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与辨正——瑞恰慈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中国论文,瑞恰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恰慈①(Ivor Armstrong Richards)是英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教育家，为剑桥现代英语文学课程的开创者之一，“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新批评”学派的主要理论先驱，对20世纪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多次来到中国讲学和推广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②，其中以第二次即1929-1930年在清华、北大、燕京等校讲学这次停留的时间最长③，期间瑞恰慈在清华大学讲授“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④，同时也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及文学批评”等课程⑤，又于1930年秋季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讲“意义的逻辑”与“文艺批评”⑥。任教期间，瑞恰慈与吴宓、王文显、叶公超、李安宅、黄子通、温源宁等诸多中国学人时相过从，并多有交流与合作。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等著作在中国的翻印本曾风行一时，《科学与诗》更是有多个中文译本，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对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界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众多学者都自承读过他的作品，也有不少学者著专文讨论他的作品，更有学者受其启发，运用他的文学思想来研究中国文学。对“瑞恰慈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近些年研究渐多，但大多集中在理论的发挥上，而疏于史实的梳理和考察。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对瑞恰慈文艺思想在现代中国传播的历史线索进行了再梳理，⑦并对一些含糊不清的情况略做辨正，以期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和可靠的文献学基础。
一瑞恰慈论著在院校的流传与译介
瑞恰慈的批评论著原是为了满足英国大学文学教学之需而写的“实际批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高等院校文学教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加上瑞恰慈来华任教，因此他“科学的”而且便于实际操作的批评论著也就特别引起了中国学院师生的关注。据笔者所见，192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到西文书”中即有瑞恰慈的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⑧。同年7月20日出版的《华严》杂志第7期上就刊登了伊人所译《科学与诗》的广告，其中特别提到《科学与诗》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雷嘉茨I.A.Richards之名著。雷氏尚著有批评原理及Practical Criticism等书，为英国当代之大批评家。现雷氏已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聘，来华讲学，我们对于雷氏之思想更不能不有相当之了解。此著为雷氏讲诗与科学之专著，当此‘科学的文艺’高唱入云之际，我们对于其关系，应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这些不无宣传意味的用语中可以略窥当时中国学院师生对于瑞恰慈的热情期待。1928年进入燕京大学英文系的吴世昌在写于1935年的文章中曾提到，瑞恰慈的名字在30年代初的北平曾盛传一时，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其《实际批评》的廉价翻版书，⑨直到抗战爆发前夕，水天同（他曾经师从瑞恰慈）还说：“瑞恰慈教授(Professor I.A.Richards)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New York，1929)一书，中国的翻印本充斥市场已数年矣，但是书中的道理似乎并未经人注意。”⑩
也就在这一时期，瑞恰慈的论著得到了集中的译介。单是《科学与诗》就先后出现了两个完整的中文译本(11)：伊人的译本（北平：华严书店，1929年6月初版，印数1500本），标明“I.A.Richards著，伊人译”；曹葆华的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初版），标明“瑞恰慈著曹葆华译”，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后来缪灵珠（朗山）又有一个译本，收入《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章安祺编订，1991年5月版）。瑞恰慈的Science and Poetry的初版是1926年，1935年出版了修订本，1970年出版新版，名为“Poetries and Sciences:A Reissue of Science and Poetry”，实为一个评注本。伊人和曹葆华的两个译本都是译自1926年的这个版本。按照伊人译《科学与诗》版权页的信息，该书是1929年6月初版，书上只标注了瑞恰慈的英文名，没有使用中文译名。