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跃[1]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宋福范[2]2002年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先进性问题，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党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根本条件。但是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个问题上都发生了重大失误，这直接导致了以苏共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政党丧失政权并自行瓦解。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怎样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未能做到正确理解和把握。本文以“叁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功能定位这个角度，着重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按照什么是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在执政条件下为什么要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以及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实现党的先进性这叁个大的方面，分五章构建了全文的框架结构。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什么是党的先进性问题。为将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问题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应当从功能上来考察的认识方法。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从根本上要看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展示的功能如何。是否顺应社会发展的方向、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这是政党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志。按照这种思路，本章指出,党的先进性的实质就是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其内涵应当表现为党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实现这种先进性，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必须以工人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以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作为党的组织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基础，等等。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执政条件下为什么要实现党的先进性问题。本章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性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特点出发，从以下叁个方面阐述了<WP=3>在执政条件下党保持和实现先进性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根据上看，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其实施领导的根本前提，是其自身建设的逻辑归宿，因此，保持和实现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性的基本依据。从历史根据上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来，以苏共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而最终归于失败。而以中共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却经历了痛苦的凤凰涅盘后重新获得新生。历史充分表明，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从时代依据上看，进入新世纪，我们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深刻变化既给我们党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始终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这是我们党对国内外大转折的强力回应。第叁章主要从党内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实现党的先进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先进性，需要党内和党外方方面面的条件，从党内的条件来说，需要党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由于它们是党自身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党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的根本基础、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因而是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和发挥党的先进性的内在基础和先决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影响和制约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因素从思想方面讲主要表现在思想因循守旧、理想信念动摇、权力观错位，等等；从制度方面看集中体现在党内生活缺乏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上。为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思想层面上必须以搞好理论武装为核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在制度层面上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重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第四章主要从党群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实现党的先进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先进性，从党外的条件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是党实现自身先进性的依靠力量。按照与党的关系的紧密程度，人<WP=4>民群众可以分作两个部分，一是党赖以依托的基本阶级力量，即党的阶级基础；二是除了基本阶级力量之外的广大公众，即党的群众基础。在执政、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都发生了的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自身的先进性，必须正确认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历史性变化，根据时代对党的先进性的要求，努力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只有两个基础都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巩固和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最终实现和充分展示出自身的先进性。第五章主要从党政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实现党的先进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先进性，从协调党内条件与党外条件关系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处理好党与政权的关系，根本的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王鹏[3]2016年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因而党的建设的任务也就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组织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把自身锻造成为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人民军队、人民群众以及各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把自身建设建设成为受人民拥戴的执政党。本论文立足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深入分析党的自身建设过程和局部执政行为,揭示党的发展与局部执政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里纯洁组织和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基本经验,探究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本论文共分为以下六章：(一)绪论。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此过程中必将面临各种风险和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党的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的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两次转变,而党领导的政权建设也经历了苏维埃政权、抗H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叁种政权形态,积累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极为丰富,总结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无疑将有助于推动今天的伟大社会实践。绪论部分还阐述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二)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本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党建学说和列宁党建理论两个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原则,然后分别对中央苏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与局部执政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旨在使本课题的研究置于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叁)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考察。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脉络,分析和阐释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从而为研究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提供现实的分析背景。(四)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组织体系的完善。本部分首先从历史脉络分析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德才兼备干部队伍的培养以及模范党员队伍建设的过程,阐明党的组织体系的成熟首先是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实现的。然后,本部分论述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监督体系创新的过程,阐明党内政治的制度化,有助于党的首脑、干部和党员形成统一的整体。(五)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建理论的成熟。