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行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管理者论文,会计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会计政策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发展，从最初的《分行业会计制度》到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再到新实行的《企业会计准则》，我国的会计政策在一步步与国际惯例趋同的过程中，逐步加大了企业自主选择会计政策的空间，这也就给上市公司选择会计政策提供了可能，使得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成果。然而，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仍然有许多问题尚待研究和探索。本文从管理者角度出发，探讨管理者行为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有哪些影响，进而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动因提出自己的看法。旨在前人会计政策选择动因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一、学术界对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之不足与本文所选新视角
追溯理论界对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动因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学术界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较为成熟。戈登(Gordon，1964)率先对管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动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均衡收益”的假设，即管理人员的目标并非使所报告之利润最大化，亦非使之最小化，而是使各期收益均衡化。此后梅耶斯(Myers，1977)用模型对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解释和检验，其研究表明，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方法或改变企业筹资、投资、经营决策方案，使各期收益均衡化，并保持稳定增长。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认识到，会计政策选择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贯笃信稳健原则，也不是单纯追求收益数据的均衡化，而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机提出了“三大假设”：管理报酬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随后，不少学者或者利用单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抑或利用一些特定会计政策的组合选择问题(如Zmijewski和Hagerman，1981)，对三大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均为三大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本文从管理者的视角出发，结合相关理论对三大假设进行检验，以期在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研究上有所发展。
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会计学者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背景，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展开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和阐述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比如从全面契约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企业是一个全面契约的集合体，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不同是由不同的契约成本决定的(刘斌、胡媛，2006)，或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是契约不完备的必然结果，会计政策选择降低契约监督成本是通过与企业各种契约的交互作用而实现的(冯国滨，2004)；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认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常常是基于与各利益相关方合约的考虑，特别是与股东、债权人及政府的合约的考虑(唐松华，2000)，或认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均对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温琳，2006)；从市场监管、控制环境等外部环境的视角出发，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比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吴昊，2006)；而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出发，认为公司治理的完善与否影响了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刘细辉，2005)等等。除了规范研究以外，很多学者还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如王跃堂(2000)、魏刚和杨乃鸽(2000)、吴星宇(2000)、李增泉(2000，2001)、蒋义宏、魏刚(2001)、新夫等(2004)利用不同的数据和变量对瓦茨和齐默尔曼的“三大假设”进行了检验，但结论却与国外的研究不同，西方学者在研究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时所依据的“三大假设”，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问题时似乎并不总是有效。由此可见，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能存在其他动因。
通过对有关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詹森和麦克林，1976)，各个契约方通过契约来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还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各利益相关方博弈的结果，其实最终都离不开企业的管理者。也就是说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是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企业最终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在企业的管理者手中掌握，而其他的契约方或者利益相关者只能是通过施加压力或提供激励的手段来约束管理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选择。因此，从管理者自身角度来研究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新途径。
管理者自身特征影响管理者的报酬是显而易见的。国外有不少学者研究了管理者自身特征对管理者报酬的影响。墨菲(Murphy，1986)、巴罗(Barro，1990)、吉布斯和墨菲(Gibbons and Murphy，1990)、约斯考、罗斯和谢帕德(1993)等人用经理人的年龄、任职期间、是否企业创始人以及是否从企业外聘请等因素来衡量经理的个人特征。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高层管理者报酬的影响因素是很复杂的(陈瑶雅，2004)，既和管理者自身特征有关，又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既然管理者自身特征对管理者的报酬有影响，而我们又无法判断管理者的报酬计划对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那么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也就是分析影响管理者报酬的管理者自身特征对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在本文之前尚未能检索到有关管理者特征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文献，自然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本文试图通过后面的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二、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相关因子
本文认为尽管管理者特征能够影响管理者的报酬计划，而报酬计划又会影响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但是，在我国，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存在一致性，不同的管理者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可能更多地考虑外在的因素，而管理者自身特征对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不大。由此提出假设：
H1：管理者年龄、任职年限、管理层变动和是否在企业领取报酬与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无关，即管理者的自身特征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很多实证研究人员给出了有关政治活动与会计政策选择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规模假设模型，即大企业的政治敏锐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政治成本均大于小企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它的管理人员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政策。本文同大多数的研究一样，将公司规模作为政治成本的替代变量，提出如下假设，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政治成本假设进行验证。
H2：公司规模(总资产的对数)与会计政策选择水平负相关，即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其受到政府、社会等公共部门的关注就越大，面临的政治成本可能就越大，因此管理者会选择减少收益的会计政策来避免或减少这种政治成本。
由于债务契约中限制性条款的存在，就会促使企业更多地采取提高收益和资产、提高偿债财务比率的会计程序，以减少违约行为。这种限制性条款与企业经营越紧密，违约成本越大，会计政策选择中这种倾向越明显。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资产负债率与会计政策选择水平正相关，即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违约的可能性也越大，为了避免支付高昂的违约成本，企业管理者会选择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
由于我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本文预计在我国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度因素可能影响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这些制度因素主要有：
上市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状况，上市年限越久，上市时公司改制工作越差。上市年限越久，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越差的结果(Chen et al.1999)，可能反应了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上市年限作为反应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契约成本变量。我们预计公司上市年限与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关，但难以确定上市年限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影响方向。因此提出假设：
