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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迅速崛起已是全球不争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对世界而言，这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第一个以和平为目的、以和平方式崛起的大国，它具有超越历史及其传统大国兴衰规律的内涵和意义。对中国自身来说，则是完成了从革命性国家到建设性国家的转折，在激烈变化动荡的全球环境中，努力探索和建构“新外交”，充分显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意识，以及对保持全球和区域和平发展环境充满期待与渴望作出贡献的意愿和行动，力求维持、改善而非颠覆国际现状。
一
在前全球化时代，大国的主要指标是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国力，软国力虽然也有其重要作用，却不是必需的。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仅具备超群的硬实力远远不够，软实力在全球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两种实力必须兼备，基于传统文化底蕴的某种普世性价值观念必不可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紧密结合，是大国成功的关键。这样的大国同时具有四种身份：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以及文化大国。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体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石，中国只能立足于自身的综合国力，促进和保卫国家的根本利益，主要是发展利益与国家统一。重要的是，中国对自己的实力要有充分的认知，并做到充分的他知，要敢于宣示并在必要时使用这种力量，而又不滥用这种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是经济的，它是一种基础性的力量。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事务中的影响与日俱增。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对世界GDP的贡献为14-17%，有助于世界经济好转。中国的规模本身就赋予其影响市场条件的有力手段，故中国的市场力最值得重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上都离不开中国，它们需要它的巨大市场，并看好它的市场潜力。贸易外交由此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中国的市场力变成越来越大的优势，它必然向政治实力转换，关键在于我们要有意识地把它作为国家力加以充分运用，最大限度获取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这种力量还必须包含信息化的新军事力量，它无须转化可直接用作国家的最终盾牌，避免国家遭到灭顶之灾。这就需要科学地把和平建设和整军经武紧密结合起来，富国强兵，积极推行合作性安全防御，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开拓出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平衡的新路向。
在国际形势十分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对中国最大的考验是，能否把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屡试不爽的一种传统优势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即深化在逆境或危机中最终取胜的行动能力，使中国在逆境或危机中的决策力、意志力、行动力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时俱进，而不是相反。中国外交只有以国家实力宣示为基础，两者紧密结合，才能真正成为大国的外交。否则的话，不要说霸权国，连小国也敢在南海、东海挑起事端，在台湾问题上跨越底线，不用担心会受到应有的惩处。因此，中国有必要以强硬姿态和具体行动来表明捍卫权益的决心，阻遏生事者。
中国新外交具有人本思维，首先是立足于中国人，争取最大限度实现自身利益。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在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对海外中国人加强了领事保护。中国外交部长就“赵燕事件”与美国国务卿通话是一个突破性的例证，它表明中国政府已将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置于同一层面来考虑，中国外交从纯粹处理政府间事务，转为越来越强调保护本国公民在海外的权利和人身财产的安全。这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外交日益人性化的新风格，以及中国作为大国的影响力，而且在全世界起到警示作用：中国的国家尊严不容侮辱。它对于提高中国民众的凝聚力与平等意识也有重要意义。这项工作越来越具有挑战性，2003年中国出境人数为2020万人次，跃居亚洲第一，预计到2020年中国出境人数将翻一番。
中国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同时面向全人类，兴天下之利，关注全球和平的缔造，关注全球秩序的构建，关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外交理念明示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路径与方向，宣示自己在全球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行为准则和愿意承担的区域与全球责任。中国以理智、道德和物质的力量推动全球社会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中国新外交决定于国家性质，也源于传统文化中诸如“和而不同”、“和必中节”等贵和思想、忠恕之道以及中庸思想。中国哲学重实践，重道德，重生命，关心人类生活的方式和目的，追求超知识的真理。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五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中国正在从自己的文明母体中汲取养分，切问经世，致力于理想秩序与和谐，使中国的文化资源和价值观念开始普世化的进程，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确立中华文化的重要地位。它既显示出一个文明国家外交的品格与气度，又决定了中国外交必然追求秩序化、多样化的和谐世界这一价值目标，以及全球化、区域化所展示的人类社会走向整合的历史大趋势。这一切为中国外交的正义性、合法性、道德性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使中国在推进普世性价值的进程中，以其特有的价值号召力、文化感染力、国家形象力以及外交说服力，充分展现自身区别于强权外交的鲜明个性，并获得世界的认同。这是大国外交的核心所在。
