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风论文,我和论文,框架论文,情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B849：C93
1 引言
关于情绪对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有三个研究的视角：一是探讨预期情绪(anticipated emotion)的影响，二是探讨决策后情绪(post-decision emotion)的影响，三是探讨决策时情绪(decision process emotion)的影响。近期的研究集中在决策时情绪的作用问题上。Schwarz(2000)发现，中性和愉悦情绪比悲伤情绪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但中性和愉悦情绪所诱发的风险偏好之间没有显著差异。Lerner和Keltner(2001)发现，生气使人低估和趋近风险，而恐惧则使人高估和规避风险。Fessler(2001)发现，羞愧和自尊改变了成本—收益权衡中的风险倾向。为了解释决策时情绪对风险偏好的作用，研究者们大体上提出了两类假设：一类假设认为，决策时情绪是直接作为一种认知线索间接影响认知过程而改变风险偏好的。Clore和Schwarz(1983)的情绪信息等价说(feelings as information)认为，决策者在做出风险决策时不是基于任务特征而是基于对风险目标明显的情绪反应而做出判断的。Slovic(2002)的情绪启发式(the affect heuristic)理论假定，决策时情绪通过简化认知过程而影响决策。Mayer，Gaschke，Braverman和Evans(1992)的情绪一致性效应(mood congruence effect)假设认为，情绪改变了思维方式，使人们产生与其相一致的认知判断。另一类假设认为，决策时情绪无需经由认知的调节而直接影响风险偏好。Loewenstein，Weber和Hsee(2001)的风险即情绪模型(risk-as-feelings)认为，个体的风险偏好是其对风险的即时情绪反应的表达。Isen和Patrick(1983)的情绪维持假说(mood maintenance hypothesis)认为，积极情绪状态下的人们为了维持积极情绪而避免冒险，而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人们则为了改变消极情绪而倾向于冒险。
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价值函数表明，人们的冒险性与决策任务的框架有关：获益情境(正框架)下人们倾向于保守，损失情境(负框架)下人们倾向于冒险。大量的研究支持或部分支持了这种发现。何贵兵、梁社红(2002)发现，决策任务的获益与损失特征明显影响人们的风险偏好；王剑杰、王重鸣(1999)发现，投资决策者在获益框架下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而在损失框架下则表现出风险趋近倾向；谢晓非、王晓田(2002)发现，框架效应的确存在于某类分析情景中；张文慧、王晓田(2008)发现，自我框架对风险选择的影响方向因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且自我框架在情绪语气上的差异对风险决策有显著影响。孙彦、许洁虹和陈向阳(2009)发现，问题的封面故事类型、备择选项框架和风险项的概率水平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在坏封面故事条件下出现了典型的框架效应，而在好封面故事条件下，框架效应受到了风险项损益概率水平的调节，即在高概率水平上出现典型的框架效应，在低概率水平上则出现了框架效应反转现象。Reyna和Ellis(1994)发现，框架效应与完成风险决策任务的被试的年龄有关：较大儿童表现出了明显的框架效应，较小儿童则未表现出此种效应；何贵兵(1996)发现，损失和获益概率高时存在框架效应，概率低时不存在框架效应，甚至出现了反转的效应；王重鸣、梁立(1998)发现，框架效应具有动态特性，其发生与否受任务性质、任务内容和所处情景的共同影响；李劲松、王重鸣(1998)发现，人们如何判断风险既受其风险偏好类型的影响，也受损益值大小的影响。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未能证实上述发现。Fagley和Miller(1990)以预防退学为风险情景及Li和Adams(1995)以瓦斯爆炸问题为风险情景所做的研究均未发现框架效应。Li(1998)认为，仅仅改变语义并不一定改变风险偏好，框架效应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必然的。
虽然上述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情绪、任务框架变量对自我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却未涉及其对预期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事实上，在许多重要的情境中，人们需要预期他人的风险偏好或为他人做出风险决策。如，金融机构的管理者需要推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政府官员需要预期大众的风险倾向。医生需要为患者做出风险决策，理财专家需要为顾客做出风险决策。