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_知识分子论文

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_知识分子论文

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精神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是知识分子所催生、缔造的,作为大学存在主体的教师和学生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且大学也以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为己任,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与大学外的知识分子存在着密切的交往,他们在精神追求上是一致的。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进了大学(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专业体制化之势所必然),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社区,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乐土。如今,大学中的所谓“学院派”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知识分子最有力的代表,最具知识分子精神气质,最能彰显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知识分子与大学一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作为“知识堡垒”的大学,塑造着大学精神,使大学精神与知识分子精神具有内在的共通性和契合性。

一、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首先不在于他们有知识,或从事知识研究,或以知识为生,而在于他们有一种深刻内在的人文关怀,因为并不是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或所有掌握专业技能的知识者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必要前提是,他拥有“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1]知识常有,知识分子不常有。“有精致之知识者并不必然成为知识‘分子’。相对论并不使爱因斯坦成为知识分子。对哲学的思考,对社会的评议,对法西斯的愤怒……使爱因斯坦成为知识分子。”[2]“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活动中显示出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显著关心。他们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分子似乎是从来就对事物现状与诉诸习惯与习俗不满的人。他们根据更高和更广大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像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3]因此,胸怀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人文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知识分子既不是艾尔文·古德纳所说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不是指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而是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之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能够依循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进行独立思考、敢于批判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并努力推动人类基本价值充分实现的文化人。人文知识分子超越了职业分工的界线,既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也可以是自由职业者、民间人土,而且不囿于专业的限制,科技工作者也可以是人文知识分子,而人文学科专业的研究者并不必然就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传统人文学科(例如语言学或历史学)为业者,“当他把主体性对象完全转化为物理学所研究的客体,并以此建立自己的专业旨趣时,就不在人文知识分子之列。与其说人文知识分子是基于某类专业的外在固定类聚,倒不如说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态度和倾向的精神群体。”[4]总之,人文知识分子担当着社会的道德规范、意义模式、生活方式的建构与阐释的使命,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常常对过去或现存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进行反思与批判,并传播新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想,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思想上的“火种”。

虽然“知识分子”的定义不必是惟一的,但是无论哪种界说,假如遗忘或者丢弃了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揭示,那这种界说于知识分子的内涵而言则是舍本逐末、空乏无味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性是衡量知识分子真义的内在尺度,因为本质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内蕴着精神的知识分子,就是“人文”知识分子。金耀基把人文知识分子称为“纯知识分子”,将其视为“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并且认为它是经过浪漫化了的一种理想形象,在整个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符合这个形象,没有了他们,知识分子这个词便将暗淡无光。[5]正因如此,知识分子的真实内涵才需要被完整地揭示出来,知识分子精神才需要被唤醒。

从外延来说,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职业,也不从属于某个阶级;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涵括一种超越阶级意识、阐释终极意义、关怀社会大众的人文精神意蕴。

二、知识分子与大学:相吸相附

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学园,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稷下学宫,都显示时代精神的承担者需要一个寄存精神的寓所。在这里,他们能够自由地交流、探讨,发展和传播新思想,不断涵养精神空间,释放精神力量。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寓所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大学。大学与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精神共契性”不仅是历史的启示,也是大学行会本原意义之所在。近代之后,随着知识的体制化和专业化,大学几乎吸纳了一切主要的知识活动,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聚居之地和主要生存之所。在大学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巨大的吸附力。大学因为知识分子的加入和再生产,具有生命活力和存在意义,而知识分子依托大学与社会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充分展现自身的精神气质。

(1)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与大学的源起。思想自由的结果,必然产生强烈的表达欲望。思想的拥有者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渴望与人交流、传播自己的思想,渴望在同侪中引起共鸣。对精神生活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渴望,使思想者们不自觉地聚集在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激烈的交锋中,真知灼见、技高一筹者常常脱颖而出,其周围逐渐会形成一个文化圈,其中既有平等交流者,也有慕名而来的求学者。当这种思想交流和传播日益频繁,乃至有了固定场所、相对稳定的参与者和追随者,原生形态的大学便诞生了。从这种意义上看,大学的诞生尽管离不开其所生存的社会土壤,如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但是知识分子本能的精神诉求以及对自由的精神生活的渴望也是大学诞生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因。如果说这一结论对于早期大学诞生的精神意蕴尚有一定揣测成分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中世纪近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中找到有力的佐证。

