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现代的女子留学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女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女子们一直处在社会的底层，传统的封建礼教家规把她们牢牢束缚在家庭内。直至近现代，才有一批女子勇敢地冲破闭锁的国门，求学于异地他乡。本文就近现代女子留学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原因作了初步的探讨，并对女子在外留学的生活、学习、政治活动等情况以及对中国女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作了简要论述，以期通过回顾历史能够对今天的留学教育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近现代 女子留学 教育史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G529
千百年来，广大中国女子一直被牢牢束缚在家庭内，重重封建礼教家规把她们压在社会的底层。及至近代，才有一批女子能够走出家门，负芨求学于域外，这对中国女界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女子留学是中国妇女从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走向解放和近代化的里程碑。本文试图对中国近现代的女子留学教育作一探析，以期对它的产生发展、原因及其影响能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一、近现代女子留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纵观中国近现代女子留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为止，是女子留学教育的萌芽阶段。
据史料记载，1870年前后，浙江鄞县（今宁波）一位6岁孤儿金雅妹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送赴美国学医。4年后，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归国后，她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1907年在天津设立一所医科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式医学人才。1884年，福州女子柯金英在福州教会医院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回国后主办福州妇幼医院。1898年，她出席了伦敦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出席世界妇女国际会议的第一位女代表。1892年又有江西女子康爱德、湖北女子石美玉被传教士带赴美国留学，她们回国后也开办医院、培训医护人员，将她们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早期的医学事业。
这一阶段女子留学教育的特点主要有四点：（1）人数极少。当时留学风气未开，大家还怕赴海外，出去留学的人很少，尤其女留学生更是稀罕，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只有上述4位。（2）当时中国上流社会男女界限森严，国内女学未兴，良家女子深锁闺门，足不出户。所以中国最早出洋留学的女性既非官派的名门闺秀，亦非自费的富家小姐，乃是一些平民女子。上述4位女子皆出身于寒门，有的失去双亲，有的是弃女。（3）早期的女子出国均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有关。虽然教会及有关机构派遣她们赴美学医是为了培养所谓能够“济世救人”的宗教信徒，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妇女饱受歧视、压迫的封建社会里，几位弱女子能够远涉重洋到异邦学习先进的医学技术，这与教会的作用是分不开的。（4）首开风气的巨大意义。上述4位可算是中国女子留学的先驱，她们的留学对中国传统的妇女观念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学成则归，归来后又都能为公众、为社会热心服务，为此后的女子留学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后到民国肇建，为女子留学教育的逐步发展时期。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少数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批女子学校如春笋般渐次在中国大地破土而出。1898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校——经正女学在上海成立；在1901—1903年间，女学猛增到17所。与此同时，女子出国留学也应运而兴。1899年，9岁浙江少女夏循兰就读于日本华族学校，1902年冬何香凝东渡留日。这年在日本的女留学生已有10余名。[1]与甲午战争前的4位留美女生不同的是，这些留日女子都是名门闺秀，她们大多是随父兄或丈夫前往伴读的，没有明确的留学目的，当父兄夫婿学成归国时，她们也辍学回归，真正完成学业者甚少。1904年夏，鉴湖女侠秋瑾卖掉首饰作川资，托幼子于邻里，只身东渡赴日。1905年7月，湖南省选派20名女生赴日本实践女子学校入学，这是中国近代首次官费选派女子出国留学，这20名女子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年仅14岁，最大的53岁，学习时间虽仅一年，但学成归国者却达12名之多，相比1896年的首批13名男子留日有很大突破。之后，云南、江西、辽宁等省竞相效仿，辽宁省还与实践女校签定合同，约定每年派送15名女子去该校就读。从此，公费、自费齐头并举，女子留学教育日趋兴盛。日本学者二见刚史、佐藤尚子所制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一表显示清末留日高峰是在1906—1909年期间，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分别为：1906年7283人，1907年6797人，1908年5216人，1909年5266人。1910年人数降至3679人。女子留学的高峰期则稍后，在1907—1910年之间，据不完全统计，1907年为139名，1908年126名，1909年149名，1910年125名。[2]
