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一代大学启动——当前日本大学改革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大学论文,新一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自1877年创建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以后，大学便与日本社会经济、文化同步，作为国家头脑中枢系统，起着其他教育阶段无法比拟的作用，从此意义上说，其大学历程亦是国家科技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表征。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启动赶超型现代化历史，到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达到经济发达国家前列，值此之际，一方面调整国家发展战略，鉴于世界新科技浪潮兴起，提出以科技立国取代贸易立国的构想，在上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科技立国方针，期望独创性科技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1](p.519)；另一方面，着手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教育变革，似此为契机，开始凸显孕育新一代大学的动向。1987年在临时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建议下，文部省成立了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研讨权威机构大学审议会，该审议会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描绘21世纪大学形象履行了使命[2](p.41)。新世纪伊始的2001年初，文部科学省将所属的各种审议会统合为中央教育审议会（简称“中教审”），同时将原来的大学审议会改组为大学分科会，这表明日本21世纪大学即将诞生。
回顾日本前代大学，精英养成型大学是日本战前试图将落后农业国蜕变为近代工业国、实现现代化历史变革所需要的国家性装置，即为赶超先进西欧诸国而对人力、物力资源集中投资，采取了使大学将少数精英培育为国家栋梁、对大多数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的战略[3](p.3)。大众化大学诞生于战后初期的和平民主主义教育改革，1947年以美国学制为蓝本建立6、3、3、4新学制，彻底合并、重组旧制大学，在47个都道府县平均设置1所综合性新制大学，并且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战略性地调整创建了拥有特定职能、微型的高等教育机构（1962年创办高等专科学校，1964年承认短期大学，1976年组建专修学校），与经济高速成长同步，于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4]。大众化时代是大学无限追求社会化的时期，为此开拓了大学连接社会的网络化通道，虽然由于通道无所不在对大学经营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对真正意义上大学自身的发展尚且征途遥远。并且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不但要求从对劳动力数量的投入转向注重人的能力智性（智能）提升，同时大学社会化亦趋向于更广域延伸，反思大学成为当今世界乃至日本的普遍潮流。据称日本新型大学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大学与社会间的屏障彻底崩溃，同时大学社会化会向更高层次递进，无论国际化、信息化、专门化均为社会化之一环；另一方面，大学恪守象征自律的自我资源防线，尽量保持文化内涵特质，才能在盘根错节、瞬息万变的生息环境中求生存，这也是闪耀个性大学之寓意所在。因此，第三代大学的职能表现为：培育高尖专门人才的能力；履行大学社会精神脊檩；与其一味追求社会化，更需确立某种向社会渗透大学影响力的发展战略。
一、日本新一代大学的改革背景
（一）少子化福利社会与高等教育普及化
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进入后工业化福祉社会，出现高龄少子化倾向。一般而论，大学发展进程除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外，主要受制于18岁人口指数的高等教育人力供给资源。依据马丁·特罗(M.Trow,1973)模式推断，如以18岁学生人口大学就学率为标准，首先15%以下为精英化阶段；再以50%为界，线下为大众化阶段，线上则为普及化阶段[5](pp.61-67)。日本的18岁人口自1992年达到250万人顶峰后，1993年起开始骤减，2001年为150万人[6](pp.62-65,70)。而且随着高中教育的高度普及，高等教育超大众化初露倪端：2003年高中入学率达97.3%；大学入学率达49.8%，如包括远程教育正规课程和专修学校专门课程，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74.1%[7](p.8)。这不但会使高等教育作为初等、中等教育的延伸逐步转化为普及教育，同时高等教育机构会出现供给过剩问题。换言之，大学间的生源争夺战及生存竞争会变得激烈，调整教育人力资源供求关系已成迫切问题[8](p.45)。
（二）经济结构与大学结构改革的彼此依存性
当今，疲惫的经济结构和长期经济萧条也是日本大学改革的直接动因。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迎来失落的10年以来，各种经济指数下跌，经济双重结构问题被认为是其根源。从日本经济体系来看，大体分为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出口生产部门（包括汽车、家电、机械、钢铁等企业）和国家统筹的国内生产部门（如食品、服装、商业流通、医疗服务、建筑、农业等行业）。前者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但经济规模只占GNP的15%，就业人数也仅占劳动力总数的10%。后者由于经济规模占GNP的85%，雇佣人数也占劳动力总数的90%，但由于受到政府保护和施予大量补贴而国际竞争力低下，被认为是21世纪国家总体改革的要点。战前日本形成了基于经济体制之上的高等教育二元二次结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帝国大学—专门学校），这是以护卫舰团队方式在选择移植国外优秀大学模式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而构建的[9]。问题是战后99所国立大学虽然得到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撑，但是由于限制过多而欠缺国际竞争力，加之经济不景气并受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小泉政府主张按照小政府模式，对包括国立大学在内的公共事业实行民营化改革。
