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理性市场的预期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部论文,理性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4-0046-10
理性预期假设为我们提供了在不同的市场状态及经济模型中处理预期问题的有效手段。根据穆斯(J.Muth)1961年开创的理性预期分析，人们的预期行为将不受某一固有模型的限制，在充分利用一切可用信息的前提下，理性预期在本质上与相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J.Muth,1961)[1]。所以，就理论本身而言，它构造了一种对动态经济过程进行最优预测的科学方法。
然而，在现实经济中，理性预期所依赖的严格假定似乎并不存在，至少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普遍符合理性预期假说的典型的现实市场范例。首先，信息是一种具有成本的经济货物，信息的收集和获取需要支付代价。人们不可能无限制地利用信息，信息获取量受到信息成本的制约。因而，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不会去追求全部信息；其次，由于现实市场的组织效率有限，信息的获取与传播是有时滞的，人们在收集新信息上需要花费时间，难以对经济变量的变动作出瞬时反映。因此，即使预期者具有理性预期的知识与理念，预期者所赖以形成预期的信息集也不可能包括所有可用信息；最后，获取相同信息所支付的成本及消耗的时间在市场主体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同的市场参与者拥有不同的信息。市场信息配置的上述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使理性预期理论对大量现实经济活动和市场运行的解释能力弱化并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提出局部理性市场概念的基础上，尝试针对局部理性市场的若干典型特征建立相应的经济模型，并据此运用预期分析的方法研究现实市场的动态过程。文章第一部分考察相关文献并分析局部理性市场的特征，从而引出不发达市场长期存在的局部理性问题；第二部分对产生局部理性市场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作为市场制造者的投机者的行为，为把投机者作为一个特定的市场主体引入到传统的供求均衡分析框架中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介绍西方学者对引入投机者的完全理性预期市场及其价格波动机理和稳定性的研究，同时指出成熟市场的完全理性有赖于高效率的信息传导和学习机制；第四部分把中国市场作为一个典型的存在长期信息屏障的局部理性市场，研究一个由静态预期的供给者和理性预期的投机者共同参与的市场的长期动态均衡；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一、局部理性市场概念的提出：文献回顾及评述
预期因素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New Classical Economist)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在凯恩斯之前，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是在一个静态的、确定的经济系统中研究经济变量的互相关系。因而，对他们而言预期既无必要，也不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任何影响。从预期理论的观点来看，不论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它们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由于掌握了完全的信息，人们能够进行完全预期(Perfect expectation)。在1937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第一次把预期和不确定性带到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位置，与凯恩斯同时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希克斯(J.R.Hicks,1938)、缪尔达尔(Myrdal,1933)、林达尔(Lindalcl,1939)都开始正视预期在经济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从不同角度把预期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体系之中。