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导向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口促增长的起点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靠外部需求来拉动国内的供给，并形成出口与国内投资的联动机制。与此同时，在出口偏向政策的激励下，随着国际市场的逐步开拓，进口技术和规模经济带来成本的降低，从而供给反过来推动出口的增长，实现出口和国内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按照上述逻辑完成了通过外向型政策创造比较优势，向依靠进口技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培育的规模经济和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条件形成的自发的比较优势的转变，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强的专业化分工格局。[1]中国经济出口促增长的模式被誉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功范例，但在当下受到了挑战。受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1～6月中国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为-2.9%。在这一特殊时期，如何重新看待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本文认为，未来中期（3～5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再现2005-2007年出现的出口促增长发展模式的“黄金期”，但由于过去多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拉动作用的惯性影响，内需无法简单替代外需，需要平衡内需和外需两个经济增长点之间的关系，在以改革促内需的同时，进一步发掘能够扩展外需的新增长点。任何单一支点，都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
本文分以下四个部分来论证上述结论。第一部分分析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特点；第二部分论证未来中期（3～5年）出口促增长的上界；第三部分讨论平衡内外需的关系以及如何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最后是简要结论。
一、出口促增长：高波动下的增长
在我国，出口能够弥补内需不足的实质性阶段开始于1994年，在此之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基本是正值。199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达到了44.4%和4.2%。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中国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果。199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9.3%，GDP增长率中的约45%是依靠出口拉动的，这是历史的最高点。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明显下降，一直到2001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下降到-0.1%和0。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需再次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也因此进入2005-2007年依靠外需促增长的“黄金期”。在此期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年均值分别达到21.03%和2.33%，而波动性（标准差）仅有2.663和0.153，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单位波动风险带来的贡献率和拉动率高达7.90%和15.22%。而从1980-2008年的情况来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年均值则分别为8.84%和0.51%，波动性（标准差）高达23.33%和2.56%，整体上呈现出高波动风险态势下的出口促增长的特征。
从不同阶段的情况来看，为了扩大外部需求，从1984年开始，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进口政策，采取对其进口的投人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等措施来促进出口。从1992年开始，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尤其是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对生产出口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的进口（尤其是FDI所需要的进口品）实施关税免除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在1994年之后使得制造业的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1995年开始，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次产品进口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1995-2001年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和初级产品贸易逆差之和为1886.95亿美元，而2002-2008年这一数值则达到9247.55亿美元，后者大约是前者的5倍。表1的数据显示，在三个不同阶段中，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均值在不断上升，而波动性在下降。只有在2002-2008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单位波动风险带来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突破了1%，分别达到1.45%和1.34%，出口促增长的发展战略进入单位“收益”超过单位波动性的高回报期。
在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入2005-2007年的“黄金期”时，2008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2009年1～6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9461.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总值为5215.3亿美元，下降21.8%；进口总值为4 246亿美元，下降25.4%[2]，进口总值和出口总值基本与2007年1～6月的水平相当，但由于增速的大幅度下滑，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也急剧下降。2007年分别为19.7%和2.3%，2008年分别为9.2%和0.8%，而2009年1～6月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则为-2.9%。中国经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依靠出口促增长的经济增长动力。
二、出口促增长：未来中期的上界
尽管2009年1～6月进口额和出口额基本与2007年1～6月的“黄金期”水平相当，但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模式在未来中期（3～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不可能重现2005－2007年那样的“黄金期”。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六个原因：
（一）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的调整速度制约外部需求的空间
美国经济调整外部不平衡的要求必然对世界经济的需求造成显著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发生在1987年。美国从1982年外部出现逆差到1987年的外部赤字／GDP达到3.39%，经历了 5年的时间，而这次调整也巧合性地经历了5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主要发生在美、日两国之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美国赤字的33.5%，调整主要是通过日元对美元升值的货币调整方式来实现的。这一时期，日本贸易顺差的下降与美国贸易逆差的降低相伴而行，美国的贸易赤字／GDP由1987年的3.39%下降到1990年的1.36%，并在1991年实现了外贸略有盈余；而日本的贸易盈余／GDP则由80年代最高点1986年的4.26%下降到1990年的1.44%。
第二次高峰出现在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GDP达到5.98%。从1992年美国外部出现逆差开始到2006年经历了15年的时间，在美元贬值的驱动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调整的速度较快。伴随着GDP的大幅下滑和进口的大幅下降(2009年第1季度比2008年第4季度货物进口下降了548亿美元，降幅达30.6%)[3]，美国经常账户赤字／GDP由2008年的4.4%快速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2.9%。但按照IMF2009年的预测，即使到2014年，美国的外部赤字／GDP也有2.82%。如果按照这样的调整速度，可以预计的是，美国要实现外部基本平衡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这主要是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下滑阶段、服务贸易对于纠正美国贸易赤字的作用没有明显提升以及全球盈余国家的多元化导致的调整对象的分散化所致，当然也与美国经济主观能够承受的外部不平衡程度有关。
