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社会学论文,特征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中国化可以从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这一更开阔的眼界来加以考虑。因为社会学中国化只是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研究社会学本土化，首先需要探讨的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本文着重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
一 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类型
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
在社会学本土化史上，本土化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多种不同的具体类型。
（一）根据社会学本土化的展开方式，社会学本土化可分为“运动型”和“非运动型”两类
运动型本土化是社会学有关文献中提及最多的一种社会学本土化类型。在多数情况下，社会学者们所说的本土化，实际上就是指这种运动型本土化。这一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要求或社会学本土化目标，获得了本国或本地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学者的响应，形成了一场群体性的学术运动。比如，在中国，著名社会学者孙本文于1931年初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要求，倡导“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而后，社会学者李景汉、吴文藻、赵承信、费孝通等纷纷在其研究中响应或体现了这种学术倡导，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又如，在拉丁美洲，自巴西著名社会学者拉莫斯1953年在拉丁美洲第二届社会学家大会上明确提出社会学的本土化要求后，拉美地区的许多学者如墨西哥的P·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Gonzalez Casanova,1922-)、R·施塔芬哈根(R.Stavenhagen,1932-)、秘鲁的J·科特勒(J.Cotler,1925-)等在他们的研究中响应或体现了这一要求，形成了社会学在拉丁美洲的本土化运动。运动型本土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这种学术运动常常得到了一些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有意识的支持。在印度，20世纪50年代后印度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便得到了印度社会学协会的支持。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10多年里，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得到了中国社会学社的支持，而70年代末期后重新开始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则得到了中国社会学会等的支持。总之，在20世纪里，1930年后十多年里以及70年代末以后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50年代后开始的社会学在拉丁美洲和印度的本土化、60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学在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本土化以及在非洲诸国、北美加拿大的社会学本土化，大体上都属于运动型的社会学本土化。
非运动型本土化是一种内隐式的本土化，其主要特点是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要求，也没以获得所在国的社会学学术团体有意识的支持，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取向更多地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本土社会的社会学者的具体研究活动中。由于这些具体的研究活动本身体现了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的结合，且增进了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所以，我们也视其为社会学本土化的一种类型。在社会学史上，社会学在美国的本土化（美国化）和在日本的本土化，就主要属于这种类型的本土化。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社会学在美国的本土化，是“没有特别标榜出来”的。[1]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学的引入时期或社会学发展的早期，所存在的本土化，也大体上属于这种类型的本土化。
（二）根据社会学本土化的发生地，可将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中国化、拉美化、印度化、菲律宾化、加拿大化、日本化、美国化等等
社会学的本土化，总是发生于一些具体的国家或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也总是由若干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运动共同构成的。因此，从社会学本土化的发生地看，本土化有着多种具体类型，社会学中国化、拉美化、印度化、加拿大化、日本化、美国化等均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类型。这些因发生地不同而出现的社会学本土化类型，彼此间有相同的一面，如它们均体现为将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但它们彼此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中国化、拉美化、印度化、菲律宾化、加拿大化等与社会学美国化之间，在“化”的对象上是不同的。社会学在美国的本土化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美国化所需要“化”的具体对象是当时居社会学世界格局之中心位置的欧洲社会学。（这里所说的社会学美国化是一种社会学本土化类型。但在一些社会学文献里，社会学的“美国化”一词，被赋予了与此完全不同的含义。例如，德国学者明赫在其1991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与欧洲的社会理论：文化特性与理论生产的社会形式》中，论述二战后欧洲社会理论的美国化现象时，将社会学的美国化看成是美国全面扩张的一种表现。）而在社会学中国化、拉美化、印度化、菲律宾化、加拿大化和日本化过程中，所需要“化”的对象则是欧美社会学（二战后主要是美国社会学）。
第二，虽然社会学中国化、拉美化、印度化、菲律宾化、加拿大化、日本化、美国化等均体现为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的结合，但是，具体与什么性质的“本土社会”相结合，各种类型的本土化之间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是说，在上述各种类型的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外来社会学是分别与中国社会、拉美社会、印度社会、菲律宾社会、加拿大社会、日本社会、美国社会等彼此间差异较大的“本土社会”相结合的，因而，各种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在其具体内容、所获得的成果等方面事实上有较大的差异。（尽管在理论的科学性、方法的有效性等方面的学术要求上彼此间有这样那样的一致性标准）。