例如，几乎与凯恩斯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运用预期概念向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挑战的同时，缪尔达尔等瑞典学派（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则开始尝试运用预期范畴解释个体经济活动的动机，并以此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微观经济动态分析方法；而米赛斯(Mises,1966)、拉赫曼(Lachmann,1956)等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则更关注预期与信息的联系，并对前瞻型行为的经济分析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遇到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虽然他们运用预期武器粉碎了古典理论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所认识的预期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心理现象，即所谓的心理预期(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因而预期因素本身却无助于他们建立起一套与其相联系的经济分析方法。
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解释预期的形成机理，并探索通过与可观察变量相联系的办法使预期形成的进程模式化。预期变量被引入经济模型的最早例证来源于原始蛛网定理。尽管经济学家们在1934年构建他们的简单蛛网模型时并没有明确地提到农夫的预期形成模式，但蛛网理论本身确实隐含着一个朴素的预期命题，即农产品生产者以前一期的市场价格作为对本期价格的预期值；1941年，梅茨勒(L.Metzler)提出了外推型预期理论。他认为，对未来的预期并不应仅基于经济变量的过去水平，还应与其变化方向相联系；1956年，卡根(P.Cagan)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理论。依照这种理论，经济主体是根据他们以前的预期误差来修正每一时期的预期，以此适应性地形成对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期，因而它是一种反馈型的预期形成机制。这种预期机制后来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7)等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广泛运用；1961年，约翰·穆斯(J.Muth)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提出了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概念。穆斯把预期作为由经济模型本身产生的内生变量，并用数学期望把预期与其他经济变量联系起来。穆斯对预期形成分析的这一突破性成果，不仅从观念上对预期形成作出了全新解释，更重要的创新是在方法论上，理性预期使人们有可能始终如一地用其他经济变量来处理预期。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以及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yent)、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罗伯特·巴罗(R.J.Baroe)等经济学家，以理性预期假说为基础，运用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向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从理论基础到政策主张的全面挑战，掀起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预期革命”，从而确立了预期分析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在新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中，预期因素成为其宏观经济模型结构中的重要内生变量，理性预期则成为其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及提出宏观政策主张的基础性分析方法。同时，经济学家们又把预期分析推广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多个层面，理性预期已成为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
预期理论在微观经济分析中的运用虽没有其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发展那样轰轰烈烈，但在现代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对源自个体的预期行为的研究和运用同样渗透到微观经济分析的各个领域[2]。如前所述，从早期的瑞典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到经济学家们对预期形成机理的长期探索，在现代微观经济分析中，预期已经成为决定变量动态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对预期范畴本身及其影响的认识已成为动态经济分析的基本问题。当穆斯提出的理性预期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宏观经济学家重视之时，信息问题在该10年中正是微观经济理论研究所注目的中心。而事实是，就微观分析而言，预期本质上就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方法。
