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市场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市场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的高等教育，自进入本世纪以来，一直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发展。1945年日本只有48所旧制大学，但到1980年时竟高达1025所。高等教育发展的这种迅猛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一发展过程是伴随日本教育政策的变化与日本经济界对高等教育领域的逐步渗透，扩张而相应地展开的。
围绕着人才培养这一核心内容，日本的教育政策是从“发掘人才”、“开发人才资源”向着“人才开发”，进而达到“培养未来型的全面人才”的连续过程。应当说，这是一个循着两条轨迹的复合变化过程。其一，日本教育的主要特点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发展，一方面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际竞争，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力发展理工科教育，培养经济界所需的科学技术人才，政府将整个教育纳入经济发展计划；而另一方面，由经济界向政府提出种种改革意见，到直接介入中央教育审议会和临时教育审议会，公开提出经济界对教育的要求，从而影响日本的教育政策。这样，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市场，也就取得了在高等教育中无可取代的地位。其二，日本高教体制的构成，有着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日本传统的学阀制度，它既有封闭、僵化的一面，又有内聚、顽强的一面；二是从欧洲大学中引进的讲座制等高教体制；三是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强大影响，为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性体制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崇尚和鼓励自由竞争，“大学出售教育，学生购买，出售科研服务，政府和企业购买。”〔1〕高等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学术服务的销售和在销售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其次，美国高校还要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竞争，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构成了大学教师市场，在高校之间，甚至学校与企业间为争夺优秀学者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都对日本的高等教育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对日本大学长期以来的封闭性状态的有力挑战。正是在这一发展机制影响下，日本的大学适应经济发展形成了大学的教师市场；适应产业界的需要产生了“产学合作”体制；适应80年代“科技立国”战略，产生了“产、官、学一体化”研究体制。因此，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1.日本大学教师的形成和调节
大学教师市场，很明显是劳动力市场，经济市场的一个特殊层次。日本的大学教师市场不同于欧美，它既包含着日本一般市场的基本属性，而且又进一步将日本文化特性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百年来一直徘徊于日本高等教育中的幽灵——学阀意识。它充分体现了深刻的家族关系，人际关系对大学教师市场构造的影响，从人事管理的政策上体现为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特殊表现形式。
从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日本大学教师市场的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大体同步，市场的变动充分反映了社会和政治、经济、科学的变动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以及受着两种相悖的市场原理的支配：学阀原理与业绩原理的支配作用。〔2〕
日本的大学教师市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急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教师的增长数比之制度的发展更先行一步。由于大学教师受培训的人数不足，造成了大学教师的位置严重空缺，出现了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正因为如此，所以大量地招聘新教师，甚至不仅从学校，而且还从那些相关的领域引进选拔。这样，大量教师的速成培养、教师来源的各异、年轻教员的急增，造成了大学教学质量的普遍下降。
（2）增长饱和期。日本大学教师市场经过从1949年到1955年的急剧发展，再到1968年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也由复兴时期转入经济高速增长。1970年同步地进入饱和增长阶段。此时，大学教师市场由于大学教师位置的增加处于停滞状态，从而使其高速增长达到极限，而且，由于教师的终身雇佣及年龄的增长，使教师进出市场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并且，由于高度增长期教师需要量的增大，相应的研究生院的实质数大幅度地扩大，这样，到了饱和期，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
