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学家无缘诺贝尔奖的原因及冲击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奖论文,对策论文,科学家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100年来，诺贝尔奖一直是为人类精神和学识顶礼膜拜，问鼎诺贝尔奖被每一位科学家看作是一种最高荣誉。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一件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的事情。李政道、杨振宁、朱棣文等华裔科学家勇夺诺贝尔奖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完全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中国人是有能力问鼎诺贝尔奖的。那么，我国科学家为什么又屡屡无缘诺贝尔奖呢？分析原因，选择正确的对策并加以实施，我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就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一、我国科学家无缘诺贝尔奖的原因
原因之一：缺乏科学的历史积累。
历史的继承性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它包括科学精神传统和科学知识自身两方面的历史积累。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辗转到英国、法国、德国，科学精神在欧洲各国得到发扬，科学知识在欧洲大陆不断积累和创新。二战期间，随着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等一批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移居美国，这种科学也随之来到了美洲大陆，科学也在这里生根并茁壮成长。显然，这种科学的历史积累是欧美各国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在我国扯起赛先生的大旗已是“五四”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像美国能够吸引大批杰出科学家的加盟，因此，我们从根本上就不具有这种科学的精神传统和丰厚科学知识积淀，冲击诺贝尔奖或者大面积冲击诺贝尔奖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原因之二：科技投入不足。
从1936年到1995年，美国研究人员囊括或分享了56个化学奖中的25个，并获得了37个物理学奖以及40个医学或生理学奖，可谓独领风骚。对此，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人在这方面投入了多少资金，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V·布什向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的报告，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此后，联邦政府一直是最主要的基础研究经费的提供者，始终占一半以上，大部分时间为2/3左右。近几年，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更是有增无减，1993年R&D经费投入为1658.49亿美元，1994年为1691.00亿美元，1995年为1710.00亿美元，而这三年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289.02亿美元、291.70亿美元和295.60亿美元，分别占当年R&D投入的17.4%、17.3%和17.3%。然而我国的R&D经费投入1993年为196.00亿元，1994年为222.24亿元，1995年为286.00亿元，1993年和1995年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13.13亿元和17.45亿元，分别占当年R&D投入的6.7%和6.1%。即美国每年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约为我国的160倍。
原因之三：尚未形成完善的科技体制。
美国物理学会的菲利普·舍韦说：“美国的研究体系仍然远远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而马里兰大学的科学史专家斯蒂芬·布拉什则把他们屡屡获奖的原因归功于这一体系，他说：“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由联邦政府提供资助的大规模的科技体制，这就是我们屡屡获奖的原因。”我国的研究开发体制由于受计划机制的影响，科技力量布局不合理，各部门、各地区条块分割、机构重复、队伍分散。据初步估计，全国至少有1/3的机构属于不该有的重复设置。在条块分割下，各类科研机构对于行政部门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几乎所有重复设置、水平低下、应予淘汰的科研机构都能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保护。以部门为核心的隶属关系，使科技系统难以形成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科技工作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多头分散管理带来的是领导多头、计划雷同、项目重复、资金分散、调控乏力、人才配置不合理等弊端，使本身极为有限的科技资源形成很大浪费。
原因之四：没有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梅隆基金的社会科学家哈丽雅特·朱史曼说，在美国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半数人曾同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一同工作或一同学习过。仅从近两年的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来看，事实也是如此。1996年度诺贝尔奖医学奖是美国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彼得·多尔蒂和瑞士的罗尔夫·青克纳格尔于7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约翰·柯廷医学研究院合作进行的研究工作；同年度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是美国科学家戴维斯·李、道格拉斯·奥谢罗夫是和罗伯特·理查森，他们取得此项发现的研究活动始于70年代，当时道格拉斯·奥谢罗夫是戴维斯·李和罗伯特·理查森教授指导下的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同年度的诺贝尔奖化学奖是奖给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柯尔、理查德·斯莫利和英国科学家哈罗德·克罗托1985年合作在休斯敦所做的实验发现。我国科研人员，特别是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尽管这几年已取得一些进步，但还远远不够，许多科技人员，特别是中青年科技人员在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及出国进修、短期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等科技活动方面还存在不少障碍，经常还可以见到某某青年学者无钱或自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报道。
原因之五：经济发展水平低。