伊人的译文在由华严书店正式出版之前曾在《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114期至120期(1929年5月15日至1929年5月19日）连载过。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最初翻译《科学与诗》的“伊人”究竟是谁？ “伊人”无疑是个笔名，因为有一部《沫若文选》（该书封面上题有“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家”，下署“上海文艺书店出版”，扉页署“清秘馆主选沫若文选，文艺书店版”“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出版”）曾经收入了伊人的《科学与诗》的中译本，由此导致伊人即为郭沫若的误解，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12)其实，细看《沫若文选》会发现不少疑点：第一，该书收录了已经确定是郁达夫所写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同时收入的另一篇文章《文艺观念十家言》，据解志熙考证，应是于赓虞的文章(13)。第二，这部《沫若文选》序言与光华书局1929年出版的《文艺论集》（版权页注明：一九二九年五月订正，一九二九年七月四版）的序言基本雷同，前者不过是将后者中“偏偏我的朋友沈松泉君苦心孤虑地替我了拢来”改为“偏偏我的朋友清秘馆主苦心孤虑地替我了拢来”，所署时间和地点从后者的“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上海”改为“民国廿年六月一日，东京”，而且，该书的篇目与《文艺论集》也大部分相同。第三，在《沫若自选集》（自选集丛书，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印，1934年）的序中，郭沫若交代应乐华书局的要求，提交了一个生活和创作年表，其中1929年译有《石炭王》与《屠场》、《美术考古学上的发现之一个世纪》，丝毫没有关于《科学与诗》的只言片语。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断定， 《沫若文选》是不法书商胡乱编选的盗版书籍。然则“伊人”究竟是哪位作家的笔名，因为文献不足，目前还难以确考。不过，从伊人的译本由于赓虞主持的华严书店出版并在于赓虞主编的《华严》上进行广告宣传，而且也有署名“伊人”的文章在于赓虞主编的《鸮》上刊载过，似乎可以推断，伊人和当时集结在于赓虞周围的文学小团体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不排除伊人就是于赓虞本人的可能。顺便说一句，伊人的《科学与诗》译本出版不久，就有署名“闲”的作者在1930年3月10日、24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3，115期）上发表文章《评伊人译科学与诗》，批评伊人译本“甚惜其不能明白晓畅，而错误所在皆是”，行文间语气颇为严厉。其实“闲”对伊人的批评也不无可商之处，但笔者还未见到伊人的反批评文章。
也有人以为“伊人”就是曹葆华，这其实是想当然的推断。曹葆华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旋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5年毕业。照理他应该是听过瑞恰慈在清华的讲座，他的《科学与诗》译本由叶公超作序，后者对曹葆华的工作给予了很大肯定，还希望他“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科学与诗》序言）。曹葆华的翻译得到了叶公超的引导和鼓励，除了《科学与诗》外，他还翻译了瑞恰慈的Practical Criticism（《实用批评》）的序言和其中一章《诗中的四种意义》，这些译文后来收入《现代诗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从曹葆华《现代诗论》的序言可知，他是将瑞恰慈的作品当作代表当代诗论最高成就的作品之一来介绍的，他认为瑞恰慈“是被称为‘科学的批评家’的”，“现在一般都承认他是一个能影响将来——或者说，最近的将来——的批评家。因为他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趋附时尚的作家，实际上他的企图是在批评史上划一个时代——在他以前的批评恐怕只能算一个时期”。
1936年2月号的《文艺月刊》刊载了《论诗的经验》（注明“日恰兹博士著，涂序瑄教授译”），这是《科学与诗》第二章的第三个译本，其时涂序瑄正任教于四川大学。之前涂序瑄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勃朗宁（研究）”、“罗瑟谛（研究）”等(14)，1930年瑞恰慈任北大英文系教授的时候，徐志摩为同系教授，涂序瑄为英文系讲师，王文显、吴宓、陈逵等兼职教师亦为英文系讲师(15)，由此可以推测，涂序瑄有可能和瑞恰慈认识，至于他翻译《论诗的经验》的背景则还待考证。
1935年9月出版的《文学季刊》刊载了《批评理论的分歧》（注明“英·瑞恰慈 施宏告译”），施宏告是清华大学1934级毕业生，他在文末译者附记中说：“这是I.A.Richards: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6)第一章底译文。全篇是对于过去的批评理论底一个观察，同时也就是提出他自己底批评理论底一个先声。因为他在这本书中所要建立的，主要是他认为批评上基本的‘价值’问题。还有一个更在先的初步问题，就是‘经验何以比较’的问题。在论及这一点时，本文底后半把近代实验美学可资我们借镜到什么程度，明确的划定了。他的论断是很精确的，对于学者并且总是很有用的指示。”施宏告对瑞恰慈在该文中的主要问题进行综述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之后，接着又引用李维斯的话来评价瑞恰慈的学术地位，“Richards底理论，以剑桥为中心，十年来已经扩展到全英美了。英国的一个批评家F.R.Leavis在为一本论文选集Determinations(1931)所写的叙言中讲到对Richards感到兴味的人时，加上一句说：‘在今日有谁对于文学有兴味而对于Richards不感到兴味呢？’此亦是足觇作者底地位和英美现今批评界底风气是如何了”。从施宏告的译者附记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瑞恰慈理论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所持基本态度也是比较肯定的，其中他还提到李维斯对于瑞恰慈的评论，这也见出他的阅读范围之所及。另外，施宏告还翻译过瑞恰慈的《哀略特底诗》，发表在1934年7月的《北平晨报》副刊《诗与批评》上。
