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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和解的“小步”：苏联对华公共外交(1978—1985)
〔俄〕艾苏(Alsu Tagirova)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苏中两国内外政策的逐步调整，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在逐渐降低。此时，两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经济和政治上的因素，因而趋向于赞成缓和。双方出于基本的谨慎，同时考虑到世界均势的脆弱性，都认为有必要使用公共外交组织之类的方式来代替官方外交渠道，以进行初步的接触并试探对方。
虽然这种外交接触实际上是通过大量的组织和人员提供的各种方式实现的，但是本文的论述对象仅限于主要从事公共外交的苏中友好协会(OSKD)。苏中友好协会成立于 1957 年 10 月 29 日，工会、青年团、妇联、文联、科联、青联、学联、工商联等主要群众团体均为该组织的成员，参与者涵盖工农劳动群众、机关干部、学生、教育工作者、著名文人、社会活动家、外交家等，这保证了协会工作人员具有群众性和多样性。苏中友好协会旨在“推动发展并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促进苏联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向两国公众介绍苏中友好协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发展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经验交流方面的成就，帮助中苏友好协会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现状”(1) 《苏中友好协会发起大会会议记录》(1957年10月29日),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6。 。它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对外开展活动，实际由政府控制，同时兼备了宣传和外交功能。
1960年苏中两党分歧公开化，两国各组织间的联系逐渐减少直至1967年完全中断，苏中友好协会也面临着生存的挑战。苏联方面认为，作为苏中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协会的存在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然而，其工作实际内容已随两国关系恶化而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改变对外宣传的对象，加强对中国代表团和留学生的工作；积极参与收集、整理对华广播节目资料并对中国宣传资料进行分析；工作范围扩大到向其他国家介绍苏联对华外交政策和活动；试图通过加强地方分会和基层组织的工作，强化协会在苏联国内的宣传功能。珍宝岛事件后苏中走向全面对抗，苏中友协名存实亡，到70年代末苏中关系变动才使协会恢复部分工作。
从广义上说，公共外交是指国际行为体试图通过接触外国民众来实施其外交政策。公共外交由五个核心要素组成：聆听、宣传、文化外交、交流外交和国际广播(2) Nicholas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v.。当这个词被用于两国非正式外交层面时，需要进一步区分一些类似的术语，比如宣传、跨文化交流、“第二轨道”外交和软实力。宣传不像公共外交，它并不总是欢迎对象国的互动(3) G.S.Jowett, V.O’Donnell, Propaganda &Persuasion , Los Angeles: Sage, 2012, p.288.。跨文化关系或国际交流并不是公共外交，除非他们服从于国家政策(4) Nicholas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 p.xv.。软实力把公共外交作为一种非强制性手段，但它很少局限于这种类型的活动(5) Craig Hayden, The rhetoric of Soft Power :Public Diplomacy in Global Contexts , Lexington Books, 2012, p.49.。“第二轨道”外交指在两个敌对组织或国家之间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因此它和公共外交的概念有交叉之处，但是“第二轨道”外交并不足以完整描述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6) 参见 V.Volkan, J.Montville, D.Julius ，ed.， The Psycho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V.2, Lexington Books, 1991, p.162.。因此，苏中友好协会在历史上的活动只能被称为公共外交。
叶总为难：“他也不知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就带着家当去外地了，我原先还以为是突然接了生意，现在才发现是这么回事。从早上起他就没接我的电话，别人告诉我他去了外地。”
苏联对中国的公共外交一直具有很强的独特性。首先，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两国间的外交形式，很大程度上受双方政府的影响。相比西方的类似机构，苏联的公共组织从来不会服从于宣传内容之外的公共争论、领导者的选择或者组织本身整体的需要。其次，苏联的公共外交虽然表面上是基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思想，但是它仍旧将地方知识分子和高层官员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常常忽略中国的工人阶级，他们经常无法深入参与苏联公共组织的活动(7) Nicholas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p.xvi.。在这方面，苏联与西方同行相似：其活动名义上面向公众，但不一定要让他们参与其中。公共外交人员总是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人物身上，认为这些人可以反过来向更广泛的公众传递信息，或者适时地成为政府内部人员(8) Denis Kozlov, Eleonory Gilburd，ed., The Thaw :Soviet Society and Culture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pp.373-374.。在政治危机发生时，知识分子是在苏中两国领导层默许的情况下进行接触的，比西方类似的接触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尽管苏联采取了一些西方的技巧，但并未开展西方语义下的公共外交。
取适量硬化浆体压碎，用无水乙醇中止水化，在玛瑙研磨并过0.08 mm的筛，在105 ℃烘干后准确称量试样约1 g(精确至0.1 mg)，质量记为m0，然后在数控式高温炉中以10 ℃/min速率升温至1 050 ℃恒温30 min，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称量；之后再在1 050 ℃下加热15 min并冷却称量；如此反复，直到前后2次质量差小于0.5 mg，结束实验，最后一次试样的质量记为m1 050 ℃，每组试样做3次平行试验，取其平均值。硬化浆体非蒸发水量通过式(22)计算得到
1949年，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一边倒”外交政策而倒向苏联。因此，1949年10月初，中苏友好协会诞生了(9)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 。不过，苏联当时并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两国公众人物之间的接触仍然有限。直到1957年，苏中友好协会才成立。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之前，苏中友好协会主要注意对中国共产党干部和知识分子施加影响。在苏中分裂之后，协会沉寂了十年。在70年代后期，它重新成为两国交流的另一种渠道。它也是一个风向标，虽不直接参与政治谈判，但帮助双方评估政治气氛的变化。
在苏中双方都没有作出大的政治让步的时候(10) M.P.Leffler, O.A.Westad，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 Vol.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89-195.，公共外交成为实施所谓的“小步走”政策的主要方式之一。“小步走”的说法最初由苏联提出，负面内涵居多，主要是指中国领导层采取逐步改善两国关系的方式。不过，苏联对华政策同样谨慎，所以这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双方。本文试图摈弃苏联将“小步走”政策视为中方推迟两国关系发展手段的认识，而视之为两国试图重新评估对方意图的最合理的行为方式之一。本文分析的时间段为1978年至1985年，即从可考证的两国中的一方试图通过公共外交手段建立联系的那一年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政治和解时止。
