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逻辑与形式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3-0063-10
语言逻辑及形式化的内涵与目的
所谓“语言逻辑”其实是“自然语言的逻辑”的简称。国外有“语言逻辑”或“自然语言的逻辑”或“自然逻辑”等多种称谓。“语言逻辑”(the logic of language)首先是由英国日常语言哲学派的代表人物斯特劳森(P·F·Strawson)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来的。目前，语言逻辑还处于草创阶段。尽管如此，近几十年来，该领域已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异彩纷呈的局面。
语言逻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一面，以波兰逻辑学家爱裘凯维茨(Adjuciewicz)为代表，他曾写过《语用逻辑》一书。他将逻辑语形学、逻辑语义学与逻辑语用学组合成逻辑指号学，他说，这种逻辑指号学也就是语言逻辑。这一观点为现代华沙学派的继承人佩尔茨(Jerzy Pelc)所继承。佩尔茨甚至认为，语言逻辑，实质上就是逻辑语用学。因为语用学中自然包含有语义学和语形学的内容。该狭义的界定是为我国较多学者所赞同的一种提法。其中，逻辑语形学主要关注自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形成过程和结构规律以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逻辑语义学着重研究自然语言这种符号系统的形式语义学解释，即构造自然语言独具特色的语义模型；逻辑语用学则从语境、预设以及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探讨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逻辑语用学特指形式语用学。20世纪70年代初，蒙太格(R.Montague)创立的蒙太格语法就是狭义自然语言逻辑的开端。蒙太格语法中的语用学就是形式语用学，它是由蒙太格吸收了巴—希勒尔(Bar-Hillel)对指示词的语用研究成果而创立的。蒙太格提出的语用学是对指示性表达式的形式分析，涉及到对表达式的用法语境的本质指称，如在对特定语词赋予真值时，应考虑到其言说时间和具体讲话者等。但是，这种语用学仅仅是语义真值定义延伸到包括指示性语词的形式语言，仍然是对一种语境不变的澄清，因此说它是相对于纯粹语义学的纯粹语用学，即形式语用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话语表现理论、广义量词理论以及类型—逻辑语法等都是狭义语言逻辑延续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广义层面上，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语言逻辑还有更为宽泛的内涵。国内的周礼全先生主张自然语言逻辑应该“以自然语言中的逻辑问题为研究对象”，此研究是以自然语言为原始素材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在国外，以斯特劳森为代表的英国日常语言哲学派所提出的“语言逻辑”概念也表明了上述发展趋势，即认为应该大力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特征。总而言之，广义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思路包括：从语言使用交际角度发展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以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为原始素材而结合语法、修辞来进行研究的“大逻辑”思想，以及莱可夫(G·Lakoff)等人从语言学角度考察自然语言语法结构同其逻辑结构的对应关系等研究方向[1](pp.3～5)。
总之，“语言逻辑”目前还是一个富有歧义的语词，语言逻辑是逻辑学与语言学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产物，是介于现代逻辑与形式语言学之间的交叉中性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对于其具体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也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是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在自然语言中的表现，有的认为是逻辑和语言的关系，有的认为是自然语言在指谓性和交际性的统一中体现出来的思维形态及其结构的规律。
形式化又称形式化方法，是研究演绎科学理论和构造演绎系统，被广泛应用于现代逻辑和数学研究中的方法之一。所谓形式化就是指用一套表意符号，去研究表达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从而把对事物的研究转变为对符号的研究。更明确一点说，把一个理论形式化就是把理论中的概念转换为形式语言的符号，命题转换为符号公式，定理的推演转换成符号公式的变形，并把一个证明转换成符号公式的有穷序列。