第三，各种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在本土化活动的难易度方面，彼此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我们知道，社会学本土化就在于使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而外来社会学知识在其产生、形成过程中曾深受其所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特征。这样，如果外来社会学的原产地与外来社会学的引进地（即本土社会）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方面差异小，则外来社会学就容易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社会学本土化的难度就较小，本土化成功的可能性就较大。如果外来社会学的原产地与外来社会学的引进地（本土社会）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方面差异大，则外来社会学就不容易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社会学本土化的难度就会较大，本土化所面对的困难也就较多。就社会学中国化、拉美化、印度化、菲律宾化、日本化、加拿大化、美国化来说，由于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加拿大社会与欧美社会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因而社会学美国化、社会学加拿大化的难度相对较小，面对的困难也相对较少，而中国社会、印度社会、菲律宾社会、日本社会、非洲社会、拉美社会与欧美社会或美国社会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大，因而社会学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难度较大，面对的困难也较多。
第四，各种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在其展开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社会学美国化和日本化，主要属于一种非运动型的社会学本土化。而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社会学的中国化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学拉美化、印度化、菲律宾化、加拿大化等则主要属于运动型的社会学本土化。
（三）根据社会学本土化成果的形态，可大体将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理论问题研究型、本土社会认识型、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以及修正——创新型四大类型
理论问题研究型指社会学者们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本土化的涵义、特征、原因、实现途径等问题所作的探讨和总结。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随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展开的。应当指出，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离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学者孙本文、吴文藻20世纪上半叶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规划或论述，巴西学者拉莫斯50年代初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分析，印度学者K·莫特瓦尼(K.Motwani,1899-)对如何构建“印度社会学”的探讨和Y·阿塔尔(Y.Atal,1937-)对亚洲社会学本土化的总结，加拿大学者H·希勒索(H.Hiller)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致因的研究，加拿大学者R·J·布赖姆(R.J.Brym)对社会学加拿大化的总结，印度学者Y·辛格(Y.Singh)对印度社会学本土化的总结，英国学者M·奥尔布罗(M.Albrow)对社会学本土化阶段与国际化阶段、全球化阶段的探讨等，便属于此一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
本土社会认识型是常见的一种社会学本土化类型。这一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主要是由社会学者们对本土社会的解释、说明、分析和调查活动构成的。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本土社会认识型既表现为学者们对本土社会某一部分或某一独特现象的研究或实地调查，又表现为学者们对本土社会整体形态和整体构成的研究。前者如阿根廷学者C·O·本赫(C.O.Bunge,1875-1918)对拉丁美洲各人种的民族特征的研究，印度学者B·K·R·布尔曼(B.K.R.Burman,)对印度部落社会的实地数据调查，中国学者李景汉对定县社会的调查研究、严景耀对中国监狱和犯罪现象的调查研究、陈翰笙对中国三江地区的调查研究、费孝通对云南禄村的调查研究、林耀华对彝族社会的调查研究、雷洁琼主持的当代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研究以及郑杭生主持的当代中国不同转型势农村社区的调查研究等。后者如智利学者A·本图里诺(A.Venturino,1893-)对原始印第安人社会、智利社会的研究从而分别构建“原始印第安人社会学”和“智利社会学”，墨西哥学者C·A·E·特鲁希略(C.A.E.Trujillo,1907-)对墨西哥社会的研究从而构建“墨西哥社会学”，加拿大学者J·波特(J.Porter,1921-)对加拿大社会的系统研究并在这些基础上构建的关于加拿大社会的“宏观社会学”等。
在本土社会认识型中，社会学者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者常常是在借鉴和运用外来欧美社会学的某一流派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对本土社会展开研究的。有借鉴和运用结构功能学派的，如阿根廷学者托尔夸托·S·di·特拉(Torcuato S.di.Tella,1929-)对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新兴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工人阶层）的研究，印度学者萨尼瓦斯对印度社会等级和宗教的研究等。有借鉴和运用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如加纳学者K·A·布西亚(K.A.Busia,1913-1977)对非洲社会传统结构和都市化问题的实地研究，埃及学者A·M·阿布扎伊德(A.M.Abu-Zeid,1921-)对埃及、叙利亚游牧居民社会结构的考察，中国学者费孝通对云南禄村的研究等。此外，还有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如阿根廷学者S·弗朗迪西(S.Frondizi,1907-1974)运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去研究阿根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印度学者R·穆克吉(R.Mukherjee,1919-)对印度农村社会的微观和宏观研究受马克思关于社会现实的解释方法的影响，而秘鲁学者J·科特勒(J.Cotler,1925-)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对拉美社会的依附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主要涉及的是以解决本土社会的社会问题或某方面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管理或组织管理为主要目的社会学本土化活动。在这类活动中，社会学家们或进行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建议，或参与本土社会发展规划和社区发展规划，或运用改造过的外来社会学实用方法技术对社会发展进行诊断和评价。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印度社会学者广泛参与的“社会发展计划”活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主持的清河实验区工作和社会学者李景汉等参与的河北定县的乡建运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者朱庆芳等主持的社会指标研究和对全国若干省、市、县的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等，属于这一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活动。