Hsee和Weber(1997)发现，人们进行风险决策时存在着自我-他人决策偏差，即人们在为自己做决策时往往比较保守，而在估计他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时就会趋于冒险，出现风险偏好反转。然而，高估他人风险偏好的现象仅在预期笼统的“他人”(如，“其他学生”)的决策时发生。若目标人是真实的、具体的，被试的预期就会建立在自己对风险的感受基础之上，不再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刘永芳、陈雪娜、卢光莉和王怀勇(发表中)的一项研究直接要求被试为他人做出决策(而不是预期他人决策)，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然而，Wallach和Wing(1968)要求被试在各种模拟情境下做出自己的风险选择，并预期同伴的选择。结果却发现，无论男、女被试都认为自己比同伴更为冒险，且其所向往的选择往往比自己的实际选择更冒险。Stone，Yates和Caruthers(2002)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解释这种发现，Wallach和Wing(1968)提出了风险即价值假设，认为风险是有价值的，因此：(1)人们认为风险偏好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品质；(2)人们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具有这种可贵的品质。
以往有关自我和他人决策偏差的研究，均未考虑或同时考虑情绪和任务框架变量在这种偏差产生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情绪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在预期他人决策时仍然存在吗？情绪、任务框架、决策者角色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复杂关系呢？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设计了本研究。实验一拟考证这样的假设：情绪影响风险偏好，且对自我和预期他人风险偏好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实验二拟考证这样的假设：情绪和任务框架共同影响风险偏好，且对自我和预期他人风险偏好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2 实验一：情绪对自我和预期他人风险偏好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80名自愿参加实验的大学生，男、女生各40人，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平均年龄21.5岁，标准差0.61岁，此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先前研究表明，除了年龄、性别外，个性特征也可能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Byrnes，Miller & Schafer,1999)，所以我们还选取16PF中涉及H因素(敢为性)的题目组成一份特质问卷，从大量志愿者中选择H因素标准分居中(4≤H因素标准分≤7)、且无显著差异的大学生作为本研究的被试，以控制个性特征对风险偏好产生的额外影响。
2.1.2 实验设计 采用2(角色：自我/他人)×2(情绪：愉悦/悲伤)被试间实验设计，将被试分为4组，每组20人(男、女各10人)，分别接受不同的实验处理。因变量是风险倾向测验中的冒险得分。
2.1.3 实验材料和工具
(1)情绪诱发材料
采用电影片段(加小礼品)的方式来诱发情绪，因为电影片段是诱发情绪最直接有效的方式(Forgas & Moylan，1987)。预备研究中，诱发“愉悦”和“悲伤”情绪的电影片段各3段，分别持续27～35分钟，最终选出“唐伯虎点秋香”和“暖春”两个情绪诱发效果最好的片段，分别作为“愉悦”和“悲伤”情绪的诱发材料。
(2)情绪自评量表(PANAS)
采用Watson，Clark & Tellegen(1988)编制，张卫东、刁静和Schick(2004)修订的情绪自评量表(PANAS)中文版来测量情绪诱发效果。该量表由19个描述情绪的形容词组成，被试在5点评分量尺上对体验到的情绪加以评估，“1”表示体验到的情绪非常轻微或没有，“5”表示体验到的情绪极为强烈，以此类推。PANAS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7。
(3)风险倾向问卷
被试的风险偏好通过风险倾向问卷来评估。该问卷包括10个风险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两个选项，即确定选项(确定的小收益)和风险选项(具有风险的大收益)。在自我风险倾向组中，被试需要从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而在预期他人风险倾向组中，被试需要预期他人会选择两个选项中的哪一个。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62，具有跨项目的一致性。被试的风险偏好用选择风险选项的数目来表示，称为冒险得分。
(4)特质问卷
将卡特尔16PF中涉及H因素(敢为性)的题目重新编排，组成一份特质问卷。由于16PF的表面效度非常低，所以不存在被试猜测到测验目的的可能。
