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小说中的释道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五代论文,关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唐五代小说中有不少表现道释关系题材的作品。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唐五代的宗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统治者虽然奉老子为远祖，排座次道教第一，但这不过是其自我神化的一种政治宣传策略，并非心醉神迷的顶礼膜拜和五体投地的虔诚皈依。佛教和儒学虽然屈居其后，同样也受到唐王朝的殊恩隆宠，获得极大的发展（注：唐太宗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先不久，就向弘福寺僧释疑道：“师等宜释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祖，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很能说明唐王朝给三教排座次的用意（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对于儒家，唐太宗也曾吐露过肺腑之言：“朕今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二年”）.）。三教鼎立，共同支撑起唐五代的意识形态大厦。
唐五代的历代帝王一般都扶持佛教。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诏令玄奘等于弘福寺译佛经，贞观二十二年，敕有司写玄奘新译佛经颁赐九道总管，并亲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冠于经首，“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注：《广弘明集》卷二二《三藏圣教序》.）。高宗、睿宗、中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武则天尤甚。她曾利用佛教徒伪造《大云经》，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为篡唐称帝制造舆论。目的达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不遗余力地推行扬佛抑道的政策，以此贬抑李氏的宗系。在武则天统治期间，唐代佛教的发展达于鼎盛。唐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但并不一味纵容，而常常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其多方限制。同时对佛教并不排斥和压制。至开元时，由于出现了“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气象，统治者充满了自信，对各类意识形态不复狐疑，任佛教自由发展。玄宗亲自为《金刚经》作注，颁行天下。此后的皇帝更加迷信佛教，如代宗每逢夷狄入寇时，“必合众僧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侥幸遇到敌人退兵，以为全凭佛陀之助，于是“横加赐与，不知纪极”（注：《旧唐书》卷十一《代宗记》.）。
在历代帝王的扶持奖掖下，佛教在唐五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僧尼众多，寺院遍布全国各地。佛教翻译规模空前，产生了伟大的翻译家玄奘大师。另外，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等各种佛教流派相继产生，极一时之盛，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道教自产生之日起，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在唐五代这个百花竞放的朝代，更难自扫门前雪，独守自家畛域，至老死不相往来，它们经常夹缠在一起，或恬然相处，亲如一家；或唇枪舌剑，你死我活。这种情况在几乎无所不包的唐五代小说中自然会有所反映。
唐五代小说表现道释关系的作品可分为道僧相争和道僧混融两种类型，下面分别论述之。
（二）
表现道僧相争的作品最多，这自然与道僧长期相争的历史有关，同时又受唐五代时代风潮的影响。佛教初入中土时，向道教（包括道家）借力处不少，但一旦羽翼丰满起来后，便无所忌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四处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让道家气噎，觉得利益受到了威胁，有分羹之痛，于是起而攻之，这样，双方便开始了绵延不绝的争斗，这种争斗有时就教理而发，或向对方诘难，或为自己辩解，实际上起到了互相切磋和互相促进的效果。有时则不免堕入恶俗，意气相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伪作《老子化胡经》，肆意贬抑佛教，而佛教徒则巧解“化胡”为“化于胡”，反唇相讥。尤其恶劣的是双方在争执时常常借助于朝廷的政治手段来压制对方，如道教徒经常与同样起劲攻击自己的儒者联袂，一块向佛教发难。在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中，道士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佛教徒也常常还以颜色，如北齐天保六年（555）文宣帝在僧人的煽动下，强迫道士剃发为僧。