形式语言的符号和它们所表示的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确定的，符号公式的结构反映它们的意义。把一个理论形式化后，就可以暂时完全撇开原来理论中的概念、命题的意义，而只从语言符号、公式结构（符号组合的形态）方面研究。意义是抽象的，往往不容易精确地理解和掌握。而符号和公式是有穷的具体的对象，能够对其作更精确、更严格的研究，从而通过对具体对象的研究把握抽象的东西。
把一个理论形式化的结果是建立形式系统，即形式化了的公理系统，它包括形式语言、形式系统的公理和一组变形规则，也称推导规则。严格的形式化和形式系统的概念，与精确的机械的程序概念和能行可判定概念分不开。所谓机械的程序，每一步都是由事先给定的规则明确规定了的，规则规定了第一步如何作，在完成某一步之后下一步如何作，并且在有穷步骤后能够结束。所谓能行可判定，是指对一类问题有一机械的程序，对任何该类中的问题，能在有穷步骤内确定它是否有某个性质，或者任给一对象能在有穷步骤内确定它是否属于该类[2](p.250)。
形式化的目的体现在逻辑主义的代表人物莱布尼兹(Leibniz)与弗雷格(Frege)等人的理想中。莱布尼兹的伟大理想反映在他的《哲学文集》(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中：“我们要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使所有的推理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时，两位哲学家如同两位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手里拿起他们的铅笔，坐在计算器面前，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吧！”[3](p.75)字里行间透显出莱布尼兹的通用语言的功效和特征。可惜他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弗雷格与莱布尼兹在创建形式语言方面志同道合，而且弗雷格可谓一个成功者。1879年，弗雷格出版了他的论著《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此书还被译为《概念演算：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成的纯思维符号语言》。此书的主要任务是构造一种纯形式化的语言，其直接目的是为算术及可以划归为算术的数学分支提供严格的逻辑基础，也就是说，用逻辑概念来重新定义所有的算术基本概念，并证明所有合格的算术推理都遵循逻辑推理的规则。弗雷格之所以发展他的“概念文字”是因为他需要一种不像德语那么含混、笨拙的工具来给算术以严格的证明。弗雷格此项工作的成效是：成功设计了一套人工符号系统，它排除了自然语言中修辞之类的内容，专注于概念本身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因此它将排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比自然语言更严格地遵守规则；用这套符号系统来重新表述算术的基本概念和推理规则；明确所有推理的前提；保证一个证明中各个命题之间的所有推理规则，使推理不再依赖于直觉，也没有跳跃和脱节。遵循这些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检验每一推理的前提和步骤，无歧义地达到同样的结论。弗雷格把他的“概念文字”与日常语言的关系比喻为显微镜和眼睛的关系。无疑，弗雷格的努力为狭义语言逻辑的诞生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支持。他本人也有过类似的表达。他说：“如果哲学的任务揭示解释有关由于语言的用法常常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通过使思想摆脱只是语言表达工具的性质才使它具有的那些东西，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治的话，那么我的概念文字经过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做的进一步改进，将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4](pp.87～88)
总之，形式化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高度概括、抽象、严格化和精确化的人工语言形式系统。
形式化与语言逻辑的关联及其赋予语言逻辑的意义
形式化方法催育了狭义语言逻辑