从欧盟的外部不平衡来看，欧盟从2005年外部开始出现赤字，贸易赤字／GDP为0.093%，到2009年将达到1.331%，即使到2014年也有0.229%。
考虑到2007-2008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中40%以上的份额是由中美贸易导致的，中美之间的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美国和欧洲经济外部不平衡将在未来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约束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增长空间。
（二）中国货物出口地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制约外部需求增长的潜力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以及一些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表2归纳了中国经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未来三年（2009-2011年）和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2005-2007年）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2005-2007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吸收了中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决定了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潜力。
近期的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传递效应在下降，但传递效应仍是明显的：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的溢出效应为35%，对主要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传递效应为45%。[4]L.Crane，M.A.Crowley和S.Quayyum综合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美国进口的收入弹性为1.51～2.29，价格弹性为-0.31～1.45。[5]按照IMF的预测，美国经济要到2011年才能达到2005年约3%的增长水平，因此，受制于外部不平衡的压力，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拉动作用即使在两年之后也难以出现像2005-2007年那样的情况。另一项研究表明，外部需求下降1%，中国的出口将会下降4.5%，带来GDP下降0.75%；而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价格弹性在2000-2006年约为-2%。[6]对比外部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而且由于收入弹性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所谓的“45°规则”[7]——收入弹性与增长率之间系统相关，那么，主要经济体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3～5年制约中国经济外部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逐步界定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容量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强化，形成了制造业的垂直分工环节，出口产品的贸易集中度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见图1）。1980年我国出口产品的集中度为0.168，1990年为0.193，1997年为0.256，2008年达到0.303。此外，Amiti和Freund的研究也表明，出口份额中排名前70位的国家的基尼系数由1992年的0.46上升到2005年的0.55，而排名前100位国家的基尼系数由1992年的0.35上升到2005年的0.50，出口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8]
图1 中国出口产品的集中度（赫菲达尔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计算绘制。产品类别采用了SITC分类。
从具体的产品类别来看，1980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24.85%和2.33%，1995年两者分别为42.78%和10.55%，2007年达到历史高点，分别为47.47%和23.69%，2008年两者略有下降，但仍然占据了中国总出口总额的71%左右。
出口的专业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意味着特定的市场容量。因此，给定全球市场的容量，出口产品的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界定了中国出口增长的空间。
（四）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的空间
1985年以来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于降低企业成本、扩大外需起到了积极作用。1985年出口退税占出口总额的2.43%，1995年上升到4.41%，后来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在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2005-2007年）达到了5.53%。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这意味着大约提高了出口企业5.53%的利润率。从出口退税占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来看，波动比较大，2005-2007年这一比例高达28.7%。考虑到同期增值税和消费税占到税收总额的41.0%，因此，进一步扩大出口退税的空间极为有限。
出口退税无疑会起到激励企业出口的作用，但由于出口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波动幅度较大，难以确定两者之间的显著关系。①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当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时，单一的出口退税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出口的下滑。这一点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时期表露无遗。1998年，中国出口全年近乎零增长，而2009年1～6月同比下降了21.8%。从出口产品的类别看，出口退税更难以阻止那些收入需求弹性大的商品出口额的大幅度下滑。2009年1～6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21.2%，机械设备出口额下降18.9%。而主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降幅相对较小。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同比下降8.5%，鞋类出口额同比下降4.3%，家具出口额同比下降9.8%，塑料制品出口额同比下降7.1%，箱包出口额同比下降7%。目前，经过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在总计13000多个税号的出口商品中，已有1971个税号的商品实现了出口全额退税，占总量的15%。[9]因此，从出口退税的空间和作用来看，需要稳定目前出口退税换增长的模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的空间。
（五）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汇率升值压力制约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国进口结构看，2002年以来，60%～70%的进口品是中间品，而大宗商品进口约占25%。图2显示，受亚洲局部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底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基本上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而2008年由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大幅度下滑也带来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并在2009年2月燃料和非燃料大宗商品、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分别见底，但两者与2005年的价格相比仅下降了2.71%和10.08%；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在2009年3月见底，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5.32%。3月以来，这些商品的价格均出现了快速反弹。与2009年2月的低点相比，燃料和非燃料大宗商品、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分别上涨30.27%和38.14%，而工业投入品的价格指数与2009年3月的低点相比也上涨了17.42%。这样的价格变化轨迹表明大宗商品低价格的时代难以重现。
图2 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的变化
注：价格指数以2005年＝100为基期；能源大宗商品包括原油、天然气和煤。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09)提供的数据计算绘制。
