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学研究50年发展回顾——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论文,民族学论文,广西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侵占东南亚各国，我国南方各省与东南亚的文化关系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习俗等。这一时期出版和发表了一批西方学者的著作，其中有不少涉及壮族等民族及其与东南亚泰、老、掸、岱、侬等民族的关系。这是对广西民族研究的开始。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把华南的壮族及相关民族都视为泰族的一部分。在西方学者的影响下，到20世纪初，泰国学者也加入了这项研究并持与西方学者相似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于对我国疆土沦丧和被入侵的忧虑，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包括广西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与研究。其中对广西民族研究最有成就者为徐松石、刘锡蕃先生，其主要著作有《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和《岭表纪蛮》等。与此同时，钟敬文、李方桂等一批中国学者还开始对广西瑶、苗等民族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涉及这些民族的族源、历史、语言、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等。学者们对壮、瑶、苗等民族地区进行了多次调查，积累了一定的资料，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广西的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和材料。
广西全面系统的民族学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迄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停滞阶段、80年代上半期的恢复阶段和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面发展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以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主要内容的起步阶段
1.中央民族访问团的访问及对广西少数民族的初步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1951年7月至11月，中央人民政府派中央访问团（中南分团）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任团长，李德全、金晓任副团长，广西民政厅副厅长陈岸、著名学者黄现璠、刘介、苗延秀等也参加了这次访问工作。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慰问少数民族，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了解民族地区的情况，帮助民族地区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中央访问团联络组在进行慰问和宣传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整理成20多份调查材料，其中包括：《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广西大瑶山一般情况》；《大瑶山瑶族家庭经济与自然屯经济典型调查》；《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经过》；《广西龙胜县东区概况》；《广西龙胜县场头苗族调查》；《广西龙胜县伟江洋湾村调查》；《广西龙胜县东区伟江乡甘甲村甘甲屯调查》；《龙胜县南区龙脊村壮族社会调查》；《广西龙胜县减租退押情况》；《龙胜县文化教育情况》；《龙胜县灾荒情况调查》；《广西三江县第八区（林溪）民族概况》；《三江县第六区民族概况》；《广西三江木材问题调查报告》；《三江县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开展兄弟民族地区贸易工作报告》；《广西三江县1951年下半年度半级制财政收支概况报告》；《防城县偏人情况》；《防城三区少数民族情况》；《东兴市情况介绍》；《防城县山人（瑶族）情况》；《防城县第三区峒中乡民族情况》；《防城县二区巫头、
尾、山心越南族情况》；《江平越南族情况及教堂活动》；《广西东兰县第五区（中和区）民族概况》；《广西东兰县西山区民族情况》；《广西田东县民族概况》；《广西平果县民族概况》等，共40多万字。这是广西解放后首次范围广泛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它忠实地记载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以后的广西民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中央访问团访问后，发表了费孝通的《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① 等文章。
2.民族识别调查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许多少数民族得不到承认，更不能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在广西，就是当时有近千万人口的壮族，也没有被当作一个民族来看待。解放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许多在历史上被湮没了的民族获得了新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广西解放初期仍有不少人们共同体的民族成分未能确定。为了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在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上半年，由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派出调查人员，对广西未确定民族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开展调查识别工作。
调查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953年9月到12月，调查了龙胜县的伶人、黎人和苗人，罗城县的仫佬人、环江县的毛难人、南丹县的水家和隔沟人。第二期从1954年2月到5月，调查了平果县的陇人、防城县的越人（即京人）和龙津县的傣人。调查结束后，由调查组给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写了调查报告，为人民政府确定民族成分提供了依据。广西民委将这10份调查材料印成9册（南丹县水家和隔沟人调查合一册），送有关部门内部参考。这9册资料约93万字，另有各种统计资料113份，地图16幅，房屋、衣饰图18幅。② 这是继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之后，广西组织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民族调查。
3.壮族语言调查
