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民族地区 农村人口自杀率下降趋势分析 *
李建军 闫懋君
内容提要 自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议题，可以作为观察和理解社会及群体生态的重要视角，透过自杀率的变化还可以管窥社会变迁的某些侧面。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自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理解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整体转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基于对黔西南X村的实地调查可以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的日益普及、宗教信仰的日渐式微、婚恋观念的现代转型、公共墓地的迁移和葬礼的简化等，该地区的人口自杀率近年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关键词 社会变迁 民族地区 自杀率 婚恋观
一般而言，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它蕴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包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由传统步入现代的过程。由于历史条件、外在环境及自身禀赋的差异，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在起点、动力、速度及规模方面都不尽相同，转型的后果及影响也表现各异。对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转型过程相对迟滞，长期以来矛盾累积、多种困难问题叠加，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自杀问题，既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自杀问题的一般逻辑,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自杀研究可谓社会学的经典议题，自涂尔干以来，有关自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层出不穷。但总体上看，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自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为此，本研究将以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X村为案例，考察该村过去20年间自杀率的变化以及社会变迁对其造成的影响。
微博传播的碎片化——以“占领华尔街”为例………………………………………………………………………………………燕道成（4.31）
X村的基本情况及其人口自杀率的嬗变
X村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境内，人口4000余人，居民90%以上为拉祜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村人口的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1999年，该村总人口数为4459人，死亡人数为50人，其中自杀死亡人数为6人，自杀死亡率为134.6/10万；2000年，该村总人口数为4449人，死亡人数为49人，其中自杀死亡人数为13人，自杀率为292.2/10万。①根据中国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1999年，我国的自杀死亡率为15.26/10万，农村的自杀死亡率为19.68/10万；2000年，我国的自杀死亡率为13.56/10万，农村的自杀死亡率为16.85/10万。②而X村的自杀率远高于全国自杀率平均水平和全国农村自杀率平均水平。1997～2001年，X村出生149人，死亡167人，人口死亡率超过出生率10.78%。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1月至2002年1月，X村自杀死亡人数为46人，自杀原因包括：为情所困自杀31人(67.4%),其中20人双双殉情；因家庭纠纷自杀6人(13.0%)；年迈因病自杀7人(15.2%)；其他2人(4.3%)。46人的自杀方式均为服毒自杀，其中服有机磷农药21人，服“狗闹花”25人。在时间分布上，春季最多。在自杀地点的选择上，39人选择村外的密林深处自杀，这可能与拉祜族的原始信仰有关。村民们以村旁茂密的森林为神灵象征，常以一株参天的大树作为“厄莎”神的标志，认为死后的灵魂只有在此才能回归“厄莎”，从而转世获得重生。③
在2013年至2016年的4年时间内，X村的自杀死亡人数为7人，仅相当于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一年间的自杀人数。在自杀的7人中，男性为5人，女性为2人。年龄最小的是24岁，最长的是43岁，自杀者主要是生产年龄段人群。表1的相关数据显示，该村自杀率在2001年之后呈下降趋势。自杀率由2000年的292.2/10万下降到2012年的23.10/10万，自2014年开始稍有回升，2016年回升至43.55/10万左右。这也符合同时期全国自杀率下降的总体趋势④。因此，“中国的自杀率不像多数国家那样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上升。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很难解释当今中国的自杀率”⑤。那么，是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该村自杀率的大幅下降呢？尤其是在这个曾经自杀率最高的地方，这种自杀率下降的现象值得给予特别关注。