唐五代三教共存已成为基本国策，但相互间的积怨仍在，不时发生着冲突。高祖武德四年（621）儒者傅奕上书废佛，僧法琳撰《破邪论》应对。其后道士也参加了进来，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对佛教进行攻击，法琳又撰《辨正论》予以回击。双方围绕着长生与无生、夷夏、释道先后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最后唐高祖亲自出面干涉，下了“老先，次孔，释末”的诏令（注：《全唐文》卷二九五.）。武德八年（625）朝廷举行释奠之礼时，为了三教的席次问题，释慧乘和道士李仲卿当场发生了争执（注：《唐传》卷二十四《慧乘传》.）。太宗贞观十一年（637），释智实因反对“道先佛后”的政策而被流放（注：《唐传》卷二十四《慧乘传》.）。贞观十二年（638）纪国寺慧净和道士法晃对《法华经·序品第一》展开论辩（注：《唐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次年道士揭发法琳诽谤皇帝，法琳差点因此丧命，后被流放益州。至高宗时，道释争论更趋激烈。显庆三年（658）诏僧会隐、神泰，道士黄赜、黄寿、李荣等至内殿展开辩论（注：《唐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同样的争论同年进行了好几次。显庆五年（660）神泰和李荣就《老子化胡经》进行辩驳，李荣大为困窘。 龙朔三年（663 ）道士姚义玄等五人和西明寺僧在蓬莱宫对辩（注：《唐古今佛道论衡》卷丁.）。武则天执政后，改变了道先释末的政策，中宗时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道士吴筠著《思还淳赋》，攻讦佛教“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夺真宰之元，操元化之纲。自古初以逮今，未有若斯之弊，逆天暴物，干纪乱常”（注：《全唐文》二九五.），发誓要凭道教的威力，消灭佛教。中唐以后，道释之间的斗争有了缓和，至武宗时又趋激烈，发生历史上有名的灭佛事件。此事件主要缘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但与武宗本人听信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排佛主张有直接的干系。
唐五代小说中的道僧相争常以斗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斗法是道释相争时的一个重要项目，当双方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时，常有一方扔出以法术决胜负的挑衅，在满朝文武及皇帝面前，另一方也不甘示弱，便鼓起勇气应战。这方面的例子记载颇多，《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齐逸沙门释昙显传》载梁武帝抑道崇佛，道士陆修静逃入北齐，因不胜其愤，遂提出与僧人比赛法术，僧昙显法术高妙，使陆修静与众道士“相顾无颜”。又《宋高僧传》卷十七《唐京师章信寺崇惠传》载，大历三年，太清宫道士史华上奏，“请与释宗当代名流角佛力道法胜负”，遂于东明观坛前比爬刀梯，“史华登蹑如常蹬道”，令众僧胆寒。崇惠则欣然应战，“横架锋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而崇惠登之，“有如坦途”。后又蹈烈火，手探油汤，餐铁叶，嚼钉线，“声犹脆饴”使史华“怯惧渐惶，掩袂而退”。
道教典籍中也载有斗法事，如《仙传拾遗》中道士罗公远、叶法善与僧法藏斗法就被渲染得有声有色，信佛的武妃与崇道的玄宗看得非常投入，为各自的选手呐喊助威。先是叶法善念咒举木，为法藏所阻，罗公远遂亲自出马，已胜一局的法藏用大佛顶真言将叶法善吸入澡瓶，但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使他出来，因为叶已被罗公远用更大的咒力和障眼法摄去参加宁王的宴会。后又于谈笑间盗走法藏用菩萨金刚和力士等防护得密不透风的袈裟。叶法善为雪耻，也小胜一局。
佛道二教等记载中的道僧斗法多是以打擂台的方式出现的，有裁判和看客。对道僧而言，这可能关系到他们的宠辱得失，故不免逞勇斗狠。而对皇帝及满朝文武来说，纯是为娱乐遣兴，不免以俳优视之。而唐五代小说中的斗法则不择场合，有时甚至在暗中进行，如《全唐五代小说》卷八三《咸通幻术者》（出尉迟偓《中朝故事》），写一位仙道挈一小儿在坊间借幻术以行乞，人群中有一僧人暗中以法术阻挠，使被削掉头颅的小孩无法复活。卖艺者再三求告无效后，“乃于一函内取一瓜子，以刀划开臂上，掐瓜子于其中。又设法起其儿子无效。斯须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杀人，愿高手放斯小儿起，实为信矣。’复叱之，不兴。其人嗟叹曰：‘不免杀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声，小儿乃起如故。众中有一僧，头欻然堕地。乃收拾戏具，并小儿入布囊中，结于背上，仰面吐气一道如匹练，上冲空中。忽引手攀缘而上，丈余而没，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异处焉”。
