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量表论文,中国论文,年中论文,国资论文,储蓄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民储蓄率的部门结构：实物交易表分析
这里，可以用两个概念来刻画各部门的储蓄状况。其一，将各部门的储蓄与该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相比，即为该部门的储蓄倾向。这个概念反映的是各个部门的消费/储蓄决策。其二，将各部门的储蓄与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可以得出该部门的储蓄率。这个概念反映的是各部门储蓄对整个国民储蓄率的贡献。显然，对于各个部门而言，有下述等式成立：
部门储蓄倾向×该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比=该部门储蓄率
这个等式显示：各部门的储蓄率不仅取决于本部门的储蓄意愿，也取决于各该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地位。三大部门的储蓄率相加，即为国民储蓄率，即：
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政府储蓄率
为了更清楚地探究居民部门储蓄率下降和政府部门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我们可以根据储蓄率决定的公式来分解各个部门储蓄率变动的原因。表1是根据资金流量实物表计算出的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和可支配收入占比。
由表1可见，1992—2003年居民部门储蓄率的长期下降，既归因于其储蓄倾向的不断降低，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长期下降趋势。同时，仔细观察居民储蓄倾向，可以发现它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1992—1994年经济高涨时期，其储蓄倾向较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其储蓄倾向逐步回落；从2001年本轮经济周期开始，其储蓄倾向再次回升。这种顺周期的特征符合“持久收入假说”：在周期的上行阶段，当期收入水平超过了居民的持久收入水平，储蓄增加；在周期的下行阶段，当期收入低于持久收入水平，为维持既定的消费，储蓄减少。据此我们可以推断，2004和2005年，我国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应该有所提高。①居民储蓄倾向的顺周期行为意味着，我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呈长期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长期下降，而这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有关。我们在下文中将对此展开分析。
表1 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率的进一步分解
居民部门政府部门
储蓄可支配 储蓄可支配
倾向* 收入占比 倾向* 收入占比
1992 32.61
69.23
31.97
19.22
1993 33.43
67.76
33.02
19.32
1994 32.50
66.80
31.70
18.61
1995 29.12
67.94
33.56
17.42
1996 30.77
69.29
31.68
17.15
1997 30.46
68.13
32.25
17.51
1998 29.93
68.14
30.03
17.53
1999 27.63
67.11
30.96
18.58
2000 25.45
64.81
32.55
19.54
2001 25.37
63.78
35.92
21.08
2002 28.59
65.18
35.33
20.49
2003 28.89
62.68
42.66
21.85
注：*部门储蓄倾向=部门储蓄/部门可支配收入。由于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就等于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因此，这里未予列出。
同居民部门相反，我国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是不断上升的，其原因既来自其储蓄倾向的提高，也来自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上升。从表1和图1可以看到，1992—2000年的9年间，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一直围绕着平均32％的水平波动；自2001年开始，其储蓄倾向急剧上升。与居民部门对照来看，自1995年即分税制改革的第二年开始，政府的储蓄倾向就超过了居民部门，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
图1 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1992—2003)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也发生了同方向的变化。由表2可见，1992—2000年，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仅微升了0.32个百分点，此后，自2001年跃升了1.54个百分点之后，便一直维持在21％左右的高平台上。
从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的上升。其中，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上升，既与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快速上升密切相关，也与该部门在GDP分配中的占比上升有关。这表明：如果把近年来我国储蓄率的上升归因于居民部门，那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因而，如果把“降低储蓄率”的重点放在居民部门，实属本末倒置。
二、国民储蓄率和部门储蓄率上升的成因
1.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果看，可支配收入=初次分配收入+经常转移。因此，各部门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可以首先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看出。
从表2中可见，1992—2003年，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了近5.5个百分点，因此，初次分配的地位下降是居民部门收入相对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2 各部门在国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收入占比(％)
居民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
初次分配 再分配 初次分配 再分配 初次分配 再分配
1992 68.69 69.23
15.53
19.22
15.78
11.55
1993 67.74 67.76
16.83
19.32
15.43
12.91
1994 67.68 66.80
16.40
18.61
15.92
14.59
1995 68.75 67.94
15.35
17.42
15.91
14.65
1996 67.23 69.29
15.53
17.15
17.24
13.57
1997 65.71 68.13
16.17
17.51
18.12
14.37
1998 65.61 68.14
16.87
17.53
17.53
14.33
1999 64.98 67.11
16.95
18.58
18.07
14.31
2000 64.36 64.81
16.69
19.54
18.94
15.65
2001 63.53 63.78
18.36
21.08
18.11
15.14
2002 65.28 65.18
