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下中国进口结构与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际论文,引力论文,中国论文,面板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进口规模自2003年就一直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从1980年到2008年，我国进口的年均增长率达15.5％①，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与深层次原因——国际分工密不可分，还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息息相关。产品内分工是当前国际分工中的最新形式，本文前一部分侧重于从这种国际分工视角研究我国进口结构，尤其二元边际的分析方法不仅体现了贸易研究不断向细化发展的趋势，还从本质上揭示了贸易增长的机制。统计结果表明：我国进口增长中，中间品的占比和增长幅度最大，尤其是从新、老市场进口的中间品，远远超过了资本品和消费品；2001至2006年，产品退出与新产品进入种类变化不大，说明我国进口结构未发生本质变化；此外，我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拉动(增长2.22倍)，价格水平提高起到次要作用(增长1.47倍)；从市场划分看进口结构，97％以上还是从老市场进口的老产品，这进一步说明我国进口结构有待调整和提升。
为探究中间品在我国总进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本文在双边贸易框架下研究了我国进口增长，重点分析了造成中间品进口和总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文章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包含了双边贸易成本和多边阻力两个新变量)对我国从主要贸易伙伴的各类进口产品分别进行了系统GMM(广义矩)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和各国多边阻力提高对双边进口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产品内分工强度的提高也有利于中间品的进口。在回归结果基础上，文章还对中国从别国进口潜力进行了判断和分析，并分解了引力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进口增长的贡献。
二、文献评述
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卢锋，2004)。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以新的路径快速增长，就与这种产品内分工密不可分。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如何科学衡量贸易增长显得越发重要，二元边际是较为前沿的分析方法，它不仅对贸易增长的根源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即产品种类、数量以及价格变化是引致贸易增长的根本原因，同时还能对贸易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国内学者关注于中国出口结构与增长的较多，对进口研究的较少。樊纲等(2006)从贸易品技术分布角度分析了我国的贸易结构，从进出口产品技术分布看，1995年到2003年中国进口技术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而出口相对较低技术产品的格局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姚枝仲(2009)基于传统的分析方法，根据初级产品占总进口比重上升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下降，认为我国进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影响进口增长的因素中，GDP对进口增长的贡献为114.5％，相对价格上升对进口造成了-14.5％的影响。在国外关于进口结构的文献中，Dutta(1965)从进口需求角度分析了印度的进口结构，从消费品、中间品和投资品的进口决定因素可以看出，工业生产需要消费大量的进口中间品，而相对价格不会对世界市场不同产品的进口需求产生深刻影响。
在贸易增长方面，决定贸易增长的因素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以新新贸易理论提出的企业异质性和内生边界选择问题为代表，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贸易增长的路径。Melitz(2003)最先将异质性企业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把企业生产率不同作为解释企业出口和生产决策差异的动因。之后，大量学者把理论模型建立在Melitz的理论之上。Chaney(2008)将异质性企业加入到引力模型中来解释贸易增长，并得到一个“扭曲”的引力模型，并用贸易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来解释贸易增长，结果发现产品间较高的替代弹性使得贸易的深度边际对贸易壁垒更敏感，而使广度边际对贸易壁垒却没那么敏感，这在于生产率高的企业能更容易克服固定成本。Amurgo-Pacheco和Pierola(2008)也使用引力模型估计了由于产品和地理多样化导致的多国之间双边贸易增长，结果发现出口的深度边际占有贸易增长最主要比重，在发展中国家的广度边际增长中，地理多元化要比产品多样化更重要。钱学锋等(2010)利用一个企业异质性模型，借鉴Chaney(2008)推导出的引力模型，分别建立了出口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的估计方程，其巧妙地把出口的深度边际用企业的平均出口量来表示，广度边际用企业数量代替，用Tobit计量方法进行了估计，发现经济规模有助于提升出口的深度边际，对出口的广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多边阻力不能促进深度边际，但能帮助实现出口的广度边际。