一、苏联对华公共外交的诞生
1954年，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党内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在苏联政治体系内强化党的领导作用，中央的权力得到增强，政府机构在参与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被最小化了。通过改革，赫鲁晓夫能够在机构内部创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职位，并分配给他的同事(11) А.Титов, Партия проти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форма аппарата ЦК КПСС при Никите Хрущеве,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3, 2012，智能俄罗斯智库网站，2015年12月5日，http://www.intelros.ru/readroom/nz/n3-2012/14962-partiya-protiv-gosudarstva-reforma-apparata-ck-kpss-pri-nikite-hruscheve.html。 。1957年，赫鲁晓夫继续改革直接负责苏联境内外尤其是境外思想工作的部门和机构。
在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的是发展中美关系。1979年，阿富汗爆发政治危机，成立了反苏政权。苏联派遣部队进入阿富汗。同时，苏联实施积极的非洲政策。(46) M.P.Leffler, O.A.Westad，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 Vol.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22-243，112-134.美国卡特政府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断加深， 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美苏关系缓和的形势被破坏，使中国重新评估自身战略环境，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利益冲突中逐渐表现出更加自信的姿态(47) 罗伯特·S.罗斯著，丛凤辉等译：《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在谈判中合作(1969—1989)》，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第218页。 。与此同时，尽管苏中友好协会当年2月的访问并不成功，但它的努力获得了中方的认可。1979年，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代表苏中友好协会举办了16次活动，中国大使馆派代表参加了其中的7次活动。同年，中国大使馆把6部故事片和7部纪录片送给苏联。其中5部被分别放映，另1部被列入大型文化活动节目中。(48) 《1979年苏中友好协会活动报告》,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20-2509。 1979年10月，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使馆代表出席了苏中友好协会组织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活动(49)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73. 。这些活动在当时并不引人注目，只有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苏中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小步走”增加了双边和解的可能性。
苏中友好协会是第一个成立的友好协会。1957年10月29日，它举行了第一次全苏成员大会(15) 《关于成立苏联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进度报告》,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1-1-1；《苏中友好协会第一次全苏会议记录》(1957年10月29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6。 。此时，它的中国同行中苏友好协会已经存在了八年，苏中友好协会是作为一个公共组织而建立的，即这种类型的实体应是基于没有政府介入而运作的。协会执行秘书库里科娃形容它是一个负责“人民外交”的组织(16) 参见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Д 《Форум》, 2012. 。苏中友好协会动员了大量的苏联人，但最积极的参与者一直是知识分子成员。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有社会活动家、前外交官、中央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以及科学院全体汉学家，包括S.L.齐赫文斯基 (S.L.Tikhvinsky)、A.S.匹列维泰罗 (A.S.Perevertaylo)、V.N.罗格夫(V.N.Rogov)、I.M.奥莎宁(I.M.Oshanin)等人。从1957年到1971年，该协会的会长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A.A.安德列夫(A.A.Andreev)。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中友好协会的主要活动有：书籍、期刊和电影的交流；在中国组织和资助巡回音乐会、文艺演出、艺术展览和公开讲座；促进旅游团体的交流，加强两国科学界的联系等(17) 《1958年苏中友好协会第二半年工作计划》(日期不明)，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6。 。 该协会只有集体成员，名义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参与其中，但是只有很少的附属机构对这个事业真正感兴趣，即便如此，政府仍然通过一定机制限制其影响(18) 其他对外友好协会也建立了类似的限制机制，参见：Rachel Applebaum, “The Friendship Project: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Slavic Review 74, no.3 (Fall 2015)。。在中国，苏中友好协会主要针对有影响力的人物及群体，如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协会的资金从国家预算中划拨，并根据有关组织的要求和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的指示制定每年的计划(19) 《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会长Y.A.茹科夫致信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会长N.V.波波娃》(日期不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18-1-17。 。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苏中友好协会持续地在中国推进苏中关系、推广苏联的生活方式(20) 《苏中友好协会1961年工作总结》,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120; 《1962年中苏文化交流计划》(日期不明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120。 。随着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苏中友好协会以及其他策划科学、文化、旅游和体育交流的组织不得不停止在中国的所有活动(21) 《苏中友好协会活动简介(1965—196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233;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65-66. 。后来由于苏共领导层的变化，苏中双方都有意借此机会改善两党关系，又都希望对方作出让步。但是，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于1964年10月19日发表讲话提出，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制定的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从而明确宣告：新的苏共中央领导集团不会对过去的外交政策改弦更张，将继续沿着赫鲁晓夫确立的道路走下去。1964年11月7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酒会上向中国代表团敬酒时“把毛泽东搞下去”的言论更是给苏中关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22)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 第382页。