二 燕京学子们对瑞恰慈诗学的理解和应用
诗人于赓虞可能是最早对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作出反应的人。他在《鸮》（1929年2月27日，第十二期）的编者附语中写道：“开首，我先招认，我是喜爱诗的人。而诗与科学就不同道，这意思在Brown的《诗之园地》，M.Arnold的文章里，I.A.Richards的《诗与科学》中都曾表示过，虽然Macaulay有着‘科学的进展，诗将颓败’的雄语。”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于赓虞对于瑞恰慈其人其作是有所了解的，上文也提到过，他与伊人及其《科学与诗》的译本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于赓虞自己的诗学也对瑞恰慈有所呼应。1932年于赓虞在其《诗论序》(17)中就说，“至于应用科学来研究诗人，早如应用弗罗以德(Frued)的精神分析的嘉本特(Carpenter)，就研究了雪莱的生活及其诗的关系，近如雷嘉兹(I.A.Richards)就是行为派心理学的文学批评家，这当然也不成为问题”。
紧随于赓虞之后作出热情响应的是李安宅和吴世昌。
众所周知，李安宅曾协助瑞恰慈进行《孟子》研究，他对瑞恰慈的理论有较深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多有阐发，所著《语言的魔力》、《意义学》、《美学》这几本著作特别是后两本都深受瑞恰慈理论的影响。但被学界长期忽视了的，是李安宅1931年在《北晨评论》上先后发表了两篇同名的文章《论艺术批评》，他在前一篇的文末自承文章多处取材于瑞恰慈与奥格登、伍德等人合著的《美学基础》与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而从两篇文章的基本内容看，确实如此。在这些文章中，李安宅特别注重瑞恰慈的诗学的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李安宅在1931年12月19日、26日的《大公报·现代思潮》上分两期发表了《我们对于语言底用途所应有的认识》，该版的编者加了一个编者按，称“英国剑桥大学的吕嘉慈教授的意义学是一种很新的东西。他在清理思想和文艺批评上都有很大的贡献。李先生将吕氏学说‘消化’一番，又在中国文字上找出许多佐证。注意吕氏理论的人，不可不细读本文”。此外李安宅还在《益世报》上发表过《介绍几本美学书》，向国内读者介绍瑞恰慈的美学著作。抗战爆发以后，李安宅将精力转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去了。
吴世昌对瑞恰慈的理论下过不小的工夫，这点可以从他撰写的多篇论文看出，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学者中对瑞恰慈的理论认识最为深入的人之一。1932年他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瑞恰慈的文学批评理论》(Richards'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这篇论文分为六章，分别是“批评中的谬误之澄清”(The Clearance of Fallacy in Criticism)、“艺术价值论”(On Value of Art)、“心理学的梗概”(A Psychological Sketch)、“瑞恰慈理论在文学批评中之运用”(The Application of Richards' Theory to Literary Criticism)、“艺术的传达”(Of the Communication of Art)、“真理、信仰和诗歌”(Truth，Belief and Poetry)。吴世昌在1936年发表的《吕嘉慈的批评学说述评》(18)，即是他的毕业论文的精华部分。该文从价值论、文学批评的心理学基础、读诗的心理分析、艺术的传达等几个方面对瑞恰慈的理论进行了述评，其中他引用了中国的文学作品作例证来进行说明，也可视为瑞恰慈理论的一种实际应用。在文末的附记中，吴世昌明确指出了瑞恰慈理论的特点和缺点，“按实说，他的理论很严格地限于心理学的基础，也许可以说对于心理学的贡献比文学更大……艺术的价值，据吕恰慈说，是要看它所满足的冲动是否重要而定，但这‘重要’须用什么标准来估计，他却没有说。因此这问题似乎仍未解决。并且他的批评理论，只就读者方面说，对文学作品应当如何欣赏、了解、接收、传达等等；至于诗人如何组织他的冲动，也未详细论到”，还继而指出“我们还须记得他是一个英国人，以及英国哲学的特点——功利主义，冷静而健康的功利主义。他先让你服一碗清凉剂，清一清你脑筋中一套传统的发热的理论，然后提出几个心理学上的问题来，叫你不得不承认：他的工作只在开始，没有完成。（我这样看，也许他不）他的问题只是提出，不曾解决。”吴世昌认为瑞恰慈只是提出问题，不曾解决问题，其工作只是开始而没有完成的。这个看法与叶公超在《科学与诗·序》中的看法不谋而合。在《诗与语音》(19)中，吴世昌则直接利用瑞恰慈有关“经验的传达”、读者读诗时的“心理历程”(Mental Process)等有关论述，以中国诗为例，来说明诗的声音和读者读后所受感动的关系。在写于1947年8月27日的《论存储反应》(20)中，吴世昌借用瑞恰慈的存储反应（Stock Response，又译陈套反应）这个术语来讨论中国的教育和思想问题，可谓对瑞恰慈理论的进一步生发。
此外，在1932年，燕京大学国文学系高庆赐的毕业论文《吕嘉慈底文学批评》追溯了瑞恰慈文学批评的心理学来源和逻辑根据，重点分析了瑞恰慈文学批评思想中的价值和传达这两个中心问题。1935年，萧乾毕业于燕京大学，其毕业论文《书评研究》（193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也明显受到了瑞恰慈理论的影响，该论文的第三章《阅读的艺术》更是直接借用了瑞恰慈的意义学的理论。萧乾在1995年接受外国学者采访时，还说起他听过瑞恰慈的讲座，并明确表示“对我来说他（瑞恰慈）不啻是个圣人……是他使我成为一个批评家”。(21)
