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启示论文,近代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近代化（亦称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尚未完结的动态过程，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近代化动力源于革新意识和应变能力，近代化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断释放出的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因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条件的不同而大体上遵循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内源性近代化和外源性近代化道路。俄日两国均属于外源性近代化国家，二者在19世纪60年代先后进入改革时期，二者各自具有独特的前提和优势，俄国较早进入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初抑或更早），更接近欧洲，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日本民族单一，内聚力强，与欧洲的社会结构相似，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力强。[①]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上述差异和相似性决定二者有可比性，通过比较有助于揭示出晚步入近代化国家发展的某些规律性，西方的一些著作对此作过比较，但侧重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②]本文在试图注意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同时，着重从文明角度进行这种比较。
一
在比较俄国和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之前，首先应当阐述对近代化问题的总的理解，这主要涉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层次的概念。可将欧洲及其分支（北美和澳洲）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的和典型的模式或第一层次；俄国、日本、土耳其、巴尔干国家，还有巴西和阿根廷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层次，亚洲殖民地国家或附属国同拉美的多数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层次。不同层次间的差异，还有每个层次内部的民族发展方案的相似性与其说取决于数量指标，不如说取决于正在形成着的资产阶级结构的性质、机制和质量。
第一层次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特点有二：资产阶级关系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16—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前提（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和文化）的成熟相对同步。
经济和社会前提：封建关系率先分化，工艺进步神速，由于有深厚的社会组织基础，手工工场的发生和发展未出现任何波折；商品交易所和股份公司逐步完善并得以推广，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复杂机制逐渐产生并趋于完备。同时，“第三等级”和雇佣工人大军的队伍不断壮大。
法律前提：罗马法及其主要原则——私有制构成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最基本前提。18世纪初已经确立法律至上，人权不容侵犯原则，而陪审法庭制度基本上已脱离中世纪的窠臼。
政治前提：始自13世纪的王权与国会的斗争直至18世纪初（即1701年英国颁布的《王位继承法》为标志）方见分晓；分权制原则已经确立二三百年；早已争得出版和新闻自由；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形成。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上述进程的强大动力。
文化前提：从12—13世纪起，欧洲的识字水平非常高，而兴办大学，推广和完善印刷术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始自文艺复兴、继而在宗教改革时期最终确立的个性解放原则；宗教改革使企业主用“新教的道德观”与中世纪的银行主、封建商人相抗衡，路德教的名言“诚实的聚敛”使资本主义如鱼得水。总之，上述诸因素产生连锁反应：经济和社会前提的积累促使16—17世纪文化的巨大进步，而文化进步是17—18世纪政治革命的基础，并成为18—19世纪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结果上述环节有机地衔接起来。当然，除有逻辑联系的上述环节外，还同时并存其他的路线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重要因素：第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发展脱胎于前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第二，由于同一地区的文化相似，各国可能相互促进（德国超过英国，瑞典接近德国等）；第三，其他并行的因素，如殖民掠夺，但后者未必被视为资本主义形成的始因。
大致从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第二层次国家陆续步入近代化进程。晚步入近代化道路的国家，面临着既要变革社会，又要在先进社会的环境中保持一体性这种双重压力。第一层次的先进国家对它们而言，既是榜样又是外部威胁。第二层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因更多地来自外部，自身发展的内在条件与第一层次国家相距甚远。换言之，同第一层次相比，第二层次的情况截然不同。第一层次的有序链条在这里受到破坏。首先政治意志因素超前，国家作为发展动力和保障的作用不断强化，其次，经济的发展直接从大工业和铁路入手，绕过或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手工工场时期，而西方的手工工场时期历时数世纪之久；再次，无暇顾及古典的原始积累，需要从农业从整个社会（通过税收形式）过度索取，强制敛财，由此社会紧张状态加剧，诱发政治强制和强化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如果民族资产阶级不成熟，广大人民缺乏适应新要求的社会心理准备，那么必然比第一层次经历更为复杂的社会冲突。
从20世纪初或20世纪中期，第三层次的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才步入近代化道路。第三层次与第二层次的外部条件虽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有本质区别。第一，它比第二层次落后于先进社会尤甚；第二，如果独立的第二层次国家在民族基础上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发展，那么，第三层次国家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围区，其经济发展被深深打上殖民地的烙印；第三，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正逢人类全球问题出现的时代。某些问题恰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另外一些问题（生态、原料和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日趋加剧。这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成为借鉴以往西方模式的客观限制。
