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竞争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再锚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经贸关系论文,竞争论文,再锚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美两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加速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集中表现为融合和脱钩两种趋势并存。两大动向既反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也和中美两国战略互动的基本逻辑密切相关。中美经贸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良性稳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中美两国要认真思考经贸关系对于彼此的重大意义，继续扩大积极因素，努力抑制消极因素，拓展新的利益空间，从贸易和投资等角度出发，重新锚定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整个双边关系。 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逐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是这种融入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即使美国在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以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中国向包括美国经济体系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入进程并未停止。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在改革初期中国与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单向的融入，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和市场，那么，由于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上升，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越来越需要考虑中国因素，对中国资金和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从而呈现出双向融合的态势。 从对华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的情况来看，2015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进一步增加，达到5981亿美元，为历史最高。中美货物贸易占美国对外货物贸易比重也创纪录，达到16%，比2014年的14.9%迅速增加了1.1%。中国也因此史无前例地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特别是从对美国出口的国别和地区来看，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重增至21.5%。对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也呈现出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15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的14.1%，超过2014年的12.9%。对美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的16.9%，超过对欧盟的出口，位居第一。特别是在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差强人意的情况下，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关系的深度融合令人印象深刻。
在金融领域，中美经贸融合也有突出表现。2015年，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外汇储备从年初的38134亿美元下降至年末的33303亿美元，减少了4831亿美元，①但同期中国非但没有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额，反而把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额从2015年年初的12391亿美元增至12461美元，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也从19.9%上升至20.2%。②在证券投资领域，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公布的中国对外证券投资资产分国别数据，截至2015年6月末，美国以1167亿美元居首位，占中国对外所有证券投资资产总额的40.6%。③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5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为83.9亿美元，同比实现了60.1%的较高增长。④截至2015年年末，中美双边投资存量接近1400亿美元。 中美两国经贸融合除了贸易、金融和投资等领域的具体数据支撑外，还在全球和双边等维度的经贸协同治理上有所体现。在全球层面，中美两国就世界贸易组织《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进行了沟通并达成共识，决定就各自减让表中的降税期达成一致。这为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期间结束《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注入重要动力，促进了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通过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识，而且为其他国家做出了示范，有利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成果。 在双边经贸治理层面，中美两国的融合继续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机制化的合作平台。其一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2015年6月举行了S&ED的第七轮对话，两国相关经贸管理部门围绕着强化经济政策合作、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及提升全球合作和国际规则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达成了广泛共识，确定在28个领域进行机制化的合作。其二是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2015年12月，中美两国贸易主管部门举行了第2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并且通过共同主席、各位副部长和中美商贸联委会各工作组的努力，双方解决了经贸摩擦，扩大了互利合作，加强了彼此沟通。在联委会上，双方对各自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两个机制性的对话都是年度性的，S&ED通常在年中召开，而JCCT一般在年末举行。年度性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累积性的对话，积少成多，由量到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推动形成重大成果。而且，两者运行至今，也有着较为明确的分工。S&ED涉及两国最广泛的经济部委，大多讨论宏观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题；JCCT则由两国商务主管部门直接进行对话，主要负责细节问题。如此一来，两个机制的对话成果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推动，共同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之间不定期的首脑会晤也在中美经贸融合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习奥会从2013年的庄园会晤，到2014年的瀛台夜话，再发展为2015年的白宫秋叙，两国元首共同为中美两国经贸发展设定了前瞻性的合作议程，提供最为强大的政治意愿，帮助克服来自于各自国内难以调和的矛盾与阻力，扩大中美共识，增进中美合作，更好地融合中美经贸利益。事实上，中美首脑会晤和S&ED、JCCT在中美经贸关系上构成了“顶层—宏观—中微观”的分工协调格局，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制度化互动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再加上两国市场行为体和地方行为体之间广泛且密切的交流机制，推动着中美经贸关系走向进一步融合。 以贸易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为核心的中美经贸关系继续融合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是两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具有广泛的互补性。