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梁漱溟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是梁漱溟所要建设的理想社会，也是他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他的乡村建设就是“社会主义”。[①]那么，梁漱溟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本文试图结合具体史实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梁氏的“社会主义”蓝图
1937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向世人揭示了他理想中的新社会——即他的“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他指出，这个理想中的新社会，从总体上说，“就是经济上的生产与分配都社会化。”[②]具体说，应具有下列几大特征：
（1）新社会的经济建设必须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③]梁漱溟认为，中国旧时的经济建设路向是“农工商”，这是有内在顺序的。它较西洋社会近时的经济建设路向要合理。西洋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放弃了自己的农村经济，一味地去发展工商业。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得工农业脱节；二是造成都市与乡村的对立；三是引起国际纠纷，——因为为追求盈利，工业把市场延伸到国外，从而引起与国外的矛盾。梁漱溟指出，中国未来的新社会，一定要摒弃西洋社会这种工农业脱节的作法，坚持传统的以农业为本的立场，走农业引发工业、农工结合、平均适宜的发展道路。
（2）新社会的社会组织构造必须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④]所谓“以乡村为本”，与第一点所说的以农业为本，其意义相通。梁漱溟认为，中国是农业国，中国的立国之根在乡村。因此，中国理想的社会构造，只能是“以乡村为本”，而不能如西洋社会离开乡村，独自发展都市，结果使乡村、都市完全对立。
（3）新社会的社会人际关系必须是“伦理本位”，“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⑤]梁漱溟在这里所讲的“伦理本位”，就是他所概括的“中国社会的固有精神”。从梁漱溟对“伦理本位”的解释看，有两层含义：其一，如中国古代社会，把家庭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组织伦理化；其二，在伦理化的社会组织中，人人都能做到以对方为重，不以个人为重；人人都注重“义务观念”，而去掉“权利观念”。与此同时，团体组织也为个人提供显示其价值的舞台。梁漱溟认为，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较之西洋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以及苏俄那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都要祥和、温馨。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都得到很好的调和。
（4）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必须是“三者合一而不相离的”。[⑥]梁漱溟指出，新社会的这一特点，也是鉴于西洋社会政教分离、政治和经济分离所带来的弊端而提出的。他说，西洋社会是政教分离、政治与经济分离的，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了两个弊端：其一，社会秩序建立在武力之上；其二，在政教分离之下的人们的生计是各自为谋，从而使社会生活时时处于动荡、失业的危险中。[⑦]中国未来的新社会不能这样，它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三者合一。将来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政治组织，不如说它是经济团体或教育团体。说具体一点，未来的国家，不再靠武力来统治，它只能用教化的办法，以“新礼俗”来影响民众和干预民众的生活。其时的国家，只有两项职能：一是实施教育；二是统筹经济。用梁漱溟的话说，“将来的政治大概其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和教育了，所谓国家一面是经济的团体，一面也就是教育的团体。本来亦只有经济和教育两桩事；经济是生活，教育是生活的向上发展。所谓政治，在这里不过表现个人意志和团体意志的那些事。”若能真正作到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人类生活亦才正常合理化了。”[⑧]
（5）新社会“必须不是阶级社会”。梁漱溟认为，有阶级和阶级冲突的社会，“就非理想的社会”。[⑨]
（6）新社会必须是生产和消费均实现了社会化。梁漱溟指出，未来的新社会，社会将掌握生产手段，人们不再为温饱而操劳，占有物质资料的人类的第一需要将有“人生向上”的精神所取代。其时，人类将“站在一个立场上共同对付自然界”，“利用自然，以满足人类共同的需要”。[⑩]
总之，在梁漱溟看来，农业工业依乎顺序适当配合；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二者调和沟通；社会以伦理为本位；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而为一；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生产、消费全部社会化，这就是乡村建设将要达到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
二、梁氏的“社会主义”实质
由上述可见，梁漱溟确实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把我们引进了大同世界的美妙意境。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梁漱溟的所谓“社会主义”，决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是带着浓厚儒学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从他上述关于新社会的构想来看，它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一）梁漱溟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就一般意义来说，所谓社会主义，即是反抗压迫，反抗剥削，要求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思想。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否认梁漱溟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又有科学与空想之分。勿容置疑，梁漱溟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一种空想主义的气息，展示的是一幅可望而不可及的画面。它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点本质的区别。