修正——创新型主要表现为本土社会学者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社会学知识的基础上，对本国或本地区社会现象（包括本国或本地区独特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对外来社会学知识进行修正，或概括出具有本土社会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一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学本土化（尤其本土社会认识型）关系密切，两者在社会学本土化实践过程中常交织在一起。属于修正——创新型的社会学本土化成果有墨西哥学者C·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和R·施塔芬哈根提出的“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埃及学者S·阿明(S.Amin,1931-)、巴西学者F·H·卡多索(F.H.Cardso,1931)等创立的依附理论，秘鲁学者M·J·马托斯(M,J.Matos,1921-)提出的“发展”与“低度发展”二元分析框架，突尼斯学者A·布赫迪巴(A.Bouhdiba)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世俗化与性欲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以及日本学者富永健一(1931-)构建的关于工业化过程和社会变迁的理论分析结构等。此外，中国学者陶孟和的帐簿法、孙本文的社会学学科体系理论、陈达的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理论、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理论、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等，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
二 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学的学术活动或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主要具有四大基本特征，即起点上的反思性、功能上的整合性、空间上的世界性和内容上的多方面性。
（一）社会学本土化的反思性
在社会学史上，反思性(reflectivity)概念主要是由美国学者A·W·古尔德纳(A.W.Goulder,1920-1980)于1970年引入社会学领域的。他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学的自身发展进行反思，把社会学知识与这种知识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社会——文化的框架和脉络中对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此后，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对此概念进行了发挥，将对知识主体的特权的质疑等含义纳入了此概念。
社会学本土化的反思性特征，主要体现为对外来社会学的知识论问题的反省以及对社会学在本土社会的发展道路的检讨和探索。这一特征在运动型的社会学本土化活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反思性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反思之一：普适性是社会学研究所应追求的理想性目标，但外来社会学（如欧美社会学）所含的知识是以研究者所在国家或地区为对象基础而构建的，它们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不一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也就是始于对欧美社会学知识的普适性的质疑。从长远的角度看，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普适性目标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经由本土化而获得关于各种不同类型社会的认识，是最终形成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社会学知识的重要基础。
反思之二：客观性是社会学研究所必须坚持的一大基本原则，但绝对客观化（如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欧美社会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欧美社会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美社会的理论性反映；在本土化过程中，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是为了更客观、如实地反映本土社会，与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不矛盾。
反思之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既有共同点又有巨大的差异性，社会学不仅要研究共同点也必须研究不同社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社会学要在本土社会得以成长和发展则必须以本土社会为基本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社会差异性、特殊性的认可和重视。
反思之四：二战后欧美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一直居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成为强势社会学，垄断着世界社会学学术圈，且具有文化霸权的倾向。要打破这种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状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界就必须强化社会学的本土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或流派，提高在世界社会学界的地位，改变学术上对欧美社会学或美国社会学的依赖关系。
总之，反思性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构成了社会学本土化尤其运动型的社会学本土化活动得以展开的学术起点或基础。正是在反思中，社会学者们认识到了社会学本土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
（二）社会学本土化的整合性
整合性原为生物学和生理学术语，意指机体或细胞中各组成部分在结构上组织严密，功能上协调动作，从而组成完整的系统。在社会学史上，整合性概念的最早引入，与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t Spe-ncer,1821-1902)有关。在斯宾塞那里，整合性意指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这些部分的协调和控制。