“Universitas”的本义是行会,但不是商人或工匠的行会,而是学者行会。与以经济利益为核心、高度封闭的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显著不同,学者行会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独特的精神气质和高度的开放性。一般而言,中世纪大学由于它所具有的行会特征而常常被看作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原因在于人们只注意到了“学者行会”所具有的“行会”的词源学意义,而没有深究它作为“学者行会”的人文意义,也即忽视了学者行会与其它行会的本质区别。事实上,“学者行会”并不囿于职业需要,它超越了具体行业技术的传授,承担着社会终极意义的阐释和精神信仰的教化等重大使命。对意义的阐释和对知识的创造与传播曾经是教会的特权,“学者行会”的产生不仅打破了教会对思想、知识的垄断,而且开创了一个理智批判和文化变革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诞生更深层的意义是消解教会时代的愚昧,而承继其社会终极价值意义阐释与教化的功能或使命,从而“满足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对精神信仰空间的重建需要”,而这一社会职能的承担者就被称作“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是学者行会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因,使学者行会具有区别于其他行会的精神气质与精神追求,从而历史地决定了大学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机构,而且是一个具有超越精神的现代社会终极意义的最高关怀机构。

(2)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社区。在涌动的时代潮流中,大学以其与生俱来的精神品格和独有的制度架构,为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探求知识、发表言论、传播思想的精神空间,成为知识分子向往的殿堂。随着大学数量的不断增多及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吸纳进了大学,大学成为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大学最根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本质,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殿堂,大学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为知识分子而存在,并把所有知识加以统合的地方,因此,大学表现出知识社群的特性。”[6]大学是知识分子所孕育的,也是知识分子发挥历史作用的一个根据地。大学是最适宜知识分子生存的社区,知识分子同样离不开大学。与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并存的还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而后者或依附于社会功利性组织机构而存在,或以自由职业者的形象出现。依附于社会功利性组织机构而存在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性引诱和压迫式威胁的制约,他们的精神空间布满了“禁区”,思想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里,这本身就违背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本性,也容易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的蜕化;而以自由职业者形象出现的知识分子单枪匹马,更是无力对抗其他社会强势力量的侵扰和引诱。以自由作家为例,“文字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它就要服从生意上的考虑,这种情况既给作者带来诱惑,也给他造成许多焦虑。市场使他独立于庇护人,也给他带来屈从于市场自身规律的危险。”[7]与此相对应,大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最有利的制度背景。刘易斯·科塞指出现代大学为当今美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最有力的制度背景:①大学提供了一个共同从事不受约束的知识追求的人可以相互交流,并在不断的交流中磨砺自己思想的环境;②大学定期支付教授报酬,尽管这些报酬大大低于一些非学术职业,但能保证教授们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③大学向高级教师们提供任教期间的权利保证,教师们可以免受捉摸不定的市场的影响,从而可以在不受经济压力干扰的情况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④大学把教师的时间分配制度化,使他们能够把大部分工作时间用于独立思考和自主的研究;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8]为此,大学拥有独特的制度环境、宽松的精神氛围和浓厚的学术气息。在大学的庇护下,知识分子专注于独立思考和学术探究,在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海德格尔说过,知识分子的力量为大学所滋养,并且在大学中才能真正受到保护,所以未来是发祥于大学的。

(3)大学是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虽然知识分子不限于大学,但无论是早期形态的大学(如最早的柏拉图学园、稷下学宫或中国书院),还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中世纪大学),培养知识分子一直是大学的天职。大学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与大学所提供的精神养分和自由和谐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大学是思想交汇之地,各种思想不受阻碍地进入校园,在校园里交流、碰撞、裂变、新生,使成长中的知识分子沐浴着五彩缤纷的精神之光,自由地吸收精神养分,以苏格拉底式的交往,与先知、同侪毫无限制地相互发生联系,彼此提出挑战性问题,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这种高容量、强论争性的自由平等的氛围,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活力,激发着他们自我意识和精神的自我完善。其次,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并不是某一职业所需的特殊技能,而是超越职业技能与专业知识界限的系统知识基础。“大学的科学课程则抱着知识一体化的想法,希望深入知识的根源,以使每一个个别的职业在整体的科学之中找到它的根。”[9]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是博学之士,而不是技术专家,但又是专家与职业技师的母体源泉。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的变化和技术更新的需要,自主地调整知识结构,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完善自己的精神生活。第三,大学知识分子理性探究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等终极价值的执著向往。这一境界也是大学教育最深层亦即最高培养目标。领略此境界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可能超越私利的狭隘限定,而以公共性视野思想行事。

通过大学这一知识分子的再生产机制,知识分子群体得以生生相续,知识分子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也日益发扬光大。知识分子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大学相对于社会其他组织,共同的特点就是秉持良心、有所“执守”。对于大学而言,知识分子是大学的缔造者,是大学生命力的体现者,是大学精神的最高代表;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适宜的生存空间,是知识分子的庇护所,也是知识分子“江山代有人才出”之摇篮。

三、知识分子精神与大学精神:核心元素解剖

知识分子与大学相吸相附的关系,决定了知识分子精神与大学精神的内在一致性。知识分子精神赋予了大学人格化的魅力,使大学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离开了知识分子,离开了知识分子的活动,大学精神无以存在,无以言表。大学精神是知识分子精神的结晶和缩影,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揭示,实际上也就掀开了大学精神的神秘面纱。

