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6)02-0005-03
学界经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已经认识到，科学和信仰既不是两极对立的，又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二者既有区别之处，又有共通之理。然而，人们往往过分强调了科学和信仰的区别之处，甚至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而忽视了二者的相通之处。因此，为了推进科学与信仰关系的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讨二者的相通之处，即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统一性。
为了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地论证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统一性，我们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持有科学与信仰根本对立观点的人是怎样把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的。
一 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知性对立
首先，从对象上来讲，他们认为，科学思维所把握的对象是物质或物质世界，强调的是物质决定论。而信仰思维所把握的对象是精神或精神世界，强调的是精神的决定意义。其次，从方法论上来讲，他们认为，科学思维突出人的理性能力，强调人的思维中逻辑推理和实证的决定意义。而信仰思维突出人的思维中非理性因素，强调人的思维中意志、情感甚至情绪的决定意义。再次，从主体上来讲，他们认为，持有科学思维的人作为唯物主义物质决定论者，具有明辨的理性、精明的头脑。而持有信仰思维特别是宗教信仰的人，往往被虚幻的精神所奴役，因而是愚昧的，甚至是愚蠢的。最后，从功用上来讲，他们认为，科学思维具有改造世界和解放人本身的作用，能够不断丰富和拓展人类的自由。而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则是束缚和愚弄人的手段，往往使人安天顺命、消极无为。
由上述四个方面可见，把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起来的思维，是一种直观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是在一种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思维中理解事物和现象的，它把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愚蠢与聪明、解放与束缚绝对对立起来，因而只看到了二者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二者的同一性和相通性。而事实上，无论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聪明与愚蠢，还是解放与束缚，它们作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不仅具有相区别、相对立的地方，而且具有相同一、相融通的地方。它们共存于人类的生活世界和人类的生命活动之中，只不过在某个方面或环节，某种特征更突出罢了。那么，我们思考和理解人类的生活世界和人类的生命活动的时候，就不应该运用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思维，而应该运用亦此亦彼、对立统一的思维。对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来讲，就应该超越机械直观的形而上学思维，探索二者的统一之处和相通之理。下文拟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二 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实践统一
科学和信仰，无论作为两种思维方式还是作为两种文化样态，二者是否具有统一性，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把它们看成统一的，而是取决于二者在人类的生活实践中事实上是否具有统一性。实践的观点是探讨科学与信仰之统一性的合理视角，生活实践的事实与实例，充分确证了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统一性。从实例方面来看，熟悉科学发展史的人都熟知这样一类现象，那就是，凡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居多都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或最终走向了宗教信仰，如莱布尼兹、牛顿、爱因斯坦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对于此类现象，以前人们习惯于不加分析地归因于科学家个人的思想瑕疵或理论倒退。这种武断的结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也许事实正好相反，虔诚的信仰也许正是伟大科学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动力，由科学升华出信仰，也许正意味着理论视野的重大突破。如果这种认识尚有臆想和推测之嫌的话，下述三类现象则能予以确证。
其一，不证自明的科学公理内在地具有信仰的属性，因而确证了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统一。公理，无论是作为几何算术知识的公理，还是作为伦理道德法则的公理，作为公理都具有不证自明的属性。人们运用它作为理论前提或实践依据，是因为人们确信它的合理性，离开了“确信”便不存在公理，人类的理论活动和实践行为便无以为据。这一道理合乎逻辑地确证了科学与信仰的密切联系，即离开了信仰，科学无以为据，无法开展，信仰支撑起了科学的宏大体系。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广义的信仰，不是狭隘的宗教信仰，它包括对世界物质本源的唯物主义信仰，对公理的信仰，对道德良知的信仰等丰富的内容。面对公理，我们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的不证自明性不就是信仰的属性吗？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作为生命原则时，公理也就作为信仰而存在了。
其二，科学思维和信仰思维两极相通。把握客观对象，获得客观知识，是科学思维的突出特征；与之相对，表达主观意志，寄托主观情感，则是信仰思维的突出特征。从表面上看来，信仰与科学似乎是针锋相对的主客两极，然而两极相通却是世间的通理，正因为信仰与科学分别代表针锋相对的主客两极，所以二者之间必然能够融通。当我们运用科学思维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的时候，必然会遭遇到许多难以理解的客观事物或现象，这时我们自然会意识到需要调整、转换思维方法或视角，因为只有通过自我反思改变主观思维，才能加深和升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另一方面，当我们的信仰还不稳定或信仰发生动摇时，我们总希望在客观世界中找到能够支撑自己信仰的客观佐证，因为只有具备客观的佐证，才能使朦胧、动摇的信仰明确、巩固下来。综此二者可见，科学思维和信仰思维的融通性，正是人类思维中两极相通规律的范例。