于赓虞、李安宅、吴世昌、高庆赐、萧乾都毕业于燕京大学。他们的论著反映了瑞恰慈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和影响，他的文艺思想通过他的亲自授课以及李安宅等人的推介而得以传播，进而促成了学生对于他的重要著作的阅读，并在毕业论文等有关论述中加以引用和运用。
三 其他院校和校外学者对瑞恰慈论著的热情反应
另一较早对瑞恰慈的文学理论作出反应的人是著名批评家、武汉大学教授陈西滢，1930年他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书评《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基础》（署名“滢”），对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8年3版）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高度评价了瑞恰慈以心理学来为批评建立新基础的创举，认为“虽然根据新的心理学去研究文学批评的不是没有人，完全以心理学作根据来建筑文学批评原理，而且能自圆其说的，却以瑞恰慈先生为第一人”。他认为“价值是批评的中心问题”，将瑞恰慈的心理的价值论简要概括为“要是冲动的数量愈多，性质愈复杂，而结果得到的不是混乱而是均平及调和，价值也就愈大”，同时也敏锐地指出“瑞恰慈先生似乎只是把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学说应用到文艺批评里面去”。瑞恰慈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确有很深的关系，中国学者中看到这层关系的，还有以专门论文来讨论瑞恰慈之理论的吴世昌。1931年，关心文学批评和诗学问题的傅东华发表了《现代西洋文艺批评的趋势》(22)，将现代批评分为“科学的批评”和“主观的批评”两派，以此作为分析和概括各种文学上的派别和主义的标准，在文章的结尾，他指出 “科学对于文艺批评的贡献实在不可限量。弗洛伊特(Freud)之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文艺批评，虽还没有圆满的成绩，却总算在这个方向有了显著的进步。他如英国的力查兹(I.A.Richards)之根据现代心理学以建设新美学和实用的批评，正是我们所最欢迎的趋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傅东华对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作为其具体体现的瑞恰慈理论的高度期许。
1933年，温源宁为当年4月出版的《标准》(The Criterion)杂志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7月6日出版的《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上。温源宁在书评中对该杂志和艾略特本人的思想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做了介绍和说明，并特别提到了瑞恰慈在该期《标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指出瑞恰慈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反映了他在《意义的意义》、《文学批评原理》、《实际批评》直到最近的《孟子论心》等著作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试图发现能够正确阐释我们阅读聆听到的内容的技巧，或者说，训练我们以使我们无论在说话还是写作中表达自我时能够更为精确地使用词语。他认同瑞恰慈有关同一词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并不一样的观点，并认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混乱和无序状况的一个极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使用词语时的不严密，他指出瑞恰慈的批评著作和艾略特的诗歌及散文以各自的方式在朝着纠正这种状况的方向努力。温源宁曾被有的学者视为介绍艾略特到中国的第一人(53)，而他对于瑞恰慈的了解也非泛泛，其学识从这篇文章中无疑可以略见一斑，他准确看出了瑞恰慈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并能从时代背景下来看待艾略特和瑞恰慈的共同之处。1934年，温源宁在评论利维斯编辑的《朝向批评标准》(Towards Standards of Criticism)和G.W.Stonier所著Gog Magog的文章中，批评利维斯所编的书中实际看不到所宣称的批评标准，他将瑞恰慈和艾略特、墨雷(Middleton Murry)并列为当时英国在世的批评家中其批评理论够得上批评之名的人，他认为瑞恰慈虽然不是一个从事实际批评的人(practicing critic)，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批评理论家(critical theorist of the first magnitude)，而且是当今唯一一个具有完整系统的批评理论的人。
