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年会论文,第十届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于2002年9月20日至23日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东北财经大学、香港树仁学院等全国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代表出席了会议。当地有关领导参加了年会的开幕式，兄弟研究学会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系统回顾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状况，全面寻求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新的增长点，是本届年会的一项中心议题。
上海财经大学的程霖博士对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作了全面梳理，认为主要经历了五大阶段：(1)1897-1949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轫；(2)1949-1965年学科的形成；(3)1966-1976年学科研究的停滞；(4)1977-1989年学科研究的发展；(5)1989-1999年学科研究的深入拓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坦研究员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抵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前者以20世纪20至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追溯到19世纪末叶；后者以20世纪80至90年代为重心，早则可回顾50至60年代；而后者的这两个时期又可进一步分为发展前期和发展后期。
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等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从草创到建立基业再到初步繁荣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新中国成立前近50年间大体属于学科建设的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大体属于学科建立基业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则是学科建设的初步繁荣发展阶段。
与会代表一致指出，纵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的百年历程，可以说成就斐然。综而言之，主要表现在：(1)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出版了一批颇具份量和水平的学术论著；(2)研究队伍空前壮大，不仅有一大批老专家在本学科领域大显身手，而且许多中青年学者也极为活跃；(3)建立了本学科的系统理论框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独特研究体系，奠定了学科建设的宏伟基业；(4)在全国建立了多处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基地，并形成了4个“学术堡垒”（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培养了一批本学科研究的后起之秀；(5)组建了学术团体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将全国各地本学科的研究者汇集团结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科研梯队，等等。
复旦大学的叶世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坦研究员等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特别强调了建国前本学科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叶世昌教授指出，建国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有空前的发展，但不能由此低估建国前本学科研究的成就，其有关论著虽在质量上有高低之分，但作者们都有筚路蓝缕之功，而有些观点到现在仍有参考价值。叶坦教授则具体指出了建国前本学科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1)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2)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员，在中国经济学术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3)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等等。
与会代表同时也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中亦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了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拓展和完善。
上海财经大学的程霖博士通过对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轨迹的系统梳理，指出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学术争鸣做得不够，缺乏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二是研究方法略显陈旧、单一，未能合理运用各种新兴的研究方法。
香港树仁学院的宋叙五先生介绍了香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情况，认为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在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未能将历史学和经济学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而往往只是一味诠释古人的经济思想而少有经济学的分析，主要为历史而历史，缺乏现实指导意义等等。另外，本学科未能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专业研究人员极度欠缺，也是本学科发展和研究的不足之处和瓶颈。
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等指出，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研究领域偏重于古代，近代的研究亦仅限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至今无一部通史性著作将研究的下限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2)以往的研究在挖掘、整理和展示中国经济思想的辉煌历史遗产方面用力有余，而在关注、服务现实的“经世致用”上则颇显不足；(3)过于注重规范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手段较为单一等等。
与会代表指出，面对万象更新的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适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更受到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使得本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本学科招生方面的生源稀少，优秀人才奇缺，从而造成了研究队伍整体素质水平的下降，原来几个具有本学科研究优势和强大研究阵容的“学术堡垒”趋于弱化等等。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的道路固然坎坷曲折，而前景必定光明辉煌，关键在于要能够从容地面对挑战，积极地探寻21世纪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新出路。对此，许多人纷纷从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全方位地展望了21世纪本学科发展和研究前景。
武汉大学的李守康教授指出，在当前学科发展和研究的严重危机情况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应当注意做到如下几个方面：(1)甘于寂寞，坚守阵地；(2)积极发现、培养后继人；(3)与时俱进，不断创新；(4)大力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5)同舟共济、团结互助，充分发挥团体合作精神，共同开创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的新局面。
复旦大学的叶世昌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通过对建国前本学科发展和研究的回顾，谈了自己对于今后本学科研究的看法：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包括按人物分章节和按专题分章节，两种体系各有利弊和适用范围，以后仍可以是两种或更多种的体系并存，各反映其所长，使形式更好地为内容服务；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目的除了挖掘和展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遗产外，更应学习先行者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注意本学科研究的现实性。
