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差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_劳动密集型产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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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14-09-28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5.01.05

      中图分类号：F061.5；F26；F4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42-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现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作为区域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异的大国经济范例之中国，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展初期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先行快速起步。大量针对2005年之前的情况的研究的确表明，我国的产业是向沿海地区聚集的(范剑勇，2004；罗勇等，2005)，这源于在产业发展初期存在一个自我强化的效应(Krugman，1991)。然而，随着中西部区域经济的追赶，要素禀赋以及成本收益在区域间状况的改变，中西部地区逐渐开始有条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传统制造业具有在中国内部的区域之间发生产业转移的可能性(蔡昉等，2009)。阮建青等(Ruan et al.，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纺织业已经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应该说，这样的情况是符合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形成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寻求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的基本理论的(Duranton et al.，2001；Diego et al.，1996)。

      那么，作为难得一见的一国内的“雁阵模式”的范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是如何发生的。其中，在产业集聚、要素成本等决定产业形成和发展的诸因素中，哪些因素和机制诱致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此，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1998-2008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相关经济数据，描述在这一期间我国区域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进而了解各因素在我国区域制造业发展(包括初期的集聚以及后期的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存在的差异。总之，本文将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通过一系列测算诠释我国特有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及一个“大国”版本的区域间“雁阵模式”的发生机制。

      二、劳动力成本冲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

      1.区域发展差异

      我国的区域之间在人口和劳动力禀赋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具体来讲，从人口资源和劳动力构成上看，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上的潜力。我国总体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且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由此带来了老年抚养比的快速提高；同时根据相关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在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下降(胡英等，2010)，也就是说我们可获取的显示性人口红利将趋于终结。但是，作为地域广泛且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的中国而言，其东部与中西部在人口的发展和增长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虽然很难准确描述各区域在各年度劳动年龄人口的具体变化，但是可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该时点上不同区域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情况，进而对区域间人口红利状况做出大致的推断。图1给出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东、中、西部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有更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4.53‰)，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5‰以上。可见，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将较东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多延续一段时间。相反，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其人口红利结束的时间也会略早于全国整体及中西部地区。

      

      图1 我国区域间人口发展差异

      资料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2.劳动力成本冲击

      对于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是由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决定的，企业只需支付劳动者生存工资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劳动力，在这个阶段，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接近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07；Zhang et al.，2011)，普通工人的工资快速上涨，也就是说企业开始逐渐给劳动力提供高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种工资的上涨是补偿性的，补偿一直以来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生存工资。这样补偿性的工资上涨，再加上劳动需求层次提高带来的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所需承担的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给不同类型的企业造成影响的程度会有所差别。比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与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劳动成本所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上是不一样的，因而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时受到的冲击也不同。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少的资本来从事生产，从这个角度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可能更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更多的是低端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也低。特别是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的供给相对是无限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长期停滞在低水平上，低端劳动者与高端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显著，因而，这个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反而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见图2)。

      

      图2 不同类型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份额

      注：我们依据产业的资本密集度选择了12个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分别为：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资料来源：根据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计算整理。

      如图2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技术的升级，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点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为明显。但是有意思的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则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求的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摆脱了长期停滞的状态，开始快速上涨。在2004年之前，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少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之后，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开始超过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上而言，在未来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的影响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总成本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相应的利润则会受到更为严重的侵蚀。

      进一步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各自的情况则可以发现(见图3)①，在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显著低于中西部，具有较为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伴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针对中西部的一些投资倾斜政策使得其综合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推动了其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占总成本，还是占总利润的份额都在大幅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开始有所提高。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08年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已开始超过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日益显现出其在劳动力成本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

      

      图3 东、中、西部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计算整理。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的诱致因素

      正是由于区域发展状况的差异以及不同区域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影响的不同，从大约2004年开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曲玥等，2013)。那么，产业在区域间的布局是什么因素决定的？诱致产业布局变化和产业转移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于过去几十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其最主要的优势来源于大量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那么我们在考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和转移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在刘易斯转折点后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从区域上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的冲击大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从产业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冲击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更一般的层面来说，在产业形成的初期，首先会受产业集聚的影响，产业趋向于往同一个区域集中(Krugman，1991)；而随着产业逐渐发展成熟，要素成本和其他综合生产经营成本开始逐渐发挥对产业形成的作用，引导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Duranton et al.，2001；Diego et al.，1996)。这样的一般性理论在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历程中则表现为：首先，得益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政策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摇篮；随着制造业发展逐渐成熟，同时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受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冲击，制造业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向劳动力成本、综合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

      为深入分析我国区域制造业形成、发展和转移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构建产业形成模型，观察制造业的形成受制于哪些具体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探寻在区域制造业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2004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转移中，各因素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以县级区域制造业的资产数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县域产业经济的形成过程；解释变量包括产业集聚度、综合税负成本(具体为每单位工业总产值的工商总税收水平)以及劳动力成本；同时为了控制县域经济体规模，在模型中加入人口数量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各县，K为县域制造业资本水平，approx为产业聚集度；taxrate为综合税负成本，popu为人口数目②。

      为进一步考察哪些因素诱致了产业转移的发生，我们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整体的比重的变化分解为各因素的贡献效果：依据每年样本数据估计出县域制造业资产决定方程，反推得到各年各县制造业资本水平的预测值，再根据各因素的均值和系数，将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上述各解释变量的贡献因素。具体方法如下：