《说文》中说：“把，握也。从手，巴声。”可见“把”的本义为“握”“持”，即将物拿在手里，为动词。后来由“握持”义引申为“把持”“控制”“掌管”义。此时“把”的结构形式为把+NP
(2)西南部边界地下水侧向补给量。识别期河谷地下水潜流量为0.074 1×104 m3/d，基岩山区侧向补给量为1.073 0×104 m3/d；验证期河谷地下水潜流量为0.074 1×104 m3/d，基岩山区侧向补给量为1.073 0×104 m3/d。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从60年代开始持续减少，1967年1月，中国教育部和外交部正式下令召回所有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至此，可以被苏联宣传的社会团体受众悉数返回了中国(24) 马薏莉(Elizabeth McGuire)著，刘文楠译：《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1948—1966)》,《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或沟通渠道，如传播苏联出版资料、互派协会的代表团等已于1964年不复存在。此时苏中友好协会正处于危机中，这不仅挑战其工作权限，而且还威胁到它的存在。由于政治原因，协会在法律上被分解，事实上缩小到只保留少量的行政人员来履行最基本的义务，它被迫只能利用其有限的资源来协助有关中国的工作，如翻译中文报纸和宣传材料等(25) 《关于中国的资料：评论、新闻公告等》，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344。 。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止了赫鲁晓夫的大部分改革，导致1967年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的解体。监督组织一解散，包括苏中友好协会在内的所有友好协会都被移交给党的机构，对协会的控制更严格。20世纪60年代初，在协会的行政文件中，开始出现关于苏中两国代表接触的报告，其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同行的行为和总体氛围。(23) 参见《苏中友好协会执行秘书达尼洛夫和蒋盛(Jiang Sheng)》(1961年3月21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102。
勃列日涅夫时代可能是苏中关系最紧张的时期。此时恰逢中国“文化大革命”，其间中美第一次尝试和解。许多苏联学者和记者毫不犹豫地把意识形态的标签贴在“中国人的行为”上(26) 《苏联》《苏联妇女》等苏联对外期刊来自《真理报》的专栏，这些杂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发行，并向西方国家对苏联友好协会发放。 。但是，苏中友好协会除了就珍宝岛事件外，从来没有直接指责过中国人民。它主要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不管政府的行为如何，中国人民都是兄弟国家的人民。苏中友好协会有意识地远离了所有的敌对活动，可能是为了帮助将来的和解(27) 《苏中友好协会会长团的声明》(1969年3月14日),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344。 。
二、“小步走”外交的初次尝试
从1969年珍宝岛事件到1978年，苏联和中国进行了边界谈判。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这些谈判是为了防止边界冲突升级为两国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谈判主要作为沟通的渠道存在(28) Г.В.Киреев.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 Росспен， 2007，с.158. 。到了1978年，这种交流方式被证明是无效的，双方开始寻求其他形式的交往。
整个70年代初期，苏中友好协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半冻结的状态，一年只举行一次至两次会议。这些会议主要是各种专家聚会，分享与中国有关的回忆和经验，或者是纪念著名作家、诗人、艺术家和革命者的活动，大部分参与者是研究汉语和中国历史的汉学家或学生(29) 《关于苏中友好协会活动的资料(报告、发言稿等)》(1972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18-5-343。 。当1967年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被解散时，苏中友好协会由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直接领导(30) 《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和苏中友好协会致信苏共中央的对外联络部》,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346; 《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的第428号指令》(1967年12月13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18-4-1。 。该部门发挥了重要的咨询作用，协助总书记处理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事实证明，该部在外交政策上往往比外交部更有影响力(31) Sergey Radchenko, 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6.。
当时，苏中友好协会的全部活动和相关公告必须得到对外联络部的批准。例如，协会向对外联络部提交的年度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其活动的详细说明、主要参与者和主要目标。苏联塔斯社(TASS)在报道苏中友协的重要活动时，有关资料必须经过对外联络部第一副部长拉赫马宁(O.B.Rakhmanin)的批准(32) 《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副会长V.霍罗霍金致信塔斯社社长L.M.扎米亚金》(1977年4月15日)，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20-1741。 。因此，苏共中央直接参与了苏中友好协会的活动，并使这些活动成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到1977年初，经历了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领导层进行了调整。鉴于此，苏联恢复苏中友好协会，并举行纪念中国历史事件和中国历史人物的晚会(33) 《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副会长V.霍罗霍金致信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O.B.拉赫马宁》(日期不明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20-1741。 。苏联政府认为这有可能是改变两国关系的良机，苏中友好协会成为探索这一机会的渠道。