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在民族文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51年起，中国科学院先后派出工作组，到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调查壮、布依、傣等民族语言，并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字创制和改进问题。1952年和1954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又先后派人赴广西，在中共广西省委和桂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与地方的壮族干部一起，组成壮语调查工作队，对47个壮族聚居县52个点进行壮语方言的调查。经过两年的协作，记录了丰富的语言材料，为创造拼音壮文和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准备了较为充分的资料。经过对壮语方言材料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全面对比研究，确定以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壮语武鸣音为标准音，采用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制定了拼音《壮文方案》草案，并在1956年12月11日的《广西日报》上公布。经过在壮族部分地区试行后，国务院于1957年11月29日正式批准了《壮文方案》，并决定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这一时期出版了《壮语语法概述》、《武鸣壮语语法初步研究》、《壮汉词汇》（初稿）、《壮汉语言语法的几个问题》等，发表了《广西壮语方言分布概况和创制文字的途径》、《壮族文字同壮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问题》③ 等一批壮族语言研究成果，这次语言调查不仅为创制拼音壮文准备了条件，而且也为以后的广西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4.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调查
1956年8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下，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持成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全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广西调查组设5个分组，每个分组又设2—4个小组，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关于“首先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所有制结构和阶级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少数民族历史作系统的研究”的方针，到1963年，共完成了对广西壮族自治区30多个县、近百个人民公社（乡）及广东、云南、湖南、贵州等省有关壮、瑶、仫佬、毛南、侗、苗、仡佬、回、水、彝等10个少数民族的调查。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若干问题，如侬智高、黄鼎凤、陈开、李锦贵、吴凌云、李文彩、冯子材、刘永福起兵、左右江革命和土司制度、私庄经济、瑶族石牌制、民族起源以及少数民族歌谣、风俗习惯、宗教、丧葬等作了专题调查；以龙胜、南丹、大新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和金秀大瑶山、南丹大瑶寨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铺开，并开展了睦边县那坡人民公社（以壮族为主）、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人民公社（以瑶族为主）、七百弄人民公社（以瑶族为主）、宁明县夏石人民公社（以壮族为主）、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人民公社（以瑶、苗、壮族为主）历史的专题调查；开展对革命老根据地东兰县东里屯解放后经济变化情况的调查。此外，还组织了对宁明县境内宁明江畔耀达“岜莱”（壮语，即花山）崖壁画的考察，收集有关崖壁画的故事传说等资料10多万字。到1963年底统计，上述调查共搜集资料2620万字，包括广西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情况及民间传说、歌谣、碑文、出土文物、历史文献资料等。同时完成了《壮族简史》、《壮族简志》、《瑶族简史简志合编》、《仫佬族简史简志合编》、《毛南族简史简志合编》、《花山崖壁画资料集》和《壮族社会历史调查》（6辑）、《瑶族社会历史调查》（7辑）等书稿的编写（内部印行），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简介》、《广西壮族简史》（黄现璠著）、《广西壮族历史和现状》（黄藏苏著）等著作。在编写《壮族简史》过程中，为了弄清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即族源问题、壮族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问题、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于1962年和1963年，分别在南宁和北京召开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通过这次调查，系统地了解广西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基本情况及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风俗习惯等，为研究壮、瑶、仫佬、毛南、京5个民族解放前的社会性质提供了大批资料。这次调查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制定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方针和政策，以及对形成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都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开展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培养了一支队伍，准备了大量资料。正如彭真同志所说的：“确定以大力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要求于4年到7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这不仅为民族工作所必需，也可供研究各民族历史和人类原始公社以来的古代史以丰富的史料”。
1953年在广西民族学院设立民族研究室，1956年，在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基础上成立广西民族研究所，隶属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这是广西社会科学战线最早成立的研究所。
这一时期民族学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开展。二是以全面系统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为主要内容。三是民族学调查与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服务，但是它本身就是民族学研究，并为后来的民族学发展创造了条件，民族学研究也由此与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二、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7年：民族学研究从曲折发展到完全停顿阶段
