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0)04-0012-06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并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和历史地位作了重要说明。由此，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热潮。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至2009年12月止，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期刊论文发表情况来看，仅从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到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篇名的期刊文章就达1007篇；从相关书籍资料出版情况来看，在众多的辅助读本中，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著、学习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以及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1978-2008年)》两书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这些研究成果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内涵、发展演进、内容架构、基本特征、价值意义等主要方面展开论述，在基本问题层面初步达成了共识，而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学术争鸣，形成了争论焦点，现梳理述评如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内涵
明确概念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起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从来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二，从内容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三，从其理论地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十七大报告的上述论述成为学术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基本内涵的依据。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由于切入视角不同，学者们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内涵的概括或表述上存在着差异。
1.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内涵的三种视角
概括说来，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内涵的理解，大致存在着三种研究视角：其一，侧重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与发展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本源。在这方面，学者秦刚着重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源头[2]19，而阎增武则从精神实质上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有机联系[3]。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探究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属性，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内涵的前提与基础。其二，侧重从时代背景和产生过程角度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色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晶。由此，学者王怀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4]15而陈文通则具体指出“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经济条件和历史前提的特色、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的特色、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的特色、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社会形态的特色等四个层次[5]。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阐释并归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同于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色内容”，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其三，侧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内涵时，多数学者认为，把握这一理论体系内涵的关键在于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这个枢纽。学者侯惠勤认为这种“结合”体现为“理论建构主体正确地把握了理论与实践、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因而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6]从这一认识出发，秦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创新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7]。而王万骥、韩振峰等人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8]，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9]。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
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定位
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定位有着不同表述。例如，杨春贵和阎志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定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0][11]。袁秉达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特色化’互相结合的创新成果。”[12]学者秦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2]19。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定位问题，胡锦涛同志有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习近平同志撰文指出，这个重要论断“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科学界定，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根本依据。”[13]3-4习近平同志同时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13]4。而我们知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的概括，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习近平同志的上述阐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全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要求。因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定位，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演进
学者们根据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涵的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进行界定，形成了“始于1978年”这一基本共识。而在接下来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演进的具体历程进行研究时，学术界则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做了多种划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辨析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内涵的把握是界定这一理论体系形成起点的前提。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基本内涵的同时，学者们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起点展开了争论。虽然在争论初期，有学者主张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毛泽东确立了理论体系的“出发点”[14]，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这一理论体系起点。学者徐崇温通过对1981年到2007年历次党的文献中对道路和理论表述的梳理发现：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作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由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逻辑起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15][16]。秦刚从理论体系形成的角度提出，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逻辑起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重新确立[17]。而田克勤更进一步提出，“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党的十二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党的十三大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起点。”[18]6总的来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大理论成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始于1978年，那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定位在1978年是符合理论演进逻辑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阶段划分
如果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那么这一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而不断发展，其形成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也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又一热点。
两分法是最基本的阶段划分方法。这一方法以邓小平理论的成熟为标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划分为形成与丰富发展两个大的阶段，如学者万军、聂运麟等人就认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期是从1978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而从1997年至今则是丰富和发展时期[19]35-36。
多阶段划分法则显得更为细致。学者们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有的研究成果从这一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角度出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开始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突破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着力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破解，升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形成。”[20]有学者把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分为萌芽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形成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四大)和正式形成阶段(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七大)等三个阶段[21]。有的学者从这一理论体系的逐步成熟过程角度出发认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发展时期；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七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成熟时期[22]。学者王怀超认为，这一理论体系经历了形成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系统阐发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丰富和发展时期(1992年到2002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时期(从2002年至今)等四个发展时期[4]16，学者张元新认为该理论体系的产生经历了萌芽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形成阶段(十二大到十四大)、成熟阶段(十四大到十七大)、丰富和发展阶段(十七大以后)等四个时期[23]。
根据三大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角度进行阶段划分，是一种更为清晰明了的划分方法。李方祥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分别构成其发展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24]。秦刚则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框架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体系的成熟、科学发展观使这一体系走向深化[2]20。综合了这些认识，学者罗文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初框架和最基本的内容，它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因而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过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形成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充实和创新阶段[2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架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结构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归纳：
一方面，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时空维度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横向看，学者孙堂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宏观指导、战略布局以及条件保障等三大层面的基本原理组成的包含三大板块、十二个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26]。2009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主编并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该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概括为14个方面，并在每个方面都有“三大理论成果”中对应的相关内容，使这种归纳方式更加完善。
另一方面，从理论逻辑层次维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架构。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逻辑分层时，学者们的角度各不相同：学者荣开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回答的主要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分为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主体、关键等三个主要层次[27]。梅荣政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架构由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等三部分组成[28]。李恒瑞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的第一层次是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第二层次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结论；第三层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路径选择、战略设计[29]。学者聂运麟着重从理论范畴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范畴体系，包括：“改革与发展”、“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效率与公平”、“独立自主与经济全球化”、“社会生产力与民族文明素质”、“民主与法制”、“批判与借鉴”等[30]。倪德刚从基本理论、具体理论和重要范畴角度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31]。综合上述认识，罗文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哲学基础和“精髓”、理论基石、主要内容、基本范畴等四个理论层次组成[32]。