表 1 2012～2016年 X村人口出生 、死亡及自杀情况
我国的自杀问题一直都表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农村自杀率及自杀的绝对人数远高于城市，而农村的高自杀率又主要源于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在1997年1月至2002年1月X村因自杀死亡的人中，男女性别比例为26∶20⑥，而2012～2016年这一比例为5∶2。显然，这种“男高女低”的情形与全国农村“女高男低”的性别比例并不一致。
X村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经济的快速发展
尚不能断言经济条件与自杀率之间呈现的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关系。但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因素是影响自杀率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差是导致农村青年自杀的危险因素之一，因经济因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家庭矛盾和纠纷是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⑦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之时，贫困人群易将生存问题放大到生死一线。因此，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自杀的概率。有研究表明，我国的自杀率与经济发展(人均GDP)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⑧“中国最近30年自杀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这提示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自杀率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⑨当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人们的经济压力就会相对减小。当面对困境，但还有一定的经济支撑时，人的自杀意念会相对减弱。
二是对“狗闹花”的淡忘。X村有种植物是与死亡密切相关的，那就是“狗闹花”。对生活在山林里的X村村民来说，“狗闹花”这样的天然自杀工具唾手可得。这种剧毒的植物就生长在村民居住地的周围，无形中会增加自杀行为的可能。1999～2004年，X村自杀的44人中，32人选择服毒，而32个服毒的人中，有28例选择服用“狗闹花”。“狗闹花”是一种类似藤蔓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服食“狗闹花”时，还要在“狗闹花”的根部留置少许钱财，意为“花钱买药才会有效果”。如果是殉情者，两人要吃同一种药物，这样死后才能够在一起。
表 2 X村的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状况
南部地区地下水矿化度能达到1.86～2.54 g/L，属微咸水；北部地区矿化度能达到7.39 g/L，属咸水。溶于地下水中化合物分离的CL-、、Na+、Mg2+含量会随着矿化度的增高而急剧增加，对金属腐蚀产生严重危害。盐渍土中存在大量的 Na+、K+、Ca2+等阳离子，以及等阴离子。这些水溶性盐类溶解在地下水中，随着毛细管上升至地面，形成破坏性盐性环境。
一是政府扶持X村产业的发展。十余年间，X村村民人均拥有口粮增幅不大，但是人均收入却有着明显的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X村除了种植基本的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外，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引进和种植了其他高附加值的农作物，如甘蔗、烤烟、茶叶、蚕桑，2015年还增加了咖啡、坚果、西番莲、核桃等农作物。同时还发展林业、采矿和石材加工等。政府大力鼓励养殖业，并提供相应的政府补贴。另外，政府鼓励村民们改建或新建住房，并为建新房提供补贴，还特别强调结构上的抗震。
二是X村村民收入的多元化。村民们家家户户都安装了卫星电视“锅盖”，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有手机，每户都有摩托车，部分家庭拥有汽车。由于地势特点和交通条件的局限，摩托车成为当地最适用的交通工具。摩托车修理点几乎每一个自然村都有，仅彭金二组一个村民组里就有两家汽修点。而这些汽修点都是从城里学习了相关技能的年轻人在经营，这里也成了村里年轻人聚会的场所。小卖部每个自然村皆有。村民的收入不再只是依靠单一的务农种植，收入渠道已经多元化。在石展云二队住着X村有名的大户尹某，其年收入达百万元，他不仅投资咖啡厂、茶厂，还在村里开了百货店和餐馆。
三是外出务工的影响。笔者2007年8月在X村调研时，全村无一人外出打工。截至2015年底，X村外出打工达487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10.77%，主要到县城、昆明、深圳、广州等地务工。在入户调查的39个家庭(以村公所所在地彭金二组为主)中，有17个家庭中有外出打工者，占43.6%，其中去沿海城市的占28.21%。另有4户属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这不仅使这些人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也改变了他们自身的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其家庭经济状况。景军等认为，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增多，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加大的同时，农村自杀率在稳步下降，同时也使全国自杀率下降。
