄厚的积累与最多的经历体验，因此如果不能很好的解读中央集权式的结构，就难以真正触及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
四 、走出传统范式的 “舒适圈 ”
身份混同问题研究的匮乏，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对于中国独有现象与问题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当下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学界尚未有原创范式存在；第二，国外的主流研究学者们对于中国式“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存在天然的理解障碍。换句话说，我们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往往是借鉴自国外已有的、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与研究思路，本身便存在着与中央集权结构相矛盾的兼容性问题，导致我们当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实际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始终存在着隔靴搔痒式的问题：总是说不到点儿上。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始终是在尝试将中国的现实问题套进西方的研究范式之中。
护理结束后采取本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对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进行评价，以100分为满分，得分大于90分，评价为满意；得分在60～89分，评价为一般满意；得分小于59分，评价为不满意。
1.3.3 卧位护理。了解急性期绝对卧床的必要性，须严格卧床两周，不可下地活动，不宜用力咳嗽，避免大动作，避免突然坐起或改变体位，大小便不能坐起离床，避免病情恶化。
也就是说，我们急需进行范式的创新，找到更加适合于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式的研究视角。这需要我们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西方研究范式，正面面对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与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西方的范式，而不能像过去一样，完全依赖西方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
[1] 周勤.理性人、经济人和关系人[J].经济学家茶座,2014(3):80-84.
[2] 杨立雄.“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J].经济评论,2002(5):85-87.
[3] 王苏喜,弥俊莲.经济学中的几个伦理学问题[J].西安矿业学院学报,1997(04):78-81.
[4] 崔自铎.简论两面人[J].理论前沿,2001(23):10-11.
作者简介 ：高新宇(1989.07-)，男，汉族，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硕士，学号：1610250028，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