虽然在测度贸易增长的方法上越来越细化，但实现贸易增长的根本途径还是双边或者多边贸易的快速发展，由于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成本降低，使得国与国之间不管是产业内贸易还是产品内贸易都大幅增加。在理论模型方面，引力模型还是主要方法。由于模型不断得到改进，尤其是把贸易成本和企业异质性等一些更切合实际的变量加入其中，能更深刻揭示贸易增长的本质。Tinbergen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依据规模经济的理论基础，两国的双边贸易与各国的经济总量以及双方距离分别成正、反比例。McCallum(1995)在经典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了边境虚拟变量来研究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增长，并揭示了两国边界对区域贸易的异常影响，如1988年加拿大省份间的贸易是美国各州与加拿大省份间贸易的22倍，这也成为了“边境效应之谜”。Anderson和Wincoop(2003)在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的基础上，推导出了包含贸易成本和多边阻力的引力模型。为了研究McCallum的“边境效应之谜”，作者把贸易成本分解为距离和边境变量，实证结果得出国家边境减少了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的20—50％。Baier和Bergstrand(2001)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贸易成本和关税税率的引力模型，对OECD的16个国家做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贸易增长148％的情况下，GDP增长贡献了68％、关税税率下降和特惠贸易协定贡献了24％、运输成本下降贡献了8％，说明贸易自由化对贸易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成本下降的贡献。
上述文献很少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对进口贸易增长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的进口研究也寥寥无几，这对全面研究世界乃至中国当前贸易发展是不全面的。由此，本研究立足于中国进口贸易做进一步分析。本文首次将我国进口增长运用贸易的二元边际法以及按产品和国家(市场)划分方法进行统计研究，得出我国进口结构和增长的特征。计量方法上，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重点分析双边和多边贸易壁垒(而不是边境效应)以及产品内分工强度对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影响，尤其是分产品类别对进口影响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分析了中国进口潜力并做了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分解。
三、中国进口产品增长的结构分析
(一)中国进口产品增长的二元边际
中国进口产品增长不仅与国际生产体系所呈现的多阶段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进口扩张与国家经济规模和发展阶段相辅相成，同样也成为经济向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衡量贸易增长的方法上我们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的方法，把产品的贸易增长分解为广度边际(extensive margin)和深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前者是由于产品种类变化引起的贸易增长，而后者则是由于同类产品价格或数量变化引起的贸易增长。
根据联合国《按经济大类分类》(BEC)的划分方法，可以把进口产品按产品类别，即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三类进行分解。1996年版HS六位编码产品与BEC对照表包含的最大产品集共5113种，中间品种类最多，有3177种，消费品有1238种，资本品有674种②。本研究不仅从总量上进行统计，还从产品结构上比较三类产品在进口增长的广度和深度边际中的变化情况，探究哪类产品对进口增长的贡献最大及增长路径。
进口增长的广度边际主要指产品种类的变化，即新产品进入和老产品退出，在分析产品种类变化的同时还探析变动产品进口额的变化情况。本文以2001年为基期，用2006年的数据与其进行对比研究。在2001年，进口中间品共有3105种，进口额约1782亿美元，所占全部进口的73.1％；到2006年，进口中间品有3046种，进口额约5892亿美元，所占比重增长到74.4％，进口增长率为231％，其中进入新产品32种，退出产品有90种，从产品进入种类和进口额的变化率看，产品退出份额远大于进入新产品，说明当前我国贸易中的本土替代在不断增多(数据见表1)；消费品进口在此期间增长了178％，而产品退出份额也略大于进入的新产品，资本品进口在此期间增长了209％，新产品进口额却略大于退出产品的进口，这两类产品的种类和进口额变动都不大，并且在总进口中的比重都略有下降。
根据Hummels和Klenow(2005)的研究，进口增长的深度边际还可以分解为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的变化。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只考虑了相同产品集内产品的变化③，即在基期和当期条件下不考虑进入新产品和退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变动，也就是老产品在老市场价格和数量的变动，公式为：
计算结果见表1中的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把2001年作为基期(指数为1)，2006年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相对2001年都呈现出大幅提高，尤其是数量扩张尤为显著(指数为2.221)，说明数量扩张对中国进口增长的贡献最大。其中，资本品的数量指数为3.229，虽然资本品种类远少于前两种产品，但进口数量的大幅提升使得贸易额比重大于消费品。价格方面，中间品的价格指数提高最大，为1.629，略大于所有产品的价格指数。总体而言，相对2001年，中国2006年进口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价格上都明显提高了，对比中国出口产品，施炳展、李坤望(2009)测算的结果是中国出口扩张主要依赖于数量而不是价格，姚枝仲等(2010)也测算了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为1.19，数量指数为5.87。他们认为我国出口需要从“以量取胜”到“以质取胜”转变。由此可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数量扩张拉动的，从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增长幅度来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收益降低，具体而言就是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较大(中间品和消费品的价格指数已达1.62以上)，而出口产品价格(指数为1.19)增长幅度不大。