（3）生产过剩期。由于市场的饱和状况，大学教师的候补者——研究生院的“生产过剩”的深刻矛盾就出现了。它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博士后现象的出现。大批取得博士学位者，尚无合适位置的安排，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困难。其次，市场竞争的形式从潜在性转向公开化。随着市场的开放，使那些把业绩原理作为行动的规范的年轻学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第三，生产过剩带来了最优秀的人才的流出问题。主要是从教师市场流向到其它市场，这是生产过剩时期的现象。尽管为数不多，但对于某一具体大学来说，意味着学术带头人的流失，就必然对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种种影响。〔3〕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日本大学教师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变动问题。
多元化。从整个日本大学教师占有率来看，从1962年到1982年的20年间，市场膨胀了两倍，讲师以上的人数从31,934人急增至72,899人。少数大学对市场的垄断局面正在为多元化的状况所替代。1962年时，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出身的教师占全体的38.2%，经过20年后两校的占有率降低到24.7%。这一点，再从按序列累积占有率达50%的高校统计来看，1962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五校占全体的50%，而到了1982年则还要加上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北海道大学及东京外国语大学等9所大学。这说明随着研究生院的急速扩充，少数大学对市场的控制、垄断局面已被打破。
自给化。以一所大学讲师以上的教师自身培养的教师所占有情况比例作为指标，这项指标的变化也充分反映了大学教师市场变动的状况。自给率的变动情况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市场的扩张主要由于新设高校的增加，这些新设高校由于不具备教师的培养资格，往往出现自给率为零的情况。1962年全日制大学260所中有39所，占15%，1982年451所中有159所，增加到35.3%；其二，自给率60%以上的大学，从1962年的13所增加到1982年的17所，而原先处于前几位的大学，其自给率却相对减少，如东京大学由95.3%下降下到87.9%，京都大学由88.9%下降至81.6%。其三，市场自给化的变动情况，从日本大学教师市场供给源角度也可以得到反映。比如，1962年以东京等大学作为第一供给源的高校有87所，占当时260所大学的45.1%。到1982年为78所 ，下降到22.6%。1962年由16所著名大学占据大学教师市场，为6%， 其中东大和京大就拥有70%以上的占有率，而到1982年整个451所大学教师市场由34所控制，东大、京大的70%占有率荡然无存，为九州大学等7所高校所取代。
阶层化。日本大学教师市场还受到日本大学的阶层结构的影响。日本大学的阶层结构是由官学——私学，中央国立大学——地方国立大学所组成的“二元二层”等级式结构，这一结构严重影响着大学教师市场的变动。〔4〕阶层化体现在学阀意识的潜在作用，这里从对第一供给源50%以上的大学进行统计，1962年，全日本260所大学中有50所，占1/5的高校由特定的大学提供本校一半以上的教师。1982年451所大学中有60所占14.1%，表明由特定大学控制局面的强烈学阀倾向有所缓解。
由于大学集团间存在着阶层结构过程，这就产生了大学威信问题。所谓大学威信，是指大学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经济效益、市场占据等的综合效应。它对教师的流动有直接影响，供给源——出身大学的威信较高其毕业和母校及其同一层次高校流动可能性就大，这种向高效益区流动是市场的属性之一，也是维持相对平衡的必然结果。到了市场的低成长期，同一层次的高校需求率降低，即只有母校才可以接受，其它高校的竞争者就失去了竞争的义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大学教师市场的变动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运动形态，它明显同美国式的市场竞争机制不同，它充满着各种非市场特质的因素。然而，市场的存在，决定了竞争规律对其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而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科学的标准、科学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这种大学教师自身质的变动与大学间的序列变动，是社会的上升过程在大学发展进程中的充分反映。它将伴随着日本大学间的群体竞争，人才竞争而进一步朝向市场的成熟方向不断发展。
2.确立产学合作体制
作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的第二个方面是确立产学合作体制，通过产业和大学之间的直接联姻，减少教育投资的浪费和灵活调节高等教育的系科设置。
所谓“产学合作”，即产业界与学校的合作。这种体制最早产生于美国，是美国作为工业教育制度于1906年开始实施的。1956年9月，日本通产省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提出“关于产学合作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建议在国内推行产学合作教育制度。1957年12月，“日经联”提出了《关于振兴科学技术教育的意见》中，重申进一步加强大学和产业界的合作关系，如技术上委托研究，聘请技术顾问，派遣讲师、学生到工厂实习等。1959年7月，财界另一个团体——“经济同友会”提出设置产学合作中心”的计划，使“产学合作”更富有现实意义。
1960年7月10日，日本《朝日新闻》发现了《关于经济同友会的产学合作》评论，指出：“以往财界主张‘产学合作’的最初目的在于对学生进行技术教育、经营教育，加强产业界和教育界的合作，培养财界的‘接班人’。可是，由于产业界和学校的接触，教育界了解产业界的实际情况，因此不是把学识经验，看作单纯的抽象理论，而实际上是为满足产业界的要求不断地发挥作用。同时，经营者也由于接近教育界，把其知识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设法使日本经济实现现代化、科学化。”〔5〕
日本的“产学合作”包括高中和大学同产业界的合作。大学阶段的“产学合作”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产业界向学校投资。如1961年日产制作提供了3亿日元作为设立东洋大学工学部的资金；东京大学工学部10%左右经费是由工业界提供的。还有一些企业对在校生提供“奖学金”，以便这些学生毕业后到该企业去工作。产业界的投资，对大学的学部、学科的名称、性质和结构等带来了一些变化，使产业与工学相结合的学部、学科急剧增多。这种投资旨在按产业界的要求培养人才。