苏联需要苏中友好协会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因此，苏中友好协会开始着手召开第三次全苏成员大会。1978年2月1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出席大会，这是自1957年以来的首次(34) 《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和苏中友好协会向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1977年苏中友好工作计划的建议》(日期不明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20-1741。 。另外，包括与会代表发言稿在内的所有会议资料都交给了中国代表。中国代表还被邀请参观画廊和书展。作为一种相互的姿态，协会执行秘书G.V 库里科娃 (G.V.Kulikova)后来被邀请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加友好晚宴，出席晚宴的有中国大使馆的参赞李凤林、张大可、马叙生等。晚餐是非官方性质的，而且G.V.库里科娃通过之前在协会的工作以及大学时期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MGIMO)求学的经历，已经认识了大部分中国同行(35)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72. 。中国人似乎多年来第一次发出信号，表示他们也有兴趣恢复双边关系后，苏联领导层试图对现行政策作出改变。2月24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中国全国人大发出信函，建议苏中公开声明两国关系的主要原则。中方答复：这封信“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8月，勃列日涅夫出台一系列文件并发表讲话，表明了苏联打算加强双边关系的意图。(36) О.Б.Борисов, Б.Т.Колоско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 Мысль, 1980, с.603.然而，苏中双方的官方宣传仍然是敌对的。
事实证明，缺乏互信是双方会谈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在私下谈话中，中国代表团团长钱其琛试图说服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仅使印支地区局势紧张，而且也给苏联造成沉重负担。” 据钱其琛回忆，伊利切夫敛容细听，显然懂了中国外交家的话，但他毫不松口，只是重申了苏方对“三大障碍”问题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伊利切夫仍不放心，怕这里有什么“圈套”，会被视为双方讨论过消除“三大障碍”问题的证据，一再声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谈”，建议今后磋商中“双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谈话内容”。(71)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6页。
在空间选择方面，因现代航运服务集聚示范区主要以航运、船舶交易等为主题，这就决定其需要在空间上与相关航运资源相近，因此，广西航运服务集聚区应布局在与船舶停泊区附近地区。此外，要把广西航运服务集聚区打造成航运高端服务示范区，就必须把航运服务集聚区的功能与城市服务功能相融合，同时依靠城市高端服务的支持，因此，广西航运服务集聚区布局还要与城市高端服务功能在空间上相毗邻。
当时苏共党内对于苏中缓和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兼有。反对者包括O.B.拉赫马宁和国防部长D.E.乌斯季诺夫 (D.E.Ustinov)等人(38) 参见 А.В.Лукин，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12, с.532; Е.П.Бажанов.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2, Т.2, сс.312-314; Анатолий Черняев, Совместный исход: Дневник Двух Эпох, 1972-1991 годы, Росспен, 2008, сс.487, 507; Sergey Radchenko, 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pp.16-17。。 前者代表部分政治精英，担心苏联成为中美扑克游戏中的一张牌，后者则担心苏联开始谈判和寻求妥协会削弱自身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边界地区(39) Minutes of a Politburo meeting, May 31, 198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 Issue 4 (Fall 1993); Sergey Radchenko, 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pp.35, 38.。 支持者包括曾任苏共部长顾问的L.P.杰柳辛(L.P.Deliusin)、勃列日涅夫演讲稿撰写人A.E.伯文 (A.E.Bovin)、勃涅日涅夫的两位助手V.A.戈利科夫(V.A.Golikov)和A.S.切尔尼亚耶夫 (A.S.Chernyaev)。他们认识到这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希望缓解紧张局势以阻止中国倒向美国(40) Анатолий Черняев, Совместный исход: Дневник Двух Эпох, 1972-1991 годы, c.498；А.В.Лукин，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 с.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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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随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北越曾在与美国支持的南越作战中受到苏联多年的支持。中、美两国都将越南入侵柬埔寨看作是苏联在东南亚扩张的一部分。而且，美国担心整个亚洲会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变红”，中国则担心陷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包围。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在会见卡特总统时，讨论了两国间的技术合作，并表示中国打算对越南进行反击(43) H.Kissinger,On China , Penguin Books, 2011, pp.367-377.。邓小平回国后便做了相关的安排。就在中越发生边境冲突时，苏联派出一个加强苏中两国关系的使团到北京。
中越边境冲突发生的几个月前，中国驻苏使馆参赞张大可在越南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一项活动中告诉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代表V.F.霍尔霍金 (V.F.Khorokhordin)，如果苏中友好协会的执行秘书作为苏联驻华大使的客人来到中国，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准备在北京接待，并为她组织前往中国各地的访问。苏联人认为这是双边关系取得明显进展的标志，而苏中友好协会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苏中友好协会的执行秘书G.V.库里科娃曾回忆：1979年2月17日，我和苏中友好协会的理事会成员A.V.梅利克谢托夫(A.V.Meliksetov)教授飞往北京。不幸的是，我们刚到达北京就发现，由于中越边界事件，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已不可能。第二天早上我们乘坐同一架飞机回到了莫斯科。(44)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72.
因此，1979年2月第一次通过公共组织重振苏中关系的尝试并不成功。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先例，并展示了公共外交代替秘密渠道的优势：这些客人相对低调，他们给双方提供表现善意的机会，而且并不改变他国的总体政治态度。因此，当这类倡议被证明无效时，失败实际上没有任何政治后果。而且，只有实施 “小步走”政策，中国才能与苏、美两国保持成比例的距离，而苏中友好协会在此过程中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傅锁根说，《必由之路》是一部非常鲜活的教科书，展现出中国人从昨天怎样走到今天，怎样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
1979年，中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到期后不再延期。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后，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苏联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景。但第一轮会谈结束后，一位中方与会者向外界发表声明称，“目前举行第二轮中苏谈判是不合适的”，中国政府不久就证实了这一消息。(45) О.Б.Борисов, Б.Т.Колоско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 сс.601-618.