其三，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之间存在着动态的逻辑关联。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融通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逻辑关联，“信心”、“信念”和“信仰”是二者相关联的逻辑支点。任何信仰对信仰者来说似乎都具有不证自明的先验合理性，然而事实上，信仰对信仰者来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来自于信仰者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并在其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中不断凝化和巩固。在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的过程中，“信心”既是信仰形成的逻辑支点，也是科学向信仰转化的逻辑支点。信仰确立的过程，是从“对经历了多次验证的事例或规律怀有信心”，发展到以此类事物或规律作为生活的信念，再到把此类事物和规律升华为生命中的信仰。“多次的重复，反复的验证”既是“信心”、“信念”和“信仰”逐次深化的原因，也是科学思维升华为信仰思维的原因，因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表征着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之间所存在的动态逻辑关联。
三 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统一的人性依据
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统一源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并实现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可见，二者统一的根据在于人本身，二者的统一有着充分的人性根据。
首先，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多维性，从而决定了信仰是与认知、审美等相并列的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生命需要的多样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的生命需要只是表现为吃喝和性行为的自然生理需要，而人类的需要，除了包括此类自然生理需要外还包括更为丰富的类别，其中认知、审美和信仰是最基本的内容。认知，以求知欲为动力，以“客观性”为标准的，满足了人类对真理的渴望；审美，以培养美感为途径，以感触客观与主观的自然和谐为旨趣，满足了人类愉悦身心的欲求；源于人类精神寄托的信仰，则以思想和行为超越的方式，使人类获得了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属。诸如此类的生命模式，源自于人类的生命需要，构成了不容回避、不容抹煞的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即使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和实现，造成了某些生命存在维度的缺失或扭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压抑的人性需要必然得到满足，缺失的人性内容必然得到实现，这一点是由人性本质的历史生成性决定的。
其次，人类本质的历史生成性和无限丰富性，决定了信仰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丰富人性的基本样态。历史生成性和无限丰富性是人类本质的基本属性，因而多方面的需求和爱好、满足需要的多种方式和手段、人类生命的多维样态，既不是人类整体的原初模式，也不是个体生命的起始状态，而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或个体的成长经历中逐步实现和获得的，并且是必然能够实现和获得的。
纵观人类成长发展的历史，可以分明地发现人性本质不断生成、丰富的脉络，从而就可以认识到，信仰特别是合理的信仰必然成为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在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生存条件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生存模式的依附性和个体需要的贫乏性，那时候除了凭借个体间的依赖所形成的整体力量，人类便无以维持生存，迫于生存的危机，个体除了意识到紧迫的生存需要外很少有其他的需要，更不要说有源于个体选择的用于精神寄托的自由信仰了。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信仰，而是说没有源于个体选择的自由信仰，有的只是作为对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的信仰，或由统治者强加的信仰。针对这种状况，古希腊的哲学家普洛泰戈拉、苏格拉底曾从道德的层面提出过尖锐的批判。普洛泰戈拉说：“宙斯在下放正义和尊敬等道德原则时，是将它们分配给所有的人，人人都有一份，不允许少数人分享道德。”[1] 他们要求个体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信仰，然而在那样一个生存危机、贵族专制的时代，激进的思想只能导致悲惨的命运，最后落得个以身殉道的结局。
生存危机、思想专制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新近时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确立才使之归于终结。在生存危机、思想专制的时代，由于个体没有基于自我意识的自由信仰，因而那样一个时代，是个体没有独立个性的“无面人”的时代。与之相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作为全面物化的时代，则是“单面人”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价值尺度作为通行于一切领域的普遍尺度，驱使着人们全力以赴地为利润和财富而奔波，人们除了欲求利润和财富外，不再欲求什么，利润和财富就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信仰可具体为“信钱”，宗教可具体为拜物教。感情稀释在了金钱的冰水之中，爱好凝固成了利益的单子，人们除了具有单一的“经济人”面孔外，不再具有其他面孔。
人类多方面的需要和爱好是抑制不住的渴望和追求，利益和财富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更无力终结人类无限丰富的需要，人类意识到物化的压抑和束缚的时候，也就到了人类走出物化时代，突破“单面人”形象的时候。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它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使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也需要一定的意识前提，使人类摆脱“拜物”观念。这种历史性变化既是先进文化引导、教化的结果，又是个体反思生活、自我觉识的结果。作为结果出现的，人类对物化时代“单面人”的突破，则是人类的“多面人”形象，它表现为人类个体普遍具有了多方面的需要和爱好，并且获得了实现多方面需要和爱好的途径和方式，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个体普遍确立了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自由信仰，从而使人类的生命属性不仅是本能性的自然生命，世俗性的社会生命，而且是超越性的信仰生命，是作为三者统一的立体性生命。