1964年，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等学者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模型），根据这一理论，金融市场均衡的条件是资产的预期收益率等于市场所提供的无风险利率。因此，股票市场均衡价格实际上反映了投资者对股票未来价格及股息收入的理性预期；尤金·法马(Eugene F.Fama,1970)总结并推广了市场有效性假设（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简称EMH），提出股价遵循一种随机行走(Random walk)的规律。现在，经济学家们均认识到随机价格波动反映的正是一个功能良好、有效率的市场。如果市场交易者能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以形成自己的预期，即市场以理性预期机制形成价格，那么任何可以用于预测价格的信息，一定已经反映在现行价格之中，资产或商品价格的波动会显示出随机游走的特征。可见，市场有效性理论描述的正是一个理性预期市场的基本特征。市场有效性假设是一种基于特定市场结构（金融市场）的可检验理论，而预期命题则是从个体行为出发的对市场运行规律的把握，因此，预期分析也适用于对各种现实市场的效率评价。成熟金融市场由于具有高度流动性，使其价格实质上逼近对收益的理性预期，然而，即使在其他一些流动性较差的市场（如初创期的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等），预期也是促进市场效率改善的重要因素。1971年，特雷诺(Jack Treynor)以贝茨赫特(W.Bagehot)的名义首次尝试用信息成本来解释市场价差的形成，从而开创了用信息和预期模型研究市场微观结构的方法；柯普兰德和伽莱(T.Copeland & D.Galai,1983)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做市商定价问题的单期模型；1985年，格罗斯腾和米尔格罗姆(L.Glosten & P.Milgrom)首次将动态因素引入信息模型，埃斯利和奥哈拉(Easley & O'Hara,1987、1992)则研究了交易规模和时间性等因素对价格预期的影响，Glosten-Milgrom和Easley-O'Hara的序贯交易模型以贝叶斯学习过程为分析工具，考虑了做市商根据交易中学习到的信息对价格预期进行的动态调整；在这以后，信息模型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对不同信息交易者（知情交易者和未知情交易者）交易策略的描述，阿米提和弗雷德尔(A.Admati & P.Pfleiderer,1988、1989)研究了不知情交易者的交易策略，侯尔登和苏伯拉曼尼亚(C.W.Holden & A.Subrahmanyam,1992)则采用理性预期分析框架考察了多个知情交易者的交易策略与价格行为的关系。微观领域的预期分析在研究个体预期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的同时，也关注加总信息对市场均衡的作用。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1976)提出的一个简单模型充分表达了这些思想，并提供了一种新的市场均衡模式。1980年，格罗斯曼和斯蒂格列茨(Grossman & Stiglitz,1980)[3]在《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一文中建立起后来被广泛采用的用于分析不同信息交易者交易策略的理性预期模型的基本构架，在此基础上，奥哈拉(O'Hara,1986、1995)[4]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简化的两个交易者的理性预期分析框架。
预期分析方法在微观市场研究领域的上述运用，推动了微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的发展。然而，经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特定经济背景的产物，西方学者对预期模式的运用和发展均是以西方国家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和商品市场为分析对象，不管是贝叶斯规则还是理性预期，均强调市场具有一种“融合信息”的自发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价格在长期中均将收敛于真实价值，即均衡价格水平。但是，令人不能满意的是，人们在诸多新兴市场，特别是像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市场、证券市场所观察到的大量现象，则反映价格的显著波动性在长期中持续存在。我们认为，这种价格的长期不稳定性，恰恰说明新兴市场缺乏这种普遍的持续学习、理性预测的能力和机制。也就是说这些市场内部的知识配置具有长期分散性的特征，不存在融合信息的有效机制。新奥地利学派早就注意到经济体系内部知识的分散性问题，拉赫曼(Lachmann,1945)[5]更是明确地指出，不同的经济主体有不同的理论，它必然产生有差异的（包括非理性的）预期。因而，即使在同一市场的同一时期，预期也具有多样性。总之，就预期形成而言，现实市场往往仅具有局部的理性。局部理性市场模型(A model of partly rational market)的基本特征表现在：
