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573(2015)03～0064～06 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刻改变和塑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图像，那么二者的关系则是理解和编织这一图像的主线。能否把握这一主线是正确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但这一重要问题则被学界长期忽视了：从2003年开始，国内学界才开始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研究。从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容来看，学术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形成看成是现代化在中国发展的产物，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国情、现代化三个问题域去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关系，尤其注重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二者关系中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并把它与全球化的背景结合起来，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产生、形成、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的历史。通过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中国具体实际三个问题域的不断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勾勒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经纬。这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最重要的逻辑线索：马克思主义因不断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具体问题、形成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实现其中国化，中国的现代化因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二者在实践中相互塑造和相互生成，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取得的现有成果与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明显不相称，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实有加强研究的必要。以下从五个方面对这些成果给以归类介绍并予以简要评价，以期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解莉等学者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后，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它的真正开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中国化，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和飞跃，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同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中国化进程。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指导思想，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反之亦然。“为实现现代化而展开的实践努力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进行的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是20世纪前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鲜明特点，也是今后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实现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中确实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样理解有其合理之处。但仅仅从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这一角度去理解则显然是把二者及其关系简单化了，因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贯穿于它们的全过程的。 刘春丽则以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为视角，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持续而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基本原则；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动力源和不断向前发展的推动力。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在实践中相互促进，理论上相互印证，才能促进各自的健康发展。[2]江茂森、张国庸也认为：通过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促使中国最终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能否在新世纪获得活力并实现自己的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前途和命运，二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反之亦然。因此，要实现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互动，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与社会现实相结合。[3] 大体而言，这种从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论证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原貌。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中相互交织并互为条件和结果的：现代化是中国化的主题，中国化是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二者本质上是同一历史过程，其差别仅在是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还是侧重于从中国现代化实践出发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行解释。因此，不能因视角的不同而割裂历史过程的丰富性，进而把简化的历史等同于其本身。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同实异名的关系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王增智等学者。王增智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语境及其造成的发展路径依赖，中国的革命、建设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逻辑：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他认为：无论是从面临的根本任务还是从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上说，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就是现时代展开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二者在实质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在他看来，二者名称不同，实质一样。[4]如果仅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角度就推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结论，显然很难有大的说服力。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追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很久、即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并在此后的很长时期都是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目的的，这是历史事实。对这一矛盾，郭根山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把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解为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运用这种现代化理论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各种问题，最后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实际相结合，实现其中国化，也是不断形成、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因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历史过程。[5] 刘永佶则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方面得出二者是同一历史进程的结论。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其中国化的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二者在实践上是同一的。二、二者的发展进程是同一的。三、二者在发展进程中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四，中国不断推进的现代化要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为指导。[6]这意味着它们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同时产生、共同发展和一起走向成熟的，自然是同一历史过程。赵士发则从历史的视角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尽管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潮流，但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则是独特的，正是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这是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它的关键点。他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依次分别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问题、从外源到内生的根本转化问题、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和动力问题、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历史与价值的矛盾问题，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找到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发展路径。[7] 王浩斌指出，就中国现代化前进的根本方向而言，中国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显然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达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就实质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创新过程，即中国化过程。他认为，就事实来判断，二者也是同一历史过程，而人的发展问题则是它们共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8]李强、张国庸则把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解为一种现代化理论，这样，它的中国化自然就是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进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归结为这一过程的产物和结果，由此得出二者实质是一个东西的结论。[9]张静则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追求的历史过程的梳理，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解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现代化道路，通过对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的内在关联的揭示得出它们实质上是同一的这一结论。[10] 这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归结为同实异名的关系，看到了二者在实践中的同一性，接近于二者关系的本质，似乎也能找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为体在意：二者何以实质相同，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现代化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中国有没有现代化的历史?因而其结论还有进一步阐明和研究的必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成芳、厐元正等。徐成芳、高燕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因其价值与目标的崇高性和特殊性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它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后者即理论创新，前者是实践创新。由此他们自然推论出二者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或理论指导实践的关系。[11]然而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更多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改造现实社会的现实的运动，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单纯理解成一种理论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况且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来说，其中国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不断改造中国实际的实践过程，也是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的运动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的过程。 厐元正则主要通过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进程梳理，从中总结出贯穿于新中国60年发展过程的两条主线：即实践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从起点上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毛泽东，同时毛泽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60年来，通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在实践之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跨越，同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理论创新成果。