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模式(亦可称为“社会主义体制”)是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社会主义模式这个范畴,主要解决如何把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卓有成效地付诸于实践的问题,即主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模式的建构和调整,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各国国情、民族特色、文化传统等因素来决定这种模式的构建和调整。因而,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且也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即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对于探索、寻求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最佳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关系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充分发挥和切实体现。
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基本框架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路线(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集中体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已经确立,其基本框架是:
1.在经济体制的建构上,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国在本世纪内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由三大制度和两大体系构成。三大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两大体系是: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三大制度和两大体系,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在这种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模式是:企业自主、自由地进入市场活动,各种市场信号为企业行为做出导向;国家不直接干预企业,主要是通过调控市场来引导企业,并运用法律手段规范企业的活动。
2.在政治体制的建构上,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也是十三大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总概括。根据党的十三大报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统一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实践中。这一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改革、权力下放、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具体措施,以民主、分权、制衡的原则合理配置政治权力,以规范、高效、有序的原则科学规范权力的运行方式,用完备的法制规范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根据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着眼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着重在“效率”、“活力”和“积极性”这三个方面下功夫。所谓“提高效率”,主要是指党和国家机关做到职责分明,机构精干,领导有方,运转协调,克服官僚主义。所谓“增强活力”,主要是通过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形成有利于人才特别是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使党和国家机关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所谓“调动积极性”,主要是解决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问题。要建立和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扩大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对话的渠道,提高公民参政意识,调动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
3.在想文化建设方面,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为了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必须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以加强共产党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在思想建设方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效率观念、公平观念等新观念,建立起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民主法制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建立起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以及相关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把全民族凝聚起来;在文化建设方面,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思想,进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改革,促进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通过上述内容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实现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两个素质”的目标。
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高举“富强”、“民主”、“文明”三面旗帜,既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摒弃,又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历史经验做出的新的正确抉择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高举“富强”、“民主”、“文明”三面旗帜,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取向:
1.富强。“富强”,即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这表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过去那种导致人民群众普遍贫穷的、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更不是导致大多数人穷、少数人富的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富强”的目标取向,决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2.民主。“民主”,即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这表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是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的专制主义,绝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的那种封建法西斯专政。“民主”这一目标取向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3.文明。“文明”,即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表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消除一切野蛮、愚昧的现象;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这一目标取向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列宁曾在领导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中摒弃了不适合俄国国情的“战时共产主义”模式,探索出了适合苏俄基本国情的、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和含有市场调节机制的“新经济政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并在总结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实践经验过程中,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认识。但是,列宁逝世以后,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斯大林没有沿着列宁关于更新社会主义观念的思路继续前进,而是形成了许多与列宁晚期思想相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认识。例如,他把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都看成是一个比较短暂的阶段,过早地结束“新经济政策”,在1939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才三年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他宣布消灭了阶级,但又认为在帝国主义包围中,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多次在党和政府机关内进行残酷的“大清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导致“肃反”扩大化;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把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计划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一个特征,否认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导致国家权力过分集中,政府各部门指挥一切、包揽一切。他还推行了一条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甚至用牺牲农业、扩大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为代价来换取重工业的起飞。尽管在斯大林晚年,他已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已认识到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并提出在生产中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他把商品生产只局限在个人消费品生产的范围,认为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只是限于个人消费品的交换。
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又由于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苏联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经济上、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和排斥市场机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保证了集中人力物力渡过严重困难,加速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苏联仅以十年多的时间就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跻身于工业发达国家的行列,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束缚了企业和劳动者的活力,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5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就走向停滞,使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种僵化模式由于存在经济上的低效率和低效益以及政治上不民主的弊端,最终因落后于时代而被时代抛弃,被开除“球籍”。我们认为,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破灭,而是一种僵化模式的失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训昭示我们:社会主义模式是否选择适当,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是首先觉察到苏联模式弊端的领导人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毛泽东已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利于调动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他试图另辟新径,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该找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阐述的思想,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思想的萌芽。毛泽东在寻求、探索新模式中所犯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而是在主观上想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误入歧途。正因为误入歧途,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模式,反而把那种“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的模式推向了极端。
概括起来,我国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弊端表现在:
第一,经济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分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这种“高度集中”集中表现为一个“统”字:国家统揽企业的供产销和人财物大权;计划、决策统一于中央,大包大揽;财政上统收统支;产品分配上统购包销;劳动管理上统包统配,等等。这种体制造成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第二,政治体制上的高度集权导致社会政治生活缺乏民主。
与上述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联系,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合一。这种体制发展到极端,最终形成党的领袖“个人专断”的局面。这种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这些弊端,妨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
第三,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指导思想导致思想僵化、迷信盛行。
与上述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体制相联系,反映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居统治地位。这种“左”的思想一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等形式禁锢人们的思想,这就导致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不到真正贯彻,社会精神生活缺乏科学的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
正是针对原有体制的种种弊端,邓小平同志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正是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为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而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富强”、“民主”、“文明”三面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与旧模式相区别的显著标志。它代表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反映了时代的特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模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
应当说,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思路,已经由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设计出来了。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总结和研究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发展模式。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式会由于各地区的情况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一个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要素的复杂的有机体,因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也会有其特殊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特色。因此,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去开展研究。我们认为:(1)可以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其中经济、政治方面又可分为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两个层次。(2)可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如农村发展模式、农业发展模式;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发展模式;国有企业(大型、中型、小型)发展模式,非国有企业发展模式,等等。(3)可以分地区进行研究。就全国范围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这三大地区中又可细分为特点各不相同的地区。就四川来说,甘孜、阿坝、凉山可为一类;川西平原可为一类;沿长江两岸的地区可为一类;其他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分类,等等。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的改革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很大的试验,从世界的范围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一方面,肯定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在各个领域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又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而且“经验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指出各地在探索中“要有创造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我们理解,这席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方面积累了日益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另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是凝固不变的,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使之逐步走向成熟,走向完善,走向定型。目前在我国乡镇企业发展中出现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以及我们四川省在发展农村经济中形成的“新津模式”、“宝山模式”等,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在各地的实践中具体化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我们深信,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将更加丰富多采,也将更加成熟、完善和定型化,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亿万人民群众参与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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