甲午以后，赴欧美留学的中国女子没有明显增多。据史料记载，1905年有19名中国女子在美国中等学校就读，全是自费生，其中有的是随父兄夫婿前往，有的托于亲朋好友和外国传教士携往，而且多为开明官绅和富商买办家庭的千金小姐。1907年，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接收了3名来自江苏的官费女生，这是中国女子官费留美之始。1910年，在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中，有36名女生。[3]
1907年，清政府公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国女子教育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这个大变革，与日益蓬勃发展的女子留学运动所带来的促进之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1910年，学部正式规定女子自费留学生可以与男子一样享受补给官费的待遇。在中国几千年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历史上，女子留学教育最先崭露曙光。
这一阶段女子留学教育主要有以下特点：（1）留学人数显著增多，由零星几人发展到成批上百人。（2）留学途径由单一的自费发展到公费自费并举。（3）留学女子不再仅是平民女子，有很多中上层阶级女子也参加进来。（4）留学方式多样化，有由传教士携往，有随父兄夫婿前往，有的甚至独自出国。（5）留学成效不大。出国女子大部分知识程度较低，在国外又多习速成课程，教育内容大都是普通、中等教育。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国体政制的新旧更替，使女子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
1912年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宣布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草案》确认了不分性别的教育制度。据中华教育社调查，1922年底，除教会学校外，全国入高等学校的女生达665人[4]，同时全国中等以上男女同校的也日益增多。国内女子教育的大发展使女子留学教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1913年，留学规程规定女子可以同男子一起竞争官费。清华留美庚款从1914年起间年招考10名女生赴美。1914—1923年间，清华共选送43名女生赴美。[5]据1914年统计，中国留美学生共计1300人，其中女生94人，1917年留美女生增至200人。[6]1925年，留美学生总数为2500人，其中女生占640人，比例高达25.6%，[7]这可能是近代中国女子留美的顶峰。此后女子留美人数有所减少，自1902年至1953年间，在美大学注册的中国女子留学生总计达3692人，约占同期在美大学注册的中国留学生总数的18%。[8]民国时期，女子留学生仍以留日为最多，据1936年统计，中国女子留日人数为520人，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8.8%。[9]可惜关于留日女子情况缺乏连续、完整的记载。此外，还有一部分女子留学欧洲。1930年至1931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曾对女子留学地域作过一次统计，其中53.3%留日，28.6%留美，18.1%留欧。[10]我们依此比例对照上述留美女子人数，推测留日女子总数在6000人以上，留欧女子在2000人以上，总计留日、美、欧女生人数当超过10000。这个数字对于女子教育兴起不久的中国已是相当庞大了。
这一阶段女子留学教育大致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人数大量增加，居三个阶段之首。（2）留学地域有了扩大，有日、美、英、法、德、比、加等国。（3）留学成效比较大。留学女子中许多人都学有所成，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才。
二、女子留学教育产生发展的原因
女子留学活动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崭新事物。甲午战前的4位女子是借助了教会传教士的帮助。继之，较早出国的女子又多是陪同父兄夫婿而去。除去这些特殊情况外，女子留学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间能够在社会上汇成一股热流，综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19世纪末，传统封建习俗发生了变化，妇女在人身和思想上有了初步的解放，这为女子出国留学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女子们没有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应有的权利，缠足又将她们牢牢囚禁在家中。直至近代维新派开始将破旧俗、开女禁与“强种保国”联系起来，指出女子无才，后果只能是误国、累家，同时，各界人士也纷纷要求禁止缠足陋俗。在这些人士的宣传鼓动和示范下，兴女学、戒缠足、变婚姻、反迷信等冲击旧习俗的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一些女子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和世俗偏见，入女学堂、女学会、不缠足会等，受害深重的广大妇女开始觉醒了。
（二）官方政策的允许和各地官员的积极提倡，给女子留学提供了机会。
20世纪初，女子教育问题逐渐引起重视。1907年女子教育获得合法地位后，社会上出现了办女学的热潮，为了解决女学师资及管理人员匮乏的矛盾，各地或公派女子出国学习，如湖南、奉天等省；或鼓励女子自费出国，一些开明的官僚、商人、学者也积极送女孩子留学。由此出现了留学女子人数猛增的现象，据当时报纸披露，湖南、北京、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川、云南、河南、奉天等许多省份都有女子出国学习。
（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广大妇女迅速觉醒，她们自身平等、解放的迫切要求成为推动女子留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独立自由、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通过戊戌维新思想解放的浪潮也波及到了女性世界。在新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妇女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她们向往西方国家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妇女自身所受到的沉重压迫使她们深切感到：要改变在家庭、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就必须接受教育、掌握知识技术。这种发自内心的迫切要求激励着广大有志女子勇敢地跨出国门，奔向先进的西方求学。