（2）企业与大学在人员上互相交流。日本的理工科大学与企业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的大学兼任企业研究开发部门的顾问，特邀人员或讲习会的讲师，还有的兼任公司的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这样，便于传授技术的新动向，共同研究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而企业里的一些技术人员、专家则兼任大学的讲师。另外，企业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为了继续提高能力，经过大学校长的批准，可以在大学的理工系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种交流可使企业与学校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3）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使学生在实际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接触社会，培养协调性、责任感，增加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4）企业委托大学搞研究项目。双方就有关研究范围、期限、经费、专利和版权所有等事项签定合同，研究成果由企业付给报酬，并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另外，也有企业和大学共同进行研究的情况。〔6〕。
大学阶段的“产学合作”建立之后，私立大学和企业之间的这种体制发展得比较迅速。因为私立大学经费不足，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解决教育投资的短缺问题。同时，实行产学合作制度可以大大推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从而使学校培养的人才更能适应社会和企业的需要，同时，促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以较少的教育投入取得人才开发的最大收益。
3.高等教育的“二元二层结构”与教育资源的市场调节机
制
以上我们从大学教师市场和大学同产业合作的角度，阐述了日本高等教育市场调节的二个方面。下面我们进一步从阶层结构、教育制度结构三者的关系上看一下日本教育资源的市场调节机制。
（1）“二元二层结构”的形成
世界著名教育家约瑟夫，本·戴维对职业结构、阶层结构、高等教育制度三者关系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数量上的发展要成为可能，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7〕①近代大学的诞生先于强大而稳固的中产阶级的形成，②高等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③专门职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依赖于高等教育。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拥有以强大而稳固的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固定的阶级结构和以传统专门职业位居顶层的僵硬的职业结构，那么（高等）教育结构就具有保守性，不易变化和扩充。如果一个社会的职业结构是流动的且高等教育在形成职业种类或者说在形成中产阶级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那么教育结构就成为升迁性流动的主要渠道，而且流动的职业结构能使新的高学历职业种类不断产生，教育结构又会对这种职业结构的变动作出灵活的反应。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可能能性就是这样受阶级结构、教育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动影响。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可能性就是这样受阶级结构、教育结构、职业结构三者关系所左右。
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好可以用这一理论加以说明。19世纪后半叶，日本创办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时，因为教育资源的限制（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的教师短缺和缺乏基础知识的大量学生的存在），所以一方面建立了适应国家需要，培养精英人才的帝国大学。另一方面，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创办了大量实科的专门学校，这就是所谓的“二元二层结构”。二者在资源的分析，研究教育设施、课程选修、毕业要求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这正好符合当时职业结构需要，这种大学与专门学校之间多层次结构的形式，促进了日本高等教育量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急剧实现。
除了大学和专门学校之处，还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以专门学校为例，官立和私立之间存在着显著区别。官立专门学校除农工商方面的实业专门学校外，还有外语、音乐等特殊专门学校及医学专门学校，而私立学校除少数实业专门学校和医学专门学校外，大部分是法学、文学、宗教等方面的专门学校，其中法学方面的学生最多。官立学校都是单科，而私立学校尤其是法学专门学校则增设了商业、经济、文学等专业。官立学校招收正规的初中毕业生，提供本科教育课程，而私立学校则不同入学资格的专科并以此为办学中心，还有包括预科在内的大学部。这样，两种学校在对社会需求的应变能力方面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官立专门学校对社会的适应性只有限制在政府指定的范围内，这种办学的核心就是优先满足“国家之必要”。私立专门学校则远离“国家之必要”来满足社会的广泛要求。而这又意味私学在国家的偏向性资源分配中处于最低位置，它必须经常与官学进行竞争以求得生存。这使它不得不采取具有高度应变能力的独特的管理组织形式。即准确把握社会的需要，尽力吸收更多的学生亦即获得更多的学费，并竭力将教育费用压到最低限度。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成为私学发展的内动力。
