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民主联合政府”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政府论文,十年来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8月提出，并经党的七大正式确立的重大政治主张。近十年来， 随着国共关系史、抗日战争史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民主联合政府”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现将研究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及观点作一综述，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时间
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 过去一般认为最早是经林伯渠于1944年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公开提出。据此， 李蓉认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是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各民主党派协商改组政府的指示精神而首先提出，林伯渠是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最早发明者（注：李蓉：《联合政府口号提出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3期。）。随着资料的逐渐公开，现在看来， 中共中央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早在这年8月就已决定。 据《毛泽东年谱》及《周恩来年谱》，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致周恩来电报中批示， “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注：《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36页。）。8月18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等人，提出“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93页。）。目前，研究者一般已根据新的材料，采纳了这一意见。
二、关于联合政府主张提出的背景及原因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研究者的共同观点认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是抗战胜利前夕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因素推动的结果，而其直接的导火索是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惨败。另外，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综合来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原因在于“国内的力量对比和民心走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冲及认为，由于国民党豫湘桂战场的溃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般中间分子在内）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能力失去了信任。废除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成为普遍的呼声。中国共产党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和人心的变动，及时地适应这种变化着的情况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口号。他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败、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他认为，这就把联合政府主张提出的由来和过程讲清楚了（注：金冲及：《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抗日战争研究》增刊）。）。
（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反映了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实力对比的变化。杨奎松认为，中共“从1937年初承认国民党领导，到1944年秋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逐渐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它“导致这两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政党必然要逐渐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联合政府的直接提出有两大因素，一是国民党河南战役的惨败，使得共产党相信，国民党已腐败到了极点，这“激起了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胜利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另一方面是美国人的建议，因为要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同时又不给人以共产党打算根本推翻中央政府的印象，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和形式具有关键意义。而“美国人这时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和提议，正好适应了中共谋求以新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替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需要，因而迅速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斗争口号”（注：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抗日战争研究》增刊）。）。
（三）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的一贯主张直接发展的结果。郭德宏认为，国民党军事溃败和政治黑暗的加剧，激起了全国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的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是“民主宪政运动发展的直接结果”；另外，它“同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而又在抗战中有功，力量占优势的客观形势有关”，因此，要准备“继续与它合作，而在合作中促进它进行改良，以逐步满足革命和人民的要求”；其三，它的提出与“欧洲一些国家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共产党参与政权，与各方面力量组成联合政府的经验与做法有关”（注：郭德宏：《建立联合政府方针的提出及围绕它进行的斗争》，《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4期。）。
三、关于“联合政府”主张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随着资料的逐步公布，否认美国政府的联合政府主张，并否认这对中共产生过影响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目前，研究者们一般都承认美国政府有过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中共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韩东屏认为，“从抗战前到马歇尔来华调停使命结束，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一直是美国发布的对华外交政策的一大核心。”（注：韩东屏：《“联合政府”与美国对华政策》，《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杨奎松认为，早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罗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美国在华外交官们（如谢伟思）的响应，随着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成为他们与中共领导人热心讨论的话题。美国人关于联合政府的建议，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的斗争口号提供了灵感（注：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抗日战争研究》增刊）。）。毛磊也认为，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与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有关，尤其是谢伟思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话有直接影响，这些谈话对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注：毛磊、宋炳文：《论两个“联合政府”主张之关系》，《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
毛磊还分析了罗斯福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原因：一是“美国的根本利益”。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近期目标是希望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发挥中国战场的作用，牵制日本在远东的势力，其远期目标是希望战后中国建立稳定的亲美政权，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利用战时合作的有利时机，促使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通过联合政府这种方式达到扶蒋限共的目的，以亲美的政权遏制苏联战后在远东的扩张”；二是“对国共双方情况的深入了解”。即对于中国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和中共有组织力量的领导抗战情况的了解。三是“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这决定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对共产党采取宽容的合作态度，他的民主主义倾向使他从感情上对蒋介石政府独裁专制和腐败无能不满，他的现实主义倾向使他不能不正视中共力量，从而在调处国共关系时能采取较灵活务实的做法。（注：毛磊、宋炳文：《论两个“联合政府”主张之关系》，《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
另外，关于美国联合政府主张与中共主张的比较，毛磊认为，两者存在“原则区别”。一是两者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为了美国在华的根本利益。而后者是从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根本利益出发，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创造条件。二是罗斯福联合政府构想前后经历了从“压蒋联共”到“扶蒋压共”的变化，其后更是走上了扶蒋反共的道路。而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涉及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寸步不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了艰难的努力。（注：毛磊、宋炳文：《论两个“联合政府”主张之关系》，《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