（四）妇女们为了自身的解放，迫切希望接受教育，成为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女性，但国内女子教育不发达的现状限制了她们的愿望，留学归国人士对国外先进教育状况的宣传吸引了大批女子把目光转向国外。
国内女学兴起不久，数量不多，师资缺乏，程度低下。她们急于求知的愿望和中国尚不发达的女子教育之间产生了很大差距，因此欲图深造的先进女子开始谋求游学于教育发达的国家。一些进步报刊也号召女子出国留学，“我国女学之不振，已有四千余年。欲兴女学，无从措手，故不得不采他国之长，而为拯救同胞之计。”[11]于是女子留学以不可遏止之势风行全国。
三、女子留学教育的情况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严重地阻碍了女子的发展。束缚中国女子几千年的封建牢笼没有十分的勇气是冲不破的。因此，早期出洋的女子，不管她在国外留学成效如何，就凭她敢于走出国门这一点，就值得千百万深闺同胞敬佩。由此而言，女子出国留学比男子留学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留学异邦的中国女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是非常大的。甲午以后出洋的女子，大多出身于中国中等以上家庭，平时不用说外出旅行，即使在家里，也随时可以唤婢使仆，家事也无需亲自操劳。但求学于海外后，行为、观念均需重新调整和转换。当时日本实践女校就要求在其校学习的中国女生，每天早晨5点起床，自己动手打扫房间、走廊、厕所；每礼拜上30点功课，还要外加自修等。这种紧张的学习和勤俭的生活对今天的女学生来说，也许不足为奇，但对于当时四体不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仆妇环伺的富家小姐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所幸这些女子大都学习勤勉、生活俭仆，日本友人赞扬她们“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及”，[12]“不卑不亢，论学讲学，一如男子。”[13]
也有一些爱国女子家境并不富裕，为了寻求自身解放之路，纷纷挣脱封建势力阻挠，克服重重困难，有的变卖饰物，有的勤工俭学，走向艰难的自费留学旅程。“五四”前后赴法半工半读的女子是比较典型的自费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留法勤工俭学的女子达40多人，其中，湖南、四川最多，均为12人。[14]舆论界热情称颂它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所未有，亦中国女界之创举。”这些女子到法后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学习艰苦，工作尤为困难，在如此艰难的求学历程中，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改造中国的愿望促使她们在逆境中努力学习，刻苦锻炼，一些经过勤工俭学的女子成为后来著名的妇女活动家和教育家、科学家，如向警予、刘清扬、劳君展、魏壁等。
晚清之际，出国女子的知识程度都比较低，不少人出国前没有进过学校，一般名门闺秀也仅仅读过几本女诫、女训之类的东西，中文识字不多，更不用说外语了，出国后多数只能入外国中小学学习。在日本，一些女校为中国学生设特别教育机构，多习速成课程，受普通、中等教育。据《学部奉定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中国学生名额折》记载：1907年的日本万余名留学生中，习速成科者占60%，习普通科者占30%，中途退学者5.6%，进高校者不过3.4%，进大学者不过1%。[15]这种以速成与普通科为主的留学教育必然会影响留学生的质量。以1907年中日共同召开“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协议会”为转折点，女子留学教育开始由速成教育向正规教育过渡，1910年清学部通令：“目前女学尚未发达，学校无多，虽不能限以中学毕业程度，亦应慎重选择”，规定以后女子自费留学必须在本国受过教育，中文明顺者，才能发给留学证书。“若识字无多，文理不明，未受教育者，应令入本国女学堂肄业，毋庸咨送出洋留学。”[16]
就清末女留学生在国外所选择的学习专业来看，以师范、家政、工艺为主。学习师范，是为了培养国内女学师资；学习家政、工艺则是受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的要把女子培养成贤妻良母的教育主张的影响。即使到了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仍然将贤妻良母主义纳入女子留学教育的宗旨，规定留学女生“所需学术，应以师范、医学、美术、音乐为要”[17]。这种情况到“五四”以后，才有很大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留学女子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一般均具有中学毕业程度，已从清末民初时大多出国接受普通、中等教育发展为接受专门和高等教育。（2）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宗旨逐渐被扬弃。要求造就女子成为和男子一样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人才。（3）留学专业日趋广泛。到30年代，除少数女子不宜的专业如航空、水力、矿冶、考古等外，其他专业均有留学女子选修，不过，教育、医学、文艺和家政仍是女子选修的主要学科。（4）女子留学生的年龄也趋向年轻而且齐整。据1931年统计，留学女子出国时的平均年龄为24.8岁，略低于同期男子的平均年龄。[18]
在国外的留学女子除了努力学习，了解西方文化外，还满腔热忱地参加妇女解放运动，从男尊女卑的中国，来到男女平等的国度，巨大的反差激励着她们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奋斗。以留日女生的成绩最为突出，1903年10余名留日女生首先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妇女团体——共爱会，之后，又成立了“女子复权会”（1907），“留日女学会”（1911）等团体，都以统一女子留学界，争取女权为目的。她们还创办了《女学报》（1903）、《女子魂》（1904）、《新女子世界》（1907）等报刊，呼吁二万万妇女同胞起来求学问、尽义务、享权利，进而革命救国。在1903年的留日学生拒俄运动中，留日女子首次以国民自任，纷纷加入拒俄义勇队，担任军中看护工作，以她们的实际行动表明近代妇女的先驱者已开始从缺乏政治意识的麻木状态中觉醒。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革命志士达200多人，在查明出身的73人中有34人是留学生[19]。1911年辛亥革命中，也有不少女子留学生积极参加宣传、保卫、联络、救护和制造炸弹等工作，在斗争中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成为近代民主革命和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民国成立后，林宗素、唐群英等人发起争取女子参政权的活动，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将男女平等写入临时约法，给女子完全的参政权。她们的斗争虽然未能获得成功，但她们的活动开创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先声，对以后的妇女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女子留学教育的影响