1935年，洪深写了《几种“逃避现实”的写剧方法》，对麻醉观众逃避现实的几种戏剧观念及其表现提出了批评，结尾时他强调了在紧张的时局下，现实主义是编剧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样戏剧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他指出，“一出戏剧对于观众所发生的影响，是甚为实在与远到的。正像I.A.Richards在他的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里主张，一部作品，多少地会影响读者或观众们的对于世事的观看和感觉的Mode：即是改变了他们的反应刺激与应付环境的方式，而不知不觉中指导了他们的行动。一出戏剧，如果不能领着观众们向好的对的是的一面走，必然是领着他们向不好的不正当的不长进的路上去”。(24)洪深在这里谈的正是瑞恰慈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经验的价值问题，上文施宏告在《批评理论的分歧》的译者后记中也谈到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主旨是“批评上基本的‘价值’问题”以及“一个更在先的，初步问题，就是‘经验何以比较’的问题”，也同样是从这种“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瑞恰慈的，这在中国学者那里似乎具有某种普遍性和代表性。
1936年，邢光祖为《光华附中半月刊·新诗专号》（第四卷第4、5期）作了一个长序，文中高度评价了瑞恰慈的理论对于诗歌批评的意义：“批评家要在迷离复杂的诗歌中，凭了公平而又严正的态度，去采摘园中的美果，同时还要芟锄园中的芜草。在现在情形中最困难的一点，是怎样来估定新诗的价值，衡量新诗的绳尺又在哪儿？还好，我们有I.A.Richards等作我们的向导，在综错的道上还不至于迷路，就藉了这点小小的亮光，会启示我们将来的光明。”邢光祖曾任教于光华大学，他是中国最早研究和翻译艾略特的学者之一，他对瑞恰慈的思想也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李恰慈之批评，完全以心理学作根据，立论亦有条不紊，实近代批评家中鲜见者”(25)。由此可以看到，邢光祖推崇瑞恰慈的理论，关键在于后者的心理学的文学价值论提供了评判新诗价值的标准与尺度。
曾经受教于瑞恰慈的水天同(26)除协助瑞恰慈推广基本英语外，对瑞恰慈的文学理论也多有阐发。1936年他在评论《英诗入门》的书评文章中指出，当今人文学科的学者苦于没有可用于分析和鉴赏的工具，甚至连避免误解的工具都缺乏，因而瑞恰慈在意义学和基本英语等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文之中可见他对瑞恰慈理论熟悉和认可的程度。(27)1937年，水天同又发表了《文艺批评》(28)，开篇即指出“文艺界自有批评以来所聚讼纷纭的问题，都可以归入两个大问题之下：一是传达的问题(Problem of Communication)，二是价值的问题(Problem of Value)”，行文中又多处引述瑞恰慈的“意义学”以及《实用批评》中有关批评十难等论述，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剖析。其实，水天同1935年发表的《文章的需要与需要的文章》虽未直接提到或引用瑞恰慈的理论，但文中所谈意义、经验、传达等内容，就已经不难看出瑞哈慈理论的影子了。
1941年，费鉴照发表了多篇有关瑞恰慈的文章，当时他是武汉大学外文系的教授，对英国文学素有研究。他所写的《怎样训练欣赏文学作品——一个实用文学批评方法》(29)虽然没有提到瑞恰慈，但他分析阻碍、了解与欣赏文学的原因时所用的理论以及提出的实用方法都很明显是来自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栗洽慈心理的文学价值论》(30)则以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为讨论对象，重点分析了瑞恰慈在该书中所体现的心理学的文学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和运用方法。费鉴照从历史的视野来评价瑞恰慈理论的创新之处，“历来批评家的价值论大约不是从哲理中寻求出来，便是从‘普通知识’中获得，到近代，因为科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学者根据一种新发展的科学，产生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这便是开创文学批评史上新纪元的‘新剑桥学派’。大约二十多年前剑桥大学莫特利安学院研究员栗洽慈博士利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创立一个心理学的文学价值论”。在《现代英国文学批评的动向》(31)中，费鉴照根据批评家的意见来分门别类，他分析了瑞恰慈、利维斯、艾略特等人的理论主张，首先讨论的就是“栗洽慈博士根据人类神经系统工作的情状，创立一个心理的文学价值论”，“他分析一个作者创作时候，神经系怎样工作，和一个读者读那个作品的时候，怎样反应。这种理论根于近代心理学的收获，要懂得它须得先有心理学的基本智识”，“栗洽慈博士的理论虽然一般人不易了解，若干学者不赞成，但是，它发生很大影响，它的影响在实用文学批评方面特别显著”。他认为“现代英国文学批评应用心理学的收获，解释许多创作的现象和读者对于一篇作品反应的经验，它对于文学批评的贡献不小，现在心理学还没有充分发达，等它充分发达以后，它对于文学批评一定有更大的帮助。栗洽慈与李特利用心理学已有很大的成就了”。费鉴照在文章结尾得出的结论是，“今代的文学趋向于开发人的下意识部分，今后的文学批评我敢说仍旧会沿着心理学一条途径走去，它在这条路上，它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古典的与浪漫的文学批评理论还会存在还会吸引一部分人去相信它们，但是它们的时代似乎已经是过去了”。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费鉴照对瑞恰慈的理论比较熟悉，对于后者的理论所持的乐观态度和高度评价则与傅东华相近。
常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其时瑞恰慈正在清华任教，在校期间，即在叶公超的鼓励和指导下写出了《利威斯的三本书》，他在20世纪30-40年代撰写了大量的书评文章，成为京派的后起之秀，瑞恰慈的文艺思想即是其文艺批评实践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常风在1941年写成的《关于评价》中运用瑞恰慈的理论分析了文学批评中评价问题的重要性及其与传达和欣赏的关系，在两年后为该文所写的附记中更是明确表示“读过瑞恰慈氏(I.A.Richards)的人，当然可以看出瑞氏的意见在这里的影子与瑞氏的启示”(32)。在评萧乾著《书评研究》的文章中，他则明确指出瑞恰慈对于现代批评的开创之功在于“他能比其他的学者追踪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不让他的心灵尽在那神秘玄虚空洞的条规中游荡”。(33)