应该看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概括为14个方面是规范合理的，它对于我们完整全面地掌握这一体系的理论知识点很有帮助，而从理论逻辑层次维度出发，则深化了我们对这一体系的认识。学者严书翰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多个方面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由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3个层面的理论构成的。一是基本理论。它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质的规定、历史方位、基本途径和根本目的等。二是总体布局理论(或称主体理论)。它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三是实现条件和保障理论(或称条件理论)。它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和外部、物质和精神、基础和根本等一系列前提。”[33]这一归纳，给予我们更为科学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架构以新的启示。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七大报告简要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学者们围绕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品质与体系特征展开研究。
1.对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入解读。学者何建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是“不断发展”和“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在对世界积极文明成果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进程中不断开放发展[34]。涂小雨则从四个方面解读了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向度，认为总体布局是“四位一体”、全面小康是目标、和谐社会是任务、党的建设是伟大工程，这四个方面都要与时俱进，从而体现出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发展性[35]。
2.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角度探讨其开放性的源泉。学者们认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体现，这使其必然虽现出开放性特征。学者张国镛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之中，成为这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品质[36]。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若干个相统一的本质特征。例如，姜作培认为，这些本质特征具体表现为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稳定性与开放性相统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37]。而田克勤则认为，应该从原则性和再创性的统一、完整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几方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18]8-10。
3.以开放性为中心，从多角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体系特征。学者们从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出发，多角度概括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特征表现：其一，实践性特征。秦刚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不断总结、提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2]23。其二，时代性特征。学者秦刚把“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纳入了理论体系特征的范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2]23。其三，创新性特征。学者万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具有创新性的特征属性[19]53-55。可见，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体现出时代性与创新性特征，它们共同诠释了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
总体来说，虽然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征在理解角度上存在不同，但它们并不是对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存在异议，而是在多种视角下对这一基本特征进行了阐释。可贵的是，这些不同的表述互相补充，集思广益，准确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和体系特征，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对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迄今为止，学界主要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概括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意义等方面展开研究。
1.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概括的意义
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论名称，把它作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其一，具有良好的整合性。石仲泉认为，这一概括是我党用来整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成果的最佳选择。因为这种整合一方面突出了该理论体系的本源性，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8]17-18其二，具有突出的优点。石仲泉认为，这一最新概括至少具有如下三大优点：一是体现了理论逻辑的科学性，二是体现了理论发展的开放性，三是体现了理论表述的简明性[38]17。包心鉴则认为这一重要新概括的优点在于它凸显主体，更加注重党的创新理论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更加体现了“去个人化的发展趋势”[39]5-9。其三，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沈宝祥指出，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的理论还会有重要的创新，这些创新的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40]。此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对回应国内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理论的非难，对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价值的具体体现，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实现了认识上的重大飞跃。郎益君认为，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重大飞跃[41]。其二，解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秦伟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意义在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发展和怎么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42]。刘海涛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一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勾画了理想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二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探索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三是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43]。其三，突破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难题。苏荣指出，这一理论体系“突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难题”[44]5-7。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意义
正如学者张远新指出的那样，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意义，就必须放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4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针。苏荣把这一理论体系对国内建设的指导意义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三是为我们不断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44]8。其次，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包心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南，而且对当代时代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具有借鉴意义[39]5-9。学者张爱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建设、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46]。而秦刚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既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又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增添了新特色[2]22。
六、尚需深入研究的领域和问题
总体来看，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较丰，研究的领域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方面，一些热点问题在广泛争论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基本共识。而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纵观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确实尚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加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1.应着力提倡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高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现有成果较多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党的文献的阐述和解读，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视角进行学理性分析的较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偏少。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进行深入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要求研究者既坚守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善于从现时代出发，以全球化的视野去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之间、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从研究重点来说，要求研究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真正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体系中来，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作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
2.应重点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目前学术界虽已意识到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但现有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停留在表面层次。在许多方面，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有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原理、内容体系的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理论成果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框架的整体性整合、概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理论认知水平的提升等等都尚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此外，进行整体性研究还需注意不能把研究视野仅仅局限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上，有必要把对理论体系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统一起来，着眼于对三者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做出的概括包括一面旗帜、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纳入旗帜、道路、体系这一整体研究中去，既能从理论上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将这一理论成果运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去。最后，我们在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同时，必须把整体性研究与开放性研究结合起来，要从开放的角度来发展整体性。须知，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属性，离开开放性的视角，整体的理论就会失去活力，趋于僵化和保守。
3.应逐步拓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视角。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角度去论述，综合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视角去进行论述的研究成果匮乏，有待加强。此外，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的比较研究尚显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都亟需加强。
4.应致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用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我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又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指导思想，是全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我们既要倍加珍视、更应该善于运用好这一宝贵财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用性研究，从根本上说，要求我们不断深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研究；就当前来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用性研究，重点在于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当务之急就在于加强对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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