但是，青壮年进城务工也造成农村家庭的空心化，空巢家庭、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四是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2014年，全村登记在册人口4442人，全部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共计3030人，占总人口的68.2%；享受低保1541人，占34.7%；此外，五保户16人。近年来，村里新建了卫生所，有专职医生3人，护士1人，床位3张。村卫生所的人员均接受过患者服食农药后的应急处理培训。村卫生所距离乡卫生院26公里，与乡卫生院建立了联动机制，距离县医院55公里。卫生所旁边就是新的村委会、村公所大楼，对于危重病人，村委会可以随时调派车辆送乡、县医院。此外，X村地处中缅边境边防前沿，曾是毒品泛滥的重灾区。吸毒引起的自杀、边缘性自杀在过去屡见不鲜。“防毒”(吸毒、贩毒)、“防艾”(艾滋病)也是村委会的重要工作。自1996年起，村里专门建立了“X村戒毒农场”，近十年来村里没有一例因吸毒引起的自杀。
不一会儿，李志勇用食用玫瑰、百合、野生菌煲的汤端上了桌，酒店老板和一干管理人员面面相觑: “会不会中毒?” 李志勇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当着他们的面，连着喝了几大碗，走之前说: “明天我来跟你谈谈，希望你能满意我的货。”
其菜系在中餐菜系中独树一帜，融贯中西口味，其常用调味汁有黑椒胆、辣椒酱、葡汁、芒果酱、西柠汁、糖醋汁、糖醋西柠汁、煲仔汁、马拉盏、日本烧鳝汁、XO酱、豉油皇、牛柳汁、献汁、沙律酱、千岛汁、脆皮水、葱油、脆皮水葱油、农家酸椒、美极葱姜汁、蒜茸辣酱等几十种之多。
(二)受教育程度的日益提高
1999～2004年间，X村自杀死亡人数为44人。其中文盲为30人，占总人数的68.18%；小学学历为14人，占31.82%；初中及以上学历0例。
这种差异可以说明，受教育程度可能是影响自杀的因素之一。
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滞后，文盲半文盲人群庞大，“两基”
任务依然艰巨。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生命的认知存在偏差，封建迷信甚至是邪教活动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这也是造成农村居民自杀的间接原因。
那一日。她穿正式衣裙，化妆，穿上绣花鞋。很多衣裙是贞谅留下。白色夏布刺绣裙子款式属于旧时，Ian很难理解这是一种美，但也已习惯遗世独立的东方妻子，仿佛活在世间另一个界面，与她自己共存。布里斯班是安静的城市，依据山形而建立，街巷常有许多坡度。有时暖热，有时下起细细的雨丝。她走在街道上，知道目的地所在。这是她结婚两年之后拥有的秘密。一个隐匿的情人，比她大20岁的白人男子。每周见面一次。还有一个女子，华裔，比她小3岁。她在一天时间里轮流与这互相分隔的两个人见面。做爱，聊天，吃饭，喝酒。黄昏时若无其事离开，坐火车归家回去镇上。
十余年来，X村再没有发生过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自杀死亡的情况。由此可见，在X村，受教育程度与自杀率呈反比关系。目前，X村在校小学生是汉语普通话与拉祜语双语教学，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汉语普及率为100%，汉语的普及使X村与外界的交流不再有障碍。
2005年，在贵州遵义知名民营企业家唐某的慷慨资助和政府的配套支持下，X村建起了小学，校园面积达6700平方米，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政府还专门解决了特岗教师的指标问题，教师工资由财政统筹。目前，教师月基本工资达3590元，此外，每个月还有500元的补贴，这在当地属于较高的收入。
2015年下半年，X村小学1～4年级有在校学生147人，还办有学前班，在校孩子36人，五年级以上就到乡里去上学。现有教师7人，食堂工人1人。小学实行寄宿制管理，基本能保证“营养午餐”。九年义务教育的确落实到了每一个孩子的身上。而村子里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还会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到县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村里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村支书自豪地介绍道：
我们村子近几年还出了一个研究生，好几个大学生。今年整个竹塘乡有5个当兵的名额，你知道的嘛，当兵需要高中学历嘛，我们村就上报了4个，还有一个是大学生呢。就整个竹塘乡而言，我们村读书是不错的。
1993年6月17日，X村发生8名小学生集体自杀事件，全部为女孩，年龄最大者13岁，最小者9岁，她们相约在村外小树林里，用头巾相互捆绑在一起服食农药自杀。结果死亡2人，6人被救活。
那时村里没有学校，读小学要到26公里以外的乡政府所在地，学龄儿童失学、辍学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2）相较于多级、多效等具有复杂结构的吸收式热泵，最基本的单级AHT结构简单、运行稳定且技术成熟，因此将其选为研究对象。
从表3可以看出，X村由于历史的原因，文盲、半文盲比例还是很高的(主要是中老年人)。可见，X村“两基攻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火灾防治管理司、森林消防局和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省森林消防总队、哈尔滨市政府、大庆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表 3 X村村民的受教育程度 (2014年底 )