1.市场预期主体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市场交易主体均可能根据对价格的预期实施相应的交易行为；
2.由于初始信息配置的差异，不同的市场参与者持有不同的市场预期，即市场存在异质预期(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3.由于信息成本和信息流动性限制，在长期中市场的信息分布也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市场存在信息屏障(Barrier to information)下的多种预期模式；
4.一致性的理性预期有赖于市场的成功组织。
显然，简单地运用理性预期模型不足以反映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情况，也无助于我们对市场运行动态过程进行精细的经济学分析。既然市场仅具有局部的理性，经济模型应该能够反映这一经济现实。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所做的初步尝试。
二、预期主体多样性：投机者行为分析
传统市场构造理论认为：供给行为和需求行为是市场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性行为，因而我们可以依据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的关系构建理论市场模型。这里的供给是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下厂商当期所能提供的实际供应量，需求是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对该商品的实际需求量。然而，在现实的市场运行中，由于价格波动的客观存在和频繁发生，使市场日益滋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供给或需求的交易行为——投机(Speculation or arbitrage)，投机行为是投机者根据自己的价格预期所实施的商品（或资产）的买卖行为，其目的是从买卖的价差中谋利。虽然投机者对商品本身（就其使用价值而言）不发生实际的需要或供应，但其行为却对市场产生重要的现实影响。
假定投机者追求取决于投机利润的单期效用函数预期值的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由下式给出：
U=U[I[,t](P[*,t+1]-P[,t])]
(1.1)
式中，正数的I[,t]表示投机需求（即投机买入量）。当投机需求I[,t]为负数时，则反映投机供给（即投机卖出量）。P[*,t+1]是投机者在t时期对t+1时期的价格预期值。
将上式按泰勒级数展开并略去高于二阶的各项，可得：
式中，K表示投机者风险厌恶程度。于是，单纯型投机者的行为方程可以表述为：
I[,t]=α(P[*,t+1]-P[,t])(1.3)
式中，α为投机系数，α＞0，它是风险厌恶程度和价格条件方差的函数，也可视为度量投机需求对预期价格变动敏感性的参数。根据投机行为方程，当投机者预期下一期（t+1时期）的商品价格将高于本期（t时期）价格时，他将买入此商品以期在下一时期通过卖出谋取价差利润；同理，当投机者预期价格下跌时，他将采取相反的操作。同时，由于投机者仅依赖价格变动谋利，因而他们对买卖行为的选择偏好是无差异的，但会根据价格偏离程度（和P[,t]之差）调整投机交易量。所以，市场投机量与价格偏离度成正比例变动，与偏差方向无关。
具有上述基本特性的投机行为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得以实施：一是投机行为产生的投机买卖量对市场供求总量进而对市场均衡价格的调整。根据投机者的行为特征，上涨的价格预期所创造的投机买入量将使市场需求增加，下跌的价格预期所创造的投机卖出量则表现为供给的增加，投机者在不同时期对价格的不同预期均会在当时市场的原始供给或需求水平上创造一个投机增量，从而调整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市场价格水平。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讲，投机的这一作用类似于库存对市场的影响。二是投机者的价格预期及投机行为的示范性作用对市场其他参与者产生一定的预期引导。投机行为获利的基本前提是投机者的价格预期能够正确反映市场价格变动的实际趋势，这就需要投机者尽可能地对市场价格作出正确的预测。
因而，在局部理性市场中，投机者往往成为掌握最多信息、最了解市场并能够进行最佳预期的那部分市场参与者。如果市场是有效组织的（信息充分流动并无偿提供），投机者的价格预期往往被其他市场参与者作为形成预期的示范。
三、完全理性预期市场：Muth模型
虽然，具有高度组织效率的市场并不多见。但是为了能够用模型反映具有异质预期的典型局部理性市场并进而说明市场组织效率对价格运动的影响，我们首先讨论拥有不同预期主体但无信息屏障（由于有效组织）的市场状况，即假设投机者的预期能为市场其他参与者（这里我们仅考虑供给者）无成本和无时滞地使用。
穆斯在其关于理性预期的开创性论文中，首次把投机者的行为纳入到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分析中，考察一个含有投机的完全理性预期市场的动态均衡。假定商品的当前需求是关于当前价格P[,t]的线性函数：
