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平等观评析
蒋 锐，钟丽丽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克罗斯兰关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平等的观点是其社会主义观的核心内容。在克罗斯兰看来，平等不仅仅是单纯的机会平等，更不是片面的结果平等，而是综合了二者的“民主的平等”，是一种无阶级社会。工党党内左派认为克罗斯兰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弱化了国有化和国家所有制的地位，坚持只有国家控制了生产和分配方式，社会才会更加平等；新自由主义者则从道德和政治、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以及作为实现平等的重要工具的公共部门等方面对克罗斯兰的平等观进行了抨击。克罗斯兰的平等观体现了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工党的意识形态和策略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克罗斯兰将社会主义理解为追求平等的社会价值，而不是一种关于生产方式所有制的学说，就违背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关键词 〕克罗斯兰；平等观；民主社会主义；英国
克罗斯兰是20世纪英国工党著名的理论家、政治家，曾担任工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工党，工党的很多社会政策直接体现着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工党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每一次现代转型在价值追求上也无不受其影响。作为理论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通过梳理欧洲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将社会主义抽象为一套理想和道德价值；通过与英国现实对比，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目标已经实现了，他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平等，从而修正了传统左派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重新阐释。那么，克罗斯兰的平等观有着怎样的不同含义？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其平等观呢？本文拟就此加以探讨。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平等
克罗斯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平等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早在1949年，克罗斯兰在竞选南格洛斯特郡下议院议员时就对社会主义作过阐释[注] 关于这一观点发表的年份有争议，帕特里克·戴蒙德认为是1950年，大卫·莱斯曼则认为很有可能是1949年。 。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人人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没有上层和下层阶级之分的社会。……它意味着每位市民都有机会过同样高雅、讲究和舒适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能够忘记所有悲惨的经济问题，而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注] Patrick Diamond，The Crosland Legacy： the Future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 Policy Press，2016，p. 1. ，并强调“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本质上是道德的而非物质的。它与生产方式的国有化无关，与任何具体的经济政策无关。它关乎的是一个公平、道德和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再是一半的人住在拥挤丑陋的房子里，而另一半人生活在宽敞漂亮的房子里。在这个社会里，不再是一半的人15岁就辍学到工厂上班，而另一半人则进入伊顿或牛津大学学习”[注] David Reisman，Anthony Crosland： The Mixed Economy，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12. 。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一文中，他“将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无阶级的社会——融合了最高程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民主”[注] See David Reisman， Crosland’s Future： Opportunity and Outcom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57. 。
而在其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克罗斯兰更是集中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书中，克罗斯兰首先分析了英国社会的新变化，认为“二战”后英国经济繁荣发展，实现了充分就业，社会生产力和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而且资本家阶级掌握的权力正逐步转移到政府、经理阶层和劳方手中。基于这些变化，克罗斯兰得出了英国已不是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结论。既然资本主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克罗斯兰诉诸传统，描述、分析了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主要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发现这些不同的流派和理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实现手段差异巨大，唯一的共识是基本的理想和道德价值，并将社会主义的理想归结为五大方面：“一是反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上的贫穷和肉体上的痛苦；二是拓展‘社会福利’，尤其是针对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压迫或不幸的人们；三是坚信平等和‘无阶级社会’，尤其是希望赋予工人‘应有’权利和相应的工作地位；四是反对竞争、对抗，渴望博爱、合作；五是反对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无效率，尤其是反对其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趋势”[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3、74、124、138页。 