萧望卿1945年在《国文月刊》发表了《陶渊明的四言诗论——〈陶渊明〉的第二章》，文中他引用了瑞恰慈在《科学与诗》中的一些观点如对韵律的看法等，来分析陶渊明四言诗的特点，应该算是较早将瑞恰慈的理论运用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人之一了。萧望卿是朱自清的学生，他的《陶渊明批评》（开明书店1947年）可能通过朱自清间接受到过瑞恰慈及其学生燕卜逊理论的影响(34)。
1946年，杨振声在《诗与近代生活》(35)一文中提到“近代的英国诗人及批评家M.Arnold与现代心理学派批评家L.A.Richards（注：应为I.A.Richards，原文排印错误）似乎相信在科学发展，人类失去旧日信仰的苦恼中，诗更有其伟大的前途，它将日甚一日的为人类情感所寄托。这是一种危险的预言，如一切预言一样。但在现代生活的日渐艰苦中，现代人因失去旧日的平衡而感觉苦闷，游移与颓唐，其情感之纠纷错杂而需要宣慰及调理，在历史上任何时代没有甚于今日的。新诗能否担负起这种重大的责任，其价值将全由此而定”。杨振声1928年至1930年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并任系主任等职，很可能与瑞恰慈本人有过接触，从上面所引文字来看，他应该是读过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一书，或者说是对其有所了解。虽然他认为瑞恰慈对于诗之未来所持的乐观主义是一种危险的预言，但他自己对于现代新诗交融情、知以深切作用于人心的价值寄予了高度的厚望，这点与瑞恰慈其实是高度一致的，“诗人若转向往昔，或逃遁现实，将依附于过去之光荣，而失其现代的价值。反之，他若能吸取近代科学之果对于宇宙与人生进入于更深一层之底里而探察其幽微。由智慧与深情培植出来的诗葩，以此调融及领导现代人的情感生活，新诗对于现代人的价值必一如古诗对于古人的价值”。
另外，像邵洵美在《一个人的谈话》中提到瑞恰慈的“意义学”，李长之在《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中谈到瑞恰慈的“路线也依然是导源于渥兹渥斯与考列律治两人”，而钱学熙在《T.S.艾略特批评思想体系的研讨》中也旁及了瑞恰慈批评体系的基础是信仰与诗的关系。钱钟书在《美的生理学》、 《论不隔》、《论俗气》、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等文中对瑞恰慈的观点也都有所论述，同样，朱光潜对瑞恰慈的了解也非泛泛，他曾明确自承受过瑞恰慈的影响，袁可嘉更是吸收和借鉴瑞恰慈的文艺思想构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体系(36)，限于篇幅，对这几位作者与瑞恰慈文艺思想的关系问题暂且从略，将留待专文讨论。
除了上述中国学者以外，在中国介绍和运用瑞恰慈理论的还有当时在华任教的几个外籍教师，如清华大学的翟孟生(R.D.Jameson)和武汉大学的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都与瑞恰慈有私人交往，都在课堂上或著述中介绍过瑞恰慈的理论，翟孟生在《诗歌与直义》(Poetry and plain sense)中对瑞恰慈的理论多有援引并对瑞恰慈再三致意。朱利安·贝尔也是出身于剑桥大学，他对瑞恰慈既有认同也有批判，1935-1937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他主讲“（英国）近代文学及其背景”等课程(37)，“让他的学生们阅读I.A.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中的文章（朱利安致埃迪·普雷菲尔，1936年5月16日），试图以此来训练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并提高他们所欠缺的理论能力”。(38)这些外籍教师在介绍西方文学以及文艺理论等方面，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瑞恰慈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今天在追溯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以及中外文学关系之历史的时候，对此理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 批评的批评：对瑞恰慈文学理论的不同意见
在中国的学院内外，也有人对瑞恰慈的文学理论持保留或批评态度的意见。比如，1931年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张沅长就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二卷一期）上对瑞恰慈及其Practical Criticism发表了批评意见。他首先就指认瑞恰慈为“研究主观文学评论(Subjective Criticism)的重要人物”，并认为瑞恰慈的偏颇之处在于“研究读诗的人心理上对于诗的反应，这样一来文艺评论便变成心理学的附属品了”，而瑞恰慈这本书“从文学批评到心理学，再从心理学到教育”，其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就讨论各种意义的分析同误解的原因”。文末他对瑞恰慈运用心理学来从事文学批评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承认“在文学批评中引用心理学，比起以前的文艺评论，当然是一种进步”，瑞恰慈在意义及解释两方面确有贡献，其关于读诗、评诗的文字也是经验之谈，并不可笑。但他对瑞恰慈在文学批评中引入心理学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除了主观的心理分析以外，心理学对于自己许多难题没有办法，那里会有多少力量来帮文学批评的忙”，瑞恰慈的做法实在是勉为其难。