20世纪50年代中期，语言学家A·N·乔姆斯基应用一些数理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自然语言的语法，70年代，逻辑学家R·蒙太格则应用形式系统的方法来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和语法。形式化方法催育了狭义语言逻辑已很明显。语言逻辑是现代逻辑与现代语言学发展结合的产物，而现代逻辑主要指的是以数理逻辑（特别是一阶逻辑）为基石的学科群体。狭义语言逻辑，从句法到语义再到语用总是严格贯彻形式化方法这种现代逻辑的方法论精神。再者，简单说，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建立了相当成熟的系统的语法结构理论、各种句式分析理论等，为现代逻辑学与现代语言学两门学科的交融创造了必要条件，从而使狭义语言逻辑的诞生由可能逐步发展为必然趋势。狭义语言逻辑的诞生使逻辑主义者再一次如愿以偿，因为他们在该领域内彻底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歧义性，并且如愿地获得了理想的、便捷的理论研究工具。
哲学逻辑的许多分支，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问句逻辑和命令句逻辑等都是运用形式化方法对自然语言的特定语词和语句进行专门处理而建立起来的符号化形式系统。其中，模态逻辑针对“必然”、“可能”等情态动词，时态逻辑涉及“曾经”、“将来”等时间副词，道义逻辑关注“允许”、“必须”等规范动词，问句逻辑处理的是疑问句，命令逻辑处理的是祈使句，可以说，每一种逻辑类型都是对自然语言一个侧面分析研究的成果，所以，这些逻辑分支都可以纳入狭义语言逻辑的范围[5](P.13)。
形式化确立了狭义语言逻辑在符号学中的核心地位
广义符号的所指是丰富多样的[6](pp.61～63)。在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同符号打交道。比如，在街上看到的商店的招牌，在十字路口看见的红绿灯，在楼道里悬挂的安全出口标识，在道路的急转弯处竖立的警告标志，等等，这些都是符号。我们的文学作品、图画、电影等，其表现形式都是符号。当然，我们的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是最为重要且最基本的符号。
对符号的理论研究也由来已久，上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年），下可延续至今。值得提及的、颇富影响力的研究者是现代著名美国哲学家与逻辑学家皮尔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以及皮尔斯的后继者美国的莫里斯。索绪尔预言可以建立一门符号学(semiology)又被称作指号学，对所有种类的符号做总括的研究。后来莫里斯继承了这一理想，创建了“符号学”。绘画、舞蹈、服饰、仪式、礼节等都具有符号的性质，都是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时至今日，已呈现出多种符号学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诸如神话符号学、文学符号学、美学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电影符号学、医学符号学等等。莫里斯与卡尔纳普将这些符号学统称为描述符号学。其中狭义语言逻辑，也就是爱裘凯维茨和皮尔斯所谓的逻辑符号学，即纯粹符号学，是最基本的符号学。狭义语言逻辑得以居于符号学的核心地位，正是因为形式化方法使然。
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是最为重要且最基本的符号，在符号学的各支中，语言学始终是最为重要且更为复杂、更为系统的。如今的语言学，或至少语言学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构成了一门标准的实证科学，由自己的若干分支结合成一个整体。其中形式语言学，又称数理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的主干。形式语言学视语言为一些语句的集合，这些语句则是由一些有限的符号（主要是人工符号）组成的。形式语言学大致是乔姆斯基语言学和由弗雷格等人开创的数理逻辑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形式语言学与狭义语言逻辑可谓名二实一。如此，狭义语言逻辑居于符号学的核心地位是可以认定的。
形式化方法致使狭义语言逻辑在应用领域显示出巨大价值
首先，狭义语言逻辑的诞生为“人机对话”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21世纪是计算机信息时代，电脑已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电脑也要求理解自然语言，因为，电脑作为人工智能的物化，无论其配置多么复杂，编程多么精深，充其量，它仅为人的智能的延伸工具而已。如要发掘计算机更大的潜力，创造其更大的应用价值，充分适应社会进步发展的潮流，最迫切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实现“人机对话”，而“人机对话”的前提是对自然语言进行形式化处理。如前所述，形式语言学即狭义语言逻辑视语言为一些语句的集合，这些语句则是由一些有限的符号（主要是人工符号）组成的。这种集合论的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探索怎样使自然语言能够由电脑进行处理。狭义语言逻辑正是用人工语言对自然语言进行形式化处理的结晶，能够适应“人机对话”的需求，可以说，对自然语言作形式化处理，本身就是人工智能化的一个走向，它等同于用机器理解并翻译自然语言，使之转化为另一种语言[7](pp.17～18)。因此，狭义语言逻辑的成熟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昭示着“人机对话”必要条件的实现。