中国新外交要在世界实践中体现其全球政治意义。它首先表现为追求和谐的大同世界的终极目标，努力推进全球政治和国际事务决策民主化，倡导多边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国际框架，用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妥协、宽容精神；其次，还表现在为总体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全球社会建构秩序保障，致力于国际法与国际制度基础之上的合法性建设，以及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从中体现出在道德与实利、价值与需求之间寻求均衡的精神，并为之提供一个普世主义的思维框架；第三，中国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拥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中国以更开放的心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身体力行，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特别要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区域与全球认同意识。因此，让中华文化走向全球，在传承中凸现创新精神，努力打造“文化中国”的形象，大力推进公众外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平崛起的中国必须成为世界文化大国，必须拥有更加灿烂辉煌的普世性文化。中国应在这些方面给全球社会提供战略思维和行动范例。
总之，中国新外交运用了整体观和综合思维，立足于客观现实，依托于理想内核。这是对现状与趋势把握的辩证统一，也是外交理念的深刻变革，既凝聚了古代哲学的智慧精髓，又汇聚了基于实践并放眼未来的当代哲学思考，它有助于形成大国的胸怀、视野和应有的心态，有助于建构自身和平大国的身份。对于中国来说，和平是旗帜、目标、价值与利益。中国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又在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中国“和”文化的精义也在于此。
二
中国新外交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首要的任务是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牢牢树立紧迫感，强化机遇意识，用好战略机遇，创造战略机遇，赢得较长时间和平、睦邻以及良好的舆论环境，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争取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首先，中国新外交与国家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加强经济外交，使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科技革命发展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要为能源战略、资源战略服务，确保能源安全、资源安全。这就要求搞好与资源国，以及与我海上运输线有关国家的关系，处理好与双边贸易有摩擦国家的关系，充分利用中国市场力优势，形成全球合作网络。概言之，中国要用全球化来使自己更富更强，同时缓解各国对中国国力迅速增强的恐惧。
其次，中国新外交着力于综合安全，开展与主要大国的安全对话和合作，与周边国家共同采取广泛的多边安全合作行动，倡议多边军事对话机制，军事外交突破性进展，为应付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应对国际突发事件，在外交上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多边主义是中国新外交的一面旗帜，建设好多边外交的平台，以积极姿态深入参与国际多边机构，致力于国际多边合作，特别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组织，着眼点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避免片面的“与国际惯例接轨”，使适应规则与制订规则相平衡。中国既要推动南南合作多边机制的发展，又要探索跨南北的多边合作，起好桥梁作用，其他如八国集团、北约等国际机制也要正确交往。这样，中国就能不断开拓并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
为国家最终统一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是中国新外交的一项严重任务。台湾问题是唯一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目前，台海形势总的特点是，两岸力量对比日趋有利于大陆，但台独危险日益增长。因此，新外交致力于维护国际上对“一个中国”的共识，力阻任何国家跨越红线，严防台独势力渗透联合国系统以及其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压缩台独势力的所谓“外交”空间，全力遏制台独势力。国家不统一，是民族的耻辱和最大的“国殇”。一个被分裂的中国，难以说是真正的大国。
中国新外交的布局立足于合作共赢思想，建立全球尤其是周边安全与合作网络。
在这个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周边处于首要地位。这个大周边涵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的部分，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大周边外交的核心目标是形成周边的战略依托，构建资源、能源的友好合作网，稳定的投资来源带，以及双边、多边合作的安全网。在周边地缘政治格局中，新外交加强与战略重点国家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加强与战略支点国家哈萨克斯坦、朝鲜、蒙古、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国的关系。这样，中国就会达到边境稳定、能源与原料供应安全、打破外来的战略合围。
东亚一体化是中国新外交的重要方针，要推动区域合作，加速经济一体化，在一体化的框架中，处理好热点问题。
中国新外交的第二环是大国关系，争取与各大国和谐共存，努力扩大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