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国的基本结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第二是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经贸关系方面本就应该有着最为密切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差强人意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发展表现相对出色，因此，中美贸易联系更为紧密。 与融合的趋势同时存在的，还有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之间的竞争，甚至于某些领域的脱钩。融合与竞争令人讶异却真实地并存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当中，塑造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改变着中美经贸相互依存的内容，并且给未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诱发冲突、带来风险。 货币领域的竞争乃至脱钩是目前中美经贸竞争的第一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就和美元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人民币主要锁定美元作为汇率决定的基础。2005年7月份开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主要是针对美元。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上升，人民币也需要逐渐成长为国际化货币，世界也希望人民币能够发挥与中国经济地位相一致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2015年人民币入篮，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新货币，并拥有10.9%的权重。⑤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性事件。短期而言，人民币入篮可能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人民币尚无法达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人民币入篮的历史影响将是长期性的，表明人民币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大国货币国际化的新征程。这对于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必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继续过分盯住美元。在IMF宣布人民币入篮不久，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就正式发布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这一指数旨在引导市场改变过去主要通过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来衡量人民币汇率的狭隘视角，将逐渐把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有效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参照系，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独立性和客观性。⑥另一方面，在推动人民币成为SDR新篮子货币的过程中，IMF总体上是积极的支持者，而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态度并不踊跃，甚至持否定立场。IMF之所以积极促成人民币入篮，既是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客观结果，也有希望中国在国际货币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考虑。人民币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治理中的角色将日益增加，国际货币体系治理的多元化程度也会加深。中国和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博弈会更为密集。 以人民币加入SDR为标志的中美货币竞争虽然至关重要，将构成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目前只是迹象初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美在经贸规则上的竞争日益凸显。随着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接近，中美两国都把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视为中美两国经贸竞争的关键性场域，出现了显著的为规则而竞争的趋势。在中国，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10月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提出“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⑦因此，中国未来要着力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中的规则平等以及国际治理规则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美国作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对规则重要性的认识更为清楚。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制定规则对美国是挑战，直言“中国正想要给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地区确立规则”，“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发生？我们应该来书写规则，我们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⑧ 中美两国为规则而竞争集中体现在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美国主导推动的TPP上。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份额改革受挫的背景下，中国大力推动亚投行的成立并且取得了成功，亚投行超乎预期地吸引了57个创始成员国。⑨中国把亚投行视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但也不否认其是推进国际金融治理和规则平等的重要尝试。美国对亚投行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怀疑态度，把它解读为对现有金融秩序的挑战。⑩美国不仅自身对亚投行持消极态度，而且力阻盟友加入亚投行。在反对未果、亚投行成立无法阻挡之后，美国转而强调亚投行必须符合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已经发展出来的各类高标准，包括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等。（11）面对美国有意突出的治理规则“高标准”，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则认为，亚投行需要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和做法，（12）但同时也要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更好地为成员国服务。亚投行仍然是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需要考虑他们的诉求，而西方有时候提出的一些规则，不认为是最佳的。 如果说亚投行标志着中国在地区金融开发的治理规则取得重大突破，那么2015年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所达成的TPP则是美国在地区多边贸易规则制定上的主要进展。（13）TPP对于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关键。为了重返亚太战略的真正实现，美国需要推动TPP早日达成。尤其是在亚投行高歌凯进、地缘影响不断扩大的背景下，TPP对美国而言有着特殊意义，是其地区经济影响力的试金石。TPP的结束谈判，将会有助于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其与中国在各项区域经济合作倡议中竞合的信心。（14）奥巴马公开表示“TPP能打开市场、保护工人利益、保护环境，还能增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在TPP协定下，中国不再是当地贸易规则的制定者，我们才是”。（15）对于美国在TPP问题上所强调的高标准，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则提出，“任何一个自贸协定，无论其标准如何，开放度高低，首先是适用于成员国和成员方发展水平”。（16） 中美围绕着规则进行的竞争已经发生，并且将会继续。中国和美国规则竞争的本质是维护和推广更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中国在经贸规则上的偏好可以总结为标准必须要反映现实、适合国情，而美国在经贸规则上力主规则的高标准性和普遍性。规则的偏好差异反映了中美两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竞争优势所在。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看来，在中国等国家学习并且适应了已有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情况下，美国重新倡议并力推的新高标准规则是一种规则战略，将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使其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在美国看来，以往的规则更为符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存在着不应有的制度漏洞，需要尽快弥补。 