(二)中国进口增长的市场(地理)分解
Amurgo-Pacheco和Pierola(2008)不仅把出口增长按贸易的深度和广度边际进行二元分解，还考虑了地理多样化(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导致的贸易增长。基于产品变化和地理多样化的两重维度，我们可以把中国进口产品(新、老产品)按照上述二元边际和不同进口来源国(新、老市场)进行分解，可以重新定义深度边际(从老市场进口的老产品)和广度边际(从新市场进口的新产品、从新市场进口的老产品)。进而，再按照产品类别，比较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差异。表2就是按照新、老产品和新、老市场两个方向进行进口增长的分解，表中数据是以2001年的产品种类和进口来源国为基准，统计出2006年的情况。结果表明，从39个新市场进口的新产品有1.06亿美元，占全部进口的0.01％。把2001年就已经进口的产品定义为老产品。2006年从201个新市场进口的老产品有208.4亿美元，占总额的2.63％。占进口总额97％以上的依然是从161个老市场进口的老产品，共7705.1亿美元，比2001年的2435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从产品分类看，中间品进口在几种市场划分中所占份额都是最大的，这与表1结果一致。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老市场还是新市场进口的老产品是我国进口增长的主要构成，尤其中间品更占主导地位，从来源国和产品种类变化可以看出十多年来我国的进口结构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说明相关产业结构也未得到显著提升。由于进口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出口结构，况且我国加工贸易多年来主要是扩大贸易数量，基于这种现状，国家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是及时、必要的。
我国进口增长的地理多样化体现在进口来源国不断增多。统计显示，从2001年的184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2006年近200个国家或地区。根据2006年HS六位编码产品国别进口数据进行分类汇总的结果，中国最大的进口伙伴依次为日本、韩国、美国、德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法国、安哥拉、中国的香港地区、印度、伊朗、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等。其中，前六大进口国所占比重分别为14.6％、11.3％、11％、9.27％、7.5％和4.8％，占到中国总进口额的58％以上。图1以日本、韩国、美国、德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六个主要进口来源国或地区为例，描述了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的进口情况。可以 看出，日本一直是我国最大进口来源国，而且进口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说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往来发展稳定。韩国从2002年起以较大幅度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进口的猛增，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生产的深入发展。由此看出，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得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零部件和中间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多次流通，构成过去几十年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卢锋，2004)，而中国贸易的快速崛起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此。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四个结论：(1)在我国进口增长中，中间品的占比和增长幅度最大，尤其是从新、老市场进口的中间品，远远超过了资本品和消费品；(2)考察期内，产品退出与新产品进入种类变化不大，说明我国进口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3)对比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变化，我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大拉动，价格水平提高起到次要作用；(4)从市场划分来看中国进口的增长，97％以上是从老市场进口的老产品④,这进一步说明我国进口结构有待调整和提升。
图1 中国从主要进口来源国或地区的进口(2001-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UNCOMTRADE和CEIC数据库数据汇总整理所得。
四、模型和数据