稍后，1933年6月17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刊载了梁实秋的《〈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之商榷》(39)，本文全为针对郁达夫之前发表在《青年界》（1933年第三卷第四号）《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一文，后者文中举出了瑞恰慈的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作为“适用于大学做课本者”，而梁实秋认为不妥，因为该书“是以心理学的立场来从事批评的，与美国之Max Eastman为同派之作品。心理学派的批评颇新颖，但是否可靠，尚有问题。即使能成为一种学派，亦万不适宜于‘大学做课本’”。在《科学与文学》(40)中梁实秋对“瑞查兹、伊斯特曼以及心理分析学派”“宣称治文学亦须用心理学的方法”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在《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这篇评论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所著《文学心理在科学时代的地位》(The Literary Mind:Its Place in an Age of Science)（1931年初版）的长篇书评中(41)，梁实秋首先就提到伊斯特曼“他所最引为同调的当代批评家是最近在北平清华大学教书的瑞查兹教授(I.A.Richards)，因为瑞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也是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观点出发的”，并指出“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便是伊斯特曼的文学思想之详尽的说明”，在文章中他详细论述了对于文学与科学之关系这个重要问题的看法，认为“文学是不应该且是不必须拒绝科学的侵入”，“科学不能取文学的地位而代之”，“如其科学侵入文学，其唯一适当的用武之地，即在于说明文学心理罢了”，“文学与科学是无所谓领域的冲突，因为是不在一个层境上。文学与科学之分工是方法上观点上的分工，不是领域的分工”。在文章的结尾，梁实秋指出伊斯特曼这种心理学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有力地挑战了时下文学批评家及文学教授们奉行的那种旧式批评家的“思想之含糊笼统”，认为文学批评“应效法科学力求严密，批评家所常说的‘崇高’、 ‘美’、‘灵魂’，往往是莫名其妙的玄谈”。他还特别提到“凡是推重理性的人无不赞成文学尽其‘传达’的任务”。从注重“传达”这点来看，梁实秋与瑞恰慈又是具有共识的。在梁实秋看来，瑞恰慈所属的心理学的文学批评派如果说有可取之处，那么就在于能够以科学方法力求文学批评的准确，这种观点在中国学界中极具代表性，叶公超、陈西滢及其学生辈的钱钟书、常风等人都是如此。关于叶公超、朱自清、钱钟书等人对瑞恰慈理论的反应，学界已有不少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注释：
①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的中文译名有瑞恰慈、瑞恰次、瑞洽慈、瑞查兹、吕恰慈、吕嘉慈、吕嘉兹、雷嘉茨、雷嘉兹、李却茨、李恰次、李却慈、理查斯、日恰兹、力查兹、栗洽慈、芮卡慈等多种，为论述方便，除引文外，本文一律称为瑞恰慈。
②有关瑞恰慈来华任教及推广“基本英语”的经历，Rodney Koeneke在梳理档案日记的基础上有翔实的论述，详见所著Emprires of the Mind:I.A.Richards and Basic English in China,1929-197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③曹万生的《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李嫒的《知性理论与三十年代新诗艺术方向的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都对瑞恰慈及其理论有所提及，但前者称瑞恰慈来华讲学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后者称“瑞恰慈于1930年秋以客座教授身份到北平讲学，历时一年”，实误。
④齐家莹：《瑞恰慈在清华》，《科学与诗》徐葆耕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北京大学：《北大二十年级同学录》（1931年出版）中有关英文系的介绍有如下内容：“十八年秋，复校成功。温（源宁）先生连任主任，遂为本系设阅览室，悉心规划，广置书籍，于兹二载，颇有可观；本级沾丐其利者实多。先一年，剑桥大学芮卡慈先生，将有东亚之行，本系拟加聘请，因经费支绌，议遂中止，芮先生亦不果来。是年，芮先生始应聘来华，授本级小说及文学批评。”另，1930年6月1日出版的《北大学生》创刊号中所列的委员会顾问名单中就有瑞恰慈，他的名字一直到1931年3月16第4期中才消失。
⑥李安宅：《意义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页。
⑦有关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的情况，吴虹飞较早在《瑞恰慈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载《瑞恰慈：科学与诗》（徐葆耕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文中做了简略的梳理。
⑧《北大图书部月刊》第1卷第1期，1929年。所列新到西文书目中还包括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⑨吴世昌：《吕恰慈的批评学说》，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夏季号。
⑩《新中华》1937年第5卷第7期。