17.48
20.49
17.25
14.32
2003 63.20 62.68
17.98
21.85
18.82
15.47
深入来看，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净额、财产收入和增加值三项构成。其中，财产收入的90％以上是利息收入，这反映了我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狭窄的现实；劳动报酬净额等于劳动报酬来源与运用之差。需要指出的是：在居民部门中所以存在着劳动报酬的运用和增加值，其原因在于居民部门的统计中包含了个体工商户。
在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劳动报酬净额，其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一般在70％以上。从表3可见，1992—2003年，正是其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了3.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居民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表3 居民部门各项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
劳动报酬 其中：政府支付的 其中：企业支付的 财产收 增加值
净额占比
劳动报酬占比 劳动报酬占比入占比
占比
199236.665.90 30.764.5528.97
199337.705.89 31.815.2626.37
199435.285.99 29.305.9628.00
199537.236.30 30.925.5427.46
199633.947.01 26.935.4829.28
199732.987.51 25.474.5829.49
199831.998.91 23.084.6530.30
199931.919.80 22.103.7530.87
200030.639.27 21.373.5031.79
200131.369.59 21.773.4130.32
200234.69
10.45 24.233.2628.64
200333.359.68 23.672.8028.27
进一步考察劳动报酬净额的构成，我们可以发现更有意义的信息。由于在资金流量表中，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来源于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自身的支付，即：
居民劳动报酬来源=企业劳动报酬运用+政府劳动报酬运用+居民劳动报酬运用
因此，作为居民部门劳动报酬的来源与运用之差，居民劳动报酬净额反映的就是企业和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劳动报酬总和。这样，根据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劳动报酬运用，我们可以计算两类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变化情况，从而查明居民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根据表3可知，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在1992—2003年呈上升态势，因此，导致居民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的原因在于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较快。表3显示，2003年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比1992年下降了7.09个百分点。
除了劳动报酬净额之外，居民财产收入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的下降也非常明显：1992—2003年总共下降了1.5个百分点。从表3可见，居民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7—2003年，总共下降了1.78个百分点(而在1992—1997年，该比重上升了0.3个百分点)。财产收入占比的这种变化同财产收入的来源结构有极大关系：在居民的财产收入中，90％以上是利息收入，红利收入不到10％。众所周知，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连续降息，尽管居民的储蓄存款在不断增长，但是，居民的财产收入在绝对规模上就从未超过1996年的水平。
与居民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不同，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占比明显上升。1992—2003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了2.4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增加值和生产税净额，主要资金运用是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净额，由于政府部门增加值是按照收入定义的(等于劳动者报酬加上政府部门折旧)，因此，作为政府资金来源的增加值与作为政府资金运用的劳动者报酬基本上相互抵消，于是，政府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生产税净额。②由表4可以看到：1992—2003年，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这表明，生产税净额占比的上升是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占比相对上升的关键因素。
表4 企业和政府主要资金来源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
年份 企业增加值占比 生产税净额占比 年份 企业增加值占比 生产税净颇占比
1992 61.8112.71 1998 61.55 16.46
1993 64.6614.04 1999 60.7
17.12
1994 62.6813.44 2000 59.8
16.46
1995 65.4 13.45 2001 61.09 17.99
1996 64.0215.01 2002 61.29 17.01
1997 63.3515.31 2003 61.71 17.64
就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而言，在1992—2003年间，其占比也上升了3个百分点。根据资金流量表，
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增加值-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净额-生产税净额
因此，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上升，或者源于其收入增加、即增加值占比上升，或者源于其支出下降，即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净额、生产税净额(生产税减生产补贴)的占比下降。这里，可以首先排除的是生产税下降的可能。观察企业增加值与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关系可知，1992—2003年，企业收入并未发生明显变化，2003年甚至比1992年略有下降。既然增加值的占比没有变化，而生产税的支出占比在上升，那么，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上升就只能是因为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的下降了。对照表3中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可以看到，这一判断是合理的。