四、关于为“联合政府”所作的斗争
研究者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联合政府”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与斗争。存在的分歧在于：一是关于为这一目标所作斗争的时限，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到全国内战爆发；一种是从联合政府提出直到新中国成立。二是关于这一目标实现与否。
郭德宏把中国共产党为联合政府所作斗争的时间下限放在国民党发动内战为止，认为全国内战爆发是联合政府方针的终结，这一主张“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而未能实现”（注：郭德宏：《建立联合政府方针的提出及围绕它进行的斗争》，《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4期。）。 丁三青、刘传学则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联合政府的思想，为和平建立联合政府作了不懈的努力，真诚寻求与国民党和平合作。全国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政治谈判转变为军事上的自卫战争、解放战争。战争策略的运用，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为了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经过军事大决战，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实现了党的联合政府的思想。”（注：丁三青、刘传学：《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思想的历史考察》，《广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郑德荣主编的《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一书也认为，毛泽东从抗战胜利前后提出和阐发的联合政府思想，“在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前夕一直坚持，并把它作为实现的目标”。“这里有差别的是参加国家政权的成份上的变化。1945年我党所要建立的联合政府是希望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参加”，而“在解放战争时和建国时，我们要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没有蒋介石集团参加的（因为它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与人民为敌到底）”（注：郑德荣：《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5—388页。）。
五、关于“联合政府”主张的性质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的还是旧民主主义的？二是建立联合政府是战略还是策略？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联合政府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大多数人则认为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理论。
彭焕才的文章认为，“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力争实现的‘联合政府’，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形式”。他所阐述的理由有三：首先，在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报告和中共中央重大会议上，在阐述“联合政府”问题时，从来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及确认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其次，中共的对外声明和演说以及国共谈判文献，都表明当时中共在“联合政府”中是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的；第三，政协五项决议是由中共、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签订和公认的。决议确定了政府的主体与主要领导者是国民党，它所规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三权鼎立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彭焕才还认为，中共赞成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联合政府，并作为抗战胜利前后自己奋斗的政治目标，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即敌强我弱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民主和平，决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建立的‘联合政府’，尽管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具有强有力的新民主主义因素。它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步骤和途径。”（注：彭焕才：《评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
同样，江玉凯也认为，“联合政府既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要实现的反映最高纲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也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要实现的反映一般纲领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而是一个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能够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并反映中国共产党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这个特定时期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的‘具体纲领’。”（注：江玉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及其形式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多数人则确认“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王双梅认为，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把他自1936年以来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理论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毛泽东在七大上对于“联合政府”的阐述说明它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权理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而是产生一个“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注：王双梅：《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6期。）。张晓辉认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抗日民主政权，而抗日民主政权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就是联合政府。”（注：张晓辉：《简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的认识和发展》，《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郑德荣也认为，毛泽东的联合政府理论，是1935 年关于人民共和国理论和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展；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联合政府的论述来看，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就基本内容来说，它包涵了后来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注：郑德荣：《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5—388页。）。杨奎松认为，在“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更多的其实是那种‘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因为毛泽东明白宣称：“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只不过，它仍然应当是‘几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注：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抗日战争研究》增刊）。）
关于“联合政府”主张是战略还是策略的问题，黄景芳、阎海涛认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个战略口号，但在客观上具有策略意义。首先，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的基本政治主张和争取目标；其次，民主联合政府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实现了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施行的伟大实践活动。所以，“民主联合政府，无论作为一种主张，还是作为一个实践，都是贯穿整个抗战时期，起了总揽全局作用的，不能纳入策略的范畴”。另外，他们也指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解放战争中确实起到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团结争取中间势力，教育鼓舞全体人民的作用，具有策略意义。但这只能说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只能说明它在客观上起到了类似策略的作用”（注：黄景芳、阎海涛：《“联合政府”是一个战略口号》，《毛泽东思想论坛》（长沙），1992年第4期。）。 汪玉凯则认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们党所进行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尝试，以及原则接受旧政协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策略选择，它是为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改革的一种具体纲领。”即使这样一个反映中间路线的建国大纲，也不能为蒋介石集团接受，这正是我党在蒋介石发动内战面前，坚决不退让，决心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基本动因。（注：江玉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及其形式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4 期。）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联合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 民国档案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