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需要新思维——写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条约论文,写在论文,中日论文,友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照理说中日关系应该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但从现实来看，情况并非如此。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于年初第三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日本政坛走向“总保守化”
在50年代，或者是在我留学日本的60年代与70年代，尽管当时日本政府执行反共反华的外交政策，但可以感受到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当然也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有的确实是坚决反战，但也有不少人是因为日本打了败仗，在战争中吃了苦头，所以害怕战争，日本保守人士将其定义为“恐战病”。还有的是因为长期战争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巨大损失而讨厌战争，被称之为“厌战病”。
但不管怎样，当时的整个日本国内弥漫着一种反战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气氛，这样的政治气候也就很自然地有利于促成中日友好。这也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基础。除此之外，一部分日本人出自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至于财界，虽然碍于美国的亚太战略而未向中国大陆发展，但内心里，他们对中国的市场、资源与丰富的劳动力一直念念不忘。
从国际上看，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突然访华，给日本国内带来了巨大的震荡，日本人称之为“尼克松震荡”。在他们看来，近水楼台是应该先得月的，中国这块肥肉不能让美国捷足先登。
在那个年代中国政府将日本国内反对中日友好的一股逆流称之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真实情况。
但时过境迁，特别是在1993年到1994年日本国内政局进行重大重组之后，日本的政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此进入了自民党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的阶段，主要反对党社会党已经名存实亡，最终被迫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1993年、1994年后日本政坛的一个特色就是“总保守化”或“总自民党化”。
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60年代和70年代，以不变的“定位”（即仍然认为日本国内坚持中日友好的反战和平力量声势浩大，足以制衡仅是“一小撮右翼分子”逆流）看待日本的话，恐怕就很难看清日本的政局了。换句话说，兴风作浪的“右翼”也许真的还是那么“一小撮”，但由于日本国内已丧失原有的制衡力量，其影响力也就非同小可，而有必要重新评价和给予新定义。
日本并非不谈历史
正因为日本国内形势起了变化，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制衡力量，日本的政治领导人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并开始畅所欲言，毫无顾忌。
从最近几年日本国内的舆论造势来看，特别是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日本通过了不伦不类的“国会不战决议”之后，日本不但不认为应该反思，而是恰好相反，主张应该给不同的历史观提供自由判断的空间。
1996年4月《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后，日美两国进一步将中国视为共同的潜在对手，日本对中国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
在这之后，日本模糊历史是非的宣传攻势愈演愈烈。首先，就是定下不许谈历史的基调。同样是在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他生日（7月29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无非是要试探国内外的反应。小泉上台后又三度参拜靖国神社，向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军神”致敬。这说明日本不让别人谈历史，自己却在用行动谈历史。而别国只要一谈历史就会被扣上破坏中日友好、亚洲和平的帽子，甚至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
第二步，就是将这一类的想法通过文化交流等活动推销到其他国家，然后再把其他国家个别人士的各种论调带回日本，对其进行大炒特炒。我将此定义为“出口转内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几年前，日本媒体大肆炒作的“日本到底应该道歉到几时”论调。这种说法近年来炒得更加火热，因为东南亚的个别领导人和台湾的李登辉都在不同的背景下这么说过。
第三步是大搞分化行动，说大谈历史问题的都是老一代人，因为他们对日本比较忌恨。希望新一代能出现日本所期待的“新思维”。最近更对刚走马上任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寄予希望。好像只要不谈历史，只要允许日本歪曲历史，中日就友好，亚洲就和平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也许接受日本战前教育的那一代走后，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就会不同。结果看来恰恰相反。我在日本上大学时曾有许多日本人对没能制止战争感到遗憾，也有些人希望通过战后爱好和平和推进睦邻政策的行动来弥补他们的内疚。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新的一代要么就是不管政治，也不想了解历史，要么就是在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的引导下越来越偏向同情与支持官方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出口转内销的日本“新思维”
有些人到日本走马观花般地看到了繁华和平的景象，就大谈什么这里哪有军国主义。其实这种一知半解的印象是非常幼稚的。我们并不是说日本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而是说它在逐步恢复战前的一些思潮，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比如说，我曾谈到日本进行“出口转内销”的舆论攻势，其真正目的当然是面向日本国内，告诉日本国民：外国人都不这样看我们了，你们怎么还这样看自己？外国人都不认为我们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还要在吵？这就让那些本来就很微弱的反对力量丧失了信心。
去年年底，中国《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确使我们这些研究日本的人感到忧虑。
例如，他主张中国人民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却不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把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当做“战胜国”看待。他们只知道败于美国。
同样，马文主张把日本的成就视为“亚洲的骄傲”，却不知道不少日本人心底里还存有向欧美靠拢，而耻于与亚洲人为伍的“脱亚论”的心态。对于战后日本某些成就给以客观的评价是可以、也是应该的，但亚洲人大可不必沾亲带故，自作多情。
至于他认为小泉既然已经到了卢沟桥表示反省，就不该再拘泥死板形式的说法，小泉在马文发表后不久就到靖国神社第三度参拜，可以说已经给了他最好的回答。
不管作者本人是以什么心态和心情撰写此文，这篇让日本人一看就爱的抒情游记被日本颇有影响力的两家竞争性月刊《中央公论》和《文艺春秋》抢着同时翻译、大炒特炒，并配以煽情的标题后，其影响与不良后果也就远非该作者本人所能想像。
比如《文艺春秋》的标题是“我的中国啊，请克制反日行动”，《中央公论》的标题是“民族主义的反日论有害无益”。这样一些煽情的语言显然是要告诉日本读者，北京已亮起了如下的信号：中国党报的高层人士有了新的想法；中国政府随着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就会有新的姿态出现。
这种“新思维”，说句不客气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新，只是符合某些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维。
颠倒是非的“报复论”
日本在高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他们心里其实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威胁。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也还没有对日本造成威胁。
实际上，在战后不仅是中国对日本很宽容，我们东南亚各国对日本也很宽容，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以日本对这些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日本的经济势力又怎么能在60年代势如破竹般轻易地重返东南亚？
但现在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士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影响，认为亚洲人民，特别是中韩人民一直纠缠于历史问题是因为没有报复过日本，不像苏联虐待过日本俘虏，也不像美国投下过原子弹。于是，呼吁亚洲人民不应该再抱有这种报复心态。这是非常荒谬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日本有人这么宣传，不幸的是亚洲国家有个别新闻工作者也信以为真，跟着大谈，这就令人感到遗憾了。另外一个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论调是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解释为单纯的文化现象和纯粹的宗教问题。他们说，日本人认为人死后成神，人们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而日本以外的亚洲人则没有这种文化。这种说法完全是日本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只要去过靖国神社或者稍微翻翻日本的历史，就很清楚了。日本土兵在出征之前，很多人都是以这样一句话来相互勉励的：“让我们在靖国神社见面吧！”意思是说让我们为国家打一场“圣战”吧。有靖国神社在，我们战死了，我们就是神了。现在这种所谓“文化差异”论调却通过某种管道推销到海外，让一些年轻人接受这种论调，然后日本如获至宝，广加流传，借此宣传外国知识分子已逐步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除此之外，日本方面有时也会放出一些风声，说什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争取“遗族”的选票而与“保守政治”无关。这实在是片面之言。任何人只要略为翻阅战后遗族会的发展史及它与保守政治家相互依存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真相就一清二楚。
实际上，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也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