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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大学出版的三个阶段
讨论中国的大学及高等教育与出版的发展，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选了一个代表性的出版社为典型代表：
第一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早在1902年，北京大学就建立了出版部。19世纪20～30年代，北京大学也建立过出版委员会，胡适任委员长，可惜的是未能坚持和普及。真正起到影响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全局的标志性事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1978年改革开放。20世纪50年代，大学办出版社才在中国露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但也很快夭折。在为大学教材出版和学科建设服务方面，1954年成立，至今仍走在前头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值得大书一笔。
第三阶段，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开放后，大学出版社才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至今已超百家。近年来在转企改制、产业转型和国际化等方面，外研社是大学出版社的典型代表。
1.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
中国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诞生是以1897年成立商务印书馆和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为标志的，这两个机构被誉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双子星座”。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切断，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第一流的人才做什么去了呢？以张元济和蔡元培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图存，投身于教育与出版。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后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说“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从南洋公学转进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其后57年的出版生涯。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声明“欲使国家振兴，舍教育而无他”。两位先贤的话至今意义不减。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浙江同乡终生结成好友，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的常年合作也传出许多佳话。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授课大都采用英文课本。1930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提议有系统地出版大学教材，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和支持。①他极力提倡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即由中国人自己编写出版大学教科书，以适应高等学校发展的需要。②
1932年商务建馆35周年时，王云五再次提出集合国内专家学者，编译大学用书及撰写学术著作，以提高我国学术水平，促进大学教材革新。1933年首年出版《大学丛书》80余种，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出版200余种。抗战期间，商务的重心先后移至香港和重庆，出版条件极差，但仍锲而不舍，平均每年约出10余种。③
杨琳博士在《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出版及历史意义》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大学丛书》出版的历史意义：
一是开辟了我国成功出版本土化大学教材的先河；
二是为现代学校学科设立和课程整理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独立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四是确立了大学教科书成为图书出版专门类别的地位，是出版社系统专门为大学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良好的开端。
《大学丛书》编辑出版之前，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比较混乱。自《大学规程》(1929年)颁布后，才渐趋统一。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着手整理高校课程。因大学系科复杂，课程繁多，工作极为艰巨，至1935年才颁布医学院暂行科目表和教材大纲。而商务于1932年开始出版的《大学丛书》分为文学院用书、理学院用书、法学院用书、教育学院用书、农学院用书、工学院用书、商学院用书、医学院用书等八大类，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等学校设立学科门类和课程整理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定型。
出版这套丛书，不仅提高了国内学术著作的水平，而且降低了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因而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除国内大学乐于采用外，《大学丛书》中还有部分书稿被翻译成外文，由此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自编大学教科书的基础。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本土教材被译为外文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典范，该书经冯友兰的合作者荷兰裔美国人布德(Derk Boddle)的翻译，其英文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一直到现在仍是西方各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依据。
《大学丛书》虽然以教材形式面世，但突出的是学术性和专业性，这使得《大学丛书》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教程，不但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而且还具有学术史上的价值。
2.独占鳌头的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各省市，陆续建立一批教育出版社，中国各级各类出版社按效益产值排名时，各地教育出版社大都在前列，而专为大学服务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高教社”)多年来在全国各类出版社的排名中一直独占鳌头，就很说明大学与出版的密切关系。
高教社成立于1954年5月，是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专业教育出版机构之一，直属教育部，秉承“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服务社会”的理念。2010年12月，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高教社是核心成员单位之一。
高教社在出版规模、市场占有率、产品数字化、国际化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都处于中国出版行业领先地位。仅2010年，出版品种近万，新品种约2500种，销售码洋近27亿元，图书销售册数逾1.3亿册，高等教育类图书市场占有率达1/4；产品形态涉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及期刊等；16个语种版本的多种国际型产品行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输出版权82项，是中国版权输出领先的企业之一。该社除连续多年在中国单体出版社竞争力排名第一，还连续四年成为唯一入围全球50强的中国出版机构。在版权产业发展和版权保护方面也卓有成效。