(1)自由精神。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渴望远甚于一般人。在从事文化性活动过程中,知识分子必须不受任何外在的束缚,能够自由地表达,与同行进行无限制的交流和探讨,自由地传播自己的思想,才能无限接近真理。

知识分子的文化意义,一方面在于对真理的揭示,另一方面也在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普遍关怀,对价值意义的追寻和阐释,对社会正义的高扬和捍卫。因此,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不仅表现为学术研究上个人自在的“消极自由”,还表现为超越专业分工的公共关怀的“积极自由”。当社会公共事务偏离了理性的航道、价值取向发生扭曲时,知识分子敢于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社会应有的意义境界。“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10]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以生命的终结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积极自由”。当时,苏格拉底被指控犯了蛊惑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在法庭上,他坚持为自己辩护,始终不肯改变自己的思想,放弃自己的信仰,从容面对死亡。苏格拉底及历史上各时代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宁死不屈、舍生取义、捍卫自由的精神,正是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最高表达。

(2)独立精神。知识分子的独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生存空间的相对独立;二是心灵空间,即人格上的独立。后者是根本性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如若学术探索的自发成长,要求学者们献身于对超验现实的服务,这也便意味着他们必得从一切暂时性权威的手中解放出来。任何外部权威强加的干预,都只能破坏了他们与自己立志追求的目标之间的接触。”[11]独立精神是知识分子实现“志业”的必然要求。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追寻到远古时代的“隐士”(anchorite),其哲学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脑体分离说。该学说认为,思维主体的心灵为保持独立自主性而需要脱离日常感性。尤西林解读亚氏这一观点后提出,知识分子本质上就是脱离(文明)现实者,他们以疏离现实文明的生存方式保证阐释人文意义的独立性。因此,独立是知识分子在世生存的本质特性之一,独立精神成为知识分子普遍的内在精神气质。这种独立精神表现为对社会主流与中心保持的一种自觉的间距化或边缘化,对权威的拒斥,对真理的执守。知识分子如何彰显其独立精神呢?殷海光先生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12]

当然,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并不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不是拒绝合作,一味单干;也不是归隐山林,自在自得;更不是不谙世事,与社会生活绝缘。知识分子的独立是建立在理性权威的基础上,是发自内心的群体性自信,是“道同则共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和而不同”的精神品格。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仅是相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的,而且也是相对于民众而言的,他秉持良心,忠实于自己的思考,独立地作出判断。即使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知识分子个体也是相对独立的,他既不盲从,也不故意标新立异。知识分子“向社会宣扬的理念或观念,并不意味着主要为了强化自我或颂扬地位,亦非有意服侍有权势的官僚机构和慷慨的雇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批判的意识。”[13]

(3)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其自由精神和独立精神的自然衍生物。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决定了知识分子能够将一切领域纳入研究范畴,思他人之所未思,做他人之所未做,并且能够自由地交流和表达,而独立精神则使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受任何束缚,对一切认识都能够自主地作出决断,决不随波逐流。正由于此,当现实生活与知识分子所持的理想信念和真理不一致时,知识分子总是能够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表述己见。知识分子有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常常超出专业范围,思考关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并通过超前提出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使大变动中的社会有一个内在的精神支撑和整合基础,使一个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得以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纠正和自我定向,因此,他们对于社会现实总是持批判态度。“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从所谓实际事务的人称之为乌托邦理想的观点对这个既定文化进行连续的、不妥协的批判……如果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规定和重新规定实在,谁将这么做?”[14]“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的情景,很自然地,他总是倾向着怀疑与批判的眼光的,他的想法与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是有距离的。而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也因此知识分子总是无法对现实社会不保留地加以拥抱的。……不论如何,知识分子总多少带着批判社会或反社会的性格的。”[15]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向度,能超越现实价值体系进行更为广大、更为深远的思考。知识分子既身处社会中心思考现实人生,关注百姓的生活状态,又以边缘人的勇气形而上地把握人类的命运及其发展问题。批判不是目的,批判的目的在于建构,在于匡扶正义,在于推进社会重心的复位和理想价值系统的现实化。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良知”,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无畏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自由、独立与批判精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很难厘清彼此轻重。失去了独立,就无从获得真正的自由,批判也因此是无力的;而失去了自由,独立就没有任何意义,批判也不复存在;失去了批判,独立与自由都将面临萎缩之后的死亡。自由、独立和批判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知识分子精神最核心的要素,最真切的表达。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和灵魂的大学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共契性”决定了大学精神也是以自由、独立和批判精神为核心的。

标签:;  ;  ;  ;  

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_知识分子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