我国进口产品增长的结构特征很明显，即中间品进口比重、增幅和种类变化都远大于资本品和消费品。尽管这种结构的形成本质上取决于产品内分工，但通过对进口市场分析发现，从老市场进口的中间品占主导地位，这表明双边贸易环境对中间品进口存在更多有利条件，如贸易成本和生产方式的改善等。基于双边贸易框架，探究产品内分工和外部条件对我国进口结构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其结构和解释变量不断得到完善)，分析决定中间品进口和总进口增长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影响因素，并分析对二元边际影响的差异。
(一)计量模型
模型(5)和(6)假定，进口增长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样本经济体之间相互独立。结合第二部分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思路，不妨对估计方程(5)和(6)中进口中间品和总进口增长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分别来做计量检验。这样就可以用双边国家的经济规模、双边和多边阻力的变化以及产品内分工程度来解释上述进口产品的增长。根据其经济学含义，双方国家的经济规模能正向影响两国间的双边进口；而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能提高双边进口量；根据多边阻力的定义，两国多边阻力的提高均能促进双边进口的增长；产品内分工强度的提高也有利于中间品进口增长；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变形后的结构项)也具有正向效应。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从图1可以清晰看出，我国双边进口额从2001年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所以，本文使用2001-2006年的数据对引力模型进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样本国家是中国近些年来最主要的15个进口来源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泰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巴西、印度、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法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印度尼西亚。
1.双边进口额：沿着上文二元边际的研究思路，重点研究中间品和全部产品的进口增长情况，所以被解释变量分别用中国从上述贸易伙伴进口的中间品、总进口的二元边际。具体算法：均以2000年HS六位编码产品数据为基期，各年份对比2000年的净增量，双边进口由于产品种类和数量导致增长的累计进口额，即进口广度边际(extensive margin)是由于产品种类变化导致的进口增加，进口深度边际(intensive margin)是相同产品集内的进口额增长。数据可以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获得(基于第二部分已作的统计)。
2.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规模：估计方程(5)的自变量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规模采用市场汇率计的GDP，数据来源于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08年10月，基于汇率的GDP用本国或本地区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得到实际GDP，平减指数以2001年为基准。
3.产品内分工强度(IPS)：Yeats(2001)把产品内分工强度定义为一国进口中间品占总进口的比重，由此就可以根据中国从贸易伙伴各年份的进口数据求得此变量。进口中间品是将HS六位编码产品进口额汇总得到。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产品内分工强度较高，高达80％～90％，说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处于生产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彼此之间的生产和贸易联系更加紧密。
4.双边贸易成本：双边贸易成本借鉴许德友、梁琦(2010)推导出的计算中国与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成本的公式：
其中，根据许德友、梁琦(2010)以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经验，可贸易品份额s设定为0.8，替代弹性б设定为8，这样就可以算出2001-2006年中国与上述15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名义双边出口额
及总出口额
数据可以从IMF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获得，实际GDP获得同上，最终计算结果见表3。
其值等于本国总产出减去总出口⑥。所用到的双边出口值可以从IMF的DOTS获得，各国总产出用GDP值，数据来源同上。通过上述定义式，我们算出2001-2006年各国多边阻力的具体数值，表3列举了所研究国家或地区多边阻力的变化情况。几年来，各国多边阻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明这些国家的贸易自由度越来越高，且受贸易第三方影响程度越来越大。按照多边阻力对双边贸易的正向影响效应，即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多边阻力越大时，它就越会促进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计量方程回归结果
在本文的面板数据中，样本国家个数N=15，时期T=6，属于典型的N大而T小类型面板。实证模型(5)、(6)均为线性动态模型，均包括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协变量，同时也含有不可观察的面板水平效应vi(或固定或随机)，这两部分之间由于存在相关关系，使得标准的估计量如最小二乘估计量、极大似然估计量和工具变量估计等不再一致。最小二乘法属于矩估计方法，要求矩方程的个数和参数的个数一样多，即恰好可以识别。但是，在某些情形中，矩方程的个数大于参数的个数，即过度识别，此时要获得参数的一致估计，矩法要求所有的信息必须相互一致，满足这一要求的矩法就是广义矩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GMM是按最佳的方法综合样本信息的最优工具，可以说是目前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主流方法(刘仕国，2009)。