再次，鉴于上述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存在方式的多维性，人类本质的历史生成性和无限丰富性，我们必须尊重科学，深化信仰，培养个体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如果像过去那样片面强调科学，而忽视了作为科学之前提和归宿的信仰依据，就会使科学的发展脱离甚至违背人性要求，造成科学的异化和人类自身本质的残缺。相反，如果像人类的初始阶段或当代社会的某些国家和地区那样脱离科学指导，盲目遵从信仰，同样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束缚人类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2] 因此，只有立足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人类存在的多维性和以之为前提的科学和信仰的融通性，尊重科学，深化信仰，才能使社会和人本身的发展呈现出丰富而和谐的势态。当然，融通科学与信仰，使人类获得多维性的存在，既是人们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的途径，也是以人们具备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作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受；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3] 获得多种享受，需要多种享受的能力，对于习惯于单一化的科学思维的现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思维定势和陈旧观念的束缚，激发和培养个体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是现实地实现科学和信仰统一的当务之急。
四 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统一的历史逻辑
正如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和爱好、人的多维性存在并不是已经完成了的事实状态，而是人类无限发展的趋向和势态，科学思维和信仰思维作为人类本质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二者的融通和统一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信仰成熟、完善的历程，充分昭示着人类信仰不断与科学接近、融通的历史逻辑。首先，在人类发展的初期，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人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很多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都不理解，只能用超自然的力量和超人的意志来解释自然世界和生命现象，这样就产生了作为“迷信”的最原始的宗教。这种水平和样式的宗教，不是合理的宗教，甚至不是真正的宗教，只能称为“迷信”，因为它是“不理解”、“迷茫”的产物。这种宗教没有科学依据，甚至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经历人们的自我反思和理性思考，因而不是以人的自我意识为前提的宗教。这种宗教盲目地断言，在人的生命之上还有神的生命，在人类世界之上还有神的世界，并且强制性地要求人们降低人的世界和人的生命的意义，抬高神的世界和神的生命的意义，遵从神的意志，追求神的世界。它所宣讲和描述的现象，严重脱离现实和科学，甚至是与现实和科学无关的，如果说有关的话，只能是与现实和科学相对立的关系。
其次，中世纪末期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了盲目信仰的不合理性，人们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一切，包括信仰。任何一种事物和观念，要么在理性的法庭上辨明自己的合理性，要么放弃自己的存在，是这一时期最通行的主张，面对理性的严正审判，盲目的信仰被终结了，然而信仰本身并未终结，而是出现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信仰样态，那就是近代的以理性为前提的服务于现实的信仰。这种信仰诞生的逻辑脉络和基本特质，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康德道德哲学的理论体系，首先高举理性的大旗赶走了长期盘踞人类意识领域的盲目的宗教信仰，确立了理性的权威，并以之论证普遍道德法则的必然存在和实践效力。但是，面对“道德鼓吹易，践行难”[4] 的诘问，康德深感到理性力量的单薄，为之他不得不作出三大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灭、上帝存在”，以此三大公设为他的普遍的道德法则担保实践效力。由此看来，康德的理论体系从前门赶走了盲目的宗教信仰，却又从后门把宗教放了进来，兜了一个圈子。然而，康德决不是无意义地兜圈子，在这一过程中康德彻底地颠倒了理论的乾坤，把以信仰为前提的理性、服务于信仰的理性，变成了以理性为前提的信仰、服务于理性的信仰，新的作为理性之公设的信仰取代了旧的作为迷信的盲目的信仰。可见，近代的以理性为前提和基质的信仰，是理性化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也决定了这种信仰的缺欠，那就是，把人及其生活绝对理性化了。事实上，人不是纯粹的理性动物，而是具有知、情、意等多种属性的肉体生命，人的生活也不是绝对刻板的理性生活，而是情理交融、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
再次，人类的发展步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理性主义特别是工具理性主义对真实人性的压抑和对人类信仰的束缚和拒斥。人们意识到必须回到生活实践，到人类的生命本性和生存方式中探究信仰的根源，于是人们告别了作为理性公设的信仰，确立了源于生活实践的作为人生信念的信仰。这种信仰观认为，一种合理的信仰既不是源于无知的迷信，也不是源于理性设计的臆想，而是源于人的生命本性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样态，它是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成熟完善起来的。它和科学分属于人类存在的不同维度，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人类需要层次和样式的差异，它们分居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且二者的关系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人类的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形成，信仰和科学将在丰富的人性本质和人类生活中和谐并存、互动发展。当然，理论的逻辑不能取代事实的成就，对于目前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水平来讲，一方面要加强科学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信仰引导，避免科学的发展陷入违背人性的恶无限，另一方面，要加强人类信仰的科学引导，避免重蹈盲目信仰的迷信覆辙。惟有如此，才能在事实上推进科学与信仰的和谐、人类自身存在方式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