。克罗斯兰认为战后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使得第一条和第五条失去了合理性，而过度竞争性个人主义的缓和和竞争所具有的优势使得合作不宜成为社会主义目标的一部分。因此，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关注社会福利，实现一个平等而无阶级的社会”[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3、74、124、138页。 。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经过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滞涨期，克罗斯兰仍坚持其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再一次强调“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关于平等”[注] Anthony Crosland， 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Dick Leonard， Jonathan Cape，1974， p.15. 。
在阐述为何要建设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时，克罗斯兰认为重新分配的传统论据正在失去它们的相关性，因为“二战”以后艾德礼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意味着收入差别正在缩小，进一步的再分配基本不会再提高人类福利了，其提出的通过财政机制和国家控制实现平等的新方法也意味着克服艾德礼政府衰竭感，重新复兴社会民主主义。克罗斯兰主要从社会层面对为何要建设平等社会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实现社会平等和无阶级社会“一直是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强有力的伦理诉求，也仍然是当今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的特征”[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3、74、124、138页。 。英国丰裕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的这一理想不再是经济层面上的了，而是一种伦理的、道德的目标，即更平等更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一方面，一个更高程度平等的社会可以减少集体性的不满和社会敌对情绪。在英国，企业领域的敌对情绪最为明显，“主要表现为非正式罢工、不合作以及普遍存在的猜忌对立情绪”[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3、74、124、138页。 。这种不满不同于传统紧张的劳资关系，更多是社会学上的，即因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匹配而导致的不满与对抗。相对富裕的人群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失去经济优势，而最贫穷的人由于经济发展，其经济地位已有所上升，但社会地位却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非金钱方面的特权很少，而且还有明显的教育劣势。另一方面，现存的不平等危及了社会公平。英国教育体制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使得富人阶级的子女可以进入私立学校，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特权，进而具有更好的就业前景，而工人阶级的子女由于无力负担高昂的学费而不能获得私立学校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这违反了机会平等原则。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使得很多技能只限定在少数特权阶级手中，加上大部分财产是继承所得，因此劳动报酬的获得和财富的分配“不是取决于所有者现在或过去的表现，而是取决于出生的偶然性”[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3、74、124、138页。 。而且，这种不平等抑制了阶级间的社会交往，限制了社会流动，不利于从所有人中筛选和利用最优秀的人才，从而造成社会浪费，导致低效。
作为党内右派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克罗斯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阐释受到了以比万为代表的党内左派分子的抨击。他们将国有化等同为社会主义，坚称“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有国有化；但没有国有化，我们就没有社会主义”[注] 转引自薛刚：《战后英国工党政治思想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8年第4期。 ，认为只有国家控制了生产和分配方式，社会才会更加平等，而克罗斯兰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则弱化了国有化和国家所有制的地位，是不能接受的。克罗斯兰则反驳左派过于强调产业的重要性，混淆了目的和方式，夸大了所有制对实现平等结果的重要性。
但是克罗斯兰所设想的平等社会依赖于充满活力的经济，而经济并不总是增长的，英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滞涨期，并且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不会自动带来重新分配和高福利。
二、社会主义平等的内涵
(一)平等：无阶级社会
克罗斯兰所追求的平等既有机会平等，也有结果平等，但又不仅仅是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他的平等观具有更深刻的含义。他赞同自由主义者的起点平等，也相信社会主义者所坚持的对结果的管理。机会平等不是平等的全部内容，但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克罗斯兰支持公平竞争，坚持“每位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37、144、156页。 ，认为公平的起点是公平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他看来，机会平等意味着“作为公民，每个孩子都拥有‘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天然权利，都有权获得依其天赋应能达到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应该具有获得财富、进步与名望的平等机会”[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37、144、156页。 。但仅有机会平等又是不够的，因为机会平等不够重视起点和不平等的禀赋，家庭背景和遗传基因对个人起点的影响巨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从机会平等机制中受益最多就是那些家庭背景好、遗传基因好的人。关注起点，并尽可能地用教育来弥补家庭和环境背景的消极特征，如此，竞争中因起点不同所导致的高回报才能更公平。这一点更接近于社会政策，与克罗斯兰对综合教育体制的推崇有关[注] David Marquand and Anthony Seldon， The Ideas That Shaped Post-war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6， pp.176-178. 。