其次，狭义语言逻辑在幼儿的语言学习、不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自然语言的语法机制和概念结构等多个方面提供了新的洞见。
形式化方法对广义语言逻辑系统的理论建构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与相对于形式系统（狭义语言逻辑系统）而言的定理和逻辑真理的概念相对应，也存在一种形式系统外即广义语言逻辑系统内的、非形式的概念。当然，这种对应关系还构不成函数理论的一一对应关系，通过安德森(Anderson)和贝尔纳普(Belnap)的工作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一点[8](pp.241～245)，他们认为经典逻辑的形式系统，比如实质蕴涵和严格蕴涵系统的有效性是成问题的，因为其前提与结论毫不相干，于是他们就竭力主张采用一种非经典的形式逻辑系统（相关逻辑），这种逻辑要求前提与结论相关。尽管如此，以形式化方法为基石的狭义语言逻辑系统仍然可以作为广义语言逻辑系统理论建构的参照系，对广义语言逻辑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甚至指导意义。毕竟，从一定意义上讲，狭义语言逻辑可以看作是以人工语言为工具语言对自然语言的恒定因素进行技术化处理而形成的形式化系统。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狭义语言逻辑系统与广义语言逻辑系统并不是圆枘方凿互不相容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论断，形式化方法在语言逻辑领域有存在的必要。这种必要性在下列图示中得以充分地体现：
形式化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然语言的复杂性
常言说，比较见真知。平素里，人们总是谈论自然语言是极其复杂的，但是，人们对其复杂程度的认识难免有些模糊，以形式化为目标的狭义语言逻辑的问世，为人们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从而使人们对自然语言的复杂性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语言逻辑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问题，构造适合于自然语言特点的语句系统及其语义模型越成功，越能够深刻、恰当、有效地刻画自然语言中实际包含的逻辑推理过程，就越能揭示出自然语言的复杂性。比如，处理
你的脚臭。
这样的自然语言中的形容词谓语句，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为：
Chou′(nidejiao′)
而且，我们还可以把该类逻辑类定义如下：
（注：“A”表示汉语语句系统的句法范畴和外在词汇形式，A′表示对应于A的一阶逻辑形式。NP表示名词组，NP′表示对NP的逻辑翻译。）
但是，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我们不能验证该语句的真值。因为该语句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比如，(1)可以指某人的脚是汗脚，经常在脱鞋后散发出熏天的臭气；(2)可以指某足球运动员的脚法太差；(3)可以指某人脚踩上了散发臭味的脏东西。又如，我们再以
今天是星期六。
这样的自然语言的“是”字句为代表作一番探讨。首先将其形式化为：
Shi′(jintian′,xingqiliu′).
然后分别确定该句的逻辑表达式及其真值条件：
（注T表示翻译，G表示语法，C表示汉语语句系统，下标P取自谓词逻辑(predicate logic)的英文首字母，因为该系统与一阶谓词逻辑相似，下标“表”表示表语。TGC指GCp的对应翻译规则系统。S表示句子。）
如果该语句所表达的意义仅是字面上直观的意义，那么确定该语句的真值就相对容易了。然而，事实上，在不同交际场合，它还能够表达很多的言外之意。例如，(1)表示忙碌了一个星期，终于可以歇歇了；(2)表示家里人劝告某人不能不顾及身体健康而没完没了地不停地工作；(3)表示到了处理某个问题或办理某件事的最后期限了；(4)表示可以欣赏精彩的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了（因为中央电视台第五套节目在每周六晚转播）；(5)表示有时间去游览观光某一名胜古迹了；(6)表示某青年终于挨到了同自己的意中人约会的日子……
通过以上对两个分属不同类别的自然语言语句的形式化及其所能表达的可能意义的剖析，不难发现，尽管形式化方法使自然语言显得规范化、系统化，具有了一定的精确性，但是，形式化方法却不能消除一名多指的现象，无法消除歧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形式化方法不能消除相反却足以使人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自然语言的复杂性。这一点，在语义学对被称为“驴子句”(donkey sentence)的语义解释中更是清晰可见[9](pp.378～420)。比如：
(1)If Pedro owns a donkey,he likes it.