(11)“闲”的文章说：“此书（指《科学与诗》——引者注）中文译本已有两种：其一为傅东华君所译，容俟另评。其二为伊人所译，1929年6月出版，北平华严书店发行”（《评伊人译〈科学与诗〉》（1930年3月10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3期）），另外，《文学评论》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所刊“文学评论社”广告中，有董秋芳译《科学与诗》，笔者查询有关图书馆目录，均未显示这两个译本，可能最终没有出版，详情还待考。
(12)高庆赐1932年的毕业论文《吕嘉慈底文学批评》的序言和参考文献里都提到“吕嘉慈的《科学与诗》（英文名为Science and Poetry，于一九二六年由英国伦敦Kegan Paul出版）有郭沫若翻译本，见《沫若文选》”。当今的研究者葛桂录可能看过高庆赐的论文，他在《I.A.瑞恰慈与中西文化交流》（载《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一文中沿袭了高庆赐论文中的说法，对其参考文献也照单全收，而未作进一步核实与考辨。
(13)解志熙、王文金编校：《于赓虞诗文辑存》（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53页。
(14)《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
(15)北京大学：《北大二十年级同学录》，1931年出版。
(16)该书现有杨自伍的译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列入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17)原载《河南民国日报副刊·平沙》第20期，1932年12月9日出版，收入《于赓虞诗文辑存》（下），解志熙、王文金编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6月号。
(19)原载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收入《文史杂谈》，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20)原收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1948年），后收入《文史杂谈》，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21)(38)［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2008年版，第334、82页。
(22)《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集，1931年。
(23)邢光祖：《艾略特之于中国》，《诗学》（第一辑），瘂弦、梅新主编，巨人出版社1976年版。
(24)原载《国闻周报》第12卷第5期，收入《洪深文抄》，洪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诗的功用及批评的功用》译注，《光华附中半月刊》第5卷第3、4期。
(26)水天同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称“从1933年到1939年，我也曾跟着瑞恰慈博士学了点语义学和文艺批评，写了些零碎文章，发表在柳无忌、罗念生等合编的《人生与文学》杂志上”，见水天同《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六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27)《人生与文学》第2卷笫2期。
(28)《新中华》第5卷第7期。
(29)(30)(31)《当代评论》第1卷第7、11、19期。
(32)常风：《关于评价》，《彷徨中的冷静》，袁庆丰、阎佩荣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3)常风：《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34)有关朱自清受瑞恰慈及燕卜逊理论影响的情况，已有孙玉石《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四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李先国《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朱自清与西方文艺思想关系研究》的第四章《借鉴之三：朱自清与瑞恰慈和燕卜荪的语义分析学说(1928-194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文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35)刊载于10月6日的《经世日报·文艺副刊》第8期，此文后来又收入《现代文录》（1946年）。
(36)蓝棣之在《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中对此有较为细致的分析，见《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7)《国立武汉大学一览》，第25页
(39)原载1933年6月17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29期，收入《梁实秋文集》第7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
(40)《科学与文学》，原载《偏见集》，中正书局1934年版；现收入《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
(41)《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原载《偏见集》，收入《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