三、再锚定 中美经贸关系中融合和竞争两种走向并行，反映了新兴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互动中的犹豫与怀疑、紧张和相互适应。（17）中美两国既希望从与对方的经贸关系中获得经济收益，夯实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经济基础，防止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波折，又担忧对方从双边经贸关系中获得更多收益，赢得对自身的经济竞争优势。融合和竞争这两种走向都具有强大的动力和惯性，没有一个能够取得毫无争议的优势。但是，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设计以及两国的根本福祉而言，中美要进一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融合，抑制竞争，更要防止全方位的脱钩，这就需要中美两国拿出诚意和决断力，重新锚定中美经贸关系，使之能够继续发挥中美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上一次发挥这一作用的中美大协议，还要回溯至中美结束中国入世谈判。在中美目前各种协议和合作中，能够全面扮演这一角色的只有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中美两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15年加快了BIT的谈判进程，以期能够早日达成协议。截至2016年2月底，中美BIT谈判已进行了24轮。 BIT之所以能够发挥再锚定的作用，是因为这一协定是继中美达成中国入世协议以来最为重要的双边经贸协议，能够带来更多的增量利益，提供规则对话和对接的机会，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双边关系发展、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以及全球经济治理都具有突出的作用。 第一，BIT对于中美关系的经济意义。 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主要依靠贸易关系加以维系是有局限的。中美两国必须要找到新的经济关系拓展空间和利益增长点。结合两国的实际情况，扩大中美双边投资是优先且可行的选项。双边投资协议如能达成，对中美双方均会产生重大利益影响。 对美国而言，双边投资协议的经济利益集中在如下几点：第一是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根据美方统计，2015年美国对华有3657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然后把产品卖到美国。假如双边投资协议达成，中国将有大量企业到美国投资、生产和直接销售，就降低了在中国生产而到美国销售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这毫无疑问将会在统计意义上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第二是促进美国国内就业。中企在美国投资，需要雇用大量当地工人。根据美国荣鼎公司的统计，现有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总额将近500亿美元，雇用了8万名工人。（18）如果双边投资协议通过，中国未来对美投资将大幅增加，那么将会雇用更多的美国工人。这对于美国降低失业率是一个长期利好。第三是推动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美国经济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制造业在美国不断受到相对挤压，经济虚拟化程度严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带来大量的制造业，有助于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使经济结构更为合理化。 双边投资协议对于中国的经济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点：一是有助于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致上即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对美贸易顺差绝非中国刻意为之，而且从价值链的角度而言，中国从这些贸易顺差中所获得的实际收益也较为有限，存在着“顺差在中国、利润在国外”的现象。况且，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还引发了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指责问题，出现了中美之间的汇率摩擦。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有助于这些传统问题的解决。二是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为多元化。从金额来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论是相比于其他地区，还是和中美贸易关系相比，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的投资相对较小。双边投资协议将能有助于显著消除来自美国的投资壁垒，促进中资企业对美更多直接投资，从而使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更为多元化。三是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学习在发达国家的运营经验，提升国际竞争力。美国市场规则性强、法律条文多、监管严格、竞争激烈，中资企业对美大量投资，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适应发达经济体市场，增强自身全方位竞争力。 第二，为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提供机制化保障。 除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外，双边投资协议还具有显著的政治和安全外溢性。双边投资协议的达成将能够起到进一步发展和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巨大作用。 一是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实质内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方提出的中美关系发展愿景，需要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都有表现。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有人批评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多是口号和宣示，缺乏实质性的内涵。如果双边投资协议达成，将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好注解。 二是双边投资协议能够进一步增进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双边投资协议虽然看起来仅仅是涉及投资，但其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安全意涵，能充分表明两国愿意深化双边合作的战略决心。如果中美彼此认定对方为对手或者敌人，将很难想象会达成如此重要的双边协议。从法律上说，双边投资协议（BIT）中的“T”是协议（Treaty），具有严肃的法律效力，一旦达成，两国必须遵守。这对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是一种机制化保障，使得中美关系在原有的S&ED和JCCT这两大非正式政府间对话机制之外还有获得两国立法机关批准的法律机制支撑。 三是促进中美双边关系稳定，抑制中美潜在冲突。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着一种“投资和平论”，意为在两个具有广泛双边投资的国家，不会爆发战争。这是比“贸易和平论”更为进步的一种观点。具体到中美关系中，“投资和平论”发挥作用的主要机理是：在双边投资协议的鼓励和保障之下，中美之间会出现大量的投资流量以及存量，会因此出现投资这一继贸易利益之后的新的利益交融方式，进而形成坚实的支持和拥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国内利益群体。一旦一方政府制定破坏中美双边关系的政策，损害双方投资者的利益，就会遭受到投资利益共同体的普遍反对。 第三，双边投资协议有助于中美亚太互动。 BIT的积极效应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而且在亚太地区也有表现。这同样可以从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从安全方面看，双边投资协议能够帮助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中美是亚太地区大国，但毋庸讳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也存在一些尖锐矛盾。（19）一些国家试图利用和挑动中美之间的矛盾来寻求本国利益的实现。这些国家认为，中国作为崛起国、美国作为霸权国的结构性冲突不可避免，这些国家可以利用所谓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而从中渔利。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达成，将会向亚太国家传递坚定且清晰的信号：中美之间通过合作来获得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两国存在着深入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和能力。当亚太国家都能通过双边投资协议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的积极性时，将会减少从中渔利的投机心理，有利于共同促进亚太地区稳定。 