(三)民间信仰的日渐式微
机能实验室重组后，在人员方面仅剩实验室技术人员，而教师负责实验教学，在编制上不属于实验室。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缺少沟通和理解，实验室教学与管理出现了脱轨，工作衔接不上，给日常实验教学顺利进行增加许多困难[6]。实验技术人员必须具有整体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在工作上与教研室教师互相配合，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商讨，凡事从整体利益出发，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师在专业分工、职业规划、工作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合理地对待这种差异，用平等的态度看待彼此的工作，有利于营造全体教职人员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符合整个学校教学体系建设的初衷。
在拉祜族，葬礼是全村的头等大事。出殡之日，全村不出工，均要参加相关葬仪。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反复参加庄重肃穆的死亡仪式，同死者家属一道得到了生者与死者、现世与来世息息相通的启示，人们相信死者还有来生。对这种仪式长期的耳濡目染，无疑会使拉祜族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每当青年人在感情问题上遇到困难、孑然无助的时候，往往会仿效同族的他人，捐弃自己的生命谋求来世的幸福。在X村的自杀案例中，大部分是因为恋爱受阻或产生婚外情导致的殉情。当地的拉祜族山歌里有一句就唱道：“如果阳间结不了亲，我们去阴间再成双。”在X村拉祜族人口的高自杀率中，其中殉情的比重最大。
X村虽地处僻远，但也绝非“世外桃源”。和中国千千万万个传统村落一样，面对迅速变化的纷繁世界、商品化的滥觞和洞开的寨门以及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传统思想与信仰已经被解构了。根据我们对该村39名村民的调查，在“您有宗教信仰吗”这一问题上，61.5%(24人)的人回答是“没有”，30.8%(12人)的人回答是“相信迷信”，极少数人信道教和基督教。这里所谓的“迷信”就是村民自己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信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但又经常参加一些“迷信活动”来祈愿。访谈结果进一步表明，年轻一代的村民对于他们的创世神“厄莎”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39名受访村民面对问题“您认为人有灵魂吗”时，48.7%(19人)的人回答“没有”，选择“不清楚”和“有灵魂”的人各占了25.6%(10人)。但和认为“有灵魂”的村民探讨“灵魂最终归于何处”时，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答案无非是“不清楚”“天上”“天堂”等。村民们已经逐渐地淡忘了“厄莎”的存在，一部分上了年纪的人由信奉“厄莎”转变为信“迷信”。所以说，信仰的消弭，令人们在面对死亡时不再那么毅然决然、视死如归，对自杀的态度也就发生了根本改变。
距离澜沧县X村100余公里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Y村
，是一个边境傣族村寨，距缅甸仅几公里，村民全部为傣族，全民信仰小乘佛教，主要靠种植橡胶为生。Y村村民组总人口257人，男女性别比例为150∶100，无人外出打工，仅有一人在泰国经商。据Y村村民组组长岩各相(39岁，原为缅甸籍，其母亲带其于1986年从缅甸勐坎迁入)介绍，该村在他记事以来，无一人自杀，原因是傣族信仰小乘佛教。
可见，不同的民族及信仰，对自杀的态度迥然相异。
(四)婚恋观念的现代转型
在X村诸多自杀案例中，“殉情”是其中的关键词，食用“狗闹花”则是自杀者的首选方式。殉情的人认为，两人必须吃同一种药物，死后才能在一起。
1997年1月至2002年1月五年的时间内，X村自杀死亡人数达到46人，其中因为感情婚姻问题自杀的就有31人，占总人数的67.4%，其中20人双双殉情。
据另一组数据显示，X村1999～2004年自杀死亡的44个案例中，有20例是因为恋爱受挫，8例是因为家庭纠纷，5例是因为精神失常，6例是因为酗酒。
如此高比例的殉情自杀事件都发生在同一个村寨里，探究其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拉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北向南经过多年的征战迁徙，披荆斩棘，终于在西南边陲安顿下来。为了不影响农耕生产，在历史上约定俗成，在农忙时节青年男女是不允许恋爱的，只有在农闲时分，也就是每年的1～3月可以自由恋爱。如果在其他时间里谈情说爱，将会被视为有伤风化。对于那些刚刚产生好感，陷入热恋的青年男女来说，三个月的农闲时节为时太短。当三个月的农闲时间过去，一些情侣难于接受这样的分离，或遭家人非难时，就会相约殉情，以求死后相厮相守。因此，春季是殉情的高发时节，双方相约共同食用“狗闹花”，以求死后可以在一起。在距离该村一公里左右的山梁上有一处X村的殉情之地——“石展云”，殉情者一般就地埋葬。
拉祜族的传统爱情观以“一生只爱一个人”为准则，存在着“移情别恋，天地震怒、灾难降临”的神判观念。离婚或婚外情是伤风败俗，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不仅需要支付物质上的高额补偿，有的还可能被强剥衣裤，扫寨示众，以儆效尤。因此，因婚外情而有离婚念头的人一般都不敢声张，不敢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婚姻问题。私情一旦败露，或万般无奈之际，往往会选择自杀，或与情人相约一起殉情。当然，也有恩爱夫妻一方先离世、另一方自杀追随而去的案例。