（三）大学市场化及经济全球化
在日本，尽管国立大学历来受到国家重点保护，但各种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微型而庞大的私立学校群体，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着实担当了不容否认的主力军作用。加之因源于美国现象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全球化三大战略性发展趋势从20世纪60-80年代起波及欧洲、蔓延亚洲之故，大众化的结果引发了以私学化为特征的市场化波澜，自如年代末起作为政府部门的国立大学将被赋予独立行政法人资格，废止特别会计制度而实行民营化经营，重新审视大学、国家和市场的三者关系，便成为日本教育和社会的热点议题[10](pp.54-61)。同时，大学市场化无限地延伸，势必会导致将如何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经济这一时代命题：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要依赖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技能来支撑，高精尖科技研究成为国际间竞争的轴心，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要培育逾越国界、极具竞争力的顶级人才；另一方面，在依据社会市场化原理来驱动的大学领域，处理好高度信息化、终生学习化、产官学联合化等也是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
二、新一代大学改革的重点策略
当前日本新一代大学的改革切入点集中于大学（国立大学）的结构改革，这一改革与国家总体改革战略不无关系。2001年4月组阁的小泉首相立刻着手涉及整体国政的无圣域体制改革，他6月11日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关于今后经济财政运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基本方针中指出，依据“不改革大学结构便没有日本的发展再生”这一认识，要加速大学改革进程，促使大学尤其以巨额资金支撑的国立大学履行重要职能，期望国立大学发挥个性特色，其教育研究更富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当时的远山文部科学大臣在国立大学校长会议上披露，要对99所国立大学进行整改，导入独立行政法人化，培育世界一流大学[11](pp.75-79)，鉴此年末文部科学省发表了大学（国立大学）结构改革方针。此方针是继大学审议会时代在倡导教育研究高度化、高等教育个性化、组织运营活性化三大改革旗帜下，在对各项制度进行大纲化、弹性化改革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发展举措。这项方针指出，由于跨入知识时代的21世纪，对于以人才教育文化大国、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为目标的日本来说，大学在传承与创造知识上的作用极为重要，因此以大学作为原点，制定谋求经济活性化的结构改革计划[12]。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是日本大学结构改革的真谛，这势必会为日本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现在，以此方针为基础正在推行如下重点改革策略。
表1 日本大学改编统合状况
（一）重整、统合国立大学
这是不拘泥于各大学学科领域框架，对国立大学所实行的制度化改革策略。重整、统合的必要性在于构建在竞争环境中闪耀个性的大学，使之在新世纪认识到作为国家知识源泉的地位，立足于更加广阔的视野及长期展望，重整教育科研资源，强化学校特色。但其目的并非在于纯粹削减数量，而是注重以全方位视角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同时保持一定序列化结构，力求在现有的资源环境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教育及科研，并以积极贡献于社会为目标，在获得国民支持的前提下，实现全部国立大学的整体再生和飞跃。统合的现状是：大学纷纷着眼于未来，多方探讨如何充实教育研究体制和开拓新学术领域，强化大学的地区贡献职能及经营基础。文部科学省对此进行督导，并制定改组、统合规划。其改组、统合的进程，不强求一律，而是着眼于准备，然后分阶段迅捷地推进。自2002年10月筑波大学与图书馆情报大学、山梨大学与山梨医科大学这4所大学统合为2组新一代大学之后，2003年10月又有20所10组大学已达成统合协议，目前涉及改组的大学还有11所4组[13](p.16)，详见表1。
时隔50余年的国立大学改组、统合潮流正风靡日本列岛。在大学（国立大学）结构改革方针公布之前就已试行的筑波、山梨两组大学，在经历了奠定合作基础、自由拉近、充分酝酿、履行法律程序等过程中，以综合大学与单科大学之间吸收和对等两模式率先完成了第一批合并。第二批合并大学则以综合大学与医科大学合并为主，兼顾与商船、水产及艺术、工科等单科大学的联姻，这体现了异类易、同类难的组合倾向。其后的统合特征是：1)实行跨区域、多学科式组合；2)统合相同类型大学，使之成为超规模大学；3)综合大学对教育大学和短期大学的重组与合并。
（二）国立大学法人化