根据理性预期的定义，我们可以导出下述价格方程：
对模型的分析反映：由于，0＜λ＜1模型恒稳定，而且其稳定条件与b和b[,1]的取值无关。可见在含投机的并以投机者的理性预期为共同预期的任何一个普通商品市场，不论其价格的原始波动如何，理性预期的投机行为均将使价格趋于稳定（收敛状态）。而且，抛开技术细节，模型的价格方程式显示出一个颇有意义的特性：即使在投机扰动没有出现序列相关的情况下，价格也会显示时间序列的相关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投机活动修匀了供给扰动的影响。与没有投机的市场情况不同，一个正供给冲击在该市场中影响现期消费亦影响远期消费[6](pp.139-150)。供给增量并没有完全进入现期消费，投机者会买入该增量的一部分形成存货，并将其转化为远期消费。这种交易形成的差价收益即满足了投机者的利益，客观上又具有抑制价格波动的作用。
因而，在此类有投机的市场中，虽然预期主体具有多样性，但投机活动并不是导致或扩大市场价格波动的内在原因。相反，理性预期投机行为使现期扰动的影响延续到远期，导致价格运动的时序相关，从而成为修匀价格波动并推动价格趋于稳定的重要市场力量。
四、信息屏障：预期价格模型的中国型态
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对于含投机的理性预期市场模型的分析是建立在投机者和供给者拥有共同的理性预期机制这一假定之上的，假定成立的前提是市场的供给者具有独立形成理性预期的知识和信息，或供给者能无成本和无时滞地使用投机者的预期结果。显然，对于像我国这样一种发育不完善、组织效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而言，上述假定显得过于严格。首先，中国市场的供给者尚不具备理性预期的知识，更无从得到进行理性预期所需大量信息，大多数供给者还停留在运用原始的静态预期机制安排下一周期的生产；其次，信息的分布在不同市场参与者之间极不均匀，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及耗时远远大于投机者，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天然的信息屏障；最后，市场组织者还不能组织起有效的信息服务，使所有市场参与者享有相同的免费或廉价信息（如许多较为成熟的证券、期货市场），因而，无法消除投机者与供给者之间的信息屏障。
为了使模型的结构更接近于我国商品及资产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我们对Muth模型的构造进行了改进。具有中国型态的预期价格模型包括两个预期变量，其中供给者以静态预期机制形成价格预期，即P[*,t]=P[,t-1]；而投机者则使用理性预期机制预测价格，即P[**,t]=E[,t-t][P[,t]]。
改造后的模型与Muth模型的区别在于：
(1)供给者按照静态预期机制形成价格预期，因而他没有理由实施任何差价谋利行为；而在Muth模型中，供给者则有可能参与差价投机活动；
(2)由于信息屏障（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供给者无法借助更能反映现实供求关系的投机者的预期成果。因而，供给者和投机者分别独立地进行价格预期，并惟一地通过买卖行为影响市场供求关系及均衡价格水平。在Muth模型中，供给者则依赖于理性预期（独立形成或无偿占用）安排生产和参与投机，此时市场处于无信息屏障的状态；
(3)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理性预期本身的特点，模型中的投机者显然并没有受到信息屏障的制约，能够了解供给者的预期模式，而供给者则不能。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信息屏障只具有单向的作用。
在此模型的讨论中，我们同样把行为方程代入市场出清条件，屏开模型整理得差分方程：
-(α+b)P[,t]+αE[,t]P[,t+1]+(α-b[,1])P[,t-1]-αE[,t-1]P[,t]=μ[,t] (3.1)
因为，P[**,t]=E[,t-1][P[,t]]，此处记为E[,t-1]P[,t]，所以，P[**,t+1]=E[,t]P[,t+1]，且P[*,t]=P[,t-1]。
该均衡条件在任何时期均成立，考虑将来的j期，可得：
-(a+b)P[,t+j]+αE[,t+j]P[,t+j+1]+(a-b[,1])P[,t+j-1]-αE[t+j-1]P[,t+j]=μ[,t]
考虑在k≥0时，E[,t-1]E[,t+k]R[,t]=E[,t-1]R[,t],E[,t-1]μ[,t+k]=0
可得：-(2a+b)E[,t-1]P[,t+j]+αE[,t-1]P[,t+j+1]+(α-b[,1])E[,t-1]P[,t+j-1]=0
上式是关于预期项的差分方程，运用滞后算子实现如下替代：
E[,t-1]P[,t+j+1]=L[-1]E[,t-1]P[,t+j],E[,t-1]P[,t+j-1]=LE[,t-1]P[,t+j]
得到：[(α-b[,1])L[2]-(2α+b)L+α]E[,t-1]P[,t+j]=0
(3.2)
由(3.2)式知：或者是E[,t-1]P[,t+j]=0，或者是关于L的二次方程等于0，而非平凡解要求：
(α-b[,1])L[2]-(2α+b)L+α=0
设该方程的根为λ[,1],λ[,2]，