苏共中央颁布改善苏联在外国宣传措施的相关规定，要求全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VOKS)的理事会考虑到友好协会在“传播关于苏联的真实信息”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应该“重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该规定宣布成立新的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GKKS) ，监督全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以及各部、机关和其他组织的相关活动。(12) 《苏共中央主席团第80次会议记录〈关于提高苏联对外宣传的措施〉的摘录》(1957年3月4日)，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藏，档案号3-36-7。 1958年，全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被批评为“官僚主义、保密、虚伪和精英主义”(13) Denis Kozlov, Eleonory Gilburd，ed.，The Thaw :Soviet Society and Culture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 2013，pp.373-374.，并被重组为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SSOD)。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旨在成为管理者，负责组织20多个新成立的友好协会，“弘扬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14) 《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的全苏会议决议》(1958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5-1。 。
三、外交部与友好协会：外交大合唱
由于苏军入侵阿富汗，中国推迟了1980年同苏联的双边会谈，支持阿富汗游击队，拒绝向莫斯科奥运会派遣运动员。苏联受到中美科技合作的威胁后，决心遏制新科技进入中国。(50) Sergey Radchenko, 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p.12.在1980年的对华国际会议上，苏联“对于中国提议的各种形式的新合作表示极度的小心谨慎……以避免科技成果的泄露，带来有害影响”(51) Sergey Radchenko, 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p.12.。
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外交使团及其他中层官员彼此承诺要进一步接近。1980年，苏联开始了再一次尝试，由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派遣的外交部第一任远东司司长M.S.贾丕才(M.S.Kapitsa)作为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客人前往北京访问。尽管此次访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但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回忆，当看到了贾丕才的报告后，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抱怨道：“贾丕才向中国出卖了苏联。”即便如此，贾丕才仍于1981年和1982年两度访问中国。(52) М.С.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6, с.111.
通过网格员巡查引导，已有2000余家无证食品药品主体主动办证经营，办证率从不足60%上升至82.8%，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随机测评达94.2%。
1978年4月，苏中开启新一轮边界谈判，谈判过程因珍宝岛事件而乌云笼罩(41) О.Б.Борисов, Б.Т.Колоско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 с.603.。即便如此，两国代表团在1978年6月谈判结束后，仍希望继续对话，然而谈判再未恢复(42) Г.В.Киреев.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 с.155. 。多年的边界谈判是双方沟通的渠道之一，但从来没能有效地改善两国关系，因为双方都不愿在谈判中作出妥协。只有双方“小步”走向对方，关系才得以修补。
1981年1月，当里根接任美国总统时，中美关系因美国对台军售而变得更加复杂。2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外交战略方针时说：“对苏联贸易可以维持一定数额，边界问题也可以有些接触，但涉及恢复两国关系的谈判就要慎重。没有出现新的大的情况(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关系的谈判就不能恢复。”(5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11页。 因此，在公共组织之间建立联系是可以接受的、适度的合作方式，这只是“小步走”，不会损害中国的外交格局。
另一次是4月26日，由埃里斯塔驱车东行，途经查干阿姆，赴里海畔的阿斯特拉罕，一路同样奔驰在辽阔的卡尔梅克大草原。
1981年10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一年后，齐赫文斯基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代表团由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率领。代表团成员还有武汉大学的章开沅、中山大学的陈锡琦(57) 原文是“陈诗启”，笔者认为齐赫文斯基回忆有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宗一、《文物》杂志主编金冲及。在这次研讨会上，齐赫文斯基“得以在60年代初苏中历史学家学术联系中断之后，第一次在自然的、创造性的环境下与我的中国历史学家同行们相聚在一起”(58) 〔俄〕S.L.齐赫文斯基著，马贵凡等译：《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第304—305页。 。苏中知识分子得以相见，重新开始友好沟通。
翻转课堂是“课前”和“课堂”两个学习环节紧密配合的教学组织形式，体现了“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育理念，课堂上主要以相应的学习活动为学习发生的主要场所。杨开城教授在《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教学设计理论新探索》一书中提到，“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将学习活动作为组成教学系统的基本单元”。何克抗教授“双主理念”的教学设计模式主要针对的是课堂上45分钟的教学组织形式。鉴于此，我们需要结合“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在“双主理念”教学设计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具体地调整、修改和发展而形成真正适合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模式(如图1)。
齐赫文斯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1982年1月，他以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的客人身份前往中国。尽管春节休假开始，齐赫文斯基还是会见了于40年代中期在重庆就认识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CPAFFC)主席、周恩来过去的长期亲密助手之一王炳南。会见时，齐赫文斯基告诉王炳南，近15年来苏中友好协会并未停止活动，仍在向苏联公众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并建议恢复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络协会联合会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及中苏友好协会与苏中友好协会之间的双边联系。“王炳南很积极对待这些建议”，并指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齐赫文斯基逗留北京期间给他必要的协助。(59) 〔俄〕S.L.齐赫文斯基著，马贵凡等译：《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第306页。
对于齐赫文斯基的访华活动，苏中双方媒体均未作报道，但《日本时报》对此访进行了报道，并认为此行是莫斯科与北京业已开始的对话的一个重大进展。该报指出：“中国暗示准备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并宣布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开始准备恢复边界谈判。” 齐赫文斯基还受到了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的接见。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他来访举办的招待会和苏联驻华使馆的招待会上，齐赫文斯基遇见了著名的俄国和苏联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戈宝权等中国朋友。这次访问取得了成功。(60) 〔俄〕S.L.齐赫文斯基著，马贵凡等译：《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第308、306页。 1981年末，另外一位著名汉学家、苏中友好协会成员B.L.李福清(B.L.Riftin)也作为苏联驻华大使的客人来中国旅行，他和王炳南见了面(61)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73. 。如此，两国之间的联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明显变化，而苏中友好协会是这些活动的核心参与者。