2.1.4 实验程序 每个被试都单独在计算机上完成所有测验。被试到达实验室后，得到一份小礼物(悲伤情绪组在实验全部结束后得到礼物)，点击Enter键，屏幕上给出观看电影片段的指导语，然后开始播放诱发愉悦情绪(或悲伤情绪)的电影片段“唐伯虎点秋香”(或“暖春”)。
情绪诱发程序之后，链接按钮指示被试进入风险倾向测验程序。屏幕上给出指导语：“假如你(或你的同学)要进行10个投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两种投资方案，两种投资方案所产生的结果如下。请你选出你认为最好的一种方案(或“请你预计你的同学会选择哪种方案？”)。
接下来，链接按钮指示被试进入情绪自评程序，即在5点评分量尺上评价自己当时的情绪状态(先前研究表明，诱发情绪后马上让被试报告自己的情绪状态会对完成后面的实验任务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在风险任务完成后再让被试报告自己的情绪状态)。
2.2 结果与分析
2.2.1 情绪诱发效果 尽管被试完成的是一份完整的PANAS量表，但统计处理时，只分析PA中的愉悦情绪得分和NA中的悲伤情绪得分，参见表1。
以两个电影片段为自变量、以被试在PANAS测验中的愉悦和悲伤情绪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表明，
(1，78)=45.34，p＜0.01，
(1，78)=166.15，p＜0.01。可见，本实验中愉悦和悲伤情绪的诱发均是有效的。
2.2.2 情绪对自我和预期他人风险偏好的影响
实验一没有发现无效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得到各实验条件下的冒险得分平均值、标准差如表2所示。
对表2中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之前，首先进行了方差同质性检验。在Box's M检验中，p=0.735＞0.05；在Levene's检验中，愉悦情绪组和悲伤情绪组的p值分别为0.541和0.337，均大于0.05，两者都通过了检验，表明方差具有同质性，可以进行方差分析。以情绪和决策者角色为自变量、以风险倾向测验上的冒险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完全随机的方差分析显示：情绪的主效应显著，F(1，76)=132.90，p＜0.001，MSE=162.00，悲伤情绪条件下被试的冒险得分更高；决策者角色的主效应显著，F(1，76)=11.81，p＜0.01，MSE=12.50，自我决策时比预期他人决策时冒险得分更高；情绪与决策者角色的交互作用显著(参见图1)，F(1，76)=4.56，p＜0.05，MSE=5.56。
3 实验二：情绪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风险偏好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96名自愿参加实验的大学生，男、女生各48人，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平均年龄21.2岁，标准差0.60岁，此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遴选方法同实验一)。
3.1.2 实验设计 采用2(角色：自我/他人)×2(情绪：愉悦/悲伤)×2(任务框架：获益/损失)被试间实验设计，将被试分为8组，每组12人(男、女各6人)，分别接受不同的实验处理。因变量是风险倾向测验中的冒险得分。
3.1.3 实验材料 情绪诱发材料、情绪自评量表(PANAS)、特质问卷均同实验一。
先前有关风险偏好的研究大都采用经济风险决策或人身安全决策任务。本实验中，通过预备调查从大量风险决策情境中选出了7个情境，其中3个属于经济决策任务，3个属于人身安全决策任务，1个属于情感风险决策任务。该份问卷的内在一致性系数α=0.73，具有跨项目的一致性。按照获益和损失框架设计两个版本的风险倾向问卷。
3.1.4 实验程序 除了风险倾向测验的内容和版本不同外，其它步骤均同实验一。
3.2 结果与分析
3.2.1 情绪诱发效果 以两个电影片段为自变量、以被试在PANAS测验中的愉悦和悲伤情绪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表明，(1，94)=71.14，p＜0.01；(1，94)=167.61，p＜0.01。可以看出，本实验中愉悦情绪和悲伤情绪的诱发都是有效的。
表3 两个电影片段诱发出来的愉悦和悲伤情绪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括号内为标准差)
情绪 唐伯虎点秋香 暖春
愉悦 3.69(1.01)1.94(1.02)
悲伤 1.58(0.77)3.88(0.96)
3.2.2 情绪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风险偏好的影响 实验二没有发现无效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得到各实验条件下的冒险得分平均值、标准差如表4所示。