本部分首先对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然后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系统阐述、叁大优良作风的高度概括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提出等五个方面展示了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突出成果,进而阐述了党建理论的发展与党建实践的之间的关系。(六)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本部分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对于“微型国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权问题展开论述。论文首先理清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过程中党、政、军、群之间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党的组织力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过程。论文提出党在局部执政过程中着重提升了以下儿种能力：执掌政权的能力、领导统一战线的能力、领导人民军队的能力、动员社会的能力以及对外交往的能力。由于党的领导能力首先体现为一种综合能力,即党统领各方的能力,因而论文在这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通过对上述能力提升过程的分析,揭示党的组织力量的发展、党的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之间的内在关系。(七)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本部分总结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体系；造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型；培育出不朽的延安精神。在此基础上,论文最后总结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而为探寻执政环境中党的建设规律提供有益借鉴。
罗永宽[4]2010年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拟从理论、历史与现实叁者结合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和党建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新阶层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分析,以全面而历史地探讨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各种因素,分析这种影响的方式、作用机理和程度,进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论域,提出巩固和拓新执政基础的若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考。这一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通过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逻辑推演与历史考察的有机结合,并合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助于拓新党建研究论域,深化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从而进一步地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本文由导论、六章正文和结束语组成。第一章导论系概念辨析、学术综述和基础理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选题背景和意义,辨析了相关概念和范畴,综述了20余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动态,描述了主要研究方法和全文的框架结构。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基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对西方代表性的社会分层理论、政党理论及其流变的述评,以建构本文考察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全面揭示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带来的影响或挑战。第二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演进,以及此二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历时性分阶段的考察。本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考察了1949-78年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探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生成、特点及功能,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的历史经验,继而对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并从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教训。第叁章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形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多样性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考察,揭示出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结构生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本章廓清了中国原有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及其阶级归属、评价了社会新阶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探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多样、社会利益格局变迁中社会稳定与执政合法性问题凸显、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党的执政基础的深刻变化等叁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挑战。第四章依据文献调研而得的数据材料,重点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巩固问题。本文探讨了在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和地位变动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的问题,探析了农民工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等问题。第五章侧重从社会新阶层的角度探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本文动态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基本构成及其特点,强调社会新阶层是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故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自由择业者的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通过有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密切新形势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效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推进社会建设构解决民生问题等途径,以增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第六章考察新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执政党整个组织体系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针对党在基层的组织环境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和涣散、基层党组织传统建设模式遇到挑战等问题,从理念、机制和方法等层面,探讨巩固和拓新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策略选择和实现途径,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的组织建设问题。结语部分表达了叁层意思：一是执政党要常怀忧患之心,常抱兴党之责,对既往的和现有的、不变的和变化的执政基础进行梳理、审视和分析,并应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社会变迁和自身变化,对执政的诸多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进行动态的系统分析,以探究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二是探讨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组织基础的拓新与理论基础的夯实等方面的内在关联性,并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争鸣性前沿问题予以回应,以求得对新世纪巩固和拓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策略选择、实现方式和路径依赖的进一步思考；叁是运用新世纪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及重要战略思想,来解读其对于巩固和拓新党的执政基础的指导性意义,以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中拓展本论题的研究,从而使这一论题更具理论张力和研究的可持续性。
金婕[5]2011年在《新时期提升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党建新要求。其中,提升党的先进性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建科学化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以及能否在新时期顺利完成执政使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探索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如党的理论研究与成果转化缺乏有效性、党内制度内容设计和运行机制缺乏实效性以及党建工作方法和先进性教育方式缺乏时效性等问题,极大制约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发展,提升党的先进性建设科学化水平势在必行。为此,必须要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发展的眼光探究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规律及其衍生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总结研究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建设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科学理论、科学制度和科学方法为研究重点,寻找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规律,充分挖掘党员属性观、功能建党理论以及政党文化建设在发挥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导力上的作用,深入研究构建科学决策制度、创新激励制度、监督制约制度所形成的制度体系以及古今中外的、成功实践的、现代科学的工作方法对推进党建民主化、法制化和效率化上的作用,积极探索党组织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力与党员的实践创新力对塑造具有创新意识和服务信念的党员队伍建设上的作用,从而有效解决制约先进性建设科学化的问题,全面提升党的先进性建设科学化水平,为确保顺利实现和完成现阶段时代和社会所赋予的党建目标和执政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张怀海[6]2006年在《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开展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不仅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而且关系到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本文旨在通过对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所面临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的分析，对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不断提高党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进行探讨。