1982年2月，为了表示礼尚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一行三人以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客人身份访问了莫斯科。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刘国光会见了他的同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P.G.布尼奇(P.G.Bunich)、M.I.斯拉德克夫斯基(M.I.Sladkovsky)和G.V.阿斯塔菲耶夫(G.V.Astafev)。苏中友好协会组织了他们与A.Y.雅科夫列夫(A.Y.Yakovlev)、A.V.梅利克谢托夫(A.V.Meliksetov)的会谈，并协助他们访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他们还前往基辅进行了短途旅行。(62) Б.Н.Верещаги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ДВ, 1999, с.188. 这是中国学者自 6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访问苏联。
那时苏联经济不景气，连五年计划也未能如期完成(63) 罗伯特·S.罗斯著，丛凤辉译：《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在谈判中合作(1969—1989)》，第276页。 ，经济停滞到了需要削减军费的程度， 而这只有在苏联战略环境好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为了做到这一点，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16日宣布“单方面暂停”在苏联势力下的欧洲部署SS-20型导弹(64) Jonathan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 ,1969-1987 ，The Problem of the SS -20 ,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p.120.。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发表了著名的塔什干讲话，他一方面攻击中国政府，另一方面又“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钱其琛回忆说：“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回应说：“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65)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1982年5月，贾丕才访问中国，并会见了钱其琛(66) “Soviet Sinologist in China for Talks”, The New York Times , May 21, 1982, 纽约时报官方网站，January4, 2015， http://www.nytimes.com/1982/05/22/world/soviet-sinologist-in-china-for-talks.html。。
中共的这种转变很可能是因为部分领导人希望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像陈云这样在党内德高望重的人，直接参与了50年代后期苏联援助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项目，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加强两国关系。陈云批评“有些人看到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67)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39页。 。与此同时，中美在技术合作方面的成果看起来不如预期。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受到的压力增加，使得苏中两国和解看起来是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选择(68) Sergey Radchenko, 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33.。
1982年仲夏，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包括苏联军队撤离中苏边界、苏联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以及苏联停止占领阿富汗)。至于采取什么方式传递信息，邓小平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于洪亮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见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提出重启政治谈判。苏联接受了中国的提议。10月，第一轮苏中政治磋商在北京开始(69) Sergey Radchenko, 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33.。恰逢苏中友好协会成立25周年，中方原本考虑是否有可能派遣独立的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但邓小平否决了这个提议，所以在这次活动中，只有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代表出席(70)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第484页。 。尽管如此，两国领导人对友好协会在改善关系过程中能起到的作用已十分清楚。
10月5日至21日，第一轮会谈举行，由六次会议组成。会谈中，中方坚持要消除“三大障碍”。苏联回答说，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先决条件”，绝不允许苏中关系正常化进程涉及第三国的利益，苏联也绝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要根据项目建设和管理工作目标，针对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的现实需求，建立完善的施工技术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完善保证施工技术的落实，把控和协调施工技术难点，规避施工技术应用中存在的影响因素，以施工技术管理制度的实施和落实为基础，促进项目管理工作目标的实现。
1978年4月17日，苏中双方签署了一项期限一年苏中友协的总额为3.2亿卢布的贸易协议，但是苏联提出签署长期贸易协定的建议被否决了(37) О.Б.Борисов, Б.Т.Колоско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 с.606.。由此可见，中方把双边关系的改善幅度降到最低限度，只是“小步走”，大多数的行为没有直接的政治影响。
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试探对方的意图，重建信任是在传统外交框架之外通过公共外交“小步走” 的原因之一。虽然双方和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1982年初苏中两国学者通过友好协会渠道的互访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们向对方表示政治转变正在进行。虽然大部分的相关信息只出现在外国媒体上，但是这足以向外国传递信息，同时避免对国内民众作任何形式的解释。其次，由于苏联选派的代表是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和外交官，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关系在以后可以更多地转化为国家之间的信任。
四、重建桥梁
1982年末，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前往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与即将成为苏共总书记的Yu.V.安德罗波夫和苏联外长A.A葛罗米柯会晤。苏联表示希望加强双边关系，而没有对黄华消除“三大障碍”的言论发表意见。据报道，尽管克格勃的汉学专家对他有重要影响，安德罗波夫仍然对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观点持开放态度。然而到了1983年3月，当钱其琛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时，双方的交流仍没有什么成果(72) А.В.Лукин.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 с.269，сс.16-18. 。
从1983年开始，两国文化关系进一步加强。两国进入了将所有的活动都向公众广泛宣传并在媒体上大量报道的阶段，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前景不再是秘密。苏中友好协会在提升双边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协助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重建苏中友谊的桥梁。
1983年1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M.S.贾丕才把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骨灰交还给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此事被苏中两国媒体广泛报道。7月，应苏联国家统一发展委员会和外交部的邀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到苏联访问。代表团由梁畊副会长率领，成员包括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张宏志及易亚平(73) 拼音是Zhang Hongzhi和Yi Yaping ，具体汉字不明。 。苏中友好协会发展委员会执行秘书库里科娃记得，中国人刚来时非常谨慎，他们的态度在逗留期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基辅，参观了莫斯科国立大学、利哈乔夫汽车工厂、莫斯科附近的以高尔基命名的集体农庄和涅夫斯基机器制造厂、达尔尼茨克市丝绸厂以及乌克兰科学院超硬金属研究所。双方达成协议，于1983年秋派遣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进行交流。(74)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82.