结果平等意味着重新关注终点，但结果平等不是绝对的平等。一方面，克罗斯兰认为不平等在伦理上是不道德的，是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背道而驰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应存在收入的不平等，“因为额外的责任与杰出的才能需要也应该得到差别待遇”[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37、144、156页。 ，而且“经济发展和效率都确实需要某种程度的差异收入以及为获得这种收入而展开的一定程度的竞争”[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37、144、156页。 ，但这些不同薪酬职位的存在应以最公平的竞争为条件。同时他也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财富的两极分化，而不是让所有人的收入降低至同样的低水平”[注] See David Reisman， Anthony Crosland on Equality and State，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Vol.7， No.2， 1997， p.169. ，“我自己并不希望：所有私立教育消失；首相也像某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元首那样，没有公务用车；女王骑着自行车出行；英国上议院马上被废除；劳斯莱斯被停产；皇家卫队、牛津与剑桥大学、布多恩金酒、(更令人质疑的)皇家赛艇队，以及较低层次上的米洛伊之家，都失去它们现有的独特特征”[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5页。 ，克罗斯兰想看到的是自由市场条件下社会差距的合理缩小。
克罗斯兰关于平等和自由的分析存在着一系列的疏忽和不连续性，他从未明确说明平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还是仅仅是扩大人类自由的方式。纠结于平等与自由，克罗斯兰最终认为选择的自由应高于对因不同教育经历而取得的优势地位的否定，这一点体现在他对待教育体制改革的态度上。他认为：“不断告诉人们怎么支配他们的收入不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这样做是对自由的干预，认为白厅的人最了解什么是对人民最有利的观点也是对自由的干预。”[注] See Mark Wickham-Jones，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New Labour： An Appraisal，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2， 2007， p.233. 因此“取消所有的付费私人教育……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注] See David Reisman，Anthony Crosland on Equality and State， Joun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7， No. 2， 1997， p.165，164. 。购买力可以通过税收适当地修正，但政府没有权力阻止人们在寄宿教育上花钱，如果这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因此他才会建议在保留私立教育的同时提高公立教育的质量。
“游戏版号限量”为何一度让游戏行业绝望？版号可以理解为国家发给游戏的运营许可证，只有拿到了这个许可证，你的游戏才能正常上线运营，否则将会是“非法运营”。据官方统计，在今年1-3月份，获得版号的游戏数量分别为716款、484款和727款，自此之后，未有游戏获得版号。大的游戏公司还可以拿之前的储备维持发行量，而那些小的游戏公司，尤其是只靠一款新游戏发行赚钱的，前景非常黑暗，中小企业出现倒闭裁员潮。有消息称，腾讯内部已经在要求游戏部门控制资金流并削减预算，“共度难关”。强如腾讯这样的游戏公司都在节衣缩食了，其他公司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想要多少平等，克罗斯兰也是模棱两可的：“我们希望在平等的路上走多远呢？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明智或中肯的问题，可以给出明确的回复”，“这一终极目标在于其不确定性”[注] Mark Wickham-Jones，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New Labour： An Appraisal”，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2， 2007， p.231. 。他只是指出不平等的普遍存在和采取措施的迫切性，并对平等的目标作了一般性的表述，即“更多的社会平等，不仅包括教育改革，也包括社会资本的提高；如此让那些不太富裕的人能获得基本体面的住房、医疗和教育，能够享受到富人们通过私人途径所购买到的物品”[注] Anthony Crosland， A Social-Democratic Britain， in 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Jonathan Cape， 1974， p. 71. 。而对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关系，克罗斯兰的逻辑也并不总是清楚的[注] See David Reisman， Anthony Crosland on Equality and State，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Vol.7， No.2， 1997， p.171，61，88. 。他一方面赞同在结果的平等水平方面通过国家的干预来调节经济，另一方面又认为从长期来看起点的公平才会带来更多的平等，将机会平等视为收入平等的最佳保障。
(二)平等与自由
此外，我国的资源利用率一直在全球内排名较低，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供求的紧张状况，过度开采又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的重工业污染问题、水污染、大气排放等，都对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只有加快转变我国的发展模式，尽快落实绿色经济，不在发展时排放废气废水、浪费资源等，这样才能还给地球一片蔚蓝的天空和翠绿的大地。只有在环境可承受的底线内来发展经济，才能实现社会全面、健康、长久的发展。