(2)Every farmer who owns a donkey beats it.
(1)和(2)句的正确语义表达应该分别是(3)和(4)：
准确表达(1)和(2)句语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翻译a donkey“一头驴子”这个无定名词词组，传统语义学认为应该翻译成存在量化的词组，但是，这里只有把它翻译成全称量化的词组才能正确表达(1)和(2)两句的意义，即donkey'(x)和donkey'(y)中的变量x,y分别在全称量词(x,y)的辖域之内。像(1)和(2)这样的驴子句表明：无定名词词组本身没有量化特征，其语义解释随其所在的语义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若出现在存在量词的辖域内，就应解释为存在性的，若出现在全称量词的辖域内，就是全称性的。比如，请看与(1)和(2)相似的(5)和(6)句：
(5)Every person who has a dime will put it in the meter.
（每个有一角钱硬币的人都把它放到了仪表里。）
(6)Usually,if a man has a nice hat,he wears it to lunch.
（通常，如果一个人有一顶漂亮的帽子，他会戴着它去吃饭。）
(5)中的无定名词词组a dime很明显的一个解释是存在性的，即把一个一角钱的硬币放入仪表的可能性比把所有一角钱的硬币放入仪表的可能性要大一些。(6)中的无定名词词组a nice hat更可能的一个解释也是存在性的，即人们一般都会从自己漂亮的帽子中选一顶戴着去吃午饭，而戴上所有漂亮的帽子去吃午饭的可能性尽管有，但却微乎其微。因此，(5)和(6)句的语义表达应该为(7)和(8)句所示：
形式化方法在语言逻辑领域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对于形式化方法在自然语言逻辑领域的缺陷与不足，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早已做出精辟的论断。周礼全先生在《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一文中在肯定了形式逻辑成就的同时，曾经指出：“但是，抽象出现有形式逻辑的这些概念时，舍弃的东西太多了，因而，距离实际思维太远了，因而，用它们来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与人们的实际思维，就不充分，就软弱无力。我们要求形式逻辑，对自然语言和人们实际思维的逻辑性质，作更丰富更充分的科学抽象。”在国外，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斯特劳森在《逻辑理论导论》中说：“自然语言的使用的许多特征，尽管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因而值得在语言的逻辑的名义下加以研究，然而却无可避免地在‘形式逻辑’的狭隘标题下被打入冷宫”，“与形式逻辑的研究并肩而行，并与之部分重合的是另一种研究，这就是对日常言语的逻辑特征的研究。……在结果中我们不指望会找到为形式逻辑的句法关系所具有的那种精致和系统性，但是，同样真实地是，日常语言的逻辑（即广义语言逻辑，笔者注）提供的是一种在丰富性、复杂性及吸引力方面都无与伦比的知识领域。”展开论述，形式化方法在自然语言逻辑领域的缺陷与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形式化在语言逻辑领域不具备普遍的效力
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即持广义语言逻辑观的代表人物，比如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威斯顿、魏斯曼等，清楚地认识到形式化在语言逻辑领域不具备普遍的效力。他们反对语言逻辑的高度形式化，主张从逻辑层面退回到自然语言的分析。其中的道理不难想象。
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表达思想与社会交际的工具，这是不可抹杀的客观实际，甚至自然语言的歧义性、约定俗成性、矛盾性、模糊性等也是客观存在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不能克服的。毕竟，自然语言是人的思想的直接现实，而人的思想来源于并直接反映精彩纷呈的客观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与自然语言水乳交融的经验世界，过去、现在如此，在人类文明得以预见的将来也必然如此。弗雷格不满意德语的含混、笨拙，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完善的纯粹以人工语言为对象语言的形式化系统。