同时，苏中友好协会在改善双边关系中开始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苏联外交部对中国进行一系列访问的同时，苏中友好协会也重启了与中国学界的联系。前外交官、苏联科学院院士、苏中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的中国专家S.L.齐赫文斯基曾是这一进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1980年，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代表团有14名学者，由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古代史专家夏鼐率领。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的齐赫文斯基，从大会一开始，就同夏鼐及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建立了友好关系(53) 〔俄〕S.L.齐赫文斯基著，马贵凡等译：《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虽然他没有详细描述这一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被完全拒绝。齐赫文斯基一生在外交部担任过多个高级职位，从未彻底与外交使团断绝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了苏联外交学院院长(54)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70. 。A.V.卢金 (A.V.Lukin)在书中把齐赫文斯基列为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反对者。不过，他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的表现并非如此，作为苏中友好协会会长，他在两国走向和解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5) А.В.Лукин.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 с.254.
10月，在接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的邀请后，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18年来第一次访华。20名代表由苏中友好协会会长S.L.齐赫文斯基率领。其中包括汉学家V.M.索恩采夫(V.M.Solntsev)、V.S.米亚斯尼科夫(V.S.Myasnikov)、A.V.梅利克谢托夫(A.V.Meliksetov)、V.D.索罗金(V.D.Sorokin)、D.A.斯米尔诺夫(D.A.Smirnov)，以及著名经济学家P.G.布尼奇(P.G.Bunich)，国际广播电台中文台编辑V.A.科库诺夫(V.A.Kokunov)，曾于1956年至1957年在北京航空机构任教的I.V.斯特拉日娃(I.V.Strazheva)，《苏联妇女》杂志中文版主编K.F.克留奇科娃 (K.F.Kryuchkova)。代表团中也有苏联外交部的代表，包括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校友、苏联外交部长A.葛罗米柯的女儿E.A.匹拉多娃(E.A.Piradova)，汉学家M.福金纳 (M.Fokina)。当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到机场送行。代表团到达北京时，苏联驻华大使到机场迎接。(75)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84.
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桂林、广州、上海和西安，“了解了人民中国在经济、文化诸领域取得的成就”(76) 〔俄〕S.L.齐赫文斯基著，马贵凡等译：《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第308页。 。在北京，王炳南邀请代表团成员“武汉长江大桥之父”西林到武汉看他的创作，这个建议让西林非常高兴(77)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87. 。代表团成员见了很多老朋友和熟人。石景山中苏友好公社社长徐国宏(78) 拼音是Xu Guohong，具体汉字不明。 向苏联客人介绍了新的农业改革。徐国宏向V.F.伊萨耶夫(V.F.Isaev)(莫斯科附近以高尔基命名的集体农庄负责人)展示了专辑册《以高尔基命名的集体农庄，1965》，该专辑是石景山中苏友好公社在“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设法保护下来的。代表团在桂林和广州参观了陵园，这些陵园葬有在中国革命中牺牲的苏联人(79)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87. 。
齐赫文斯基回忆称：“此行留下的一个最鲜明的印象是在西安访问50年代苏联参加建成的高压电气绝缘厂……该厂工人及工程技术人员仍然热情地会见我代表团的成员，很温情地回忆和苏联人一起工作的情景，并且表示应恢复我们两国间的经济和科技联系。”(80) 〔俄〕S.L.齐赫文斯基著，马贵凡等译：《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第308页。 此行归来，齐赫文斯基在1983年11月14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题为《肩负友好使命》的文章(81)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87. 。
11月，作为回访，应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和苏中友好协会的邀请，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湖北省分会会长梁淑芬率领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和中苏友好协会积极分子代表团到访苏联。此次访问的行程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塔什干和巴库。成员包括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邵天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原毛泽东翻译李越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叶水夫、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赵洵。访问期间，代表团会见了许多苏联知名知识分子，包括学者、作家和音乐家。回国后，梁淑芬在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旅游苏联十六天》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们的访问。(82)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с.87-88.
虽然公共外交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有助于改善苏中政治交往的气氛，但是两国间的磋商会谈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1984年3月，在第四轮磋商中，钱其琛与葛罗米柯进行了私下交流。苏联表示希望扩大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对于“三大障碍”，苏联无意让步，完全回避。苏联重新提出了1979年建立互信措施的文件，但中国拒绝了这一提案。(83) Cable from Ambassador Katori to the Foreign Minister, “Prime Minster’s Visit to China (Foreign Ministers’Discussion-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March 25, 198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2002-113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电子档案网站，January 20, 2016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555。
政治突破的前景变得遥遥无期，公共外交继续作为双边交流的重要形式。为保证其成功，两国高层官员也参加了友好协会的相关活动。在苏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夕，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举行了酒会，参加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紧接着，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在给苏中友好协会的电报中宣布：两个友好协会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得到修复，对外友协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加强和推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84)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40.
友好协会成员的访问一直持续到1984年。当年，苏联的两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一个是由苏联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会副会长V.别尔诺夫 (V.Bernov)率领；另一个是为了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成立35周年的庆祝活动，由S.L.齐赫文斯基率领。5月下旬至6月初，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和以王炳南为首的中苏友好协会成员访问苏联，其中包括中苏友好协会常务秘书张宏志(85) 拼音是Zhang Hongzhi，具体汉字不明。 、王炳南的夫人姚淑贤。(86) Г.В.Куликова, Россия-Китай.Народ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88.