社会学本土化的整合性主要体现为本土化就在于使社会学与本土社会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使社会学研究适应、满足本土社会的要求。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为使从本土社会以外引入的社会学能与本土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协调关系，社会学者们从多方面作了努力。
比如，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本土化的倡议者之所以强调应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外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因为：不加分析地搬用外来社会学的理论或方法，必然难以对本土社会的社会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难以有效地用以考察本土社会的问题，最终导致社会学研究不能满足本土社会的要求，进而无法在本土社会中得以有效的成长和发展。又如，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本土化的实践者之所以以本土社会为对象，选择对本土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或现实意义的课题展开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因为：社会学要在本土社会得以成长和发展，就必须突显社会学的“社会相关性”，即：关注社会现实，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满足本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提出的要求。
再如，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社会学者们所以致力于构建或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事实上也就是在为了社会学能适应、满足本土社会的要求而寻找有效的工具。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如符合本土社会成员文化心理特征的调查方法和贴合本土社会现实构成的实用性方法），有助于本土社会学者们科学地、有效地认识社会并将社会学成果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从而满足本土社会的要求。
（三）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
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主要指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并不仅仅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运动型本土化如此，非运动型本土化更是如此。
非运动型的社会学本土化自社会学这门学科从其产生地（西欧）传入其它国家或地区后，就开始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于社会学学科的引进国或引进地区的社会学者的研究活动中。这就是说，虽然社会学学科的引进国或引进地区的社会学学者没有明确提出或标榜出“本土化”要求，但在他们的研究活动中，事实上程度不同地将社会学这门外来学科与所在的本土社会的实际（含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研究成果也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了本土社会的特点。正如法国学者阿隆(Raymond Aron)所说，V·帕雷托(V.Pareto,1848-1923)的研究受马基雅弗利学派的影响，“本质上是属于”意大利式的，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研究则受历史学派的影响，是“属于”德国式的。[2]
运动型的社会学本土化在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70年代后，不仅普遍地存在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地区，还出现于一些西方国家（如加拿大）。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本土化运动也并不局限于第三世界。
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二战以后所以能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欧美社会学的有限解释力以及照搬欧美社会学的危害有关，又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社会学研究力量的壮大以及日益增多的对欧美学者“学术垄断”的不满和反对有关。此外，70年代美国社会学内部发生的范式危机和信任危机（如女权主义者、黑人群体对社会学研究的攻击和不信任），也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学者原有的对欧美社会学的“迷信”，从而刺激了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
（四）社会学本土化的多方面性
从本土化的内容看，社会学本土化几乎涉及了社会学学科的所有构成部分，具有多方面性的特征。亚洲地区如此，其它国家或地区也如此。
在亚洲，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内容如同印度学者Y·阿塔尔的概括，至少表现在四大方面，即：以本国语言进行大学教育并使用当地资料、本国决定研究重点、使用本土学者进行研究以及在理论和方法上重新确定方向（如创建本土研究范式）。
在加拿大，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集中于教学人员的加拿大化以及课程内容的加拿大化。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学在加拿大的本土化开始涉及社会学研究的“内容”、“观点”、“方法”、“材料”等多个方面。
概括地讲，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学本土化，既包括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本土化，又包括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其内容涉及社会学宏观研究的本土化、微观研究的本土化以及学科体系的本土化等。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其内容涉及研究框架的本土化、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的本土化以及实用性方法技术的本土化等。
除上述反思性、整合性、世界性、多方面性四大基本特征外，社会学本土化还具有差异性、相对恒常性等特征。所谓差异性，就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本土化总会在“化”的对象、本土化的措施以及本土化的结果等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反谓相对恒常性，就是指只要社会学的世界格局主要由强势社会学和弱势社会学的并列而构成，社会学本土化总会存在于该学科处于弱势状态的国家或地区之中。
三 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几点误解