第一，梁漱溟的“社会主义”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产物。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一切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一个显著区别，前者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个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后者则以唯心史观为基础，认为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是所谓的“人类理性”等思想因素决定的，是靠人的主观努力去实现的。从梁漱溟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来看，应该承认，他的理论不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他既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必然性，也没有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而是唯心地以什么“理性”，“意欲”来阐述他的理想社会。在梁漱溟的理论中，社会是否变革，是否进步，全在人类的感受是否合理。他说，所谓合理，就是“合乎自然之理”，“质言之，就是合乎人类心理的要求”。(11)在他看来，旧社会之所以要改造，是由于它不合乎人类心理的要求；中国之所以要社会主义，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合乎人类的心理要求。这种观点，显然有别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梁漱溟的“社会主义”缺乏正确方法和途径。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即是有否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法和途径。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揭示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法和途径。空想社会主义由于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因而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总是企图通过和平的方法和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梁漱溟的“社会主义”，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认识基础，也没有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方法和途径。从梁漱溟的有关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拟定的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的途径，则是期望知识分子深入乡间，在旧政权的支持下，用教育和合作的手段，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很明显，梁漱溟的这种方法和途径，也是有别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重蹈了十九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在现存政治制度范围内，依靠旧政权，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去实现社会改造的覆辙。
（二）梁漱溟的“社会主义”也有别于欧洲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迄今为止的论著中，人们一般都把出现于十九世纪西欧的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作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特点作过概括，如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产物；空想社会主义主张财产公有，主张消灭阶级对立和城乡差别；空想社会主义把国家看成纯粹的管理机构，主张消灭雇佣劳动，消灭剥削，提倡社会和谐；空想社会主义拒绝任何革命行动，总是想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实验为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如将梁漱溟的“社会主义”或他的全部的乡村建设理论与欧洲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较，不能不承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
（1）就梁漱溟的理论产生的条件而言，孕育它的只是融严重的封建主义因素和微弱的资本主义于一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应该说，是很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
（2）就梁漱溟的具体主张而言，其出发点也是为了消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弊端。用他的话说，他的社会主义，“对于西洋近代社会说，是转偏欹为正常”。(12)因而他要求消除西方社会所出现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要求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要求实现生产、消费社会化等等，这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主张都大体相同。
（3）就梁漱溟拟定的实现理想的方法和途径而言，也是企图用和平的方法，而反对暴力革命。更为相似的是，欧洲的欧文为证明自己理论的可行性，不惜用重金，在美国买下了3万英亩土地，搞了近4年的“社会主义”实验；而中国的梁漱溟虽未用重金买地搞实验，但自愿抛弃都市生活，深入穷乡僻壤的农村，搞了近10年的实验，不谓心不诚志不坚。但实验的结果，不但没有证明他们理论的可行性，反而说明了他们理论的空想性。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梁漱溟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在此我们须特别指出的是，梁漱溟的“社会主义”，尽管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它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种种的不同。
第一，梁漱溟并不象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代表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主张。他常常以一种超阶级的姿态来分析中国社会。在具体主张，又声称要“为农民而说话”，“以农民作后盾”。(13)
第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不是象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出现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前而是在其后。因此，他的理论较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要更具有多重性。一方面，他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接受了他认为合理东西。他曾说：“我的思想上开展之处，……得益于马克思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14)但另一方面，基于他的认识和立场，他的理论又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革命的误解和反共立场上。
