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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党进行政权建设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权建设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
一、实行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在“八一”宣言中表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派合作的愿望，这是多党派合作思想形成的早期萌芽。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处于非执政地位，这种多党派合作的思想只是体现在中共所主张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中。随后，中共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行了类似多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权。在边区政权中实行“三三制”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政权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雏形。
1948年初，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各民主党派公开宣布站在革命一边，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民国党的反动统治而斗争。他们相继发表公告和决议，赞成“五一”号召。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分别参加了中央和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至此，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政权正式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继续坚持同各民主和派的合作，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中央党毛泽东在总结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①]的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方针的确立。1957年以后，由于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决纠了“左”的错误，使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79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②]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作为党在新时期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正式提出来。报告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③]这里讲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思想，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都是一个补充、深化和发展。
1986年，党中央在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中，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文件中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作为我国政治制度提出来。文件指出：发展和完善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制度，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把多党派合作看作政治制度，并认为是一个重点，这是党在新时期对毛泽东多党派合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中央不仅进一步肯定了这一制度，而且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部分中，还提出了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任务。报告指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④]
1989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以它一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高度负责的态度，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以及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政权建设达到了进一步完善，也标志着这一政权建设理论方针政策的全部形成。
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党中央不仅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把搞好多党派合作提高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予以落实。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⑤]。报告还指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协商议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进一步巩固我们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⑥]这些理论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把搞好多党派合作与加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政权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实行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加强政治领导的政治优势
（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强调：“我国的多党派合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⑦]其一，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多党派合作的客观事实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多党派合作政治；其二，社会主义事业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事业；其三，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才能使多党派合作的民主程度进一步发展；其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多党派合作的理论基础。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坚持的政治立场。各民主党派不仅把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各自的党纲之中，而且进行了认真贯彻实施。各民主党派这一鲜明的政治立场，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更好地加强对各参政党的政治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各民主党派承认并接受共产党在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其政治领导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它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⑧]各民主党派从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起，就正式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各民主党派的党章中都明确规定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自己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自己卓越的领导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而获得全国各族人民与各民主党派一致公认的。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祝贺新中国诞生时就说过：我们能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因此，各民主党派都能自愿接受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各民主党派也曾探索过拯救中国的道路，但都失败了。他们在痛苦的摸索和比较中，最终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充分信赖，为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加强对各参政党的政治领导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国家宪法的有关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加强对参政党的政治领导提供了法律保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行使职权时，“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具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⑨]各民主党派都是我国合法的政党，得到宪法的承认和保护，他们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组织上则是独立的。各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章程、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独立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在宪法的制约下，我国各政党之间相互独立、平等，相互尊重、支持。这是在我国多党派合作政权中，各民主党派能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加强对各参政党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尽管也讲政党平等，但实际上并不平等。资产阶级的排它性，决定了大党和小党之间只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英、美等国长期坚持两党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在法律和制度上作了许多歧视性规定，限制了第三党和小党的发展。
（四）行之有效的多党派合作形式，有利于在组织措施上保证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加强对各参政党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搞好多党派合作行之有效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多种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形式：（1）民主协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开会，就中共中央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进行协商。这种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一次。（2）小范围的谈心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根据形势需要，不定期地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举行高层次、小范围的谈心活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交谈、沟通思想、征求意见。（3）座谈会。由中共中央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通报或交流重要情况，传达重要文件，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或讨论某些专题。这种会议每两个月进行一次。（4）书面建议。除会议协商外，各民主党派就国家大政方政等，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的政策性建议。这些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已逐步形成制度的政治协商形式，从组织措施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加强对各参政党的政治领导。
三、摘好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搞好多党派合作，有利于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使共产党更充分的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必须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政权，是我党联系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实现决策更加民主化与科学化的主要渠道。
从民主党派自身来看，也能够充分代表和反映他们所联系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在我国虽然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但仍将长期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各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某些具体利益和要求上的差异。各民主党派是代表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爱国者的合法利益和要求的。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必然反映和维护自己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政权，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互相支持、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合作共事中，彼此间创造了团结、民主、和谐的气氛。民主党派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不仅能够充分地反映出来，而且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各民主党派是我们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者之一，是党的工作的监督批评者之一。比如，每双月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每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会议，代表们都能畅所欲言地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政见。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各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代表对党中央、国务院如何抓住时机、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提出建议、批评1593件[⑩]。1996年3月召开的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他们又围绕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建议、批评、意见2930件(11)。党中央对这些提案都作了及时解决，对暂时解决有困难的一些提案，也及时给予了答复。这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决策更加民主化与科学化，充分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都是十分有益的。
（二）搞好多党派合作，有利于对执政党的监督，使共产党防止、克服腐败。中国共产党在多党派合作政权中处于执政地位，拥有5，700多万党员，领导着12亿人口。因此，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搞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政权，十分有利于对执政党进行监督，防止和克服党内腐败。
民主党派是一支知识层次较高的社会力量，他们学有专长，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社会实践经验，往往能够发现一些单靠我们党难以发现的缺点和问题，往往能够提出切中时弊的批评和建设性意见，这对帮助党和政府克服缺点、改进各项工作都是十分有利的。同时，民主党派的监督又是一种民主监督，不同于法律监督，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相比，虽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较之法律监督更为灵活，更为广泛，随时随地可以发挥作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监督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共同促进多党派合作政权在监督机制上的发展和完善。无疑，这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防止和克服腐败、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
（三）搞好多党派合作，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总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广泛争取和依靠一切进步势力。毛泽东指出：“我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2)搞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十分有利于新时期党的宏伟目标的完成。中国各民主党派就其质和量来看，都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全国有8个民主党派，组织2，000余个，联系着40多万民主党派成员，80多万党外高中级知识分子，2，600多万港澳同 胞、台胞，3，000多万归国华侨和海外华侨，加上少数民族、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及其他统战对象，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在这一阵营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其中许多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在当前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进程中，这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据1995年统计，1994年各民主党派围绕如何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专题调研39次，提出调查报告41份，举办专题座谈会66次，专题报告会56次，工作研讨会19次。提出的《关于建立和完善保护与支持农业体系建议的报告》、《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等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有些已被采纳(13)。据1996年统计，1995年他们围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制定，共组织17个视察团，分赴17个省市、自治区考察，提出视察报告16份，组织专题调研41次，提出调研报告39份。提出的《关于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关于“九五”计划思路的几点建议》等17条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内容被纳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4)。因此，只要我们搞好多党派合作，就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③]《中共中央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⑥]《人民日报》1992年10月。
[⑦][⑨]《人民日报》1990年2月。
[⑧]《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⑩](13)《人民日报》1995年3月。
(11)(14)《人民日报》1996年3月。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