我国目前还是一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国的国力不能提供大量的资源进行科学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情要求我们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科学创新活动，因为冲击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必须建立在大规模的基础科学研究之上。而且从研究与发展、成果转化与生产之间的投资比例（我国为1:0.5:100，而国外为1:10:100）来看，我国的成果转化是一个更为薄弱的环节。我国经济的全面知识化可以说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科学创新、知识创新还不能成为我们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科技和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技术创新（包括引进吸收的二次创新）。科技工作必须坚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科教兴国的最终目的是兴国，科教只是一种为之服务的手段，这决定了我国大规模地冲击诺贝尔奖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二、我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的对策
对策之一：培育科学土壤，播散创新种子，弘扬科学精神。
北大100年校庆之际，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教授对北大学子说，获奖不获奖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肥沃的土壤。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和统筹规划，逐步增加对科普工作的投入，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努力提高全民科技素质是培育科学土壤的重要措施。
改革教育制度，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扩大学生知识面，特别要重视理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摒弃满堂灌的不良教学方式，改善实验条件和增加学生实验机会，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加强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为大胆的科学创新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科学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是科学家的一种追求。哥白尼、伽俐略为此受尽折磨，焦耳为焦耳定律奋斗40年之久，居里夫妇在极为艰苦与原始的试验条件下潜心研究，这都是一种科学精神力量。我们应当弘扬这种执著的科学精神，平心静气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不为一时的名利所动，不要因为暂时的一些小成果而沦为“社会活动家”。
对策之二：以法律保障科技投入，开辟科技投入渠道，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例，改善科学家工作环境。
为科技投入立法，用法律手段保障科技经费的落实；制定鼓励企业科技投入的政策，用法律与政策刺激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
树立全社会共同投入的观念，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企业要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政府在科技投入占有重要地位，金融融资是增加科技投入的重要手段；但近期内政府财政科技拨款要保持一定比例增长，以适应转型期科技投入的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的科技投入力度，我国基础研究在研究开发投入中的比例在2000年应达到10%，在2010年达到15%；政府资金应重点投资于基础研究领域。
更新实验设备，改善实验条件，给研究人员提供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提高科研工作人员工资、住房等基本的生活待遇、让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们不为生活所累。
对策之三：调整结构，改变运行机制，加强协作。
按国家目标调整和配置基础研究科技资源，重点支持一支精干的研究开发队伍，打破部门、地区限制，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与集成。
实行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事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立院所长负责，理事会领导，监事会监督新型管理制度；形成“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新型科研体制；实行固定与流动岗位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人事制度。
支持基础性科研机构与高等学校实行科研人员双向流动、相互兼职，促进共建、共用大型仪器设备，实现资料、信息等充分共享，坚持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做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对策之四：拓宽国际交流渠道，支持研究人员参与国际交流，贯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
以双边、多边、官方、民间等多种形式，拓宽与世界各国及国际学术组织的交流渠道，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一些领域可与国外科研机构或企业共建科研基地。要为科技人员，特别是中青年科技人员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及出国进修、短期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等科技活动创造条件。
贯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留学人员、留居海外的科技人员应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参与国内的学术交流。
对策之五：重点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决定了我国的科技经济工作必须以技术创新为主，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放弃基础研究工作。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和日本近两年的萎糜不振充分说明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成果和基础研究的科学创新都是同样不可偏废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待基础研究的明智之举应该是集中科技资源于我们的优势学科以及对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的研究领域，作重点突破，即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这也是我国科学家争取获得诺贝尔奖的一条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