从经济方面看，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达成将会有力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亚太地区存在着不同版本的双边投资协议，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将会阻碍亚太地区统一的投资法律框架的建成。中美之间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将能够大大促进亚太地区投资协定方面的并轨，带动区域内新的投资浪潮。在新增投资的推动下，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有着更为充沛的动力。此外，在亚太区域合作中，贸易和投资的联动愈发紧密。亚太地区诸多自由贸易协定当中都涉及有关投资的内容。但是，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是零星和碎片化的，由于订立国家的不同，标准也不统一。中美之间投资协定将会弥补这一缺憾，使得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更为顺畅，避免两者之间的脱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推动全球范围投资治理体系的形成。 中美达成双边投资协议还有着重大的全球意义。一是带动全球投资的新发展。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外投资陷入了低潮期，增速明显放缓。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的亮点。中国在保持直接投资最大流入国地位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流出国。但是，由于中美之间缺乏双边投资协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实际上受到抑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将充分释放中国对美投资的潜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进行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的同时，中欧之间也在进行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一旦中美达成协议，将会有力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议的进展。如果中国、美国、欧洲这全球三大经济体之间有了投资协议，全球投资将会跃升至新的平台。 二是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近期金融市场的动荡冲击了经济强劲复苏的前景。考虑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体量，如果中美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助力中美经济发展，那么将能够间接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从长期来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刺激全球投资的新发展，全球经济也将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三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进步。在全球投资领域的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全球层面缺乏对投资规则的高度共识，相较于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全球关于投资领域的治理实际上是远远落后的。投资领域的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短板，这不利于全球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势必会就市场准入、监管以及争端解决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由于中美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双核”，中美之间的投资协议将会有助于推动全球范围投资治理体系的形成。（20） 融合与竞争并存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到现在的突出力量。这两种力量都有着相对应的逻辑和趋势，目前总体上尚能较为平和地相互交织。融合表明两国之间存在着重大共同利益，竞争预示着中美经贸利益的冲突性。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在积极发展夯实融合趋势的同时，更要看到两国之间在经贸关系上的竞争甚至于脱钩，而不能放任竞争陷入对抗和无序状态。在所有抑制竞争的政策选项中，尽早达成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达成，它能带动起足够的社会基础、政治意愿和利益增量，把中美双边关系再次锚定在基于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总体发展方向上。正因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有着如此的影响力，中美两国短期内都不敢贸然做出战略让步，把中美两国的利益和规则进行新的妥协和平衡。然而，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意义，对国际、地区和两国国内均有重大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政府站在更高的角度，拿出足够的政治决断和智慧，以此锁定中美关系发展的和平和繁荣。 ①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国外汇储备——2015年》。 ②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③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29/c_1117941237.htm. ④中新社北京2016年1月15日电。 ⑤IMF,"Review of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DR）Currency Basket，"https://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cb.htm. 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新华社北京2015年12月11日电。 ⑦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⑧http://www.npr.org/2015/01/20/378680818/transcript-president-obamas-state-of-the-union-address. ⑨美国国会2015年12月才批准了2010年在韩国庆州通过的IMF份额改革计划。 ⑩Jane Perlez,"China Creates a World Bank of Its Own,and the U.S.Balks,"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5,2015. （11）Ian Talley,"U.S.Looks to Work with China-Led Infrastructure Fu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2,2015. （12）楼继伟：《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打造二十一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人民日报》2015年6月25日第10版。 （13）TPP尚未被批准和生效，目前仅仅是各成员政府层面达成一致。 （14）宋国友：《TPP：地缘影响、中美博弈及中国选择》，《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 （15）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01/12/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prepared-delivery-state-union-address. （16）《中国商务部：不认为TPP针对中国，与RCEP并行不悖》，新华社北京2016年2月23日电。 （17）关于美国国内近期对华政策辩论，可参见Harry Harding,"Has U.S.China Policy Failed?"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5,pp.95-122。 （18）《中国对美投资近500亿美元解决8万美国人就业》，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5-05/22/c_127827809.htm。 （19）吴心伯：《促进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Suisheng Zhao,"A New Model of Big Power Relations? China-U.S.Strategic Rivalry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sia-Pacf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93（2015）:377-397。 （20）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常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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