克罗斯兰身上同时存在着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在协调二者的关系方面，他秉承了德宾在《社会主义状况》一书中的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相容的观点，坚持认为平等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公正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社会中同时实现平等和自由”[注] See Patrick Diamond， The Crosland Legacy： the Future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 Policy Press， 2016， p. 87. 。他更曾直接地说过“社会主义就是追求平等，保护自由。除非我们真的平等了，否则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注] David Reisman， Crosland’s Future： Opportunity and Outcom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59. 。但同时，他更进一步地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理想是平等，但平等是实现个体‘积极自由’的保证”，如果“没有物质资源的更平等的分配，公民就无法过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注] See David Reisman， Anthony Crosland on Equality and State，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Vol.7， No.2， 1997， p.171，61，88. 。平等不仅涉及收入的重新分配，还涉及到权利的重新分配，是扩大个体权利、选择和自由的方式。在克罗斯兰看来，在一个异质和开放的社会里，社会民主应把集体行动、国家干预、公共物品的供给和自治权、自由结合起来，以提升个人自由和公民权[注] See David Reisman， Anthony Crosland on Equality and State，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Vol.7， No.2， 1997， p.171，61，88. 。
何为平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平等，不仅仅意味着机会平等的精英社会。在精英社会里，那些最幸运的、拥有天赋遗传和家族背景的人获得最高的报酬。对于平等，我们有一个更‘强烈strong’的定义，即后来罗尔斯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平等观的民主的平等。我们的平等，也不仅仅是收入的重新分配。我们希望的是一种更宽泛的平等，包括财产的重新分配、教育体制、社会阶级关系、工业权力和特权——也就是原来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无阶级社会’”[注] Anthony Crosland， 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Dick Leonard， Jonathan Cape，1974， p.15. 。
3.改革税收制度，重新分配财产。财富分配是影响平等的第三个因素。克罗斯兰认为如果财富的不平等是因遗产继承而非工作所造成，那么这种财富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劳动收入的极大不平等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反映的不仅仅是能力的差别，也反映了机会的不同。而且，英国的税务体制以收入作为缴税依据，低估了财产所有者的缴税能力，不利于以工作为收入来源的那些人，也是不公平的[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213、215页。 。
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从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方面抨击了平等主义的社会公正的哲学基础。新自由主义关注消极自由，即免于干预的自由，而克罗斯兰的平等观则关注积极自由，将自由描述为“一种能做或喜欢做值得做的事情的积极力量或能力”[注] David Reisman， Crosland’s Future： Opportunity and Outcome，Macmillan Press Ltd，1997， p.57. 。与消极自由质疑干预型政府不同，积极自由认为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政治干预，还会受到物质阻碍，与资源、机会的拥有有关，这就提出了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配问题，与平等主义有了某种关联，即：既然我们相信自由社会里每位公民都有均等的自由，那么我们不仅应关注其免于干预的自由，还应关注资源和机会的最平等分配。新自由主义者们反对这一论点，认为它混淆了自由与能力，认为贫穷或曰资源的匮乏与自由毫无关系，自由是互不干涉而不是资源和机会的拥有，因此即便存在物质的不平等也可以建设一个自由的社会，只要这种不平等是市场带来的[注] David Marquand and Anthony Seldon， The Ideas That Shaped Post-war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6， pp. 178-179. 。
(2)算法1的6～16行是差分隐私保护的实现.对每一个用户u，生成一个Laplace噪声变量o(第14行)，其中Δ为最高评分与最低评分之差.ALS求解用户特征矩阵P的式(10)变为
三、实现平等的手段和条件
(一)实现平等的手段
克罗斯兰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明多大程度的平等才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但他探讨了影响社会平等的因素和实现平等的手段，认为要在英国实现更高程度的平等，就要改革教育体制，改变消费方式，通过税收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并且在企业内实现权力和地位的平等分配。
1.改革私立教育，建立综合式教育体制。克罗斯兰认为要实现平等，不仅仅要机会平等，还要真正摧毁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在社会不平等的各个方面中，英国的教育体制被克罗斯兰描述为“最具分裂性的、最不公平的，也是最浪费的”[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认为“私立学校的特权和社会分离主义是对机会平等的公然否定”[注] See David Reisman，Anthony Crosland on Equality and State， Joun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7， No. 2， 1997， p.165，164. ，并将“与国家教育体系相隔离的、只为富裕阶层所有的教育特权等级”视为“造成英国阶级分层和阶级意识的最主要的原因”[注] Patrick Diamond， The Crosland Legacy： the Future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 Policy Press， 2016， p. 73. ，并毫不掩饰地声称： “如果只能做一件事情，那我将摧毁英国所有的文法学校”[注] Susan Crosland， Tony Crosland， Jonathan Cape，1982， p.148. 。