低工资一直是中国出口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但随着国内收入分配矛盾加剧，1992-2005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下降了5个多百分点，而同期政府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企业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10]而未来中长期扩大内需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无疑会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过去赖以依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不断缩小。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1995-1999年我国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但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是不断下降的。根据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统计数据，2000-2007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年均分别下降1%、3.5%和2.0%。[11]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必将进一步缩小。
从人民币汇率看，2005年汇率市场化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处于上升通道，汇率升值无疑对出口会产生负面影响。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对占出口品20%～25%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2]另外，大量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对一般贸易的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3][14]2002年一般贸易占加工贸易的比例为75.6%，到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1.6%，2007年达到87.2%，2008年1～10月更是上升到97.7%，一般贸易占据了中国出口的近一半。这一方面说明制造业国内分工链正在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到出口企业的初级产品供应链中，这将进一步降低出口企业进口初级产品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也说明名义汇率的升值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外部需求。
（六）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
在美国调整外部不平衡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下，逆周期的贸易政策将进一步约束中国货物出口的空间。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从2006年美国外部不平衡达到30年以来的最高点开始，2006年11月，美国改变了其20多年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做法，对中国铜版纸开启了首起反补贴调查。而依据WTO秘书处2009年5月7日发布的数据，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另据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数据，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同比上升26.7%，涉及中国出口额74.42亿美元（2008年全年涉案金额仅62亿美元），同比增长188%。同时，部分国家提高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进口关税、实施绿色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的贸易保护举措。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尚未出现明显改善和美国外部不平衡调整没有达到其合意的水平时，这种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持续，我国的出口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显著改善。
三、出口促增长：定位与突破
在过去30年中，拉动GDP增长的三大因素只有在2002-2007年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GDP维持高增长、低波动以及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其他阶段内需和外需之间的替代都带来了GDP和通货膨胀的高波动风险。因此，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
（一）出口与内需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平衡关系
从对过去近30年GDP拉动因素结构的分析中可以看出，GDP三大拉动因素呈现出波动中维持增长的格局。就不同的增长阶段而言，1994年前后三大因素在拉动GDP增长中的作用的变化轨迹是不同的。
表3给出了不同阶段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1)在1982-1985年和1991-1993年净出口拉动率由正转负的两个时期，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间替代的过程中呈现出GDP和CPI的高增长和高波动；而在净出口拉动率由正转为零的1994-2001年期间，GDP和CPI依然呈现出高增长和高波动。(2)尽管GDP三大拉动因素从未在连续两年出现过同步变化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波动，但在2002-2007年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GDP维持高增长、低波动以及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物价比价保持平稳的原因除了货币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需吸收了国内物价上涨的部分动能。(3)2008年至2009年第2季度GDP拉动率的构成中出现了净出口和消费的拉动率下降，而只有投资拉动率上升的格局。这表明该时期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由过去当外部需求为负拉动率时的投资、消费“两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变为投资“单骑救主”的格局，2009年1～6月投资拉动率占GDP的87.3%，是过去30年中的最高点。对比净出口拉动率的两个历史低点1985年的-8.9%和1993年的-5.3%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两年消费拉动率分别高达11.5%和8.3%。
依据历史经验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投资拉动具有供给管理的特征，在外部需求无法吸收供给的潜能时，消费需求的吸收必将促使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通货膨胀的快速上升。而当外部需求上升时，供给推动通货膨胀上升的能量部分被外部吸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减缓。从这一点来看，只有2002-2007年中国经济真正实现了出口促增长、出口缓和通胀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的要旨。这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
从目前的情况看，2009年1～6月投资需求对于确保GDP一定的增速是必需的，但要缓和这种供给型管理的特征带来的未来通货膨胀压力，需要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积极创造出口需求的新增长点，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替代。因此，需要加快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拉动力，防止投资需求“单骑救主”格局带来的结构性恶化。
（二）加快自主创新步伐，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挖掘专业化的潜力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FDI的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企业技术的升级。对外表现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从先进国家或地区引进FDI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发展贸易关系都产生了明显的“外溢”和“干中学”效果。2007年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占19%，而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已占工业制成品的30.1%，成为高技术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和输出国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从2004年以来没有变化，基本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在2005-2007年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反而下降了0.5%（由30.6%下降到30.1%）。这一点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一致的。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9)中的数据，2000年全球制造业出口的82%和增加值的79%是由高收入国家创造的，2006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两者的比例依然高达73%和76%。