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也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判断下受到严重破坏。在广西，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普遍开展了整风和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在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开展了“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完全否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循序渐进的工作方针，接着是批判少数民族地区“特殊论”、“落后论”、少数民族工作“条件论”、“渐进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出现了简化民族过程的唯意志论，并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合”风，人为地抹煞民族差别。对这些违背党的民族政策的做法提出疑问或表示反对的言行，均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而被加以整肃。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工作也受到这种“左”的政治思潮的影响，例如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片面强调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的调查，而忽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调查被当作“资产阶级倾向”、“猎奇”等等，从而给以后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留下许多缺憾。即使是这样，这次调查的科学成果也很快被尘封埋没，而且有限的研究也被强调服从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被当作应时应景之作，因而学术上没有发展。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广西民族工作与民族研究全面瘫痪。广西民族研究所也被撤销，人员下放。
三、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以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主要内容的恢复阶段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恢复了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也恢复独立建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为民族研究指明了方向，广西民族研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其中第一项工作即继续进行20世纪60年代因“左”的干扰而未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成立丛书编辑委员会，统一规划和组织编写。《丛书》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组织修改补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已经编纂的书稿，主要是几个少数民族简史；另一方面是组织整理和编撰一批新书，包括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经过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从1979年到1985年，共完成了43本约1000万字的编辑出版任务。其中，《广西少数民族》分别简要介绍广西11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族源、人口及分布、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社会形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壮族简史》、《瑶族简史》、《仫佬族简史》、《毛南族简史》、《京族简史》分别记述主体在广西境内的壮、瑶、仫佬、毛南、京5个民族的族源、族称、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形态、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共同开发广西，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作出的贡献。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包括《壮语简志》、《瑶语简志》、《仫佬语简志》、《毛南语简志》、《京语简志》，介绍这5个少数民族语言系属、特点及使用情况。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主要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概况》和《巴马瑶族自治县概况》、《金秀瑶族自治县概况》、《都安瑶族自治县概况》、《富川瑶族自治县概况》（恭城、大化两个新成立的瑶族自治县《概况》到1993年才出版）、《龙胜各族自治县概况》、《隆林各族自治县概况》、《防城各族自治县概况》、《三江侗族自治县概况》、《融水苗族自治县概况》、《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概况》、《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概况》，介绍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自然资源、民族人口分布、历史发展、政权建设、社会变革、经济文化建设成就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包括《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7辑）、《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8辑）、《广西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仫佬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仫佬族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彝族仡佬族水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基本上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编辑整理，一般由50年代参加实地调查和资料整理的专家学者负责编辑整理。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广西崖壁画资料集》、《明实录·广西史料摘录》等，这些都是50年代、60年代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成果。
1978年，为了《壮族简史》一书定稿，广西区民委在南宁主持召开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再次对壮族族源、壮族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侬智高起兵性质等壮族历史上三大问题进行讨论。通过三次讨论并发表论文进行探讨，这三个问题有的逐渐明朗。对第一个问题，意见趋于一致，认为壮族是土著民族，是从百越中的西瓯、骆越人发展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壮族经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二是认为桂东南地区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桂西地区经过奴隶制社会；三是认为壮族地区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第三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侬智高代表奴隶主的利益，是以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反对宋王朝先进的封建社会，搞分裂，应否定；二是认为侬智高反对交趾侵略，是民族矛盾导致侬智高起兵，是正义战争。以后一种观点趋于一致。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为民族工作提供了依据，也为以后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及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四、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民族学研究全面发展阶段