1984年12月，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签订了三项与经济技术合作有关的协定(87) 《苏联驻华大使馆致信苏联外交部》(1973年2月16日), Ф.5, Оп.66, Д.660, Л.9-10. 。1985年7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同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并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经过谈判，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取得成果，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瑞士法郎。(88)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2页。 这种经济关系的改善也成为“小步走”政策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两国继续进行政治磋商，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事后钱其琛指出，那是因为当时的苏联国运不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领导人分别于1982年11月10日、1984年2月9日、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不到三年三易其主，自然一时无法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89)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8、19页。 。苏联老态龙钟的领导人没有能力推动政府部门调整对外政策，以保证党的机构能批准这些政策。日本有人在1984年指出，苏联新领导人契尔年科正忙于国内事务，他们认为“在短期内，中苏关系不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90) Cable from Ambassador Katori to the Foreign Minister, “Prime Minster Visit to China (Foreign Ministers’Discussion-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March 25, 198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2002-113，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电子档案网站， January 20, 2016，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555。 。然而，双方的政治磋商仍在继续，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苏中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91)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8页。 。即便如此，往往还是其他途径的沟通对扩大双边合作产生更大的影响，公共外交渠道就是其中之一。
1985年，苏联和中国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开始定期交流。成员中最显著的代表是知识分子。在出发之前，苏共中央有关部门向苏联代表团简要介绍了苏中关系的情况(92)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发言稿和苏共中央第24、25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的摘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20-4870。 ，并被要求“与苏共中央部门负责人拉佐夫(S.S.Razov)同志、奥斯特鲁莫夫(G.S.Ostroumov)同志”(93) 《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报告V.P.奥斯卡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87年4月29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20-5539。 等进行谈话。除此之外，代表团和外交工作必须肩负宣传功能(94) 《苏中友好协会简介报告的附件》(1985年3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20-4870。 。随着苏中关系的改善，注重宣传开始在代表团的议程中占较大比重。
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两国开始政治和解。尽管苏中友好协会等组织对中国公众的影响从未达到他们在50年代后期的程度，但至少恢复到最初主要发挥宣传作用的阶段。
五、结 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苏联与中国和解进程中的“小步走” 政策，强调重建苏中两国文化和经济纽带的重要性，旨在使两国相互靠拢，一直把政治的过程与民间的关系分开，苏中友好协会成为实现该政策的核心单位。
当课题通过教育科研部门鉴定后，并不意味着课题研究的结束，而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推广形式，及时进行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使更多的学校、教师了解成果，并汲取优秀成果的精华。把科研成果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让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对苏联而言，政治过程与民间关系的分开是很难的，因为主导公共外交工作的最终还是最高领导人。但是西方国家并不一定如此。例如，中美两国以“乒乓外交”为自己的民间主张，中国乒乓球队对美访问是由美国私人投资者支持的(95) Ruth Eckstein, Ping-Pong Diplomacy: A View from Behind the Scene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 Vol.2, No.3 (Fall 1993).。这种公共外交关系对苏中两国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两国政府会对相关组织施以重要影响。因此，苏联把与中国的公共外交交流作为线性过程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小步走”之后是大幅的政治改进。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外交部与苏中友好协会的合作越来越多，并且逐步受到重视。在苏联接近中国的最初阶段，苏联外交部和苏中友好协会合作默契，交流对象涵盖了中国不同群体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从1983年开始，苏中友好协会逐步利用两国官员和知识界的私人关系重建外交和文化纽带。同时，这些努力也被媒体公开报道，让世界更加了解这一进展。
对于中方在这一进程中的反应，苏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友好协会依然不存在，中国人只谈重建。”这被认为是中国人利用公共外交实行“小步走”政策的证据。在私下谈话中，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直接谈论“区分政府的政治路线和友好协会的目标”(96) 《苏中友好协会简介报告》(1985年3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9576-20-4870。 。双方对“小步走”政策理解的差异是苏联对其进展感到不满意的原因。苏联期望公共外交逐渐演变成政治和解。中国方面在理解通过其他渠道进行非正式交流的重要性的同时，并不一定认为它是和解进程的开始，即他们需要苏联迈出实质性步伐开启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
尽管如此，“小步走”政策却与苏中两国的大战略同步。
对于中国来说，保持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利用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苏联来说，苏共党内对于中国的意图有不同意见。苏联领导人过于软弱，无法克服争论中造成的困难，继而推动苏联外交政策的大转变。因此，如果说到这一点，苏共便倾向于把事情放缓，甚至完全放弃和解的努力。
苏中两国都使用友好协会的渠道，因为都喜欢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双方知道这些举动已经“彩排”过了，但是所有的谈话都是非官方的，如果出现复杂情况，政府就可以将自己与这些公共组织分离开来。1983年以前，由于害怕失败，苏联和中国将这些联系对公众保密，相关报道只在外国报纸上出现，这对中国也是非常有利的，这有助于让美国担心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前景。1983年以后，当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意图加强时，向公众解释为什么首先重新建立起来的是文化纽带变得相对容易。毕竟，这些年来，苏联和中国的宣传使各国人民相信，尽管在政府层面存在分歧，两国老百姓依然是兄弟关系。因此，公共外交成为双方满足其需要的最方便的方式，双方不用作出任何有潜在风险的决定。虽然从未直接成功地改变政治谈判的方式，但两国友好协会的努力改善了这些交流的气氛，这给了双方外交官希望，即关系缓和就在不久的将来。
“小步走”政策是当时世界特殊战略形势下的必然产物，它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为苏中的进一步接触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41 )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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