方差同质性检验表明，所有方差均具有同质性，可以进行方差分析。以角色、情绪和任务框架为自变量、以被试在风险倾向测验上的冒险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的完全随机方差分析显示：情绪的主效应显著，F(1，88)=9.84，p＜0.05，MSE=9.38，愉悦情绪诱发了更高的冒险得分；角色的主效应显著，F(1，88)=7.22，p＜0.05，MSE=7.04，自我决策时具有更高的冒险得分；任务框架的主效应显著，F(1，88)=64.58，p＜0.001，MSE=45.38,损失框架下有更高的冒险得分；角色×情绪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2)，F(1，88)=4.37，p＜0.05，MSE=4.17；情绪×任务框架的交互作用显著(图3)，F(1，88)=35.94，p＜0.001，MSE=37.50；角色×任务框架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4)，F(1，88)=23.72，p＜0.001，MSE=16.67；角色×情绪×任务框架的交互作用显著，F(1，88)=73.83，p＜0.001，MSE=77.04。
4 讨论
以往研究表明，电影片段、礼物、音乐、自我情绪状态报告、奖金、催眠、故事均能成功地诱发情绪(Siemer & Reisenzein，1998；Mittal & Ross，1998；Niedental，Halberstadt & Setterlund，1997；Forgas，1994)。本研究采用观看电影片段加赠送礼物的方法，两个实验中均成功地诱发了所希望诱发的情绪，证明了此种方法的有效性。但综合实验一和实验二的情绪诱发结果，可以发现，愉悦情绪诱发效果不如悲伤情绪诱发效果好。究其原因，一方面，两个电影片段本身在诱发情绪效果上可能存在不对称性。相对于《唐伯虎点秋香》而言，《暖春》曾被评为2003年最感人的电影。另一方面，愉悦和悲伤情绪的唤醒水平本身可能存在差异。有研究表明，儿童被试的愉悦情绪更容易被唤醒，而成人被试的悲伤情绪更容易被唤醒(Adachi & Trehub，1998)。作为具有相当生活阅历的大学生被试，或许更容易受到感伤刺激的影响。
本研究的实验一表明，无论是在自我决策还是在预期他人决策时，悲伤情绪均比愉悦情绪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这与庄世杰(2005)研究消费者决策行为时的发现是一致的，支持了前述的情绪维持假说(Isen & Patrick，1983)。实验一还发现，无论是在愉悦情绪状态下，还是在悲伤情绪状态下，被试在自我决策时均比预期他人决策时表现出了更强的冒险倾向，这与Wallach和Wing(1968)及Stone，Yates和Caruthers(2002)的发现是一致的，支持了风险即价值假设。然而，这种发现与前述Hsee和Weber(1997)及刘永芳、陈雪娜、卢光莉和王怀勇(发表中)的发现却是不一致的。仔细分析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风险决策任务后，我们发现，本研究实验一的风险倾向问卷所采用的决策任务均为获益框架，而在其他几项研究中，有的未涉及任务框架变量，有的既使用了获益框架任务，又使用了损失框架任务。会不会是任务框架的不同导致了上述结果的差异呢？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实验二引入了任务框架变量。结果发现，损失框架比获益框架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这与以往大量关于框架效应的一般发现是一致的。然而，从主效应来看，自我决策时仍然比预期他人决策时表现出了更强的风险偏好，这似乎未能证实上面的推测。但有关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在获益框架下，自我决策比预期他人决策表现出了更强的风险偏好，而在损失框架下，情况恰恰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面的推测。那么，何以会如此呢？虽然风险即价值假设能够解释获益框架下的实验结果，但它却难以解释损失框架下的实验结果。看来，需要对人们在自我决策和预期他人决策时的风险心理做更深刻的剖析，才有可能找到对上述发现做出统一解释的一般假设。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表明，人们在评价自己和他人时有一种基本的“利己偏向”(The egotism bias)，具体表现为“自我强化偏向”(Ego enhancement bias)或“自我提升偏向”(Self promotion bias)。最近，Kwan，John，Kenny,Bond，&Robins(2004)的研究指出，个体的自我提升偏向与人际比较时维护自尊和良好的自我意象有关。具体到本研究上，可以设想，这种根深蒂固的偏向既影响自我决策时对风险的态度，也影响对他人决策时风险态度的认识和评价。一般的说，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看重得失，在现实生活中更患得患失。因此，获益框架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看重到手的小收益而不愿意博取有风险的大收益，而在损失框架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不甘心承受确定的小损失而宁愿冒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放手一搏，看能否避免这种损失。我们不妨把这种对自我-他人决策偏差的解释称为“自我提升假设”(self-promotion hypothesis)。相对于风险即价值假设而言，它不仅能够解释更多的实验结果，而且对自我和他人决策偏差的理解更为深刻。特别是，它意味着，风险决策绝不仅仅是围绕得失成败或损益概率而展开的纯粹的“计算”活动，实际上有个人更深层愿望和动机的投射和卷入。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是为了维护自尊和良好的自我感受而做出风险选择的。