有时双方并不交手，只有一方独自买弄，大显神通，让对方慑服，如《全唐五代小说外编》卷七《韦老师》（出自沈氏《惊听录》）写嵩山道士韦老师牵犬至岳寺求食，遭僧徒辱骂，甚至欲殴击之。韦老师乃行道术，作五色云遍满溪谷，与犬冉冉升天而去，令众僧惊骇不已，欲“作礼忏悔，已无及矣”。潘老人更显狂妄，在著名的少林寺门前施展幻术，狂嚼滥饮。对绝酒戒荤的僧人来说，这种举动无异于挑战（注：《全唐五代小说》卷二二《潘老人》，出皇甫氏《原化记》.）。
唐五代小说中的道僧斗法多带有正邪之争的性质，总是一方凭法术为害施虐，而另一方则替天行道，诛暴安良。前者多是佛门僧徒，后者几乎是清一色的道士，如《全唐五代小说》卷三三《叶天师》，写胡僧为图水底宝藏，苦练咒术三十春，术成将逞，护宝龙化白叟泣求叶天师救护：
仙师遂使青衣门人执墨符奔往海。一里余，见黑云惨空，毒风四起，有婆罗门仗剑，乘黑云，持咒，于海上连喝，海水减半矣。青衣使亦随声堕焉。又使黄衣门人执朱符，奔马以往。又喝，寻堕，海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龙跳跃浅波中，喘喘焉。又使朱衣使执黄符以往。僧又喝之，连喝不堕。及岸，海水则一二尺，白龙者奋鬣张口于沙中。朱衣使投符于海，随手水复。婆罗门抚剑而叹曰：“三十年精勤，一旦术尽，何道士之多能哉！”拗怒而去。（出自《玄怪录》）
《全唐五代小说》卷四七《龙宫仙方》与本篇情节相似，当是由同一题材演化而成。西域僧（即胡僧）欲取龙脑以合药，诡奏祈雨，遂诏于昆明池边结坛焚香，行法缩水。昆明池龙化为老人，至钟南山向道士孙思邈求救。孙曰：“尔第还，无虑胡僧。”于是池水复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孙思邈因此得到龙宫仙方，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
小说中一些僧人常凭法术以逞淫欲，精通此道的道士这时却做起了卫道者。《全唐五代小说》卷二七《东岩寺僧》就是一个例子。东岩寺僧遣一猪头人形，著豹皮水裤的神人摄取吕谊之女，诡称天人，加以凌辱。吕遂请博陵崔简。崔曾师从道士，精通道术，听了吕谊的请求后，遂于别室，“即夜设几席，焚名香作法以降神灵”：
简书符呵之，符飞出。食倾间，风声拔树发屋。忽闻一甲卒进曰：“神兵备，愿王听用。”简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来。”……卒去，须臾还曰：“东山上人闻之骇怒，将下金刚伐君，奈何？”简曰：“无苦。”又书符飞之。倏忽有神兵万计，皆奇形异状，执剑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见一金刚来，长数十丈，张目叱简兵，简兵俯伏不敢动。简剑步于坛前，神兵忽隐，即见金刚走矣。久之，无所见。忽有一物，猪头人形，著豹皮水裤，云：“上人愿起居仙宫。”简居坐而命之，紫衣胡人趋入。简让曰：“僧盗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僧迫不隐，即曰：“伏矣！……”（出自陈邵《通幽记》）
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有《缑仙姑》与《徐仙姑》两篇作品，都是写一些色胆包天的僧人竟对女仙道想入非非，欲行非礼，结果均受到惩罚，或被虎食，或被禁“僵立尸坐”（《全唐五代小说外编》一九卷》）。
不仅和尚无行，一些作品中的菩萨，也被写成淫棍色鬼，如《全唐五代小说》卷一八《代州民》（出《广异记》）云菩萨为一狐狸所化，骗奸民女，终于在道士面前露出原形而被杀。
道僧相争有时演化为他们各自的信徒之争，佛道二教在唐五代的影响都很大，都有大量的信奉者，虽然这些信徒多抱有功利的目的，并不十分的认真，但也有一些虔诚的卫教者，常以过激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信仰。如《宣室志》中的尹君，是一长寿的仙道，隐居于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为北从事冯翎严公迎至府庭，尽心侍奉，“终日与同席”。他的女弟事佛，曾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怒其兄与道士游，遂密以堇斟致汤中，以献尹君。尹君故意装死，实际尸解而去。后年于晋山出现，宣示着自己的胜利。
有些作品中互相争斗的僧人道士均非良善之徒，如《广异记》“长孙甲”的文殊菩萨乃是让人讨厌的狐狸精所化，乘五色云至信徒家，受其礼拜供养。道士受主人之请击杀了“菩萨”。但这并非出于正义的目的，而仅是一种有偿的职业活动，事后“令奉马一匹，钱五十千”，被杀狐狸的家长自然不服，又化成菩萨与道士斗法，狠狠地将道士羞辱了一通：
后十数日，复有菩萨乘云而来，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当修清静，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毕……顾谓道士曰：“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迄飞去。（出自《全唐五代小说》卷一八）