这是依据市场化原理导入民间企业式经营，扩大大学自主权，争取机动性的高等教育新经营手段。大学（国立大学）结构改革方针指出，国立大学法人化是中央教育审议会1971年的咨询报告《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施策》发表以来一直探讨的课题，大学审议会报告对这一改革也进行了多方探讨，但仍未形成像欧美先进国家那样受公共财政支撑的多数大学具有法人资格的状态，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国立大学，每逢遇到涉及自主权和履行职责等经营问题（人事、组织、预算等）时，国家性规则制度便会与学校自主权相冲突，因而使各大学拥有法人资格被认为意义重大[14](p.154)。关于国立大学法人化的策划与实施，1999年日本国会作出决议，建立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以作为过渡性措施；2000年成立由国立、公立、私立大学校长、传媒、财界等组成的国立大学等独立行政法人调研会；2002年3月向国会提交关于新国立大学法人形象的最终报告；据此2003年7月国立大学法人法案成立，2004年4月起各大学开始实行。
国立大学实行法人化后，也以国家财政资助为前提来发挥更大职能。国立大学法人法施行时，要注意关照国立大学及大学共同利用机构的自主、自律、长期、专门的教育研究特质。国立大学法人有别于独立行政法人之处是，将每个国立大学作为固有法人来定位，法人及名称为法定，建立法人代表的一体化运行机制。此外，对于现有的14个大学共同利用机构，除已成为独立行政法人的传媒教育开发中心以外，将高能源加速器研究所等13个机构重组为4个机构，并将其视为国立大学法人同类组织。这些组织的运行特征主要有：
(1)确立中期目标与中期计划相结合的行政职能。国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宗旨是不断扩大大学的裁量权，同时国家有责任予以最低限度的财政措施的必要干预。为此，文部科学大臣制定为期6年的中期目标，主要内容涉及关于教育研究质量提升的事项；改善业务运营及财务内容，使之效率化的相关事项；大学自我检查、评价及信息发送的有关事项。进而，国立大学法人制定达成中期目标的中期计划，并接受文部科学大臣的认定，适时听取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的意见并与财务大臣商量权衡。
(2)实施法人化国立大学的组织运行机制。首先在组织管理层面，实行以法人代表（校长）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即校长由经营委员会及教育研究评议会代表组成的校长选择考核会议选出，并接受文部科学大臣的任命。校长之下设置三个主要经营管理机构：1)由作为法人代表的校长、副校长、督察（需校外人土参与）等成员组成决议重大事项的董事会；2)由校内外学者及代表组成审议经营层面的运营委员会；3)由校内学者组成审议教学事务的教育研究评议会。另外，在业务经营层面，以法人化为契机，认定国立大学中技术相关成果的活用促进事业（TLO事业），并建立三种基本经费制度：1)标准运营费交付金（根据学生数等客观指标，用通算方式得出各大学标准性收入及支出，以文部科学省令制定学费标准额上限）；2)特定运营费交付金（依据客观指标实施特定教育研究的设施运营及事业时所需要的费用）；3)国库设施整顿费补助金。除学费等自我收入外，运营费交付金及设施整顿费补助金由国家财政支出。
(3)采取双重评估体系。2003年10月1日成立的国立大学评价委员会，旨在以国家的观点核查国立大学支出的国费是否有效适度地运用，在各年度及中期目标结束时，对中期目标、计划中的各事项达成状况予以评价。但中期目标结束时进行的教育研究评价须尊重独立行政法人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所进行的专门评价结果。[13](pp.17-18),[15](pp.36-40)
（三）21世纪COE计划
日本的21世纪COE（Center for Excellence，意为“卓越研究据点”）计划是大学结构改革的一大亮点，从2002年起依据大学（国立大学）结构改革方针，通过研究据点形成补助金事业开始实施这一新制度，其目的在于按各学术领域构筑日本大学中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教育据点，在提升研究水准、培育世界性创造人才的同时，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闪耀个性的大学建设。资助对象为大学教育最高层次：国立、公立、私立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或同等水准的研究机构。实施程序为：首先由各大学提出申请并进行自我评估，在此基础上接受在文部科学省以外设置的、以日本学术振兴会为中心运行的21世纪COE计划委员会（包括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大学基准协会）专家们的审定。审查方法为以每10个项目学术领域为一组分批遴选，以研究教育业绩及未来设想为基本内容，包括大学经营体制评价。对于选定的据点，原则上连续资助5年，资助额度为每年1-5亿日元，但在两年后进行中期评估并适时淘汰补充[13](p.19)。
21世纪COE计划有别于以往高教政策之处在于，依据评估结果而并非所属大学来重点分配国家资金，这意味着伴随法人化改革，各大学都要参与新氛围的竞争，以此加速孵化国家急需的新兴产业，进而提升其整体水平及活力。21世纪COE计划已连续实行了3年，第一年称为研究版COE，第二年为教育版COE，每年各5个领域[9]。2004年7月21日又公布了本年度的审查结果，主要变化是学术领域只限定在以开拓革新领域为目的而形成研究据点的范围之内[16]（见表2[13]）。
表2 21世纪COE计划实施状况一览(2002～2004年）
年度 学术领域大学区分 申请件数
选定件数 预算费（日元）
①生命科学
国立大学 283
84
2002 ②化学、材料科学 公立大学 384
③信息、电气电子 私立大学 143
25 预算额度：182亿日元
④人文科学合计 464
113
⑤跨学科、综合学科、新领域
①医学
国立大学 337
97
②数学、物理学、地球科学 公立大学 555
2003 ③机械、土木、建筑、其他工学 私立大学 219 219要求额度：364亿日元
④社会科学 合计611 321
⑤跨学科、综合学科、新领域
国立大学 156 23
公立大学
341 预算额为本年度分配总额365
2004 革新性学术领域 亿日元中控除2002、2003年选
私立大学
130
4 定部分的31亿日元
合计
320
28
综上所述，日本新一代大学及其结构改革是新世纪日本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也体现了包括大学阶段在内的教育发展至一定时期的必然规律。然而，大学自身的艰巨历史使命在于，作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的源泉，在持续地构筑新知识技能体系的同时，不断强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社会一体化的战略据点职能，进而最大限地发挥其职责——建设植根于地区、回报社会需求、力争以其特色教育获取国际认同的闪耀个性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