对个体而言，风险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其能否服务于其内心深处自我提升的愿望。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决策偏差(包括自我和他人决策偏差)。例如，在谈判或其他博弈情境中，如果由于上述偏向而不能准确地预测对手的风险偏好，将会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蒙受巨大的损失。当然，这种损失能否算作是一种“失误”或“偏差”，还要看当事人的感受和判断。或许有些人宁愿蒙受利益上的损失而不愿意失去自尊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又或许有些人获得了利益而失去了自尊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实际上，任何人在风险决策中都不得不在得失成败和自尊之间进行权衡。另一方面，上述发现也对先前关于框架效应和自我-他人决策偏差的一般发现提出了质疑。不能笼统地说损失框架比获益框架诱发更强的冒险倾向，还要看决策者的角色；也不能笼统地说自我决策比预期他人决策时更冒险(或者相反)，还要看决策任务的框架。决策者角色和任务框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情绪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实验二发现愉悦情绪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这似乎与实验一的结果相矛盾。然而，进一步的交互作用分析表明，愉悦情绪仅在自我决策时的损失框架下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而悲伤情绪却在自我决策时的获益框架下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考虑到实验一采用的决策任务均为获益框架，所以实验二的结果实际上并非与实验一的结果相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实验一的发现。之所以产生愉悦情绪诱发更强风险偏好的主效应，很可能是因为所引入的损失任务框架产生的愉悦情绪的作用抵消和掩盖了获益框架下悲伤情绪的作用。也就是说，任务框架对情绪效应产生了调节作用。那么，为什么损失框架下愉悦情绪会诱发更强的风险偏好呢？这可能是因为，此种情绪状态下，一方面人们更不甘心承受确定的损失，另一方面人们更可能产生“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偏差，即对自己掌控风险、避免损失的能力的估计更为乐观。此外，上述发现还有可能与两个实验采用的风险决策任务不同有关。实验一使用的是单一的经济决策任务，而实验二则不仅使用了经济决策任务，还使用了人身安全及情感决策任务。张凤华、邱江、邱桂凤和张庆林(2007)发现，个体在面对不同的风险决策任务(如，财产决策、生命决策)时，风险偏好(是风险寻求还是风险规避)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而言，人身安全和情感决策任务对人们更为重要，决策时的情绪卷入度更高。相对于经济决策任务而言，在人身安全和情感决策任务上，愉悦情绪更可能使人忽视或低估风险，做出冒险的选择。例如，热恋中的男女(处于愉悦情绪状态)常常会忽视或低估对方身上的致命弱点带来的风险而执迷不悟。实验二还发现，预期他人决策时，无论是愉悦情绪还是悲伤情绪，损失框架下均比获益框架下表现出了更强的风险偏好。各变量间此种复杂的关系说明，情绪对自我和预期他人风险偏好的影响受到了任务框架的调节。毋宁说，情绪和任务框架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自我和预期他人决策时的风险偏好。
总之，风险偏好是一种对内、外部条件变化非常敏感的心理变量。本研究在严格控制被试年龄、性别、个性特征等条件下，探讨了情绪、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变化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却远未弄清楚风险偏好变化的规律。特别是，本研究中受到严格控制的条件是如何影响风险偏好变化的？它们与本研究探讨的变量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交互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未来的研究给出答案。
5 结论
(1)获益框架下，悲伤情绪比愉悦情绪诱发更强的风险偏好，自我决策比预期他人决策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
(2)损失框架下，愉悦情绪比悲伤情绪诱发更强的风险偏好，预期他人决策比自我决策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
(3)自我决策时，愉悦情绪在损失框架下比在获益框架下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悲伤情绪在获益框架下比在损失框架下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预期他人决策时，无论是愉悦情绪还是悲伤情绪，损失框架均比获益框架诱发了更强的风险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