在有的作品中，作者设计出一个超然的第三者，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如《全唐五代小说》卷五六《王屋薪者》（出《潇湘录》），其中的王屋山老僧与云游道士互相争执二教优劣短长，如同江湖艺人，夸夸其谈。老僧为道士贬损佛教的言辞所激怒，作色道：“须要此等人，设无此等，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这是僧人最厉害的咒语，常在气急败坏时用来咒骂那些猛烈攻击佛教的儒者和道士（注：如法琳在《破邪论》中诅咒傅奕“可谓阐提逆种，地狱罪人”。维护佛教的中书令萧在同傅奕辩论时，也学得此招，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此人！”（见《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这时有一负薪者经过，知道事情原因后，“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哉！无居我山，扰乱我山居之人！’”遂焚烧其茅庵，并举斧拟杀二人，“老僧惊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寻化为一龟背骨”。这对佛道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负薪者虽是山人野夫的装束，谈吐却酷肖儒者的口吻，从而使本篇就颇似三教论衡的滑稽戏，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三教斗争的现实。
（三）
道教和佛教在互相斗争的同时，还在不断地融合。佛教在开始传入中国时，就用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思想将自己包装起来，《后汉书·襄楷传》谓：“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袁宏《后汉纪》：“其教（按：即佛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死，专务清静，其精者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可见当时人们确实是把佛教和黄老道等同一致，认为二者主张的都是清静无为。早期佛教的译经者，受道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如安世高译《安般受意经》，释“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注：《大正藏》卷十五《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上.）还将小乘禅法看成是道教“守一”法，声称修炼此法可以获得“制天地”、“能飞行”的神道，达到“断生死”、“住寿命”，成仙佛。本无宗的开创者东晋僧人道安，则以《老子》语来解《般若经》。南北朝时，道佛斗争日趋尖锐，但另一方面，许多人仍然认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注：《弘明集》卷六.）。顾欢虽执夷夏之别，却并不一概抹杀，认为二者“在名则反，在实则合”，“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各有其特殊的用途，“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注：《南史·顾欢传》.）。与顾欢同时的道士孟景翼著《正一论》，强调佛道一致，“老释未始于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最典型的例子则是著名道士陶弘景，他在梦中被佛陀授予《菩提经》，并被赠予胜力菩萨之名，因而前往参拜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临死时，既佩护符，又著袈裟，俨然道佛混一的模样。佛教天台宗二祖慧思，也大量吸收神仙方术思想，以建立他的宗教思想体系，他曾表白说：“我今入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愿诸贤圣佑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籍外丹力，修内丹。”（注：《南岳思禅师立愿誓文》，转自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五代道佛的融合在不断地加强，一大批道教学者如王玄览、司马承祯、成玄英等大量吸收佛教的思想，以充实和发展道教理论，杜光庭主张混同三教。佛教的天台宗的湛然，在所著的《止观辅行传弘诀》中，引入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云：“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阳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注：《大正藏》卷四十六.）唐玄宗时传入我国的佛教密宗，有不少理论和修炼方术与道教非常相似，如道教有房中术，密宗有“欢喜佛”。密宗经典《天地八阳神咒经》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都来自道教（注：见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七章第三节.）。英国的李约瑟也看出这一点，他说：“乍视之下，密宗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注：转引自卿、唐《道教史》422.）创始并盛行于唐的禅宗受道教的影响尤深。它反对佛教传统的修行方法，主张任用自然，就是老庄自然无为思想的体现，朱熹云：