高等教育出版社连续4年进入全球出版50强，其历年排名情况如图1所示。
3.群雄并起的大学出版社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近30年建立起来的103家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大学社”)，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中国高校继教学、科研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大学社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是时间短，发展不够平衡。由于各个大学社学科发展建设大相径庭，内部结构层次不一，发展极不平衡，实力和规模差距很大，两极分化的现象较为严重。
二是数量稳定。鉴于大学社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国家相关部门对大学社的成立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审批制度，在总体数量上控制较为严格。
三是宗旨目的明确。大学社由大学主办，其成立目的和宗旨非常明确，即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组织出版大学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及反映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并向全社会提供有意义的精神产品。
四是优势明显。大学社依托高校，有着充足的人才、智力、知识、教育和学术的资源，数字化的教育手段也要求大学社从单一的教材提供者转变为面向教师和学生的内容提供商和教育服务提供商。
五是读者对象数量庞大。最能读书、买书的读者群在大学，而且持续增加，这与近十几年来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不断扩招有关。
二、大学出版社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大学出版即使有以上诸多特点和优势，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当前仍面临很多困境和问题。中国正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学社在2009年全部实行转企改制，即由事业单位转成企业。这一改革为大学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既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转企改制带来的困境
首先是如何定位和处理与母体大学的关系。大学社是否从此就以只求利润的企业身份保持与大学若即若离的关系？是否还要继续坚持大学精神，承担所谓的“促进学术”的责任？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明确的，然而现实中问题不少。
比如，有的大学社对赢利性不大的学术出版减少投入精力和资金，策划选题时更多考虑的是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忽视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有的大学社为了降低成本或是追求时效，忽略校对程序，导致一些很不必要的错误出现；有的大学社甚至以赞助和补贴等形式变相出卖书号，依靠这种垄断的特权牟利。
2.传统经营方式的困境仍然存在
虽然改制带来了新的变化，但是，包括大学出版在内的中国出版业仍然是粗放的、资源消耗型的垄断行业。过分依赖教材，大批量发货，造成大批量退货，图书库存积压并没有缓解，每年都有很多图书等待报废处理，浪费成本也浪费宝贵的森林资源。
3.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出版产业链技术水平的同时，也使大学社面临研究和学习新技术的挑战。基于数字化、网络化的多媒体数字出版是高技术行业，出版社需要与技术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合作，这就弱化了传统出版社在出版产业链的优势地位。把自己的内容资源打包给技术服务商代销是出版社非常不情愿的，出版社不能监督数字产品销售数量，技术服务商和渠道运营商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利润分成比例；出版社自己开展数字出版营销又面临技术、人才、资金投入的困境。目前，大学社还没有找到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
4.管理机制的弊端
大学社的体制弊端是最根本的问题。在领导任命、用人、劳动和分配等制度上，大学社都没有建立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匹配的机制。同时，高等教材作为大学社重点出版的产品，近年随着高校的扩招，其数量虽然还在增长，但“低水平”“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比如同一作者给不同出版社编写内容相似的教材；一门课程的教材会有几十甚至上百个品种，不同品种之间只存在版本和包装的差异而已，其中以大学的公共课教材最甚。这些现象不仅违背了学术规范和规则，也造成了极大的出版资源浪费。
三、大学出版迎接挑战的几点建议
1.明确宗旨目标，坚持大学精神
大学社应以“倡导学术出版、推动学术交流、营造科学氛围”为出版宗旨和努力方向。因为出版社生产的不是一般商品，而是书籍，书籍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不是单纯牟利的商品。大学社的领导和经营者必须时刻想到，大学社与一般大众出版社在成立目的、服务对象、出版内容、经销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
有些学术著作及专门的教科书由于太过专业，读者群有限，在缺乏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大学社来出版，以满足研究与教学的需要。大学社还肩负着审核学术著作、出版合格教材、培养青年学者的使命，许多任务是其他类型出版社无法完成的。
2.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建立品牌优势
大学社应进行战略性的自我定位，辩证地考察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品牌和特色；综合性大学的出版社也要摒弃不顾条件地单纯追求大而全的思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力求在特定领域占据一定份额，形成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3.大学出版数字化转型战略
进入21世纪，传统出版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和挑战。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例，他们在转型方面提出新的战略目标是“以出版为中心，以教育培训和信息服务为两翼，数字化出版、产学研结合，成为综合发展的教育服务提供商。”
4.实施国际化战略，不但“引进来”还要“走出去”
国际化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近年，大学社在这两方面都迈出了不小的步伐，引进很多国外优秀大学教材，与国外优秀出版社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对外合作和国际化业务推广方面，外研社堪称典范，其策划制作的汉语教学电视系列节目《空中孔子课堂》是成功的案例；而以14个语种出版，在50个国家发行的《汉语900句》，是“走出去”的突破性标志之一。2010年1月，外研社北美信息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是“走出去”战略在美国迈出的重要一步。
以外研社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出版在转企改制后正在实践数字化转型，虽然在转型目标、项目开展和国际化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但是由于传统出版流程、体制和发行销售渠道制约，还存在很多问题。不过我们相信，在巨大的市场前景面前，在出版社的不断探索努力下，大学出版将会成为中国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合作的先锋。
注释：
①陈应年．商务印书馆百年回眸[M].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85.
②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91
③郭太风．王云五评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