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是一个理论性和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理论和当前党的群众工作实际相结合是贯穿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党的群众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这需要以宽阔的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需要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从而揭示和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促进理论和实践创新。 本文由前言、五章正文和结束语构成。 前言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选题的意义、本选题的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本文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等内容。 第一章是对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理论分析，主要涉及党的群众工作的内涵、历史经验及时代价值。探讨并厘清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含义、基本任务、地位和功能，是研究党的群众工作的立论基础。党的群众工作，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为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党积累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群众工作经验。总结和继承这些基本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不断提高党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群众工作是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的主渠道；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党的群众工作是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现实要求；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党的群众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第二章主要分析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新形势下，国际局势和国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群众工作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复杂；广大人民群众阶级阶层、利益需求和利益关系、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流动性、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党的群众工作任务更为艰巨；党所处历史方位、党员干部队
汪如磊[7]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论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历史、现实的理论和对策研究。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执政绩效,优化执政体制、机制,增强党的政治社会化能力,在民众中树立、维护和巩固良好的执政形象问题。论文紧扣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这一主题,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思路,总结经验、梳理理论、提出对策。论文从基本理论解析入手,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开展研究。论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导论主要阐释了执政形象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研究的难点、创新、限度。第一章是理论解析部分。本章是论文的逻辑起点。围绕“是什么、为什么”的思维逻辑,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阐述。1.政党执政是党的执政形象的逻辑前提。分析现代政治条件下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及其规定性,认为,在社会-国家-政党分析框架下,政党执政具有内在规定性,赢得社会支持,实现有效治理,推动社会进步,解决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既是政党执政的逻辑,也是政党执政形象的逻辑前提。2.党的执政形象原理分析。对“形象”、“政党形象”、“政党执政形象”、“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内涵、外延及其影响要素进行学理剖析。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掌握、运用国家政权,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政治、社会发展、造福人民的进程中,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实践、执政绩效,党的执政体制、执政机制等在民众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关于党的整体性的评价和认识,是党重要的执政资源和软实力,是民众对党内化于心的一种情感反应,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外在表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在执政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和具体化、现实化。论文从执政形象主体、执政形象构成内容、执政形象发展、执政形象效应范围及相关重要范畴等五个维度对党的执政形象的外延进行总结;从理论上归纳概括了影响党的执政形象的四个主要要素,即,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绩效、党的执政体制、执政机制和党的政治社会化。第二章是历史探析部分。本章分叁个大的时期对党的执政形象进行历史考察、梳理。建国前的局部执政时期是党执政形象的初创时期;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党执政形象曲折发展、异化时期,主要考察从革命理念向执政理念的艰难转型、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国家制度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政党支配国家和社会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形象的修复、重塑,主要考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探求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努力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形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形象。第叁章是问题剖析部分。本章把视野放在当代中国,通过对新形势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绩效、党的执政体制、执政机制、党的政治社会化状况的分析,探讨党的执政形象面临的现实挑战。第四章是对策研析部分。围绕党的执政形象的要素内涵,探讨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形象问题。论文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党的形象主体建设;二是加强执政绩效建设;叁是构建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四是尊重传播规律,形塑良好形象。结语主要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以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商志晓[8]2005年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一)政党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是一个新问题,是一个新课题。目前开始被关注,但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很早提出了先进性问题,并把先进性作为自身建设的要求和目标,但起初主要是在论证自身阶级基础的优势时涉及到的,而且在较长时期内使先进性从属于阶级性,把先进性建设笼统地纳入到党的建设之中,消融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之内。也就是说,政党先进性问题尽管早已存在,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始终没有以一个重要而独立的问题被突出出来。这固然缘于现实还不需要、条件还不具备、任务还不显着等客观因素,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特定时代背景下认识所能达到的水平及其局限有关。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东剧变”、特别是我们党在新世纪之初提出了“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才有根本改观。到这时,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从客观需求上还是从主观意愿上,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认识中,都必须作带有方向性的根本调整和改变,即:要在执政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夺权的意义上思考问题,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框架内而不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框架内采取行动,要在把握执政的普遍规律中而不仅仅是在强调共产党掌权的特殊性中开展工作,要从先进性与执政地位相统一的角度而不是使先进性从属于阶级性方面进行党的建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思维观念下,政党先进性问题摆脱了对阶级性的依附和从属,超越了原有的作用范围和影响界限,拓展为党的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上升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认真面对而又务必解决好的最重要问题的地位,直接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及执政成败相关,直接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及生死存亡相联。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根本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当今时代的本质属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最重要追求,先进性由此突出出来了,先进性问题开始愈来愈受到关注。 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我国逐渐恢复并得以迅速发展的政治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对其学术视野中的政党问题也表现出愈来愈浓的