二者相映生辉，共同铸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辉煌的历史篇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12]纪亚光、张静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这两条逻辑线索去解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只有不断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从二者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寻求到中国现代化得以成功的答案，才能破解中国的发展之谜，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价值，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3]田克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4] 罗燕明则从文化的角度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其取得的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出了它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结论。他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新形态，认为这是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坚持不懈学习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取得的最为成功的范例。在他看来，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要求和现实发展需要，从而最大深度地动员和集合人民群众的力量与全民族精英的智慧，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现代化事业。[15]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适当的区分，有一定的深刻性。但如果就此得出它们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一结论，则需要更进一步的说明或限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解决现代化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题；其中既有理论创造，也离不开实践创新的过程。二者本质上是对同一历史进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的产物，而不是理论与实践的区别。简单地把它们的关系归入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范畴，容易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更何况这种理解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以前的现代化历史，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个丰富的、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理解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创新过程，显然摆脱不了片面化之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平飞、俞思念等。平飞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关键在于怎样创造中国特色，而这一问题又深深植根于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化的实践运动。他认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基线主线，以“世界文明”的中国化和“中国文明”的全球化为内外两翼，实现中国独特的理论、模式、个性、面貌和文明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化，而中国现代化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基本内容包含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在“学习借鉴一切成果实现中国化和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来”。[16]俞思念、李彦辉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的集中体现；反过来，只有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才能与时俱进地形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的新做法、新经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17]因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 李安曾指出，中国人民通过比较和鉴别，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并认为这是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一选择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基础，在历经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并在经过艰苦的斗争和探索之后基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能够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即必须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不断形成具有新的现代化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并使之达到理想的胜景。[18]美国学者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也持这种观点，该书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考察，基本客观公正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功绩，但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而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目的。[19] 这种从实践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有其合理性，但二者之间不只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是互为目的、互为手段。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决定了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如何中国化等根本内容与路径；同样，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也决定了在其指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必然在目标、内容、表现形式、实现路径等方面都与以往或其他的现代化具有了本质的不同。因此，把二者的关系归结为目标与手段的说法显然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各自的根本特征及其关系的本质特点。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这一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有谢永宽、方世南等学者。谢永宽，范铁中通过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史，认为中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真正开启现代化之门的，近来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自己现代化的现实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他看来，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形成的、体现现代化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 王兰、赵营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既是其重要条件，又是其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并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便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实践与科学理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入其中，并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来推动现代化建设。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不过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21] 方世南则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逻辑出发探讨了中国现代化问题。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生产和社会发展整体性的理论来审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可以它看作是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变迁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并用之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使“现代化的触角要延伸到和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从现象到本质，从局部到整体，从物质到精神文化等等”。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现代化本质上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和变迁过程。[22]即在他看来，从社会发展的逻辑和方法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仅仅是也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则除了包括其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化外，还有人学理论的中国化等其他思想的中国化过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理解存在的问题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有其他的指导思想?如果现代化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现代化又怎么成为社会整体的变迁过程?这些都是要进一步作出澄清和阐释的问题。 从这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来看：国内学界大多把二者看成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较少涉及二者的本质联系；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分析框架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阐述，虽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却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起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等。这些缺陷除了学科本身及理解的差异等原因外，也与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有关：这种话语把中国的现代化看成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模仿，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途径或手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解成一种政治话语，而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使然。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权宜之计，二者并无必然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一种纯学术的探讨，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看成是证明其理论的一种注脚，忽略了西方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区别。这种理解逻辑使学界很难对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诸多困惑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现代化的逻辑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三域不断融合的产物，二者的内容是不断变化和生产的：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都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前者强调的是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后者则主要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性。二者的这种双螺旋结构共同织造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图像，描绘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经纬。 因此，总体而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其关系的深入研究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过多地受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影响，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性这一视角，忽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引领和现代化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注意不够，而这恰恰从根本上限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现实、现代化相互结合的内容、形式和结果，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如何发生和如何可能的，是理解二者关系的重心所在。正是这种本质区别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在不断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同时，克服其存在的弊端，不断超越其历史局限。如果忽视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必然沦为理论上的空谈，也容易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错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其结果最终都是把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认为只有在西方能找到根源的东西才的正确的，沦为西方话语霸权在中国的推行工具和奴隶。因此，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体现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生成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