STATA软件处理线性动态面板技术的语句主要有三个：xtabond2、xtdpdsys和xtdpd，均适用于分析N很大而T很小的面板数据。本文对模型(5)和(6)分别应用这三个语句进行估计，然后根据特征误差及其相关关系的特性进行了考察，最终选取了适合本面板数据特征的最终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选取各解释变量的部分已知值(原变量的滞后1期)作为GMM的工具变量，并采用Sargan检验确定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适的，即所选工具变量与残差项不相关。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还对模型的残差进行了自相关检验，利用Arellano-Bond统计量检验GMM估计中残差的自相关状态，可以看出并没有明显的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性。
对进口中间品的回归结果分两组进行分析，第1组是对中间品进口的广度边际进行检验，在控制了引力模型中双方经济规模和产品内分工强度三个变量后⑦，得到这三个变量的单位弹性(控制的目的是使其系数与模型中的一致为1)，同时也得到了与预期一致的相关性，即两国经济规模能正向促进广度边际进口增长，并且产品内分工程度越高对扩大产品种类形成的进口增长的贡献越大。此外，上一期的中间品进口广度边际引致的增长也能正向影响当期进口，说明进口的趋势效应与需求惯性起到了正向加强作用。双边贸易成本则与双边进口呈负相关，结果显示诸如关税、运输成本等贸易成本的逐步下降会提高进口。对于双方的多边阻力项，中国多边阻力的提高明显地改善了中国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如中国与贸易伙伴在双边贸易成本不变条件下，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多边阻力每提高1单位，中国从此贸易伙伴进口中间品就增加2.36个单位(此处指广度边际)。同样，对方国家多边阻力的提高也提升了中国从这些贸易伙伴的进口量(弹性为2.64)，这表明影响双边贸易的因素不仅有双方的贸易壁垒，与第三方效应也息息相关；第2组对中间品进口的深度边际的回归结果也都符合理论上对此类进口产品的预期判断，上期进口变量和双方国家经济规模都能有效促进深度边际进口的增长，而双边贸易成本负向影响进口贸易，产品内分工强度也促进了相同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在两类产品回归结果中，贸易双方多边阻力的提高都能有效促进双边进口，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对总进口的检验也分为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两组进行，与中间品不同的是不考虑产品内分工对总进口增长的效应(在总进口的引力模型(6)中不包含此变量)。无论是广度边际还是深度边际，双边贸易成本与进口是负相关的，这说明无论是中间品还是全部产品受贸易成本的影响是相同的。对于多边阻力，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多边阻力越大，说明贸易自由度越高，对双边总进口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同样，控制了双边经济规模后的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与总进口正相关，说明进口需求的惯性作用也提升了当期进口。总进口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的回归结果普遍达到了1％显著性水平。此外，双边贸易成本在中间品和总产品进口估计结果上有较大差异，即中间品进口(无论是广度边际还是深度边际)受双边贸易成本影响的弹性明显大于总进口，这也是中间品进口占有主导比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在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双边贸易成本每降低1单位，中间品进口广度边际增长1.372单位，总进口广度边际增长1.017单位；同时，中间品深度边际增长2.22单位，总进口深度边际增长0.943单位。
从贸易方式和环境分析中间品进口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多年以来我国是以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又是最主要的两种贸易方式。前者主要依托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的保税区，外商企业提供产品全部原材料和中间品，由于只到达保税区内，所以进口时不用付汇也免收部分进口关税，加工厂商在保税区内完成产品的组装后，再由外商进行销售，所以被称作“两头在外”的加工生产方式；进料加工贸易是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贸易方式，进口原材料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属于经营企业。由此看出，中间品进口一般在贸易成本上比消费品和资本品更具优势，这从现实角度解释了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较低的原因。
加工贸易深刻影响着我国进口，并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长远看，我国加工贸易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并会继续提升我国进口，进而提高中间品进口比重。但恰恰是这种分工形态和贸易成本的下降，仅仅扩大了我国进口数量，却不利于进口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进而影响到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所以，我国要进一步丰富进口产品的种类，进口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而可以提升我国产品在其价值链上的位置。
(二)中国从各贸易伙伴中间品的进口潜力分析