自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以来，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日渐增多，本土化的赞成者大有人在，否定者尤其来自强势社会学圈的否定者也不乏其人，出现了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若干误解。
（一）社会学本土化是否会导致学术上的排外主义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社会学学术研究上的排外主义，因为社会学本土化强调对外来欧美理论的质疑，强调对本土社会的研究。
的确，对外来社会学包括欧美社会学的质疑，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学本土化的反思性一种表现。强调质疑恰恰反映出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学者获得了他们原先所缺少的一种科学理性——反思意识。质疑是为了区分欧美社会学知识的合理成份与非合理成份，发现欧美社会学中哪些知识（理论、观点、方法等）适合应用于研究本土社会，哪些知识经改造后可以用于研究本土社会以及哪些知识仅仅反映的是欧美社会的独特性因而不适合于解释本土社会。可以认为：对外来社会学的质疑恰恰是科学理性的体现，是学术开放的理性基础，是引进和运用外来社会学活动的必然组成部分。因此，社会学本土化与学术开放并不对立，并不会导致学术上的自我封闭和排外主义。
再者，社会学学科的引进或输入本身是学术开放的产物，社会学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间社会学学术交流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学的成长过程中，排外主义倾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现实的。一方面，社会学在欧美社会起步早，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和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加以批判地吸收和运用。另一方面，本土社会与本土以外的社会虽然有差异性，但也有共同性，因此了解外来社会学的知识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本土以外社会与我们所在的社会的具体差异，也有助于社会学从学理上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共同基础（社会间的共同性），为发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社会学知识提供可能。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间的学术交流日益成为各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学学术研究上的排外主义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社会学本土化是否是一种学术上的相对主义
在社会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学术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类似的说法可见于保加利亚学者N·吉诺维的一篇论文。他说：“无论找什么理由去坚持社会学的本土化，都容易变成是在实践社会学的相对主义”。[4]
这种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学术上的相对主义的观点，事实上是对相对主义概念的滥用并由此对社会学本土化产生的误解。
“相对主义”概念的中心思想是：人类认识的标准在所有社会中“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完全相同的”。[5]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相对主义者常常作出了两个判断，即：人们只能按该社会所通行的准则和条件来理解这个社会的言行；判定一种文化制度比另一种文化制度更优越的根据是不存在的。显然，相对主义观念对于打破制度和文化上的种族中心主义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致命的缺点在于忽视了不同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以及人类所共有的进步或发展标准。
学术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的根本点，就在于否定各种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标准，否定普遍知识和客观真理存在的可能性。以此观点或标准来判定社会学本土化，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学术上的相对主义吗？
社会学本土化就在于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它并不否定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分支的社会学的科学性质，也不否定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目标和客观性标准。相反，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强调对外来社会学知识的普适性的质疑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对外来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的检验，以期最终发现对全人类社会来说哪些社会学知识真正具有普遍性。而且，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强调改造外来社会学方法，采用符合本土社会成员文化心理特点的社会学方法去研究本土社会，本身就是对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坚持。此外，注重对本土社会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是社会学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欧洲和美国）中成长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它与社会学研究所应追求的普遍性目标和奉行的客观性标准并不矛盾，因为：真正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社会学是在对各国家、地区社会获得深刻的、全面的认识基础上最终才能得以建构的。因此，可以肯定：社会学本土化并不是一种学术上的相对主义。
（三）社会学本土化是否必然会导致局内人主义
在社会学史上，“局内人主义”（insider doctrine，又译为“里边人主义”）一词主要是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R.K.Merton,1910-)1972年在其《局内人与局外人》一文中提出的，用以描述美国黑人学者R·W·科纳特(R.W.Conant)的观点。科纳特在70年代初认为：白人社会学者的学术研究是不能真实地了解黑人社会；白人所以不能且永远不会对黑人社会有一种体悟，原因在于他们不是黑人社会的一分子。科纳特的这一说法，事实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局外人（outsider，指处于某一群体文化之外的人，他与这一群体没有从属关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他所没有从属的社会、群体或文化的真理，局外人是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的，只有局内人才能接近并有能力了解他所在的团体、文化和社会的。科纳特的这种观点或说法，也就是默顿所说的“局内人主义”。