克罗斯兰之所以对英国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是因为文法中学、私立中学比公立中学拥有更好的资源，其学生也因此拥有更好的职业前景、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工人阶级由于负担不起高额的学费，其子女也因此无法享受这样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他认为教育而不是国有化才是实现更公平社会的主发动机。“如果国家能在更大范围内、真正公平地配备学校、医院、教师和医生，……那么结果将会是这样：不是收入的更加平等，而是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结构的更加平等。”[注] Maurice Kogan， “Anthony Crosland：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ian”，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32， No.1， p.74. 因此，克罗斯兰提出要改革私立教育，建立综合式教育体制。私立学校不再是独立的国家教育系统的上层部分，而是被逐渐地合并到公立教育体系中，同时通过政府财政支持，提高公办教育水平，逐步消除公办教育与私立教育之间的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克罗斯兰关于教育的改革在课程内容和变革速度上都是温和、渐进的，充分尊重学校的自治权，“要求”而非“命令”地方政府和学校实施教育改革，同时还充分考虑到学校的设施和教师问题。
2.改变消费观念，促进合理消费。影响社会平等的第二个因素是生活方式和看得见的消费方式。克罗斯兰从个人自由、社会公正和真正平等主义三方面分析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社会心态及一般意义上的阶级平等的影响，认为“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看得见的消费方式越平等，人们对平等生活的主观感受也就越强烈”[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213、215页。 。物质水平的提高必然拓宽个人的选择范围，个人消费的增长也必然增加社会平等事实和平等意识，而从社会公正的意义上来讲，人人都应有机会享受到富有阶级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品。对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党来说，应把促进、提高个人消费作为社会主义目标主张的一部分，改变自身在公众意识中的节制消费、定量配给和严格控制等形象，而“应该自豪地宣布这一事实，即我们希望看到每个人都能快乐、富足、享受到过去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品”，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朝无阶级社会迈出一大步”[注]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朱美荣、张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213、215页。 。
配网设施巡检是有效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的一项基础工作[4]，巡检的目的是掌握配网线路运行状况及周围环境的变化，及时发现设施缺陷或危及配网线路安全的隐患，从而保证配网线路的安全和电力系统稳定。
克罗斯兰关注财富的集中以及特权的代际转移，因此建议征收直接的收入税和更高额的遗产税、年财富税和资本收益税，认为通过这些措施可以降低高收入，遏制财富的过度集中，增加公共支出的投入，从而促进平等。
（3）强化县级环境执法监测队伍建设。为了提高地方环境执法检测工作质量，有必要完善执法检测队伍建设，要点在于：一方面，完善培训工作，主要包括体能素质培训、党政思想培训，以及高新科技工具的培训，以期提高执法队伍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强化技术支持，以高新科技工具、信息化管理等途径，优化执法队伍装备配置，切实提高环境执法监测能力[3]。
PTMC患者的治疗与管理一直存在争议[13-16]。鉴于多灶性病变的高发病率，TT曾被认为可更大程度地消除所有病灶而改善预后。然而本研究TT并未改善PTMC患者预后。因此，本研究结果支持对于大多数没有危险因素的PTMC患者可行腺叶切除，其疗效与TT基本相同且并发症风险显著低于TT。如前所述，远处转移高度提示患者不良预后。TT结合术后放射性同位素治疗是分化型甲状腺癌远处转移公认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此外，也是术后随访探查远处转移病灶的重要检查方法。
4.合理分配企业内部的权力和地位。企业内部权力和地位的分配是影响社会平等的最后一个因素。虽然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已经发生了重大转移，但企业内部的权力和地位仍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对于企业管理，科尔认为除非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转移与分散，否则自我管理就是个骗局，韦伯则认可官僚制的效率[注] See David Reisman，Anthony Crosland on Equality and State，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Vol.7， No.2， 1997， p.169. 。受科尔的经济民主理论和韦伯的专家治国政治的双重影响，克罗斯兰一方面认为领导的独裁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工人自身并没有真正参与管理的愿望，因为“所有的经验都表明只有一少部分人想参与管理”[注] Anthony Crosland， Socialism in a Dangerous World， in 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Jonathan Cape，1974， p. 65. 。基于此，克罗斯兰建议不依赖于正式机制，而应依赖于非正式协商、随意的聊天和工会代表以及民主国家的参与等方式实现权力的平等。
致力于实现平等并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或纯粹的精英社会，社会主义者不仅仅要给予所有人平等的机会，还要缩小特权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在可支配性收入和人生机会方面的差距，这就涉及到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另一个问题：平等和自由的关系。
(二)实现平等的条件