这种阶层性结构一直延续到战后并成为中央综合大学——地方公立大学；巨型私立大学——小规模私产大学这一结构形式。战后新大学的发展并不是重新分配各类学校的资本，而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原来人的和物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本过程中发展的。资源的分配形式也延袭以前的偏向分配形式。战前的官学中心主义亦作为对私学“不支持，不控制”政策被继承下为，从而成产推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动力。
（2）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质和量的调节
作为战前“二元二层结构”的延续，是大量私立专门学校升格为私立大学，在战后巨大的升学压力之下，私立大学由于没有国家的控制政策，因而韧带膨胀起来，这里最为突出的是巨型私立大学的发展。
在日本，在校人数在一万以上的大学称为“巨型大学”。1955年时，巨型私大仅有9所，经过6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到1970年的巨型私大达到26所。巨型私立大学的学校数虽只占占全部私大的7%，但在校人数却占了52%，可以说日本私立大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巨型私大的发展过程。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就是巨型私大的典型代表。这两所大学之所以拥有几万名学生是因为它们在发展时不只是采取纵向的多层化，而是努力于横向的多样化，改变原来以法学为中心的学部。以法学部和经济学部为中心，商学、文学工学各学部全面发展，这是后来以扩大规模为目标的私学所普遍追求的模式，并且在60年代调整发展期间，增加的主要人学定员都进了这些“巨型私立大学”。这无论从投资效益上，还是从质与量发展上，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3）高等教育的市场调节——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现象
这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如何在市场规则下，自发进行调节的。
日本的高等教育毕业生——高学历的就业机会，大致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是由传统性的各种专门职业（如医生、律师等）。这些职业一般要求具有高度的知识和技术的资格（学历），在这个意义上基本上是“学历封闭”式的，因此，其需要量比较稳定，医学、工学、理学、农学，以及文学部、法学部、教师养成学部都是为培养这种专门人才的学部。第二种主要是事务职员层，如销售职业等一般被称作兰白领的职业。这些职业不一定需要同高学历相联系的特定资格的专业能力。因此，在以较低的学历层有一定的可替补性这点上，是“学历开放”式的，并且其雇佣机会是流动的，可变的。商、法、经济、经营，此外还有战后的法、文等所谓的文科类学部可以说是属于兰白领职业的学部。〔8〕。
日本高等教育自大正时期开始，就从偏重专门人才的培养向第二职业领域，即事务职员层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在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不是同时进行的。以英才型或准英才型为主的国立大学，是以专门职业学部为中心取得发展。1970年度，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中77%是专门职业学校，而法、文、商、经等兰白领学部只占了毕业生的23%。
与国立大学的这种变化相比，私立大学却把学部结构的重心从传统专门职业移向了白领职业群，日本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私立大学具有这种大量培养白领阶层功能。
白领职业阶层的需求量随经济变动而变化。与此同时，对高等教育学校的毕业生来说，白领职业群是一个向学历下层开放的广阔市场。他们逐步蚕食了低学历层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就业机会。而且，以高度的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职业结构的变化又接连不断的产生新的都市白领职业，使培养白领阶层的学部具有了更大吸引力。如1970年的私立大学毕业生有68%是这种白领类的学部培养的。正是在这种国立——私立，理工学部——法、文、商学部，专业人才——白领阶层的阶层结构，职业结构和高等教育制度结构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以市场机制为核心，不断调节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质和量的平衡。
注释：
〔1〕[美] Bortor clark,Pcrspective on Higher Educati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84rh.
〔2〕[日] 山野井敦德著：《大学教授的流通研究》，东倍堂，1990年。
〔3〕[日] 新掘通也编：《大学教授职的综合研究》，多贺出版社，1984年。
〔4〕王栾井：《试析日本大学教师市场的变动现象》，《日本文化教育研究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5〕[日] 《朝日新闻》1960年7月10日
〔6〕梁忠义著：《日本教育发展战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38～339页。
〔7〕[日] 天野郁夫著：《高等教育的日本构造》玉川大学，1986年
〔8〕同〔7〕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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