事实上，无论是局内人进行的研究还是局外人进行的研究，均各有其优势和劣势，需要正确地加以对待。在局外人进行的研究中，由于局外人不具有长期地在所研究的群体或社会中生活浸润的历史，他可能很难对这一群体或社会的人和事中隐含的微妙之处有深刻的理解，但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局外人可以与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有助于保持研究的客观性。而在局内人进行的研究中，虽然局内人由于与研究对象共有同一文化，他们可以比较透彻地、深刻地理解被研究者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和情感表达方式，但另一方面由于局内人与被研究者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因而研究者可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社会行为和发生的社会现象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或带着一种情感定势去判断被研究者，从而会降低研究的客观性，妨碍了研究的深入。结合局内人与局外人研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我们认为，科纳特所奉行的学术研究中的局内人主义观点是武断的和片面的。
那么，社会学本土化是否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必然导致局内人主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史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作为发达国家一员的加拿大）之所以强调社会学研究力量、教学力量的本地化或本土化，主要是因为此前外来学者垄断本国或本地区社会学研究的局面，的确不利于社会学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成长和发展。众所周知，社会学学科要在发展中国家生根发芽，没有一支强大的本地学者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倡导社会学本土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以本土社会为基本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学者（局外人）不可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象，也不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即局外人进行的研究）毫无价值，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就不可以对发达国家的现象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中，社会学者的研究正是在批判地吸收欧美社会学成果（包括欧美社会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我们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并不会必然导致局内人主义。
（四）社会学本土化是否等同于对本土社会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中，有一部分学者将社会学本土化等同于或主要等同于对本土社会社会问题的研究。这种看法，反映出他们对社会学学科的构成以及社会学本土化内容的理解的不准确。
我们知道，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学学科大体上是由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等部分构成的。社会学本土化从内容上讲是多方面的，不仅涉及理论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涉及应用社会学的本土化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是社会学本土化的灵魂，它对于本土社会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起指导和规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土社会社会学学术水准的高低。而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整个社会学本土化的基础，它对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仅仅将本土化理解为对本土社会的社会问题这一应用社会学论题的研究，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有害的。一方面，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活动的基本对象的本土社会是由多方面内容构成的，社会问题虽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远不是全部内容。另一方面，忽视理论社会学的本土化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而只重视社会问题这一应用社会学论题，不仅会导致社会问题的研究难以有效的进行，得出的对策性方案难以实施，使社会本土化的基本目的之一即增进社会学在本土社会的应用无法完全达成，而且严重地阻碍社会学本土化的其它基本目的（如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等）的实现，最终也就会使社会学学科无法真正地在本土社会获得广泛的认可并获得长足的发展。
除上述四大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误解外，还存在着其它一些误解，如：将社会学本土化看成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归或仅看作是对本土社会较独特的现象的考察。社会学本土化强调的是社会学这门外来学科与本土社会的现实的结合（包括与作为本土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之一的文化传统的结合），它决不是对本土社会传统文化的复归。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化传统不等于传统文化，前者主要是一个现实概念，指由存在已久的且今天仍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发挥作用的文化成份，而后者则主要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许多构成部分在今天已经消失或不起作用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学者们对本土社会中存在的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只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活动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此外，将社会学本土化仅视为是对本土社会较独特的现象的考察，也是一种对社会学本土化的错误理解。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本土化史上，一些学者的确比较重视研究所在社会较独特的社会现象（即本土社会以外的社会所不具有的或很少具有的社会现象）。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全部活动，尤其不是当代社会学本土化的主体活动取向。而且，如果仅仅将社会学本土化视为是对本土社会较独特的现象的研究，必然会导致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的不全面，使社会学学科与所在的本土社会的关系不能协调起来，无法适应和满足本土社会的全面要求，最终会限制和阻碍社会学在本土社会的生长、发展。
标签：社会学论文; 本土化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相对主义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