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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已进入适度增长区间，1997年GDP增长率为8.8%，预计1998 年GDP增长率仍将超过8%。对于1998年经济增长来说，维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一）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一是国民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物价逐步回落，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二是短缺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已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已基本形成，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瓶颈”得到缓解；三是城乡居民消费存在结构性需求实现障碍，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增强；四是市场推动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竞争性领域企业两极分化严重，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困难未得到根本缓解，矛盾后推余地减小，就业压力加重；五是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显著提高，资本市场开始对宏观经济运行发生直接影响，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加强；六是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很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开始产生较大影响。这些新特点、新趋势意味着1998年我国国民经济已进入一个以最近一次的经济“软着陆”为标志，以结构优化和升级，整体经济素质提高为特征的调整阶段。
（二）
新的经济增长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提高经济素质，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而维持8%以上的增速， 则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客观要求。
提高整体经济素质。衡量一国整体经济素质可以看其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一般地说，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越小，平均位势越高，扩张长度越长，经济运行的素质就越高。实践表明，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前，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可概括为：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改革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可概括为：振幅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我国经济增长实现了由“大起大落”型（“硬着陆”）向“高位平稳”型（“软着陆”）的转变，但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最近一次经济周期（1991年—1997年）振幅5.4%、峰位14.2%（1992年）、谷位8.8%（暂以1997年考虑）、平均位势11.2%、扩张长度3年。要缩短收缩期， 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素质，1998年经济增长率不应低于8.8%。
缓解就业压力。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劳动力需求的形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宏观就业水平。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加快经济发展，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率每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可增加或减少800万人就业，而目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已达到5—8%，大约有1200—1400万城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如果1998 年经济增长率下降超过1 个百分点， 至少有2000万人下岗或失业，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1998年经济增长率不宜低于8%。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1998年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心是：首先，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1997年以来以资产重组、企业兼并、破产为主要途径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有较大力度，但较经济增长所需要达到的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而言，结构调整还远未到位，具体表现为：第一，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有效的融资手段，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第二，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转移的相对滞后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使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市场难以全面启动；第三，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仍然不尽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仍然过低，第一产业仍处于低效、低技术含量、分散化、集约性差的落后状态。此外，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渠道是实现资产存量重组和优化配置。而目前资产重组中存在着诸多突出问题，一是资产重组的主体还主要是政府，重组中的政府行为尚没有过渡到企业的市场行为；二是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欠发达和完善，资产流动的渠道不畅。其次，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来，第一次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用于判断所有制形式上，非公有制经济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推动资产重组、企业兼并、破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再次，完善分配结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是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将对投资结构的调整产生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经济的高增长率总是和结构调整的高变动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结构调整是在适度经济增长率基础上实现的，过高的经济增长率会减少市场对结构调整的推动力，而过低的经济增长率则会延缓结构调整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不宜过低，而应该适度。
（三）
实现8%以上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分析：
总需求因素分析。总需求是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净额之和。国内需求由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国内的投资需求以及政府财政的经常性支出组成；国外需求净额通常用外贸出口与进口之差表示。一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特别是大国经济，总需求的升降波动决定着短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波动。 而资料表明， 近年来我国经济主要是由国内需求带动的。 1991年—1997年国内需求的增长率分别为16.9%、24.6%、33.9%、30.6%、23.2%、17.4%和7.3%，同期各年总需求的增长率分别为16.6%、23.2%、30.0%、34.6%、25.0%、16.4%和10.3%。观察这7 年里国内需求增长率的波动，发现只有1994年、1995年、1997年的国内需求增长率小于总需求增长率，原因是这7年外贸顺差数额较大， 同比增幅较大，其它年份都是国内需求的增长率更高，因此，预测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也主要可由分析国内需求入手。（1 ）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来看，1998年消费需求将稳中略升。一是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连续三次降低利率的滞后效应，将继续刺激居民消费；二是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及政府对消费信贷的放宽，住房消费将会增加；三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工业品向农村市场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农村消费需求呈增长之势。当然，由于新的消费热点短期内难以形成，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加不会太快，而将呈现稳中略升的态势。（2）从国内投资需求来看，1998 年国内投资需求将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长，与1997年相比，大约增加5—7个百分点。一是近几年来物价持续走低，生产资料价格出现负增长，扩展了投资需求的上升空间；二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投入会有所加快。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今年2 月初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已宣布我国今后三年将用7500亿美元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国家对效益好、产品有销路、信誉好的大型企业集团及高新技术产业实施信贷倾斜政策，信贷扶持力度加大。而随着信贷规模的取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自主性空间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为实施信贷倾斜政策提供了资金供给的保证；四是国家适度放宽了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限制；五是去年10月1日大幅度调低进口关税、 放宽对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期限及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增加。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1998年国内需求将会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强的刺激作用，经济增长率将会超过8%。
供给因素分析。按照哈罗德—多玛模型揭示的规律，经济增长率等于积累率与资本—产出率之比，而目前我国资本—产出率大约为4∶1，积累率大约为37%，计算结果，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约为9%。 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所拥有的资源，至少可维持9%的经济增长率。
制度性因素分析。制度创新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制度创新大体可分为总体制度创新和个体制度创新。就我国而言，前者是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后者指企业内部财产组织形式、劳动与技术的组合方式以及管理制度与方式和企业行为规范的创新。18年来，我国的经济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种形式的制度创新展开的。党的十五大对前一个时期的改革理论与政策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改革要有新突破的战略方针，即必须按“三个有利于”标准，针对新情况，提出新思路，创造新模式，探索新体制，构造新框架，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预言，这一新的战略方针的实施，必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国际因素分析。总体上看，1998年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利大于弊。1998年世界整体经济仍将处于上升阶段，东南亚等国家的经济经过调整可望逐步恢复活力；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从而增加了这些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影响我国商品的出口。但这种影响十分有限，主要因为：一是我国商品出口结构与东南亚各国商品出口结构差异较大。我国出口商品85%是制成品，15%是初级产品，而东南亚各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制成品仅限于某几种产品；二是由于存在非关税性贸易壁垒，纺织品贸易价格竞争不很显著；三是东南亚各国没有形成综合配套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制成品进口含量偏高，其制成品的出口并不能形成明显的价格优势；四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从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这就是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会给我国的出口需求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这种影响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相信，在“稳中求进”这个今年经济工作总体方针的指引下，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外贸政策、就业政策的协调实施，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超过8%将会成为现实。
（四）
实现8%以上经济增长率的政策措施建议：
（1）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大前提下，利用货币政策总量调节效应， 保证社会供求总量平衡，并根据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趋势适时灵活地进行微调；利用财政政策结构调节效应，调整社会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现供给与需求结构的匹配。
（2）调整产业政策。1998年乃至更长时间， 产业政策调整的重点应是大力支持经营性基础设施的发展；鼓励设备更新和技术开发，推动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改造；加强住宅建设，推进住宅的民有化。
（3）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1998 年投资政策基本取向应是控制总量，优化结构。重点增加对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保护项目等的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居民住宅建设等的投入；控制一般投资项目，从而使投资需求适度合理增长。
（4）合理引道居民消费，培植新的消费热点。 充分利用住宅建设与其他产业的高度联动性，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适当启动消费信贷。
（5）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程， 并以此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