但是，他的人工语言系统对于自然语言来说是陌生的，也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取自然语言而代之。由此而知，在现实社会，弗雷格乃至所有的逻辑主义者都不可能成功地将人工语言作为自己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从而我们可以说，蒙太格创立的形式语用学并不能适用于和指导日常语言交际。可见，事实上还需要创立非形式化的语用学来探索自然语言的使用规律和规则，用以指导人们正确、顺利地进行表达和交流。除非有朝一日，整个客观世界变得犹如一潭死水，人都变成只会按固定程序机械思维、丧失丰富情感而只懂循规蹈矩地生活的动物。如此，形式化方法才会在语言学或广义语言逻辑领域产生普遍的效力。
狭义语言逻辑系统从自然语言那里抽象出逻辑词项构成形式系统后就中断了与其来源的联系，使人无法确切地把握住逻辑形式系统中的推理公式与其自然语言原型之间的对应关系；与之相反，广义语言逻辑始终不忘形式推演与其原型的渊源关系，自然语言实际推理的原型可以在语言逻辑中通过能行可操作的程序与有关的形式推演接轨。反对选择形式化途径的中外学者认为自然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它与人们的生活形式密切相关。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比较：狭义语言逻辑系统（如命题逻辑系统与谓词逻辑系统等）具有一致性、可靠性、完全性等，它们能够解决系统内的一切问题；而假使有人希冀针对整个自然语言体系建立形式系统的话，那么，受自然语言的复杂性所制约，至少存在着许多变量不处于系统里的任何量词的辖域之内，也就是说，这些变量在系统内不能得到解释。形式化系统是静态的，而不能在形式系统中得到解释的变量即自由变量是动态的，是变动不居的，它们的意义受语境制约，因语境的不同而变化。可见，涵盖整个自然语言体系的形式系统是难以建立的。
这犹如下面的情形，即能量从黑洞逸出或空间弯曲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由高度形式化的方法确定的，它们作为科学结论严格地被它们得以创建的方法系统所约束，因此它们缺乏普遍性。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实或科学结论生硬地拿来为不受这个方法系统约束的现象领域提供解释。同理，形式化在语言逻辑领域也是富有局限性的。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近几十年，逻辑学家用形式化方法来研究语言，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形式语法学。形式语法学主要是研究人工语言的。有些研究者尝试延伸形式语法学来研究自然语言，这种研究多半以句法或句法理论为限。只有少数形式语法学家尝试建立某种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但至今尚没有比较可信的成果问世。
形式化方法不能消除自然语言的歧义性
如前所述，逻辑主义者的理想是以形式化方法为基石，以人工语言为对象语言来建构一套严格、精密的形式语言系统，从而消除自然语言的歧义性。时至今日，逻辑主义者的理想已变为现实。的确，自然语言的歧义性在形式语言系统中已不复存在，但是，形式语言系统是完全不同于自然语言系统的，不能真正地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将客观存在的自然语言系统取而代之。形式化方法对实有的、经验的自然语言的规范和制约仅仅表现为：处理自然语言系统中的恒定因素。自然语言系统的歧义现象仍然客观存在。比如，自然语言的语句
他喜欢杜鹃。
“杜鹃”是个多义词，既可以表示人名，又可以表示一种花，还可以表示一种鸟。由于该词词义的丰富性，脱离具体的言说情境，致使仅依靠形式化方法所构造的形式化表达方式：
Xihuan'(ta',dujuan')
是不足以准确地验证这个语句的真值的（如前所述）。再如，在某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由崔永元、赵本山、宋丹丹合演的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大笑的小品节目——实话实说中，当崔永元刚说：
今天，我们谈话节目的主题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时，赵本山不假思索、迫不急待地抢答到：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到这来了，明天回去。