在其他情况下，价格波动则仍是发散的。可见，与Muth模型相比，存在信息屏障的局部理性市场价格运动稳定性将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在b[,1]＞b的市场运行动态过程中，由于简单蛛网将呈发散状态，因而要求有足够大的投机量才能抑制这种价格的扩大振荡。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在Muth模型所描述的无信息屏障的完全理性预期市场中，市场价格将恒趋于稳定。而在有信息屏障的情况下，由于投机者的理性预期无法直接指导供给者的行为，理性预期的作用会有所削弱，价格的动态稳定需要足够数量的依赖于理性预期的投机活动。当然这将取决于投机者对价格差别的敏感程度以及市场中投机资本存量及流量。进一步揭示模型的经济含义，我们会发现当参数α远大于b和b[,1]时，Muth模型的滞后价格系数和局部理性模型的滞后价格系数均趋向于1。显然，如果α足够大，市场价格将服从随机走动，而且前者比后者所描述的市场更容易接近于随机状态。
五、政策意义：局部理性市场的预期改进
在现实市场中，预期所导致的交易行为是竞争性商品及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伴生物，也是推动市场扩张、提高市场流动性的基本力量。然而，由于交易行为依赖于不同的预期机制，导致相同市场状态下行为倾向及效果的多样化。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就其内、外部效率而言，理性预期均是市场交易者的最佳选择。但在现实的局部理性市场运动中，交易者内部效率的实现却往往受制于整体市场外部效率的实现程度；而在另外一些时候，交易者对内部效率的追求则削弱了市场的外部效率。前者是因为在同一个现实的市场（如农产品市场，甚至证券市场）中，往往同时存在着多种异质预期指导下的交易行为，因此市场价格变动的最终结果或各种投机行为赢利与否实际上将取决于采用不同预期的交易者所掌握的交易资本的总量。当不成熟交易（非理性投机）者所控制的投机资本在市场资本总量中占主导地位时，市场价格将处于过度波动状态，市场外部效率难以实现并导致理性投机者的内部效率损失，此时理性投机者的预期示范效应也无从谈起。后者则是由于市场长期（或非短期）运行在前一种非外部效率的状态下，理性投机者出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考虑，“灵活地”把这种市场状态及市场的决定性行为倾向作为一种有用知识纳入到自己的信息集中，从而使其理性投机的选择依赖于市场的主导力量，最终进一步削弱了市场的外部效率。
上述这种交易者内部效率与市场外部效率的逆向选择现象在现实市场中并不少见，成熟市场发展的初期会面临这一问题，许多新兴市场特别是我国新兴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房地产及证券市场则长期受此现象困扰。在我国的股票市场中，市场价格的高度波动性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监管机构无法充分有效地对市场投机行为实施监督，而使部分投机活动异化为对市场规则的投机，即演化为操纵股票价格的行为。显然，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投机；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于绝大多数交易者缺乏有效、及时的信息，缺乏应有的交易知识和经验，缺乏对市场理性的认识和思考，盲目投机、非理性操作所导致的。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分析了现实市场的异质预期现象的同时也敏锐地指出，市场的成功能够使杂乱无章的预期产生某种一致性。然而，这样的一致性主要依赖于市场组织（例如股票市场）向公众提供了所有其他个人正在期望的信息，拉赫曼(Lachmann,1956)把这一观点推广到金融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分析之中，在他看来，只有市场组织使有差异的预期相一致时，预期才逼近于理性。因此，在促进我国各类商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政策取向中，既应强调对价格垄断行为的监控，更应把消除信息屏障、改进投机预期的效率纳入政策调控的范畴。根据本文的分析，这种改进的基本路径和调整对象应该包括：
1.调整和改进市场的交易者结构，逐步增强理性投机者的资本力量，削弱非理性交易对整体市场价格的影响（如农产品市场的国家储备制度、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及证券市场中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2.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提高信息供给的效率，向市场提供更加充分、及时、准确、廉价的信息。同时建立有效的交易者学习培训机制，提高预期者信息集中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引导和培育其逐渐成为理性投机者；
3.培育理性投机者使之最终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并在竞争性市场中逐步形成有效的“融和信息”机制，使其理性的价格预测成为其它市场参与者的预期示范和行为导向，实现整体市场预期从局部理性逼近完全理性的预期改进目标。
［收稿日期］200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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