H4：上市年限对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有显著影响。
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可能影响到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越好，越有可能选择减少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便获得税收的好处，减少未来经营的压力，但也不应排除经营和财务状况差的公司为卸掉长期背负的包袱或经理人员为经营失败寻找政策借口，选择减少当期收益为以后经营铺平道路。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反映了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我们预计这两个指标可能与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关，但对影响的方向难以预测。因此提出假设：
H5：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对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有显著影响。
当然，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应该还不只这么多，由于多种因素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并不一致，有的影响甚至相反，这样管理者在选择会计政策时是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还是只考虑了主要的因素，我们目前还无法弄清楚。那么对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我们只能试图对某一些因素做出验证，对某一影响因素的验证或排除，都是对目前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作出的贡献。
三、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变量与计算方法
1.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是根据样本选择的上市公司的2006年年度报告进行逐一整理得到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来自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其他相关数据如行业类型、上市年限等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查询系统(www.sse.com.cn)。本文对所有公布2006年年报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进行以下处理后，随机选择3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处理过程如下：
(1)剔除S、ST等被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面临的监管可能不同于其他上市公司，因此本文剔除这些公司。
(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金融行业具有一般行业所不同的行业特点，其会计制度也与众不同，因此剔除此类公司。
(3)在随机选择后，若遇到数据不全的或者数据异常的公司，将其去掉，再随机补充选择，以保证样本数量。
2.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
本文以上述可能影响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各个因素为解释变量，以会计政策选择为因变量，建立如下分析模型并使用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控制变量：行业变量，用以控制行业因素对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影响。1998年我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该指引将上市公司的行业类型分为13个大类，由于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险业，本文将剩余的12个行业设为虚拟变量，由1～12来分别代表这十二类行业(见表2)。
四、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因素的统计分析
本文利用Excel编辑软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具体方法进行了统计，并利用统计软件SPSS13.0对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1.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因素的统计性描述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存货发出计价政策主要集中在加权平均法(含移动加权平均法)，样本企业中共有241家企业选择该方法，占80.33%。而其他方法的选择较少，当然这其中也包含有些企业选择两种或以上的存货发出计价政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企业中没有一家选择后进先出法，这与徐维兰、曹建安(2004)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动机的实证研究》中的发现一样，这表明我国企业的管理者长期以来对于选择后进先出法作为存货的发出计价法不感兴趣。而这次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存货发出的后进先出法，也是顺应了我国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实际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几乎全部集中在直线法(年限平均法)。样本企业中共有295家企业选择直线法，占98.33%，选择加速折旧法和工作量法的企业只有5家，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选择上存在惰性。企业的管理者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成本去选择一个相对较复杂的方法。
表5表明，我国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政策的计提与转回来调节利润是比较普遍的。几乎所有企业在2006年均发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计提的企业仍然多于转回企业，并没有受新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许转回规定的影响。
2.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因素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了防止回归检验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发现，大部分相关系数不超过0.4，只有任职年限和高管人员是否变动两者之间相关系数超过0.5，报酬对数与总资产对数的相关系数超过0.4，表示这两对变量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从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会计政策选择得分与报酬对数的相关性不显著，而与总资产报酬对数的相关性显著，因此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去掉报酬对数变量，只考虑总资产对数的影响。而会计政策选择得分与任职年限、是否变动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可能是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所致，故需将这两个变量分别纳入模型进行检验。
通过对样本企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1、2的显著性检验在1%的水平上均通过了检验，
的值分别为0.254和0.264，Adj的值分别为0.195和0.202，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还有一些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尚未纳入方程，该模型有许多方面亟待改进。
五、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之动因综合分析
本文在研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时，以管理者拥有企业剩余会计政策选择权为出发点，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动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企业管理者自身特征变量对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管理者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并无与自身相关的偏好，只是在不同的企业和外部环境条件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在实证检验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进一步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动因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基于筹措资金的会计政策选择。由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正相关，资产负债率水平越高企业管理者越倾向于选择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说明我国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契约对企业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力，企业管理者为了不失去贷款，不面临违约可能带来的风险，会选择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
第二，基于上市、配股和避免处罚的会计政策选择。我国的证券法对公司上市、配股以及摘牌等的规定中，都有着明确的公司经营业绩的要求。为了能够发行股票和上市、增发新股和配股，避免受到摘牌等的处罚，管理当局有着操纵利润的动机。企业的上市年限、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和行业变量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说明不同的公司特征对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不同的。上市年限与会计政策选择显著正相关，而上市年限与净资产收益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负数，说明公司的上市年限越长，公司的收益越差，公司的管理者越倾向选择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与Chen et al.(1999)所提出的上市年限越久，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越差的观点相符。对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会计政策选择正相关，则说明一些经营业绩比较差的公司，通过选择减少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来为以后期间取得好的业绩卸包袱。行业变量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说明不同的行业利用会计政策来调节收益具有不同的特征。而净资产收益率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与一些国内研究结论不同。
第三，出于避税考虑的会计政策选择。管理当局也倾向于选择减少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来保证企业利益。
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所处政治、文化、市场环境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也可能不同。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不应停留在检验国外“三大假设”的层面上，引入其他理论进行研究，可能得到一些不同的结论。本文只是做了初步的尝试。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理论，应该进一步发展，以提高对会计实务的解释和预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