二
现在以上述概念为出发点研究使我们感兴趣的国家。先从俄国开始，在俄国历史上罕见的地缘状况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俄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开疆拓土视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国家原则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即把“防御外敌”作为国家的第一要务。俄罗斯人这种稳步而惊人的征服运动使其疆域不断向周边拓展。在彼得一世时期，俄罗斯终于成为强大帝国，俄罗斯帝国模式有如下特征：通过出口原材料有选择换取欧洲技术，主要是军事工业技术；通过前资产阶级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用工业方式）残酷剥削本国人民；高度中央集权化和官僚队伍不断膨胀；[③]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在调节社会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
彼得一世时期及其以后的近代化只是限于加强军事工业，动员社会资源已近极限，[④]局限性非常明显。直至19世纪中期，俄国历史同欧洲历史相比缺乏逻辑联系，绝不是偶然的。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之际，俄国的农奴制度却在不断强化。只是由于俄国拥有丰富资源和国内人民的长期忍耐，彼得一世的帝国模式才安然无恙地维系了一个半世纪，但克里木战争中俄军惨败使俄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内危机四伏，导致俄国朝野上下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自强意识高扬。[⑤]亚历山大二世上台伊始，为改变俄国积贫积弱局面，启用一批开明官僚，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从借鉴欧洲制度，社会运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角度，不难看出这些改革是多么广泛和深刻；封建制度坚冰开始消融；农民摆脱了人身依附；地方自治局和陪审法庭应运而生；报刊审查趋于缓和；劳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与资本积累过程同步进行，这些为资本主义关系奠定了良好条件。
但在这个阶段帝国模式仍起作用。专制制度国家一只手推进资产阶级关系，另一只手却企图抑制它；大量的农奴制残余遗留下来；社会首创精神、地方自治局的活动、法庭和出版业务受到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厉压制；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⑥]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依附地位和活动能力有限是不难理解的。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阶层，上层为工业寡头和财政寡头，与上层官僚关系密切，从国家得到各种优惠的订货和贷款，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下层多为中小商人，主要靠封建方式剥削本国人民。在政治方面俄国资产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未能成为专制制度的制衡力量。
俄国近代化的法律和政治前提的形成阻力重重。法律上尚未确立私有制，尚未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重束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专制制度独断专行，甚至不愿接受有限的立宪原则，[⑦]而第二层次国家在19世纪纷纷接受资产阶级宪法：希腊（1844年）、塞尔维亚（1869年）、日本（1890年）。俄国直至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专制制度才寿终正寝，俄国近代化政治前提姗姗来迟。
俄国近代化的文化前提相当薄弱。基辅罗斯文化发育先天不足，而在鞑靼人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之下，显得更加支离破碎。有足够理由认为，俄国文明在历史上是较年轻的文明。受鞑靼人冲击后的罗斯文化发展更为艰难。朝廷、寺院、地主在传播文化方面各自为政，显然不利于教育的发展。教育状况落后渊源于封建时代。1551年，宗教界“百章会议”坦率地承认，在莫斯科国家无处学习，“教师本身知识就不多”，[⑧]直到17世纪私塾仍是识字教育的基础，识字者凤毛麟角，封疆大吏目不识丁者并不鲜见。[⑨]只是彼得一世时期上流社会的教育孤岛（航海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学校等）才产生，目的是培养军事人才。彼得一世曾设想在俄国办大学，由于必须从国外招聘教师和招生使这一设想最终搁浅。1755年姆·夫·罗蒙诺索夫创办了莫斯科大学，情况稍有改善，但学生屈指可数。在俄国有“学问者”主要是致仕，贵族子弟学习积极性差，把识字作为当官的敲门砖。直到1802年，俄国尚未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中等和初等教育发展非常缓慢，只是1839年才出现社区学校，共有2万名学生。40年后，在这种学校就学的儿童为10万人。[⑩]19世纪70年代每30万人口才有一所中学，[①①]整个说来，只有少数劳动者能受到初等教育，多数人望尘莫及。据统计，1890年，俄国男性和女性农业人口会读会写者分别仅占14.8%和2.8%，同期荷兰、英国和普鲁士识字者分别占人口的94.5%、90%和89%。[①②]日本在发展教育方面毫不示弱。明治维新仅四年之后的1872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项全国教育法，规定所有人必须受四年制教育，到1907年，增加到六年，此时97%以上的适龄儿童已就读于设施完备的六年制学校。[①③]日本在义务教育和实施义务教育的速度方面远远走在俄国的前面，在日本近代史上教育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着同步关系。
俄国教会在文化史上的作用值得一提。在俄国，教会从专制制度得到的自主权非常有限，而从彼得一世时期起，实际上变成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与天主教和新教不同，俄国的东正教在社会政治方面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它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热心，直到19世纪以前，尚未达到教职人员人人识字。俄国的分裂教派同欧洲的宗教改革不同，尽管由于分裂教派而出现了某些社会积极因素，但他们在政治上仍然是保守的。
总之，俄国前资本主义文化传统中缺乏形成非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前提，因此，尽管俄国的有识之士具备吸收欧洲文化因素的较高能力，但未能将这些因素成功地移植到俄国社会里，多数居民无力接受近代化，反而将其作为异端，[①④]由此外来文化因素陷于没有任何准备的土壤之上，很快造成破坏性因素，并混淆了大众意识。受过教育的上层和其他居民间不仅在知识水平，而且在社会地位方面相差悬殊是俄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尽管直接触及这一时弊，但却回天乏力。