      根据各年样本数据估计县域资产水平的决定方程为：

      

      根据方程(2)估计出各年的各个参数

，代入各年各个变量在全国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取值，就可以推算全国及东部沿海地区县域制造业资产水平的预测值：

      

      其中N代表全国，E代表东部沿海地区，预测时人口变量取区域的总值，其他取均值。

      

      图4 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资产占全国份额增长率(模型预测值)

      这样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比的对数值为：

      

      那么东部沿海地区资产占比在时期t1和t2之间的变化(增长)为：

      

      这样就可对各年之间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比的变化率进行分解。图4给出了我们预测的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产占比的每年增长率

。为了平滑年份之间的波动，我们采用了三年移动平均值。

      接下来，我们根据式(6)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资产份额的变化率分解成3项，发现大约在2004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产占全国的份额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动，因而把整个时期分为2000-2004年和2004-2008年两个时段(见表1)：2000-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个百分点，而在2004-2008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说明制造业先在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后逐渐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模型中加入人口数量变量是为了控制县域经济规模的影响，而这一变量可能包含了一个县许多方面的综合特征，因此其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主要关注产业集聚效应和综合税负成本效应。通过分解各因素在2000-2004年和2004-2008年两个时间段的效应，我们发现：对于制造业整体而言，产业集聚效应有了明显的下降，由2000-2004年的5.62%下降为2004-2008年的-0.04%；综合税负成本效应则由0.97%下降为-0.16%。而对于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东部沿海地区的资产份额甚至在2004年前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下降1.95%)，当然，在2004-2008年的下降更为迅速，下降了9.79%；与此同时，在2000-2004年和2004-2008年两个时间段，产业聚集效应的变化不如全部制造业大，但综合税负成本效应的变化远远大于全部制造业。可见，目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其承担的综合税负成本(扩展来说就是要素成本)是诱致产业形成和产业转移的最重要因素。

      

      四、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产业形成

      前文以全国统一的产业形成模型，分解并解释了产业集聚和要素成本在诱致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初在东部沿海地区聚集而后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过程中的贡献，结果表明：在产业形成过程中，产业集聚效应主导了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积聚；随着沿海地区产业逐渐发展成熟，成本因素(综合税负成本效应)则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诱致因素。那么，作为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的中国，其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产业形成路径是否存在差异？分别是由什么因素驱动的？

      接下来，考虑到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分别对沿海和内陆两个样本进行分析，以考察起步较早的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发展相对滞后的内陆地区在制造业形成上的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的做法是，在模型中控制县域的固定效应，分析不同区域各影响产业形成的变量对县域制造业形成的动态作用效果。在上述模型的每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其与时间(所在年份-初始年份)的交互项，同时还加入与时间二次项的交互项，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代表各县，t代表年份；T代表以1998年为起始年的时间(即“所在年份-1998”)，D为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approx为产业聚集度；taxrate为综合税负成本，wage为县域工资水平(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在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 effect)。

      我们分别估算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县域制造业资产总量的决定因素模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1998年和1999年的职工工资的数据，故而采用不含工资变量的模型估计1998-2008年的样本，采用包含工资变量的模型估计2000-2008年的样本。模型估计的结果见表2。

      

      应该说模型估计的结果较好地描述了我国制造业在沿海和内陆的形成以及产业转移的发生。首先看总体制造业的情况(见表2)：对于沿海地区内部而言，产业集聚的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产业集聚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沿海和内陆之间，而在沿海地区内部并不明显)，模型中唯一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综合税负成本。这说明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其进一步发挥效应的潜力有限，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经营成本已成为影响其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在加入工资变量后，包括产业集聚在内的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都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工资变量与产业集聚等其他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代表要素成本的综合税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效应有所增强(与时间二次项的交互项较显著地为负)，即沿海地区制造业形成初期更多地受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但在后期产业集聚的效应减弱，而综合税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效应逐渐增强。

      再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见表3)。根据同样的模型对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随时间而减弱比制造业整体更为显著(系数的绝对值更高，显著性也更强)，也就是说，制造业近来发生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同时，产业聚集效应基本上不显著了，甚至在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呈现出负效应；而在决定产业形成或者产业集聚的因素中，工资(劳动力成本)起初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哪怕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如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工资(劳动力成本)逐渐阻碍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聚集。这些都说明，经济和产业发展初期吸引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主要力量是产业集聚效应；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和产业的不断发展，在其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时，沿海地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要素成本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相关预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减少，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与此同时，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决定了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路径和模式都不尽相同。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其制造业的发展面临挑战；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并依托其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而承接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对于区域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处理好劳动就业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是成功渡过中等收入阶段并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所在。

      本文根据1998-2008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考察在刘易斯转折点(通常所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同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多年来在沿海地区聚集的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之后开始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其原因在于，以往沿海地区吸引制造业聚集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要素成本效应在引导产业向欠发达内陆地区转移的过程则逐渐增强，这种态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更为显著。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顺应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进而引导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要素资源相对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转移，提供了较好的经验支撑；同时，也为今后如何实现制造业在区域间协调发展以继续拉动全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②由于在1998年和1999年的统计数据中未能涵盖工资(劳动力成本)的数据，为了得到更多年份的情况，同时考虑到本部分内容所需的预测值以及移动平均值等指标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部分的模型里舍弃掉工资(劳动力成本)变量，但包含观测值在各年份相对完整的综合税负成本，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对产业形成的影响效果与综合税负成本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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