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等指出，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要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一，从厚古薄今到融通古今，将研究范围由古近代转向现当代，进行古今经济思想融会贯通的研究；二，从偏重展示到经世致用，进一步拓宽、拓深服务现实的领域、范围以及参与服务现实的程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实践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历史借鉴，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养分；三，从规范分析到多元探讨，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组合和革新，为此要注重知识积累，积极开展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掌握多种知识和研究方法，并紧密结合现实，开展实证研究，同时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进行比较研究，还应合理运用现代技术，改进研究手段，从而提高学科研究效率和水平；四，从坚守阵地到开拓创新，走创新发展的路子，具体包括研究人员知识结构、队伍结构以及学会组织服务功能等三大方面的创新，主张吸纳各路贤才，培养“精品”人才，要求学会加强学科研究信息的通报、交流和学科点建设的理论探讨及相关信息的交流等等。
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严清华教授就新条件下学科发展和建设问题进一步强调指出，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有赖于组建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研究人员的骨干队伍，其中要有几个学者起到带头作用，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从而切实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重视；目前研究人员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关键在于大力提高研究人员的质量；研究要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要形成特色优势，找准突破口，能够有效地为现实服务；此外，更应该在研究方法、内容和队伍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从而将本学科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学会秘书长赵晓雷教授指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学会的组织导向和服务功能，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建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网站，充分运用现代化通讯方式进行学术信息交流；(2)多方筹措学会活动经费；(3)恢复学会奖学金计划；(4)开展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活动；(5)组织人员汇编资料索引，为广大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提供更多科研上的便利条件等等。
上海财经大学的程霖博士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在21世纪取得突破性发展，实现研究的实质性创新，应当更新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借助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从众多经济思想中抽象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理论范式；二，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自身特点，构建具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和思想体系。
与此观点相类似，复旦大学的马涛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和研究的危机在于范式的危机，因此应当努力变革现行的陈旧的研究范式，大胆地采用各种有效的新兴研究范式，构建适应本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更加科学合理的范式体系。
二、晋商文化考察：探讨传统经济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借鉴与启示
以晋商为中心，开展学术讨论，深入探讨传统经济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借鉴与启示，是本届年会的又一重要议题。与会代表围绕该会议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不同的方面、新颖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深刻的剖析。现择要摘录如下：
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指出，山西商人在中国商业革命中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在流通领域的一系列创新，诸如企业组织制度、企业管理办法、金融业的业务技术、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的混合生长等，在当代市场经济建设中仍然对我们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山西大学的刘建生教授等指出，晋商曾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在其辉煌的诸多主客观原因中，信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通过对晋南道德理念和经营价值观的理论分析和探讨，认为晋商以诚实守信、以义制利的正确道德观念和经营价值观念作指导，建立软硬性约束、树立良好信誉等信用制度思想，对今天的企业仍有较强的借鉴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而通过对晋商与徽商的比较分析，则进一步揭示了晋商的经营管理特色，认为这主要是由其宗族观念、传统文化等因素造成的。
山西财经大学的王云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和SCP研究框架从商帮这一商业组织的角度分析、探讨了组织在晋南垄断地位形成中的作用及其深层原因，认为正是山西商人所特有的商帮组织使得晋商在较长时期中保持垄断地位，而它对我国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河北经贸大学的张增强从晋商的儒学理念以及经营运作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其昌盛的原因和成功的秘诀，认为只要我们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合理借鉴、吸收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论精髓，再假与现代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就能创出经济奇迹。
此外，与会的专家、学者还从其他方面探讨了传统经济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借鉴价值。
武汉大学的李守庸教授通过对孟子义利观的分析指出，中国当代企业家在谋求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的获得时，必须坚持以义制利的原则。孟子“舍生而取义”的思想，对于当代企业家在考虑、衡量、处理企业与国家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时，无疑仍然具有极其深刻的启迪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同勋教授分析了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颇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想，指出他们及时变革经营管理观念，不断改进管理的方式方法，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民族企业在与反动势力的抗争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经营管理思想，对我们当前的企业经营管理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张跃博士深入分析了海外华商及港台企业家的企业经营战略思想，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就在于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尤其是把其中的诚信观念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认识到讲求诚信和职业道德，塑造企业和企业家良好信誉形象，关系到其事业的成败。因此，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诚信观念和职业道德原则，是值得我们很好珍惜的思想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