美国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战略伙伴和战略对手，中美关系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但不再占有“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未来至少三、五年里，美国仍将集中力量反恐，但用台湾牵制中国，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调动深含此意，把台湾作为防堵中国的前沿战区，中国必须做好和平与军事两种方式的充分准备，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坚持原则又避其锋芒，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尽力与美国处理好这一重大问题。美国战略界人士最近提出的一个观点值得关注，该观点认为台湾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由军事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到2000年左右又由政治问题演化为军事问题，现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共同把它再次从军事问题转回政治问题。中美间保持高层接触与沟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不要被美国政府一些“善意”的小动作，或是以为在台湾问题上不断重复那些已经因其自身的作为而变得毫无意义的表态所迷惑。邓小平在1981年6月1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国对美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中国坚持除非绝对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冷战或热战。同时，中国要处理好两国的经贸关系，扩大经贸合作，尽量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妥善解决双边贸易摩擦。政治与经济结合的战略可能是最好的对美战略，有利于改变双边关系中政经不平衡的基本问题。
从全球化的广阔背景来看中美关系，多边主义、国际组织、跨国力量呼声高涨所体现出来的全球化，可以用来平衡美国的霸权力量，使全球秩序民主化。总之，就中美关系而言，要坚持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力戒意识形态化或泛政治化。
对欧关系总体上产生了很多新机遇，欧盟对华政策具有战略内涵，与法、德、英展开战略对话与战略合作有很大的余地，中欧关系正在逐渐形成务实的特点，双方不再以美国的政策取舍为坐标，而是努力寻求对世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完善和发展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在内涵上扩大高科技合作，以扩大核心领域技术自主开发能力。欧洲是一个可以全面合作、深化合作的区域，其中加强与新东欧国家的合作是一个新课题。中欧关系总体而言向着良性互动和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通过现存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平台，能够解决的分歧与问题。但是，在敏感问题上，中国绝不妥协迁就。
中俄关系同样带有战略意义，要深化和巩固两国关系，就必须充实内容，保持高层沟通，尤其是在能源、经贸领域扩大合作，充实两国关系的基础。两国重大利益的交换应务实地进行。中俄战略稳定磋商应当从国际安全形势、地区热点、多边军控和防扩散问题扩大到能源问题。中国要通过双赢的合作，来解除俄罗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忧虑。
印度和日本也应放在大国框架内加以考虑。印度调整对华政策，中印关系发展相当快，印度在国际上的作用凸现，中国要重视推进中印关系，尽快调整好两国的安全利益，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增信释疑，重点是扩大经贸合作，形成两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坚实基础。
对日关系要在坚持政治、安全原则的基点上，以有效管理、控制冲突、相互妥协和互利合作为基轴，对日本保守政治家既斗争又争取，加强专家学者交流，解决历史观问题，进一步扩大两国的经贸关系，在东亚一体化问题上，主动与日本协调立场，共同引导区域一体化，在能源开发、运输及其相关问题上，力求避免激烈较量，化冲突为合作，为最终走向东亚一体化奠定重要基础。在民间，努力推动双方往来，尤须重视青年一代的交流，扩大与日本媒体的交流，对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改善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而不是中国。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中国新外交的第三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能源和原料需求势必大幅上扬，中国已经成为能源消耗大国，去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如何维护国家的能源安全，是关系到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成败的战略性问题。因此，能源外交在中国新外交中的份量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外交战略中仅次于周边外交、大国外交的第三环。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寻求能源利益与外交政策最佳结合点的新趋势，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和寻找侧重点，是中国新外交的最新尝试。
中国能源外交的第一个特点是追求共赢，避免直接双向的激烈冲突，以庞大的中国市场为中国换来宝贵的能源。第二个特点是全方位，从原先的注重中东海湾地区、南美、非洲，进而把视线转向全球，其中包括俄罗斯、中亚及里海、东南亚……，推行多元化的能源外交战略。中国要发挥能源外交作用，还需要体制创新，成立能源对外协调机构，协调海外战略，并在海外布点，设立半官方的专门能源外交机构。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是敢于在东海和南海宣示主权，开探石油和天然气。第五个特点是确保海上运输通路安全。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之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综合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主要措施之一是加速发展远洋海军，这是大国保障海上生命线的基本手段；二是加强与沿岸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三是制定同时向太平洋及印度洋开放的“两洋战略”，年内启动泛亚铁路建设，从云南经由缅甸连接印度洋，此外，建设一条从昆明到达缅甸西北港口实兑港的石油通道，以及参与泰国克拉地峡运河的开凿或“石油路线图”建设诸问题，也正在研究之中，其目的在于以海陆联运的方式，打开西南直达印度洋的两个海上出口，实现两洋战略，以此化解“马六甲困局”，减轻经由马六甲海峡运输进口石油在安全上的脆弱性，缩短1200公里航程，凸现经济意义。