将上述分析总和起来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不仅相对下降，而且有绝对的下降，这构成居民在初次分配环节中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则主要在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明显下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居民以银行存款为主的财产主要是由金融机构转移给非金融企业部门使用，因此，居民部门财产收入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表明，企业部门的利润以及政府从企业部门获得的生产税净额在相当程度上是居民收入转移的结果。更直接地说，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造成了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的增加。
2.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构可以通过再分配予以调整。表4的数据显示，通过再分配过程，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都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表4告诉我们，经过再分配环节，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有了明显的下降，并且，自1994年后即大体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在1999年以前，居民部门还因再分配得益，其经过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其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然而，从2000年开始，居民部门的再分配收入占比与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已经没有差别，在2002年，前者甚至低于后者。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收入在再分配环节中的变化，在资金运用方，主要取决于收入税和社保缴款两项；在资金来源方，主要同社保福利和社会补助有关。由于企业和居民在再分配环节中的资金运用对应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来源，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来源对应于政府部门的资金运用，因此，仅仅分析政府部门的情况，便可明了再分配环节中所发生的所有变化。
在再分配环节中，收入分配占比相对上升的惟有政府部门，2000年之后尤甚。1992—2000年，政府再分配占比仅上升了0.32个百分点，而此后的3年中，该占比就上升了2.31个百分点。
政府在再分配环节中收入占比的继续上升，既得益于经常转移中的资金来源项的相对增加，也同经常转移中的资金运用项的相对下降有关。政府的经常转移项为：
政府的经常转移=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其他
在再分配环节，政府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收入税和社保缴款，主要资金运用是社保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在表5中，我们将社保缴款和社保福利合并为社保缴款净额。可以看到，从1998年开始，由于缴款规模的增加快于其支出，社保缴款净额占比持续上升。然而，上升更加明显的是收入税。在经历了分税制改革前的短暂下降后，收入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与1995年相比，2003年收入税占比上升了2.48个百分点；其中，居民交纳的收入税占比就上升了1.18个百分点。在资金来源相对增加的同时，政府部门在再分配环节中的支出却在下降。与1993年相比，2003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个百分点强。简言之，资金来源的增加和资金运用的下降，共同推动了政府再分配收入的相对上升。
总之，从各部门通过再分配环节而产生的收入相对变化来看，惟有政府部门的收入是相对上升的，而居民部门的收入甚至因再分配而发生了相对下降。就此而言，政府似乎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
3.政府储蓄倾向上升的主要原因：政府投资和资本转移
政府储蓄主要被用于两类支出：其一是“资本转移”，其二是政府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资本转移”是“一个部门无偿地向另一个部门支付用于非金融投资的资金，是一种不从对方获取任何对应物作为回报的交易。”由于资本转移构成政府部门的资金运用，并对应地成为企业部门的资金来源，因此，政府资本转移的实质，就是政府对企业投资的无偿资助。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Louis(2005)认为：资本转移构成了政府储蓄的主要目的。然而，仔细分析近年来的统计数据便可看到，这一概括并不全面。
表6统计了资本转移和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显然，1992年以来，资本转移和政府投资占比的相对地位总体上发生了前者逐渐降低而后者逐渐上升的变化。其间，资本转移在1999—2001年突然跃升，显然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关，即大规模的国债投资项目显著提高了政府的资本转移水平。其后，随着财政政策向“中性”方向转型，资本转移发生了绝对数额的减少。2001年，资本转移为6056亿元，2002年减至5634亿元，2003年则进一步降到5477亿元。2003年当年，资本转移占总投资比重降低到10.62％，比2001年减少近6个百分点。可以合理地预计，2004—2006年，资本转移的绝对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减，其占比则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表6 政府投资和资本转移占总投资比重
政府投资 资本转移
(1)+
占比(1) 占比(2)(2)
1992
10.2411.4521.69
19937.94 9.8217.77
19946.93 8.3915.32
19955.82 8.1713.98
19966.89 7.8614.75
19978.17 7.4815.65
19989.21 7.2216.43
19999.2012.0521.25
20009.7314.0323.76
20019.7916.1725.95
2002
10.2013.3223.52
2003
13.1410.6223.77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1.基本结论
(1)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依然显著地高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但是，在1992—2003年间，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由于目前还得不到2004—2005年的资金流量数据，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国民储蓄的这种部门结构在此期间是否延续。然而，鉴于近年来居民存款增长率渐趋下降、政府部门存款增长率迅速上升、而企业存款增长率稳步增长的态势，③鉴于各部门存款增长率同其储蓄率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有较大把握地推断：我国储蓄率的上述部门结构特征依然被保持着。