长期以来，拉祜族的男女青年在十四五岁左右就可以谈婚论嫁。鉴于拉祜族早婚早育的传统，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婚姻法》第36条之规定，还专门通过地方立法的变通方案进行了调整：“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境内农村少数民族和汉族社员，婚龄变通为男方不得低于20周岁，女方不得低于18周岁。晚婚晚育者，应予奖励。”
拉祜族早婚早育传统带来的隐患有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婚外情的几率也在增大。一旦被责难，就有自杀的风险。因为感情一旦与道德产生矛盾时，往往自杀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导致X村自杀率高企的重要因素——婚恋观开始发生变化，而这种改变可能会降低X村的自杀率。当问及“您会因为不喜欢您孩子的对象而去反对他们交往吗”这一问题时，在33份(6个家庭无孩子)有效样本中，有31人回答“不会反对交往”，仅有2人表示“不清楚”，而没有人明确表示会反对。由于多种经济的发展，X村已经不存在春末夏初农忙时节非要让恋人分开的情况，婚恋观的放开让年轻人也不会动辄就去相约自杀了。婚恋的自由加上恋爱时间上的自由让X村的年轻人的婚恋不再受经济和家庭因素的过多干涉。
长期以来，在拉祜族的民间信仰体系中一直深信人死后有灵魂。阳间每出生一个人，阴间就少一个人，反之亦然。死亡，不是结束，不是存在变成虚无，而是意味着另一种生活的开始，是有可能实现阳间未曾了却的心愿的。所以，死亡，有时不是一种绝望，而是希望的表现形式。拉祜族相信“轮回”，在拉祜族神话史诗《牧帕密帕》中，记述了创世神“厄莎”创造了人类，当人死了之后自然也要回归“厄莎”，经过“厄莎”的洗礼之后，可以重新转世做人。
全文的详细阅读完成之后，语言和内容基本上过关，这时候需要回过头来细看文章的篇章组织，感受文章的结构之美。这个环节充分利用建构主义教学的协作会话理念，由学生分组讨论完成结构分析和各部分大意归纳，并选派代表将小组意见表述在黑板上。在本人的教学实践中，各个小组由于对课文有较为全面的理解，都给出了自己合理的结构分析，并概括了各部分大意。各组的结构分析并不完全一致。
此外，由于基础教育的普及，X村的青少年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大多已经到了十六七岁。这样的年龄相比于以前十三四岁的恋爱年龄更加成熟。在初中教育结束后，部分青少年选择继续读高中，也有部分青少年选择外出务工或在家务农。但是，无论哪一种选择，大部分青少年在开始恋爱时心智已趋于成熟，而恋爱的自由不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遭遇太大困扰。在与X村的村民访谈中，大部分的村民在谈及孩子的恋爱年龄时，答案一般都是“把书念完后再说”。而初婚年龄的上升有利于晚婚晚育，有利于更加长期的学习和工作，可以培养对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婚姻的质量。
目前，澜沧拉祜族的婚姻家庭同样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离婚率上升；未婚先孕增多；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造成单身群体增加；跨境跨国边民通婚导致的办证难、黑人黑户增多。
在择偶方面的选择增多，不再仅仅只是同族、同村、同乡之间，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外省，甚至邻国缅甸、老挝和越南。
过去X村的村民们经济收入差异不大，人们“不患不均”，大家都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守望相助，邻里纠纷很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贫富差异逐步加大。⑩从相对剥夺的视角来看，村民们可能不再单单地拿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和以前的生活状况作纵向对比，同时也会和现在身边的人作对比，“如果这个人了解到和他出身差不多的人却生活得富裕，他会认为受到剥夺，因此情绪低落”，“从城市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展示在城里买的高档商品，讲述令人兴奋的城市故事都会使相对剥夺感放大。知觉到相对剥夺越多，扭力就越大”，那么，就会很容易造成不平衡，就有可能导致自杀。
很庆幸的是，X村在贫富悬殊拉大时，尚没有出现“患不均”的现象，并没有因为“羡慕嫉妒恨”引发纠纷、仇恨与自杀行为。村支书跟笔者多次强调：“邓小平老人家提醒我们说，要先富帮后富，大家一起致富。”的确，村里一些先富起来的村民以生产合作社等方式帮助其他贫困村民，也有的资助教育或致力于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从而提升了X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X村过去自杀率高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婚外情”。随着X村村民法律意识的逐步增强，当婚姻发生危机时，他们不再一股脑地选择死亡，而是会选择另外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离家出走或外出打工；二是离婚。