道家有老庄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譬如巨室子所有珍宝全为人窃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瓮破釜。（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卷二一六《道教部》.）
以上这些融合的事实体现在道教和佛教的上层集团内部，在民间，这种交融汇合更是明显，随处可见，道观与佛寺并肩而立，道士与僧人连袂而游。人们在菩萨面前烧完了香，又去老君庙中抽签。正如美国人克里斯蒂安·乔基姆所说，对中国人来说，“对经典的信仰并不怎么重要……中国所重视的是宗教实践，而不是宗教信仰，是宗教礼仪而不是宗教教义。”“就小传统（民间宗教）而言，由于它所关心的是日常生活和具体目标，因而没有必要去恪守一种清晰明确、并被小心谨慎加以界定的信条。在中国人看来，人应该做的只是广为善事，力避恶行，在适当的时间向神鬼和祖先奉献适当的供品，并且遵守其他各种风俗习惯。一个人照此去做，就可以前程似锦，并给全家带来现世生活中的大好处：鸿运（福）、高位（禄）、长寿（寿）”（注：《中国的宗教精神》P32－－－33，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唐五代小说中道僧相混的作品非常多，具体表现为僧道身份难辨，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道士所作的神仙传记中，收录了不少僧人和尚，如《神仙感遇传》即有《梓州牛头寺僧》，中有庖牛执役者僧，当建造经楼经费紧张时，即用黄白之术，一夜之间点化出真金巨饼。又如陈惠虚误入“金庭不死之乡，养真之灵境”，求得学仙之门径，再返故寺以后，“慕道好丹石，虽衣弊履穿，不以为陋。闻有炉火方术之士，不远而诣之。丹石所费，固亦多矣。晚居终南山捧日寺，其心愈切”，终于感动神仙，送来仙丹，服之，久疾都愈，“跳身起床，势若飞跃”，终“冉冉升天而去”（《陈惠虚》）。李生的行径刚好相反，他本人虽不知是道是佛，却与北邙山玄元观道士李义范“异常款狎”，临死前托孤于李义范，云其子后当为僧，李义范劝让入道，李生云：“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骘品定。”后果为僧，“诵得《法华经》甚精熟焉”。神仙传记的作品竟以遁入空门为结局，作者恬然不以为非。
在文人作品中，此类故事更多。如《广异记》中“刘清真”，写清真等人为老僧所救，被引往五台山，途宿兰若，“僧为说法，大启方便，清真等并发心出家”。但最终老僧却使他们走上成仙的道路，惜一人效法嫦娥，独自吞食灵药，“通身生绿毛”，被仙鹤所迎，“乘云上升”，“谒帝于此山之上”（注：《全》卷一二.）。又如《河东记》中韦丹鬻鼋放生，得入龙宫，见神龙，并受福报，任十七任官职，这反映的完全是佛教的观念，但所去的龙宫却是道家的天地，大门“制度宏丽，拟于王侯之家”，丫鬟“皆及美姝”，里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这是典型的仙境。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长七尺，褐裘韦带”，仙态可掬。做向导的是“行止迂怪，占事如神”的葫芦先生，这个名字常是仙道的代名词。《玄怪录》“李沈”条同样如此，通篇写今生来世，投胎转生之事，但却需要道门的咒术和朱符才能得以实现。全篇多次出现神秘的数字“三”、“五”，“盖以三才五星隐起成数耳”。“三才”即天、地、人，本源于《易系辞》：“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五星”，即指金、木、水、火、土五行星。三才五星是道教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广异记》中有“秦氏妇人”一条，形象地表现了道释之间恬然相处，其乐融融的关系。在刚开始时，双方还有点拘束，自称秦氏妇人的仙女甚至露出“惧愕”的神情，但很快就熟悉起来，妇人问：“汝乃何人？”僧云：“我人也。”妇人顺便拿僧人开了一个玩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人尴尬地予以解释道：“我事佛，佛须摈弃形骸，故尔。”其后便融洽地相处在一起，僧为妇人讲解《金刚经》，妇人称善“数四”。妇人则反报以服养之法，以草根哺僧。二人交往虽因僧人劣性未除而未能天长地久，但这段风流浪漫的经历则给争斗不已的道释关系增添了不少和乐气氛。（注：《全》卷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