1.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恢复和建立，研究人员增加
1977年，广西民族研究所得到恢复。1995年，经自治区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与广西民族研究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也于1977年恢复独立建制，1984年升格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并于1995年改名为广西民族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内设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室、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室、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民族经济研究室、东南亚研究室。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1980年成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室，专门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广西艺术学院1984年成立民族艺术研究所，专门从事民族艺术研究。广西师范学院1985年成立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以后改称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1984年成立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1998年又成立华南民族文化研究所和壮学研究所。广西大学1990年成立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1995年加挂东南亚研究中心牌子。广西社会科学院1981年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1991年成立壮学研究中心。1998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成立民族研究所。1997年，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6年改为百色学院）成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从事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和民族医药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艺术研究所等单位也有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从事民族研究。
与此同时，于1981年成立了广西民族研究学会，下设民族理论、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文四个理事会；1985年成立了广西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广西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广西民族语文学会，1991年成立了广西壮学学会、1992年成立了广西瑶学学会，1996年成立了广西苗学学会，2007年成立了广西侗学学会。全自治区专职和兼职从事民族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及教师等共约150多人。
2.与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研究领域大大拓展
民族学研究是以民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研究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分、起源、分布和关系以及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广西民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民族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例如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有各民族族称及历史源流研究、少数民族奴隶制社会研究、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研究、少数民族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民族关系史研究、华南与东南亚民族关系研究等，其主要成果有《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李富强、朱芳武著）、《壮族通史》（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著，1988年出版）、《壮族通史》（张声震主编，1996年出版）、《瑶族通史》（奉恒高主编）、《壮族史》（覃彩銮编著）、《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苏建灵著）、《壮族历史与文化》（范宏贵、顾有识等著）、《越史丛考》（蒙文通著）、《瑶族历史与文化》（张友隽著）、《壮族历史文化导论》（美·金丽著，英文版）、《An outlineZhuang History and culture》（壮族历史文化概要，英文著作，李向平编著）、《古南越国史》（余天炽、覃圣敏等著）、《赤雅考释》（蓝鸿恩考释）、《文明的曙光》（蒋廷瑜、彭书琳著）、《历史的足迹》（蒋廷瑜、彭书琳著）、《盘村瑶族》（胡起望、范宏贵著）、《中国瑶族风土志》（蒲朝军、过竹主编）、《金秀大瑶山瑶族史》（莫忍章主编）、《国际瑶族概述》（黄钰、黄方平著）、《广西苗族》（朱慧珍、贺明辉主编）、《壮族土司制度》（谈琪著）、《壮族土官制度研究》（粟冠昌著）、《忻城莫氏土司500年》（蓝承恩著）、《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黄家信著）、《清末民初壮族土司社会研究——以广西大新县境为例》（韦顺莉著）、《太平天国壮族农民起义》（覃高积著）、《广西壮族革命史》（黄成授著）、《壮汉民族融合论——历史上壮汉民族融合与同化现象研究》（韦玖灵著）、《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黄成授等著）、《同舟论——广西当代民族关系研究》（黄海坤主编）、《瑶族农民起义史》（邓有铭、盘福东著）、《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覃圣敏主编）、《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范宏贵著）、《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黄兴球著）等。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有《壮族文明起源研究》（郑超雄著）、《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郑超雄、覃芳著）、《壮侗语民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谢崇安著）、《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覃圣敏等著）、《广西左江崖画》（王古荣、邱钟仑、陈远璋著）。