(2)居民部门储蓄率呈长期稳步下降趋势，既归因于其储蓄倾向下降，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从影响程度来看，后者是其主要原因。居民储蓄倾向下降，反映出国家持续推行的增加国内消费的基本战略已经在居民部门取得明显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持续下降，则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在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而居民的财产收入的减少则反映了居民投资领域狭窄和投资收益因流动性过剩而下降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从部门间的联系来观察，居民部门财产收入的下降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
(3)企业部门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但是，相对于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经过各类税收和缴费调整之后的企业再分配收入总体上低于其初次分配的水平。但无论是初次分配占比还是经再分配调整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稳定中呈微升之势。在初次分配阶段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两大因素造成了企业收入占比的上升。首先是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相对下降，这与居民得自劳动报酬的相对下降互为表里。其次是其支付的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这种现象反映的经济事实是：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我国的资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企业运用资金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
(4)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经过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自本世纪开始迅速增长。政府储蓄率的上升，归因于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上升以及其储蓄倾向也不断提高两大因素。就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而论，无论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在再分配阶段，该比例都是上升的。这反映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预期的积极成果。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政府收入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率在增长。但是，经过再分配调整之后的政府收入占比有了更快速度的上升，说明政府似乎并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至于政府储蓄倾向的不断提高，无论归因于其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还是归因于其资本转移水平的提高，都说明近年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强化了。
2.政策含义
以上结论告诉我们，如果说当前及今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是降低储蓄率和提高国内消费率，那么，政策的基本着力点应放在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上。
(1)提高居民收入应当成为我国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着力点。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督促企业增加劳动报酬的支付，对此，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之。④其次需要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不仅没有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势，构成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和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的主要原因。其三是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借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
(2)财政政策应当在今后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之一。就减税而论，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应属题中应有之义。⑤就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做出积极贡献。
(3)对于企业部门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不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在此条件下，企业应逐步提高其对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水平，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以应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王毅博士测算，2005年我国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到32.2％。
②生产税净额是指生产税减去生产补贴后的余额。前者是政府对生产单位从事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后者是政策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等为主的政府对生产单位的单方面转移支出。由此可见，生产税净额不仅包括税，也包括各种费。
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数据，财政存款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截至11月份)的增速分别为21.64％、28.22％和43.49％，机关团体存款增速分别为21.18％、47.84％和22.09％。然而，由于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较低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全部存款的增速只分别达到15.61％、19.39％和17.11％。
④我国政府于1993年就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年又在(劳动法)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然而，制度的执行远不尽如人意，“血汗工厂”的劣迹屡屡见诸报端。这其中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地方政府对税费的追逐以及企业在税费压力下利润的摊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减税应该有助于推动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
⑤作为生产税中的主体税种，我国增值税的税率为17％，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安体富，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