根据表4中对中间品进口的二元边际回归结果，利用估计值就可以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的中间品进口进行模拟值的计算，然后再用实际值与模拟值进行比较，比值大于1就说明中国从这些国家或地区进口规模是“过度贸易”，比值小于1则说明是“贸易不足”，从而判断双边进口的潜力。通过对1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中间品进口的实际值和模拟值比较发现，中国的进口规模还存在很大上升空间，无论从广度边际还是深度边际上看，“进口不足”的国家或地区数量要多于“进口过度”的数量，这从实证角度支撑了我国提出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的政策(如表5所示)。
从中间品进口的广度边际分析，中国从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和泰国的进口规模是“过度贸易”，而从巴西、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进口属于“贸易不足”，从其他国家的此类进口较为均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中间品进口广度边际增长还存在较大的欠缺，产品种类引致的贸易增长需要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从发达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增加多种类别产品的进口。根据影响二元边际的因素可知(Chaney，2008)，大国之间贸易产品种类的增加对贸易增长的效应较大，依此结论我国应该扩大从美国、日本等国家进口的产品种类，进而带动进口数量的提升。另外，由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不断深化，中国与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之间的一体化生产和外包业务不断增多。当前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零部件、半成品贸易远远超过了一般贸易量，而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口数量多主要还在于转口贸易这种独特方式形成的。
从中间品进口的深度边际分析，中国从美国、韩国和日本进口属于“过度进口”，而从巴西、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等国家是“进口不足”，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此类进口较为均衡。由于经济规模和需求数量庞大，我国从美国、日本和韩国进口数量多也是符合现实的，尤其是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构建的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深入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双边进出口贸易。从其他国家进口数量“不足”，也充分说明我国确实存在对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与我国消费不足、储蓄过量的基本现实是吻合的。另一方面，我国还应该加大从上述国家资源型产品的进口，满足我国对此类产品的需求。
(三)双边中间品进口增长因素贡献分解
此部分以中间品进口的广度边际为例进行因素分解，表6是根据方程(5)计算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中间品进口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比重分解，从2001年到2006年，双边进口增幅较大，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之间的增长更为突出，说明这六年来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双边进口增长有了质的飞跃。同时，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进口也增长较大，尤其是近几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增长较为迅速。导致双边进口增长的因素有三方面：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依然是主导因素，中国与表中所列主要贸易伙伴都是较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对进口的贡献占有绝对优势，从平均值看，这种优势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明显一些。OECD国家之间贸易的增长，收入提高贡献的比重为增长的2/3(Baier and Bergstrand，2001)，明显低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进口增长所占比重。
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对进口增长也贡献很大。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较低且下降幅度较大，于是中国与这些进口贸易伙伴国之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对贸易增长作用更大。此外，与澳大利亚、巴西等一些国家的情况也如此。就整体而言，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包括了“金砖四国”)之间双边贸易壁垒下降对双边进口增长的贡献达26.82％，比发达国家高出近7％。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主要是通过降低关税和运输成本实现的，目前我国建成和签订了多个自贸区，都会通过降低或取消关税实现双边贸易的快速提升。