与经济史相结合的有《壮族稻作农业史》（覃乃昌著）、《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黄雄鹰等著）、《蛮荒稻香》（李富强著）。与哲学相结合的有《壮族哲学思想史》（黄庆印著）。与宗教学相结合的有《壮族民间宗教文化》（玉时阶著）、《壮族图腾考》（丘振声著）、《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廖明君著）、《壮族生殖崇拜文化》（廖明君著）、《壮族麽文化研究》（黄桂秋著）、《壮族布洛陀信仰研究——以广西田阳县为个案》（时国轻著）、《师公·仪式·信仰》（杨树喆著）、《布洛陀——百越僚人的始祖图腾》（梁庭望、廖明君著）。与心理学相结合的有《广西民族交往心理》（李秋洪著）。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有《近代壮族社会研究》（方素梅著）、《守望精神家园——龙脊壮族生活方式变迁研究》（黄润柏著）、《壮族的性别平等》（罗志发著）、《壮族女性文化》（韦苏文著）、《瑶族石牌制》（莫金山著）、《白裤瑶社会》（玉时阶著）、《泰国瑶族考察》（玉时阶等著）、《泰国瑶人的过去、现在、未来》（泰·阿南达著）、《盘村变迁》（郭维利等著）、《中国白裤瑶》（朱荣等著）。与神话学相结合的有《盘古国与盘古神话》（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坡雄、蓝阳春著）、《盘古文化探源——壮族盘古文化的民族学考察》（覃彩銮著）、《追问盘古——来宾市盘古文化考察札记》（覃乃昌著）、《岭南神话解读》（农学冠著）。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有《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壮语方言土语音系》（广西区语委研究室编）、《壮语通用词与方言代表点词汇对照汇编》（广西区语委研究室编）、《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覃凤余著）。与科技史相结合的有《壮族科学技术史》（覃尚文、陈国清主编）。与文化史相结合的有《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李富强著）、《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覃德清著）、《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周光大等著）、《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张友隽著）、《瑶族历史文化与现代化》（毛殊凡著）、《瑶族传统文化》（谢明学、玉时阶著）、《瑶族文化变迁》（玉时阶著）、《壮族古俗初探》（刘映华著）、《壮、布依、傣、仡佬、京族文化志》（黄庆印等编写）、《南方山居少数民族现代化探索——融水苗族自治县发展研究》（吴承德、贾晔主编）、《壮族干栏文化》（覃彩銮著）、《壮侗民族建筑文化》（覃彩銮等著）、《中国侗族建筑瑰宝——鼓楼、风雨桥》（吴浩等著）、《中国侗族鼓楼》（杨永明等著）、《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玉时阶、蒙力亚著）、《壮族文化的重组与再生》（邵志忠著）、《壮族悲文化》（韦苏文著）、《中国侗族村寨》（吴浩主编）、《壮族风俗志》（梁庭望编著）。与法学相结合的有《壮族习惯法研究》（陈新建等著）、（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邓敏文、吴浩著）、《广西民族区域自治研究》（覃乃昌著）、《广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覃乃昌著）、与文学艺术研究相结合的有《壮族文学史》（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著）、《壮族文学发展史》（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著）、《瑶文学史》（农学冠等著）、《仫佬族文学史》（龙殿宝等著）、《毛南族文学史》（蒙国荣等著）、《京族文学史》（苏维光等著）、《壮族文学概论》（梁庭望、农学冠著）、《壮族民间文学概观》（韦其麟著）、《广西民间文学散论》（蓝鸿恩著）、《壮族歌谣概论》（黄勇刹著）、《壮族歌圩研究》（潘其旭著）、《广西民间文学》（韦苏文著）、《岭南文化与百越民风》（农冠品、过伟等著）、《南方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过伟著）、《壮师剧概论》（蒙光朝著）、《壮剧艺术研究》（韦苇、向凡著）、《壮族舞蹈研究》（金涛主编）、《壮族文学古籍举要》（黄绍清编）、《广西壮族文学评论集》（上、下，王敏之）、《铜鼓艺术研究》》（蒋廷瑜著）、《壮族铜鼓研究》（蒋廷瑜著）、《壮族审美意识探源》（郑超雄著）、《左江崖壁画艺术寻踪》（覃彩銮、喻如玉、覃圣敏著）、《苗族芦笙》（贾晔等著）、《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审美谈》（朱慧珍、张泽忠著）。与医药学相结合的有《壮族医药史》（黄汉儒等著）、《中国壮医学》（黄汉儒等著）、《中国壮药学》（梁启成等著）、《中国瑶医学》（覃迅云、李桐等著）、《中国瑶药学》（覃显玉等著）。与人口学相结合的有《壮族人口》（肖永孜著）、《中国京族毛南族人口研究》（央吉等著）、《中国仫佬族人口》（肖永孜、陈洁莲著）。与教育学相结合的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丛书·壮族教育史》（李彦福、何龙群著）。民族人物研究有《壮族历史人物传》（范宏贵等著）、《侬智高》（黄现璠著）、《侬智高：历史的幸运儿与弃儿》（白耀天著）、《陆荣廷传》（陆君田、苏书选著）等。词典类有《古壮字字典》（张声震主编）、《壮族百科辞典》（潘其旭、覃乃昌主编）、《壮语词典》（区语委编）、《中国各民族宗教神话大词典·壮族部分》（蓝鸿恩主持）、《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广西部分，覃彩銮、雷坚等撰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西以汉族为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研究成果丰富，主要有《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考察》（徐杰舜等著）、《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徐杰舜著）、《汉民族发展史》（徐杰舜著）、《汉民族风俗史》（徐杰舜等著）。
这一阶段，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还出版了《民族学概论》（周光大著）、《发展经济学》（高言弘等著）。
这一时期还发表了大量的民族学研究论文。
3.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大型调查研究项目，成果影响较大