根据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民政所提供的资料，X村2013年的离婚率为1.57‰，到了2015年则上升为2.43‰。在这里我们不讨论离婚率的增高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就X村而言，离婚率的上升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这意味着当婚姻家庭出现问题时，村民们学会了用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与通过自杀来解决问题相比，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这也证明了“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婚姻不是自杀行为的保护因素”
。
(五)其他因素的变迁
一是公共墓地的迁移和葬礼的简化。X村的石展云二组，曾被外界称为“殉情圣地”。在山坡上，大大小小、零零散散地遍布着不少土堆，埋葬着许多殉情者。近年来，在政府倡导下，村委会将大部分的坟墓都迁到了附近的山梁上，当地人称之为“梁子”，并在曾经的墓地区域修建了新的村公所和村医院。村公所是一幢漂亮的三层建筑，红柱白墙凸显民族特色，拱顶上镶嵌着金色的葫芦(拉祜族的图腾)。这里现在是X村人气最旺的中心地带，让人逐渐淡忘了曾经的凄凉与阴森以及那些凄婉悲惨的故事。
米勒(Neal E.Miller)、多拉德(John Dollard)的模仿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理性行为都是习得的。若观察者发现某一行为的他人反应正是自己所预期的，那么就可能发生模仿行为。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列举了一个典型案例：在法国一家医院，有15个患者像着魔似的相继在一个阴暗的楼道里的同一挂钩上上吊身亡。后来医院把这个挂钩拔掉了，自杀现象就突然消失了。
相似地，自杀者的坟冢长期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区域，对生者来说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暗示。殉情恋人的坟墓常有人去凭吊，凄婉的故事也常被人讲起，殉情自杀自然也就成了X村人挥之不去的情结。
此外，拉祜族的葬礼现在也已经移风易俗了，如果村里有“白喜事”，一般情况下，一家只需要派出一人参加葬礼，不再是全村家家户户倾巢而出，并且，一般都是不带孩子出席。这是因为村民们开始意识到葬礼对于未成年人的生死观有着一定的影响。参加葬礼人数的减少、范围的缩小，也弱化了亡者对生者的暗示。
近年来，X村村民的经济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访谈中，每当提到经济收入，村民们大多表示基本满意。据该村所在的乡政府所提供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X村的人均年纯收入翻了近3倍，达到1516元；而到了2016年，人均年纯收入则达到3683元，与2012年相比，增幅达242.94%。
据笔者调查，并非X村所有的山寨周围都适于生长“狗闹花”，其生长环境为海拔1300～1400米之间。整个X村的海拔环境在1260～1840米之间，“狗闹花”仅在X村白水井、阿卡白、彭金一组和二组、石展云等海拔较低的山寨生长，但是在海拔较高的小哈嘎别、大哈嘎别、扎路等山寨附近是没有这种植物存在的。因此，并非所有拉祜族村民皆认识“狗闹花”。
三是从“视死如归”到“一时冲动”。我国农村“冲动型”自杀行为所占比例较高，且常常发生于剧烈的家庭矛盾之后。在农村，家家户户备有农药，一旦家庭矛盾爆发，村民随即举农药瓶“示威”，一冲动就喝下。我国现行有机磷农药一般都具有高致死性，加之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不完善，救治不及时，也提高了自杀死亡率。“一哭二闹三喝药”是农村家庭妇女处理家庭矛盾的新“三部曲”。“喝药”比“上吊”更具有杀伤力。刘燕舞曾将农村自杀类型总结为“出气性利己型自杀”和“威胁性报复型自杀”
。这两种自杀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自杀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自杀的行为并不是为了达到死亡的目的，而是将它作为表达情绪和诉求的一种手段而已。
2015年10月，家住X村彭金二社的少年李某，因辍学在家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母亲忍不住念叨了几句。李某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所幸因农药口感不好服用较少，最终获救。X村的自杀案例，从过去殉情者们义无反顾地携手共赴黄泉，到现在“一时冲动”，甚至只是上演“自杀秀”，无疑也降低了自杀的既遂率(死亡率)，却提高了自杀未遂率。2015年，X村共有7人自杀，其中2人身亡、5人未遂，而自杀未遂者再没有实施过二次自杀行为。可见，大部分的自杀行为可归于“冲动型自杀”，根本目的是表达情绪——“气”和其他欲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X村的自杀频发现象与该地1988年发生的大地震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与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2008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2011年3月日本东部“3·11”大海啸引发的灾后自杀风潮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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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自杀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是我们观察和理解社会及群体生态的重要视角，自杀率的变化也可作为我们透视社会变迁的重要参考。