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性关系，是中国新外交的重要一环。点面结合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举措。在面上，中国广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在经济领域求得新发展，合作方式推陈出新，妥善处理新出现的经济矛盾，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相应增加对外援助，不断提高援助质量与效益。在点上，一方面要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关系，如印度、巴西、南非、埃及、印尼，它们在全球事务中积极性高，富有创新精神，常常愿意充当发展中世界代表或旗手；另一方面要重点做好能源国、原料国的工作，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提供持久而稳定的支持。
三
中国新外交重视正确若干重大关系，使外交实践富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第一，中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中国经济高涨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将长期伴随左右，根本之点是强调中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一致性，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并行不悖，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突显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
第二，现实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建立全球新秩序是一个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这是一个漫长、渐进、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需要全球多种力量的合力作用，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而非中国一国选择的结果，中国要为之而奋斗，但不能将之作为现实的目标。当前的任务是在维持现有秩序的同时，利用有利时机，加以改善，量力而行，逐步推进，以积累求变革。
第三，硬国力与软国力的关系。生活在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世界中，中国主要是加强硬国力建设，同时要充分发掘和运用软国力。中国是一个充满软国力潜力的国家，随着理念的更新和实力的增长，软国力的形成和发挥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国要在全球事务中主动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倡议、新方案，充当主动者的角色，要使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努力塑造公正、民主、人权、进步的国家形象，充分显示机制创新能力，文化输出往往是经贸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与中国身份、地位相称的主动权的关键，这样的话，中国的软国力可以转化为外交影响力，大大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
第四，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韬光养晦是一个长期要坚持的战略方针，至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要坚持执行。这是综合考虑了中国国力的现状，要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以及世界力量的对比之后作出的选择。对于中国而言，现存的国际机遇是难能可贵的，必须把握住时机，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因此，中国一定不要盲目地陷入国际漩涡，引敌招敌，更不要对别国指手画脚，总之，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
但是，韬光养晦并不是实行孤立主义，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要赋予新的内涵，原来意在打破西方的制裁，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旨在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尽可能减少阻力。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互相蕴含，辩证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调整。总的趋势是中国作为一个日渐强盛的大国作出更大的国际贡献，尤其是在周边及区域内更多的有所作为。中国在处理朝核危机中的高超外交技巧、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高度自信、对非政策的主动精神、石油外交的灵活多样以及在多边外交中的崭新风貌，充分展现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有所作为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一个越来越成熟和老练的角色。这或许就是迈克尔·斯温所谓的强弱相间的深思熟虑的中国大战略。
第五，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要有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意识，也要有两个大局密切互动的意识，不能单打一，也不能两张皮，要坚持总体外交，坚持一切服从国内大局的方针。
第六，单极企图与多极趋势的关系。多极化是历史趋势，处于漫长、曲折、反复的过程中，业已形成斗争焦点。但是，客观现实是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力图建立单极独霸的世界。目前，多极虽然对单极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未能控制总体国际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面对现实，坚持原则，讲究策略，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挑头，不卷入漩涡，避免与美国公开摊牌。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要大力支持欧洲联合自强，支持俄罗斯、印度及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形成正面的国际力量与舆论环境，这样，中国的回旋余地就大。现在，美国与多种力量都在发展。世界上其他力量正在明确自己的定位，壮大自己的力量，推动多极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