深入的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1985年至1986年开展对左江流域崖壁画的全面调查，出版了《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并于1987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大型的“左江崖壁画展览”；1985年，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研究学会组织考察组，开展对红水河上游南盘江流域的民族学考察，撰写了《广西西林县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田林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南盘江天生桥水电站水库淹没区广西境内民族情况调查》共40多万字，作为内部资料印行。1986年，广西民族研究所组织调查组，开展对自治区境内的达开水库和西津、大化、岩滩等水电站库区的调查，分别撰写这些水库淹没区移民安置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报自治区及国家能源部，引起了重视，能源部拨款解决库区移民安置存在的问题。1986年到1991年广西民族研究所组织对部分自治县的调查，撰写出版了《龙胜四十年》、《三江四十年》、《融水四十年》、《金秀四十年》、《隆林四十年》5本书；1989年到1991年，广西民族研究所一批青年学者组成调查组，多次深入红水河流域的天峨、南丹、东兰、巴马、都安、大化、马山、忻城、来宾等县（自治县），对这一条著名的民族走廊的民族情况、土地、人口、传统文化、民族关系、国家水电开发与地方利益关系、水电站库区移民安置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发表了《红水河地区壮族人口的变迁》、《红水河流域土地问题研究》、《红水河流域壮族传统文化对发展商品经济的影响》、《国家企业如何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红水河流域经济综合考察》、《广西东兰县长江乡壮族社会和文化调查》等调查研究报告，共10多万字，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在对红水河流域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水河开发与民族问题”，1996年出版了《红水河开发与民族问题》（陆群和主编）。为了弥补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调查不足的缺陷，推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1991年，广西民族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4个调查组，分赴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壮族地区，对壮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抢救性的全面、系统的调查，整理了200多万字的调查资料。1992年到1993年，广西民族研究所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课题“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广西分课题，上报了《广西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报告》及分报告。1994年，广西民族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1996年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课题），完成分课题“武鸣县壮族调查”，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武鸣县壮族卷》（龙远尉主编）。1997年到2002年，广西民族研究所组织对广西58个民族乡的全面调查，编写出版了《广西的民族乡》（覃乃昌主编）一书；2005年，广西民族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合作，开展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编写出版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田心村调查》（章立明、俸代瑜主编）、《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南昌村调查》（匡自明、黄润柏主编）、《东兴市山心村调查》（马居里、陈家柳主编）3本书。随着中国扩大对东南亚的开放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加强了对东南亚的民族学研究，在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广西民族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为主，编写出版了“中国—东盟博览会·民族丛书”，其中包括《广西世居民族》（覃乃昌主编）、《中国民族—东南、华南、西南卷》（覃乃昌主编）、《中国民族—东北、华北、西北卷》（覃彩銮主编）、《东南亚民族—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卷》（覃圣敏主编）、《东南亚民族—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卷》（古小松主编）。
4.在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推动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得到加强，成果丰硕
一是2002年到达2004年开展田阳县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调查与研究，撰写并出版了《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县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覃乃昌等著）一书；二是进行来宾市壮族文化调查，编写出版了《多维视野中来宾壮族文化——来宾市壮族文化考察与研究》（覃彩銮主编）一书；三是开展对平果县“嘹歌”文化的考察与研究，编写出版了《壮族嘹歌研究》（覃乃昌等著）一书；四是开展来宾市盘古文化调查，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编写出版了《盘古国与盘古神话》（覃乃昌等著）一书；四是进行大明山壮族龙母文化考察，编写出版了《大明山龙母揭秘》（罗世敏、谢寿球主编）和《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罗世敏主编）2本书。这些调查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在于：（1）长期以来，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华南珠江流域许多原生态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使人们对这些文化缺乏了解和正确的认识，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于重构华南珠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记忆，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华南珠江流域的历史、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具有重要意义；（2）对贯彻落实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调查研究的对象有一部分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有一部分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3）为当地民族文化开发和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摸清广西文化家底”的安排，分别完成了“桂北文化调查”、“红水河文化调查”、“广西环北部湾文化调查”、“左江流域文化调查”，编辑出版了《桂北文化研究》（潘琦主编）、《红水河文化研究》（唐正柱主编）、《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潘琦主编）、《西江文化研究》（李俊康主编）、《花山文化研究》（唐华主编）5本书。
5.加强民族学基础资料整理工作，促进学科研究的发展