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公共支出是实现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和平等要求资源从个人消费向公共支出的相对转移”[注] Anthony Crosland， Socialism in a Dangerous World， in 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Jonathan Cape，1974， p. 65. ，公共支出扩大了，机会平等自然也就扩大了。在克罗斯兰看来，经济增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只要经济是增长的，即便不提高税率，政府的收入也会增加，相应的公共支出也会增加，无需劫富，增长收益向贫困人群倾斜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从而也减少了不平等[注] See Bryan Magee， Tony Crosland as I Knew Hi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81，No.2， 2010， p. 177. 。经济增长与机会、结果平等也是共生互利、循环往复的。经济增长可以保证机会和结果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化的进程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注] See David Reisman， Crosland’s Future： Opportunity and Outcome， Macmillan Press Ltd，1997， pp.3-4. 。经济增长带来的总的实际收入的增加使得更多的工人阶级能够负担得起原来只有富有阶层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富人们无法通过独占新产品来保持其领先地位，因此缩小了看得见的贫富差距。经济增长也使得富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上升， 因而也能接受其相对生活水平的下降，从而达到“无需承受社会压力和限制自由而实现平等”[注] The Socialist Agenda： Crosland’s Legacy， edited by David Lipsey and Dick Leonard， Jonathan Cape， 1981， p.27. 的目的。
鉴于克罗斯兰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新自由主义者对克罗斯兰的批评也主要集中于此。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哈耶克，认为社会公平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一种幻觉，否认自由市场会带来不公平。他们认为自由市场中个体自由交换行为的后果，即所谓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非计划中的，也是不可预见的，国家没有普遍义务缓解这种不公正，也因此社会公正的思想从道德上来说是不应追求的。另外，通过分配规则来界定社会公正本身就表明其道德上的脆弱性，不同的分配规则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资源分配。在哈耶克看来，选择这种或那种竞争原则是一种主观偏好，他甚至更激进地认为鉴于自由社会中人们对社会公正的含义理解不同，应放弃追求公正的社会[注] David Marquand and Anthony Seldon， The Ideas That Shaped Post-war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6， pp.176-178. 。
品牌影响力的路径系数为0.73，也说明其对新疆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影响作用显著，且具有很大提升空间，因此应加强构筑新疆民族特色的品牌形象，注重结合新疆特有的历史、人文资源，在产品包装形象、生产环境形象、经营业绩形象、社会贡献形象、员工层次形象等方面突出新疆特色，增强品牌的文化品位；结合新疆农产品已经在消费者心中留下的美好印记，进而充分利用和开发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紧跟时代特色，为农产品区域品牌做历史文化背书。将新疆的区域品牌培育和产品营销结合，进行品牌营销，注重品牌产品在营销中的形象，进而提升品牌忠诚度。
克罗斯兰相信平等与支出是密不可分的，并认为应通过公共服务扩大政府权力以实现平等。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因其平等概念意味着国家在弥补社会劣势方面的作用。首先，直接的重新分配效果有限。考虑到可能被接受的征税水平，可用来重新分配的资产对贫困人群的影响了了，自然也无法解决家庭劣势，而这种劣势只能通过国家提供的服务才能解决，尤其是教育方面。其次，公共供应能帮助贫困人群，相比较于直接的重新分配，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公共支出在促进社会更加平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是克罗斯兰实现平等的策略的核心，而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则要求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观点在《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中明确提出。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证了经济增长为政府提供财政红利，政府把这些红利投入到公共服务中去，而公共服务能带来平等(至少是社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在维持富有人群绝对地位的同时持续提高贫困人群的相对地位[注] David Marquand and Anthony Seldon， The Ideas That Shaped Post-war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6， pp.174-175，181-182. 。
对于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也从两方面进行了反驳[注] David Marquand and Anthony Seldon， The Ideas That Shaped Post-war Britain， Fontana Press， 1996， pp.174-175，181-182. 。其一，公共支出并不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平等，因为它最有利于中间阶级。当然这并不是说最贫穷群体没有从中受益，而是说它并没有带来平等，富有群体从中受益更多，如对大学的公共投入和国家支付学费，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也是如此。其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公共支出实现平等的策略会产生依赖文化，尤其在年轻人、失业者、单身母亲等群体中，他们会依赖国家的转账支票。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推进，克罗斯兰自己也认识到通过公共支出实现社会平等的方式是有瑕疵的，认为公共支出并不如他曾经设想的那样有效地促进公平，“我们痛苦地发现私人消费向公共支出的转移并不必然促进平等”[注] Crosland and New Labour， edited by Dick Leonard，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39. ，“虽然投入到社会工程的总钱数大大增多，但分配到贫困人口的净现金流入却很少，因此尽管社会支出在提高，但贫穷和不平等仍然存在”[注] Anthony Crosland， 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Dick Leonard， Jonathan Cape，1974， p.47. 。研究也证明相比较于贫苦人民，中产阶级从战后的福利国家中获益更多[注] David Reisman，Anthony Crosland on Equality and State，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Vol.7， No.2， 1997， p.171. 。关于这一点，克罗斯兰自己也曾说过：“他们(指中产阶级——引者)为他们所在地区的学校要求更多的资源，……他们要求国家干预以补贴从家到工作地的通勤费。他们的这些要求通常都被满足了，因此，公共支出的分配也由资源最紧缺的地方向那些提出最多要求的地区倾斜”[注] See Patrick Diamond， The Crosland Legacy： the Future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 Policy Press， 2016， p. 77. 。