结果，他的回答得到崔永元的否定，更令观众笑口大开。为什么呢？从字面上讲，赵本山的回答本没有错。原因就在于，“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个词既具有直观字面的意义，也有引申义，即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而崔永元正是从引申义的角度使用三个语词的。等等。自然语言的这种歧义性是客观存在的，形式化方法在自然语言系统的歧义性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
形式化方法不能彻底解决日常实际语用的恰当性问题
人们平日说话时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往往不仅局限于所说语句本身的直观意义，有时，由于说话场合不同，说话者出于不同的意向，甚至会出现所说语句结构与所表达的意义毫不相干的情况。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这种情况下，听话人就要懂得说话人的言下之意，弦外之音；要明白说话人到底是直言不讳，还是指桑骂槐，或是声东击西。比如，某学生上课迟到了20分钟，老师对他说：
你来得真早啊！
显然，老师是反句子的直观义而言之，意在讽刺、批评某学生不该上课迟到，让他引起注意，下不为例。再如，甲对乙说：
这就是你的杰作？
那么乙该如何揣测甲的话中之意呢？只有根据具体的言说情境，正确地把握甲的说话意图，才能作出准确的判定。因为，这句话至少可以表达截然相反的两层含义：(1)是甲的的确确叹服乙的超众才华，但此前无缘拜睹乙的大作，如今一见，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更觉得乙十分了不起，比想象中的乙还要略高一筹，故此，睹物思人，情不自禁地发出富有褒扬色彩的赞叹声；(2)是甲久闻乙的鼎鼎大名，但未曾实际接触与了解。如今，有了机会，并得以浏览乙的某部（件）作品。结果甲认为乙浪得虚名，于是不禁用具有贬抑色彩的语调向乙发问。等等。
形式化方法，或者说，狭义语言逻辑所能解决的只能是语义真假问题，即研究不受语境影响的句子的认知意义；形式化系统是一种完成的、封闭的、语义单一的逻辑推演体系，在该体系中，语义已经被逻辑地验证为真的自然语言的语句，其真语义在现实的语用条件下未必是恰当的，或者说未必是有效的，恰当与否，完全取决于特定的言说环境，与变动不居的语言交际环境等因素休戚相关，也正是在这一层面，形式化方法表现得软弱乏力，至少，对日常语用的恰当性问题的解决是不彻底的。
形式化方法不能取代自然语言的修辞现象
曾经在中世纪，逻辑学家们就认为语法能教会人们如何说得正确，修辞学教会人们如何说得漂亮，逻辑教会人们如何说得真。中世纪逻辑学家们的见地很有道理。人们说话犹如喝水，总是喝白开水就会感觉淡而无味，说话也如此，一味地平铺直叙难免缺乏生动感与感染力，也就是说，自然语言的修辞手段与艺术效果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自然语言的丰富性表现之一是矛盾性，当然，这种矛盾是指看似矛盾而实质上并非逻辑矛盾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性具有巧妙的独特的修辞意蕴，从而更加显示自然语言的多彩奇异和形象生动性。例如，臧克家《有的人》诗中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单从语词上讲，“活”与“死”是矛盾的概念，如果采用形式化方法处理则这些诗句就显荒谬了。令“x”代表“人”，“F”代表“活”，“H”代表“死”，那么，上述两个诗句都可以符号化为：
依据形式化推演系统的真假二值原理可以判定，这个逻辑表达式为矛盾式，即永假式，其中存在着难以容忍的逻辑矛盾。但是现实思维中却并非如此。事实上，上述诗句是用一种并列相反性质，在尖锐的矛盾对照中鲜明地加以映衬的修辞手法。实际上表达的思想是：有的人物质生命虽然活着，但其精神已经死了；而有的人虽然物质生命死了，但是精神还活着（即驻存在人们的心目中）。再如，鲁迅在《故乡》一文中写到：
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
乍一看，人当然包括“我”，既说“见人很怕羞”，又说“只是不怕我”，难道“我”不是人吗？用形式化逻辑系统的原理评判，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但在自然语言的言说行文中却并不矛盾，因为“只是”意在表明强调色彩，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文学修辞手法。在外文中也是如此。例如：
(1)I can do everything except cooking.
(2)I own ten novels,and have already red all of them,except for one.