广西少数民族在历上形成的文献典籍有两大类：①用古文字记载；②用汉文记载。这些典籍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经济、医学等领域。198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后，多次组织进行民族古籍的普查、搜集工作，搜集11个世居少数民族古籍600多种2000万字，整理出版壮族、瑶族、毛南族、回族等古籍40多种约1200万字。其中如已整理出版的壮族古籍《古壮字字典》（初稿，张声震主编）、《广西壮语地名选集》（张声震主编）、《布洛陀经诗译注》张声震主编）、《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嘹歌》（张声震主编）、《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欢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张声震主编）、《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梁庭望、罗宾译注）、《菜根草堂呤稿》（刘映华注释）、《茹芝山房呤稿》（顾绍柏注释）、《薰生诗草》（刘映华注释）、《亦器轩诗稿》（刘映华注释）。瑶族古籍《中国瑶族布努瑶支系—密洛陀古歌》（张声震主编）、《瑶族创世史诗——密洛陀》（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搜集翻译整理）、《还盘王愿》（张声震主编）、《评皇券牒集编》（黄钰辑注），苗族古籍《融水苗族埋岩古规》（乔朝新、李文彬、贺明辉搜集整理），彝族古籍《那坡彝族开路经》（黄光荣、农秀英搜集翻译）、《毛南族民歌》（蒙国荣、谭亚洲译注）等。
此外还编纂出版了《侬智高研究资料集》（范宏贵主编）、《壮族土官族谱集成》（白耀天等编著）、《壮族神话集成》（农冠品主编）、《壮族嘹歌集成——贼歌》（何成文搜集整理）、《壮族嘹歌集成——三月歌》（何成文搜集整理）、《平果嘹歌》（侬敏坚等翻译整理）、《历代壮医药史料汇萃》（王柏灿等编）等资料集。这些古籍文献为广西的民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对推动民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6.民族学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推动了民族学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广西少数民族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有更多的国外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关心广西，并直接参与广西的民族研究。
日本。有一批学者从事壮族等民族的源流、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历史上壮族地区移住民与壮族关系、明清时期壮族史、壮汉通婚及婚姻习俗等研究，出版了《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发表了《广西土司制度考察》等一批研究成果。1991年，日本学者与广西民族研究所联合对广西东兰县兰阳壮族蚂
（青蛙）节进行考察，编写出版了《中国广西东兰县兰阳壮族祝祭文化调查》，日本各大报纸将其主要内容作了报道。2000年日本出版塚田诚之的《壮族文化史研究——以明代以降为中心》，2001年又出版塚田诚之的《壮族社会史研究》，2002年出版千冢惠子的《中国广西壮族歌圩调查记录》。2002年民族出版社出冈田宏二的《中国华南民族社会研究》。
越南。越南与我国壮族地区相毗邻，历史上关系密切，越南的岱族、侬族与壮族同源，因此，越南学者对广西民族研究也很关注。本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越南的民族识别代表团和古文字考察团先后到广西访问，与研究壮族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进入90年代以后，越南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多次派团访问广西，就壮族和越南侬、岱等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泰国。壮族与泰国的泰族的历史渊源关系更引起中泰和各国学者的注意。80年代中期，泰中友好教育委员会派代表团访问广西，了解壮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接着，泰国孔敬大学、朱拉隆功大学、艺术大学先后派代表团到广西考察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进入90年代，学术交流更加频繁。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学者代表团访问泰国，双方进行了学术交流，并签订了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协议，1989年再次访问泰国。1990年，泰国艺术大学代表团访问广西，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签订了联合进行“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的协议。此后的4年时间，双方每年都互派代表团开展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1991年，泰方派团到广西壮族地区考察，回国后编写出版了《壮族：泰族古老的兄弟》一书。1993年，泰国西北大学学术代表团访问广西壮族地区，回国后编写出版了《从广西、云南到兰那》一书，介绍泰族与壮族的历史文化关系，同时约请广西壮学研究中心学者撰写《壮族》一书，译成泰文出版。1994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与广西民族学院学者联合编写了《壮泰语词典》在泰国出版。广西民族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联合进行的“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在南宁和曼谷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泰王姐甘拉·娅妮出席了该项目于1996年在曼谷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并参观了由会议举办的壮泰传统文化展览。项目于2004年出版了《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中文版）。2006年，泰国诗琳通公主应邀出席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的“壮泰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做了发言。
此外，法国学者分别与广西民族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进行壮族、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美国学者在广西、云南壮族地区调查后，编写了《发展中的壮族》一书在美国出版。广西壮学学会、广西瑶学学会还分别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大批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共同对壮族、瑶族的历史文化及现代化问题进行研讨。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了广西民族学研究的发展。
广西的民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联系在一起，为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服务。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民族学研究虽然经历了曲折，但还是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鼓舞着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注：本文仅根据个人掌握的材料撰写，未能广泛征求意见，一些研究成果可能有遗漏，只能待以后修改补充，请大家见谅。
注释：
① 见《新建设》1954年第3期。
② 冯深：《五十年代初期我区民族调查之回顾》，《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总第6辑。
③ 作者为苏联专家谢尔久琴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