伟翔上班，我在家里做家务。只是，每天我都刻意地留了一点时间给自己。去健身房，或者报名去各种学习班，渐渐地，我有了几个谈得来的朋友。伟翔打电话回家说有应酬时，习惯性地先说对不起，尽管我的心里很失落，但我还是说：“没什么对不起的，玩得开心点。”
四、结语
克罗斯兰及其《社会主义的未来》激发了战后工党关于平等本质的争论，他所复兴的修正主义是致力于平等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他看来，机会平等意味着所有人，不论阶级和职业结构，都能凭借才能获得提升，而结果平等则确保可支配性收入和资源的分配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鉴于克罗斯兰将平等视为首要价值，因此他在《社会主义未来》中广泛地讨论了其平等观，是“迄今为止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作的最具说服力、最雄辩、最全面的阐述”[注] Dick Leonard, Crosland and New Labour, Macmillan, 1999. 。克罗斯兰在阐明自己信念的同时，也在努力解决左派的平等和公正应该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但他的分析中有一系列的遗漏和不一致之处。对于平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还是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扩大人类自由的一种方式这一问题，克罗斯兰始终没有阐释清楚。也因此，工党的思想中关于平等与社会民主主义目标之间关系的困扰一直存在。
克罗斯兰关于社会主义就是平等的观点肯定了英国政治两大特色传统——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它融合了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强调国家在对抗自由放任市场资本主义、促进个人自由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所有人都天然地拥有公民权，行使不可剥夺的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同时，它也对工党的意识形态和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然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平等，那么工党就无需强调生产性资本所有制方面资本和劳动力的冲突，转而强调国家对市场的改革，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协调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从而将人民福祉和创造财富、追求利润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克罗斯兰对待公有—私有部门关系的实用主义态度、肯定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以及对经济增长对于减少经济不平等、改善社会福利的重要意义等观点，也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工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克罗斯兰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观，它漠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否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非科学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固有矛盾，生产力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和地位提高，不存在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关系紧张和阶级矛盾尖锐。但这些变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本质变化。他认为所有制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因素，将公有制或国有化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以平等这一价值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否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认为只要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断增长，就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蓄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强硬精神及其对于伦理纬度的明显漠视”[注] [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中图分类号 〕D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19)01-0111-08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8年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格局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JJD710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蒋 锐，男，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外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钟丽丽，女，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外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 ：石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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