这种被二值形式逻辑视为自相矛盾式的自然语言的修辞手法，在日常言语表达和文学作品的行文中却是行之有效、大放异彩、不可或缺的。可见，形式化方法对自然语言中客观存在的这种修辞现象是无法取代的。
形式化方法不能从现实中消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
可以认为，形式化方法能够消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从而使之精确化，但是，这一目标只能在有别于自然语言系统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中实现。例如，对自然语言语句
所有小说家和诗人都是文学家。
此形式化处理足以证实这一点。首先对该语句进行形式化翻译：令“Fx”表示“小说家”，“Gx”表示“诗人”，“Hx”表示“文学家”，于是该语句似乎应该翻译为
，因为在此自然语言语句中运用了“和”作联结词。但是，将Fx与Gx之间视为合取关系，则表示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小说家和诗人两个条件，才能成为文学家，这与事实相悖，也不符合该语句的原意，其原意是：一个人或者是小说家或者是诗人的话，他就是文学家。因此，该命题应该翻译为：
。这样，运用形式化方法就消除了该自然语句中的模糊性，然而，这仅仅局限在形式化系统内。事实上，类似于上述富有模糊性表述的语句普遍地、客观地存在于自然语言系统中。
模糊性与自然语言如影随形，只要自然语言还现实存在并被应用，模糊性也就客观存在，这是无法根除的客观事实。尽管形式化方法能够确保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在形式系统没有立锥之地，但是形式化方法不能在日常应用领域彻底消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这预示着它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实现“人机对话”的目标上潜存着一定的缺陷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模糊逻辑的产生以及对推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也证实了这一点。模糊逻辑是运用不精确、非定量语词，根据事物表现出来的整体特征和主要矛盾，对事物的性质、发展变化等做出判断的一种非标准逻辑。人脑与机器智能的差别就在于人脑能够而且总要运用不精确的、非定量的模糊的术语进行思维活动。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等诸多场合，模糊逻辑为完全建立在形式化方法基础上的精确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展露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更大的优越性。同时，也预示着形式化方法在人工智能科学领域的艰辛历程。总之，形式化方法在人工智能领域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归因于模糊性实际存在于自然语言中，是从根本上不可克服的。
综上所述，形式化方法在语言逻辑领域既具有积极的意义，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与不足，如此，如何探讨语言逻辑与形式化方法的关系呢？换言之，语言逻辑究竟需不需要形式化方法呢？这正是中外学界争论的焦点所在。在学界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倾向于高度的形式化，逻辑主义的哲学家为哲学问题转向语言哲学问题并最终转向逻辑问题叫好；另一方面希望和自然理解保持尽可能深厚的联系，持此观念的哲学家担心语言逻辑的形式化程度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专家的游戏而和普通人的困惑、兴趣和关注失去了联系。笔者认为：应该用辩证的即一分为二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坚决反对简单而又绝对化的倾向。
既然形式化方法催育了狭义语言逻辑，而且狭义语言逻辑在探索怎样使自然语言能够由电脑进行处理即实现“人机对话”，以及在不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自然语言的语法机制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意义。那么也就意味着以形式化方法为基石的狭义语言逻辑在特定的领域大有用武之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语言逻辑的特定领域走形式化道路还是大有必要的。
但是，由于形式化方法在语言逻辑领域不具备普遍的效力，尤其在日常语言应用领域软弱乏力，因此我们不能漠然不计，一味地坚持在整个语言逻辑领域实施形式化。相反，在特定的领域内，我们应该赞同日常语言学派的主张，即反对语言逻辑的高度形式化，从逻辑层面退回到自然语言的分析。
总之，对语言逻辑要不要形式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坚持辩证的观点，分清层次，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收稿日期：2003-12-30
标签：自然语言处理论文; 符号学论文; 语用学论文; 自然语言论文; 语义分析论文; 逻辑符号论文; 形式化方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符号计算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逻辑与论文; 语言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