第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明显不同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已经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而梁漱溟的理论，却是产生于中国经济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基本上还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因素在广大的农村，还是极其微弱。因此梁漱溟拟定的有关经济建设措施，一方面具有反封建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如他对合作经济的规定。按一般常例，无论何种合作社，总是以非营利为原则。但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合作社开头天然要进一步含有营利的作用在内。”(15)合作社如若以盈利为动机，这与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一点，梁漱溟本人也看得很清楚。他曾说，中国的合作，“在初时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仿佛是从营利过渡到不营利，其在过渡阶段中不能不营利，不能不进取。换句话说，在过渡阶段中的合作社，从某一意义上说，也很象一种资本主义，除了借着他人的劳动来营取产业利润一点之外，其他地方（如营利），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同”。(16)由此可见，梁漱溟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同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一开始就以立即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前提，而梁漱溟则主张以盈利的合作社为始端，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
其实，梁漱溟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还在于我们下面所说的一点上，即它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的。
（三）梁漱溟的“社会主义”是带有浓厚儒学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儒学色彩，是他的“社会主义”区别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标志；也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特色。
梁漱溟理论的儒学色彩，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社会主义”是以儒学为其根本精神的，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是以历代儒家推崇的社会构建为蓝本的。
梁漱溟曾经指出：“乡村建设就是要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新文化要以乡村为根，要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何谓中国的老道理？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中国儒家推崇的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的精神。(17)由此看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以儒学为其根本精神的。与此同时，梁漱溟在论述他的“社会主义”时又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18)由此也不难推理，他的“社会主义”亦即是以儒学为其根本精神的。实事上，梁漱溟在陈述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构建时，也是处处以儒家的治国方略为其理论基础。中国的儒家治国的一个基本理论，即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出自孔子的《论语·为政》篇。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
在这里，孔子认为，治国中德教要比单纯用政刑高明，德教才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自觉从善，取得用政刑所起不到的效果。从孔子德治的具体措施来看，其核心则在于以礼义去教化民众。在孔子的德治方案中，有三点是极其重要的：其一，有一套礼俗；其二，礼俗的推行，是靠教化，而不是靠武力；其三，必须有能推行的人，——士。为此，孔子拟定了一套人伦纲常，特别重视对民众进行人伦礼俗的教育，也特别注重对士的荐举与使用。自此之后，孔子的德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所推崇。孔子的这种德治思想也为梁漱溟所继承并被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综观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全部理论，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一，梁漱溟把建立“新礼俗”作为乡村建设的头等大事。他曾多次强调，他的乡村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他还解释了建设新礼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为什么要建设新礼俗呢？这是因为中国旧时的社会组织构造，就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国家法律。……人类的生活必是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须靠有秩序，没有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西洋社会秩序的维持靠法律，中国过去社会秩序的维持多靠礼俗”。因此，“我们将来的新社会组织构造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20)
第二，梁漱溟把教育作为建设新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梁漱溟把知识分子认作建设新社会的一大主动力。
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儒学对梁漱溟理论的影响。
不仅如此，从上述梁漱溟对他理想的新社会的描述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历代儒家推崇的社会构建模式的痕迹。如所谓的“伦理本位”、“政教合一”、“理性替代武力”、“教育居于最高地位”等等，都是历代儒家们推崇的理想社会模式。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梁漱溟所描绘的新社会是“社会主义”，那么，他这个“社会主义”，确切地说，不过是带有浓厚儒学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
诚然，我们在揭示梁漱溟的“社会主义”空想性、儒学化的同时，还应看到以下两点：其一，梁漱溟对传统德治社会理想模式的推崇，并不意味着梁漱溟将要建立的新社会，仅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复归。其间，也隐含着他对传统理想社会模式的改造和对近代西洋社会长处的容纳。其二，梁漱溟所理想的新社会，由于缺乏正确的实现方法和途径，所以是空想的，但他所表现出来的要求社会平等、国家富强等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有其意义的。如他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我们在评价梁漱溟的“社会主义”时应加以考虑。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⑩ (11) (12) (13) (18) (20)《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412、557、558、561、564、416、413、568、557、459—460、547、276页。
⑦梁漱溟：《政教合一》，《乡村建设》旬刊，4卷22期，1935年4月。
(14)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15) (16)梁漱溟：《中国合作运动之路向》，《乡村建设》旬刊4卷23、24期合刊。
(17)《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653页。
(19)《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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