这表明，尽管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在上升，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大多是低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出现了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扩散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有限后发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一般贸易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14.3%下降到2003年的7.2%，直到2007年才上升到“九五”中期的水平。2007年，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各类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出口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11.2%，而加工贸易方式占当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5.4%。其中进料加工贸易又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其出口额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84.9%。[15]加工贸易在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充分说明，中国出口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仅是为其他国家代加工的产品，是高新技术中的低附加值产品，这显然是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转移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贸易主体、贸易顺差和逆差上得到进一步验证。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出口和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86.6%和79.4%，而内资企业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占高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只有13.1%和20.5%。在贸易差额上，外资企业是贸易顺差的主体，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的贸易顺差高达564.1亿美元。而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是贸易逆差的主体，2007年达到123.4亿美元。因此，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体上是贸易顺差，顺差主体是外资企业，而大部分内资企业仍有较高的贸易逆差。
可见，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快速的学习过程形成一定的技术能力，即通过创造条件来引进、消化并吸收部分国外先进技术，可以将发达国家的创新迅速转化为商品，形成挑战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16]，但要形成自主性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还必须通过在研发领域和技术人才上的大量投资获得创新能力。依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年《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R&D/GDP比例在1999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上升，2007年达到1.44%，高于同期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但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SLD费用分别是中国的7.6倍、3.1倍和1.7倍。2007年中国研发人员人均RSLD经费比例更低，在可获得数据的38个国家（地区）中，只列第33位，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而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型企业2007年的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只有25.8%，这一比例远低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40%，韩国的53.8%，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30%以上的比例。
因此，制定恰当的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局面，提升专业化优势。
（三）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培育外需的新增长极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策略和人民币过去十几年的币值稳定性已经为人民币累积了积极的国际声誉，但人民币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一直处于分离态势。在中国经济中的进出口／GDP比例高达60%～70%的背景下，人民币没有发挥应有的扩展贸易的功能。直到最近，人民币在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作用开始显现。2009年7月6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首单业务在上海正式启动，从边境地区拓展到上海、广州、香港等金融中心城市。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可以实现多重目标。稳定的币值能够提升人民币参与中国国际贸易结算的功能，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来与中国进行贸易结算。这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规避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降低外贸企业的美元汇率暴露风险。二是可以降低美元外汇储备降低的风险，提高贸易伙伴贸易支付的流动性，实现人民币双边甚至区域贸易与金融政策的融合。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起到扩展贸易的作用。三是减缓中国美元外汇资产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因此，在充分研究贸易伙伴货币币值风险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加大人民币与一些亚洲贸易伙伴和巴西、智利、南非等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互换。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出口信贷的积极作用，并在中国特定的贸易区域内（如香港地区）实行人民币全流通等策略，加快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也是缓解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货币升值会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带来负面影响，这对于确保国内的就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人民币币值稳定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能够发挥金融促贸易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培育增加外需的新增长极。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模式，在未来中期（3～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不可能重现2005-2007年的“黄金期”。但由于出口在拉动GDP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因此，不应简单地用内需替代外需，而且内需也无法完全替代外需。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
(2)稳定现有的出口退税政策，并依靠汇率稳定来确保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一般贸易出口的逐步恢复，缓解国内就业的压力。
(3)加强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挖掘专业化的潜力。一方面，缓解劳工成本上升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压力；另一方面，提高分享全球高技术、高增加值产品出口增长的份额。
(4)加快金融政策与区域贸易政策的融合，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实施人民币走出去的金融促贸易的战略，以避免和降低双边和区域贸易企业的汇率风险暴露，提高贸易伙伴流动性支付能力，同时减缓中国美元外汇资产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注释：
①1985-2007年的出口退税额增长率和出口额增长率（对数形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难以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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