女子从深闺走向世界，是中国女性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不仅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是中国女子近代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些女留学生勇敢地冲破闭锁的封建国门，求学于异地他乡，对中国女界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女性人才。
许多有志女子在留学期间努力学习，为回国工作和继续钻研打下了基础，学成归国后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有的从事教育，上自大学讲坛，下至幼儿保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辛勤耕耘，如吴贻芳、郑毓秀等；有的从事医疗卫生，传播西方的先进医学知识，如林巧稚、冯理达等；还有的在政界、实业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领域，建立起中国女性的事业阵地，她们的成功为中国妇女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二）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在近代，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已大大落后于西方了。一大批有志女子抱着早日使祖国繁荣富强起来的愿望，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学习科学、医学、教育、艺术等各种先进知识。在学习期间也积极传播东方古老优秀的文化，增进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归国后，她们在社会上大力传播先进的知识技术，使更多的人了解外国，培养了更多有文化、有才能的杰出人才，为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三）留学女子的成功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和不良风气，也促进了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
留学女子是中国女性中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第一代，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妇女的能力，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宣扬“女子有才才有德”的新观念，她们的活动不能不对渴望从牢笼中解放出来的广大妇女产生影响。一些留学归国女子适应这些妇女迫切希望受教育的要求，在国内女校中充任师资，以自己所学服务于女子教育。
（四）积极传播新思想，促进了女性的觉醒，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女子留学生既是中国最早得到教育机会的女性，也是中国最先享受男女平等待遇的女性。但她们并未以此为满足，认识到必须使更多的同胞姐妹从封建锁链中挣脱出来，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她们大都积极投身到女子解放运动中去，反对妇女缠足，反对男尊女卑，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并积极要求参与政治活动，这都极大地激励了更多的妇女为自身权益而奋起抗争。
中国近现代女子留学人数虽少，意义却很重大。这些女留学生沐浴了欧风美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从无才、无学、无知识的传统女性转变成了独立、自由和才学兼备的新女性，她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所做的贡献是足以彪炳史册、昭示后人的。
注释：
（1）〔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4页。
（2）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3）（14）《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84页，第63页。
（4）毛礼税、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5）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30页。
（6）《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12期，1917年。
（7）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1978年版，第106页。
（8）（15）（16）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1980年版，第2611页，第2585页，第763—764页。
（9）《留日学生名薄》，昭和十一年（1932年）。
（10）《申报年鉴》（1933年），Q—38页。
（11）转引自郭常英、苏晓环：《近代中国女子留学探析》，《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
（12）（13）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第137页。
（17）《教育公报》第四年第一期，1917年。
（18）《1931年度出国留学生之年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第1547页。
（19）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