第三个因素是多边阻力项，一国多边阻力的提高会促进与贸易成本不变国家之间的双边进口，即两者是正相关，所以多边阻力提高对贸易增长的贡献为正值。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多边阻力都有一定幅度提高。多边阻力的提高对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双边进口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双边阻力下降的贡献(全部国家的平均值)，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多边阻力提高的贡献更显著。以印度为例，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多边贸易壁垒下降对中印双边进口的贡献为67.65％，也可以解释为印度与其他国家多边阻力提高对中印进口的贡献为67.65％，实际上是增加了对中国的贸易转移。从双边贸易成本和多边阻力在全部样本国进口增长贡献中所占比重的平均值看，前者下降(平均贡献约占23％)和后者提高(平均贡献约占55％)对双边进口增长的贡献都很明显，尤其后者的贡献更为突出。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增长，这种增长趋势主要得益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如中国与东盟、亚太贸易协定的签订，与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以及正在研究与日本、韩国建立“自贸区”，这些都会促进双边贸易的提升。
中间品进口广度边际的滞后变量对各国当年的进口变量呈正向关系，这表明存在着进口趋势与需求惯性。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来看，滞后项的贡献差别并不大，影响力也较为明显，均达到20％以上；产品内分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中国从发达国家的进口作用更加明显，这与中国参与全球化生产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承担着发达国家大量的中间生产环节的生产，这是引致中间品进口广度边际提高的本质原因。比较而言，产品内分工对进口的贡献低于其他几个变量的贡献。
六、结论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深入参与到产品内分工的国际生产体系当中，加上国外市场对我国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促进了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金融危机过后，我国进出口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贸易顺差趋向缓和。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扩大进口以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向欧美国家派出了多批采购团，这不仅促进了我国的进口贸易，还对全球经济快速复苏起到积极作用。
本文前一部分侧重于从产品层面研究我国进口结构，统计结果发现，在2001-2006年我国进口增长中，中间品增长幅度最大，高达231％，产品退出种类大于新产品进入，其中中间品的种类变化最大；我国进口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数量扩大拉动的(增长2.22倍)，价格水平提高起到次要作用(增长1.47倍)；从市场划分看中国进口增长，主要还是从老市场进口的老产品，占到进口总额的97％以上，其次是从新市场进口的老产品。在双边贸易框架下研究我国进口产品增长的差异，本文采用了改进的引力模型对我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进行了系统GMM面板数据检验。计量结果发现，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和各国多边阻力的提高均能正向影响双边进口，尤其中间品受双边贸易成本影响的弹性较大，其中产品内分工强度也正向影响着中间品进口数量。在回归结果基础上，本文还利用实际值和模拟值对我国中间品的二元边际进口潜力进行了国别测算和政策分析，判断出我国还具有较大的进口发展空间。最后，本文还对引力方程中各变量对进口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解，除国家经济规模占贡献的主导外，双边和多边贸易成本改善对进口增长的贡献也同等重要。
在产品内分工的新型国际生产体系下，国际分散化生产方式决定了我国进口结构。同时，贸易成本的改善和多年来国家对加工贸易的扶持也导致了进口结构延续多年不变。在我国进口数量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如何把进口产品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和技术方面提高，以及如何利用进口产品提升我国制成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这是在制订进口战略时应重点考虑的问题。例如，调整进口政策从生产导向型向更加中性的自由贸易型转变、调整关税结构，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我们应通过这些手段更好地促进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变与提升。
感谢姚枝仲、陈灏、高凌云、张琳给予的建设性意见和数据整理方面的帮助。
注释：
①由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②每年都会有少数产品没有贸易额，其中有24种产品为调整产品，均未划入以上三类产品当中。数据选取到2006年，是因为HS编码的产品分类在2007年有重大调整，不利于比较产品种类的变动。
③此处的相同产品集是指在不考虑市场变化的情况下，基期与当期都存在贸易流量的老产品集合。
④即使以2006年的进口情况与1996年相比，从老市场进口的老产品也占到总量的80％以上，说明我国10年间进口结构变化也不大。
⑤关于多边阻力变量的表达式可参见Anderson和Wincoop(2003)中公式(10)和公式(11)，多边阻力是一个综合了收入份额和双边贸易成本影响价格指数的隐函数。
⑥贸易自由度指数取值范围
，接近0时是贸易成本过高，接近1时是自由贸易。
⑦具体的原理和方法参见上文“计量模型”部分说明，总进口的检验与此相同。
⑧此处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分成两类，一类是检验进口中间品的滞后变量，是控制了两国经济规模、产品内分工强度之后的结构变量；另一类是检验总进口的滞后变量，是只控制了两国经济规模的结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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