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地区的人口自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和探讨。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黔西南X村过去20年间自杀率的变化与当地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村民受教育程度的日益提高、传统宗教信仰的日渐式微、婚恋观念的现代转型、丧葬礼仪的简化、逐渐被淡忘的殉情毒草“狗闹花”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近年来X村自杀率的下降。这对降低农村人口，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①陈庆玲等：《云南澜沧战马坡村拉祜族民俗宗教与自杀现状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年第4期。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之断，则毋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
②④⑤⑧转引自张杰、景军《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③⑥李光华等：《拉祜族自杀调查分析》，《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5年第2期。
⑦周锐：《农村青年自杀行为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⑨张杰：《解读自杀：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127～129、93页。
⑩据村民介绍和笔者入户调查，村里有名的大户尹某，其家庭年收入达到百万元以上。其两个女儿都在外自己生活，经济独立。唯一的小儿子还在县城读书。侄儿、侄女帮忙管理着家里的经营部。
景军、吴学雅、张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进行秸秆覆盖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降低土壤中水分的蒸发，通过试验可以发现，在进行秸秆覆盖之后，可以有效的减缓土壤中水分流失到空气中的现象。同时，秸秆覆盖还可以降低阳光对耕地的暴晒，以此来减弱土壤中的水分气化并调节土壤的温度，达到保水保墒的效果。
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是国家教育部提出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的一项基本任务。
周小燕：《拉祜族和纳西族自杀行为的跨文化心理分析》，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顾明志、李克礼：《拉祜族小学生集体自杀8例》，《上海精神医学》1996年第8期。
2008年7月19日，在该村曾发生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事件——“7·19孟连事件”，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012年8月1日，笔者在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马镇勐阿村贺养组对村民组长岩各相进行访谈。
李建军：《血色情殇：纳西族、拉祜族的殉情自杀遗风》，《吉首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关于农业人口婚龄变通执行的规定》，云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26日。
谢芬芳：《打工潮下农村青年婚恋观的变革》，《传承》2008年第7期。
王泽：《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婚姻现状分析》，《法制博览》2014年第9期
所设计的变频器监控系统，是以西门子S7-200 PLC(CPU224以上核心)为监控主机，同时外扩西门子EM277通讯模块；西门子MP277触摸屏设计为人机交互界面，显示S7-200 PLC接收到的变频器参数与状态等相关信息， PLC用于监控多台具备modbus RTU通讯协议或USS通讯协议的低压变频器，具有modbus RTU通讯协议的变频器顺次串联接入PLC的端口0，具有USS通讯协议的变频器顺次串联接入PLC的通讯端口1，以实现PLC监控两种不同通讯协议变频器的功能。监控系统组成结构原理图如图1所示。
乐国安、管健编：《社会心理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
[法]爱米尔·杜尔凯姆(涂尔干)：《自杀论》，钟旭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李光华等：《澜沧县战马坡村拉祜族自杀情况调查分析》，《中华现代内科学杂志》2004年第2期。
刘燕舞：《农民自杀的类型及其社会分布逻辑》，《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杀防治研究”(项目号：15ASH003)、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社会文化变迁与自杀防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建军，1963年生，贵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闫懋君，1990年生，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责任编辑：丁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