郭增川[9]2017年在《建国以来中共党员发展政策的历史变迁与经验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不断谋划全局、擘画长远,通过一届又一届的砥砺奋进和接续奋斗,推动了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进一步驶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然而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叁十多年的今天,党面临着日益尖锐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在谋就辉煌事业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矛盾风险挑战横亘在党和国家面前。盛世之下,"殷忧启圣"。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党应理性审慎执政危机,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执政党建设的发展进路。这一探索首先应从党最基本的政策和问题入手。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和行为主体,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基础工程,这就决定了党员发展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其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党的生命力与执政力。鉴于上述动因,本文试就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共党员发展政策进行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有益的现实启示。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共党员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前期实践。然后契合党史上通常的划分习惯,将建国以来的中共党员发展政策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分别进行研究。最后科学总结建国以来党员发展政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文章除导论部分外,每一章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分析中共党员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发展政策作简要回顾。第二章主要爬梳整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党员发展政策。第一节交代了建国初期的时代背景和党担负的历史使命,这是过渡时期党员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时代要求和现实依据。第二节主要从党员发展标准、党员发展程序和党员发展有关会议和文件叁个向度梳理了党员发展政策的历史演变。第叁节针对过渡时期党员发展政策的时代契合性作了简要探析。第叁章主要整合探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员发展政策。本章第一节分析了八大后党对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以及这一时期党的建设曲折发展历程,第二节从党员发展标准、程序、相关文件叁个方面梳理了十年建设时期党员发展政策的历史演变,第叁节简要考量了这一时期党员发展政策的历史合理性。第四章主要归纳反思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发展政策。本章依然分为叁节。第一节阐述社会历史背景:"文革"时期国内外客观形势以及党内"左"倾思潮发展。第二节囿于该时期的历史特殊性,党员发展政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对党员发展对象、党员发展标准和党员发展程序的演变作简要梳理。第叁节总结归纳"文革"期的党员发展政策失误弊端和进步合理之处。第五章主要考察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员发展政策。本章第一节交代了改革开放这一"跨世纪的伟大革命"时代背景下党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第二节梳理了党员发展政策的历史演进,第叁节对历史新时期的党员发展政策作简要总结。第六章主要总结历史经验,探寻现实启示。本章是整篇论文的升华部分,是继述史后的论评,对建国以来党员发展政策的历史经验作科学总结和归纳,旨在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结语部分依据现有分析研究,探究党员发展政策的价值遵循,探索党员发展政策制定的现实路径,为现阶段党员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之鉴。
杨坤洋[10]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威胁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仍能保持执政地位。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社会治乱、国家安危和政党兴亡的根本问题。在典型的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中,一个高效有力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任何政治系统有效运转所须臾不可缺少的,而政党无异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推手,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没有一种政党规范是万能的,政党危机几乎贯穿在政党政治的整个历史演进历程中。生发于社会的政党,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就可能因滥权而傲踞在社会和国家之上。随着政党自身作为“整合的工具”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政党就会从“冲突的力量”变身为“冲突的对象”,最终演绎了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重重悲情。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丧失政权?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敏感话题,但却是一个不期而至、不请自到、无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①新世纪以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意识实现了新的自觉。盛世而作“危言”,从历史和逻辑上理顺党的执政安全问题,这是本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政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是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形成和研究进行了系统考察,以求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主要采用体系式研究与问题式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论证,强调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局部与整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精确与近似、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等的多重结合。论文遵循由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来谋篇布局,贯穿论文的主线是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的“四位一体”分析工具。为了避免从原理、原则出发拼凑事实的研究歧途,问题的开放和开放的问题是本研究力求坚持的研究路向。论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其中,正文由六章组成。绪论阐述了研究的缘起、意义、方法和思路,重点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研究状况,并进行了简单评介。第一章旨在完成政党执政安全的一般理论建构。以政党政治的由来与走向为切入点,立足于政党执政的经验性、科学性探求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通过考察政党政治危机从反思维视角提炼政党执政不安全的类型形态。第二章旨在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基础理论。先勾勒了古今中外执政安全的理论渊源,接着从政党-国家-社会的范式分析和提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规定,最后导出“四位一体”的分析工具,即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第叁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叁次局部执政,考察了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执政安全的初步探索。第四章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党执政安全的演进与发展,初步梳理了党执政的规律性和鉴戒性。第五章立足于党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执政使命,系统地分析了新形势下党执政安全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第六章初步提出了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的对策思路。要而言之,论文尝试以政治学范式对传统的党建理论框架进行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作了初设,创新了问题的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并基于对党执政历史形态新的考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当然,就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而言,论文还留下了丰富的拓展空间,如政党执政安全一般原理的进一步提炼,不同性质政党执政安全的比较研究,古今中外执政安全思想、制度和文化的梳理以及多学科方法的集成。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2]. 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问题研究[D]. 宋福范.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3]. 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D]. 王鹏. 西北大学. 2016
[4].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D]. 罗永宽. 武汉大学. 2010
[5]. 新时期提升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研究[D]. 金婕. 华东政法大学. 2011
[6].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理论研究[D]. 张怀海.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7]. 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问题研究[D]. 汪如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8]. 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问题研究[D]. 商志晓. 山东大学. 2005
[9]. 建国以来中共党员发展政策的历史变迁与经验启示[D]. 郭增川. 山东大学. 2017
[10].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D]. 杨坤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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