19世纪下半期，社会文化断层的鸿沟诱发一连串的社会冲突，社会与政治权力疏远加剧是这种冲突的外在表现，国内流氓无产者阶层（流浪汉、破产农民等）成为革命运动的爆炸性力量。俄国三次革命时期，诸种社会矛盾酿成冲突达到极限。俄国近代化进程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三
同处在第二层次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与俄国有很多共同之处：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同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期；相似的帝国传统。但差异非常明显，而这些差异导致了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首先，日本民族单一，而俄国的民族矛盾使其发展进程复杂化，大俄罗斯化和民族同化政策付出了无法挽回的历史代价。其次，日本历史上在各方面：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作好了近代化的充分准备。日本这种模式现在被冠之为“先进的传统社会”。日本的封建主义在很多方面同欧洲类型相近。众所周知，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已蕴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治维新前，手工业和商业有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的成绩主要归功于17—18世纪新的耕作方法，使得高产稳产的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实现了粮食自给。西方学者惊奇地发现，托古改制时期，日本能在有限的耕地上养活3000万人，而当时欧洲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只能养活500—1000万人。[①⑤]明治维新政府通过“劝农政策”，使土壤改良、合理施肥、改良品种和改进栽培技术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提高。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确实得益于“以土养洋”的方针。第三，日本没有大地产，以农民租赁形式为主，因而日本不存在俄国那样尖锐的农业问题，俄国贵族大地产既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对建立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整个国民经济进步设置了障碍。[①⑥]
日本的传统管理制度也颇具特色。从托古改制时期起部分职业军人——武士变成了同土地分离的官僚等级，这一阶层有着韦伯描绘的“合理”官僚的某些特征。[①⑦]恰恰武士——官僚在明治维新时期国家结构的近代化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
日本明治维新后，与大力移植西方资本主义产业和经济制度不同，日本在家庭方面则是承袭了德川幕府时代的传统制度，即直系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家庭形态，而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原则为主并不排斥为个性自我确认提供一定机遇。[①⑧]这种情况非常重要。可以说，日本在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中率先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处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如何将传统的社团与个人可望可及的行为揉为一体的问题。第三世界中不乏有解决这种问题的尝试者，不是靠推出个人主义原则而损害了传统的集体主义结构，就是谋求在集体主义（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基础上推进近代化，结果都得不偿失。而日本则将传统的社团组织（直系家族）和个人关系处理得十分稳妥。
上述各方面都与日本的文化和文明模式特点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笔者认为，文明——文化的巨大作用决定日本的近代化比俄国顺利得多。问题不仅在于，历史上日本的远古文明悠久于俄国文明。问题的实质在于，日本传统文化具有极为成熟的含混性和活跃性，当外部历史的呼唤发出，马上有能力纳入近代化进程。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还取决于日本社会的文化同质性，即“文化名流”，受过教育阶层和其他居民间没有严重的文化脱节。日本的这一经验绝不限于它自身，由此能归纳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规律性：存在发达的前资产阶级文明，即使某些方面（首先科技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其内部拥有完整的世界观，还有沟通上流社会和其他阶层的分支系统，这恰恰是近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发达的传统民族文化（即使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使这种沟通渠道畅通无阻，并通过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消化和传播来自发达国家的新信息、新价值观和新知识，而新知识和新价值观通过原有知识和价值观发生折射作用，裹上传统文化的外衣，不仅使大众轻易认同并接纳它们，而且可能预先防止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突然中止的危险。明治维新及其以后的日本恰恰是这样的。日本人通过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接受西方文明；通过家长式监督和“大家庭”式的商业结构接受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传统忠诚和互让精神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通过儒家考试传统接受当代的教育体系。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创造出“经济奇迹”，不仅赶上了欧美，而且在很多领域已遥遥领先。
混合型日本传统文化在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神道教是日本的古代宗教，据此，日本人避开了上帝，而天皇成为上帝的化身。明治维新使皇权恢复，同时神道教成为国教，1889年天皇诏书确立了“精神教育”的整个体系，神道教和“精神教育”的体系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化身。这种民族主义旨在证明，置身于蛮夷包围之中的日本人有能力吸收西方的技术成就而丝毫无损于民族的自我意识（口号是：日本精神加上西方技术）。但神道教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仅如此。神道教是多神教的变种，赋予所有自然现象和事物生命意义是多神教的特点，在很多民族中受到“至高无上”的世界三大宗教的排挤，而在日本神道教一直存在到工业革命时代，甚至被作为统一民族的象征，这竟出乎意料地推进了科技进步和有效吸收技术。对日本的工程师和工人而言，技术不只是机械活动的死气沉沉的世界。此外，种植水稻用工量大，技术性强，一家一户难以进行，需要众人的分工协作，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慢慢培养起来。明治维新以后，这种集体主义继续发扬光大，并久盛不衰，使日本企业充满和谐互助的气氛。
第二，不应忘记日本文明的儒家根源。儒家的伦理观、家庭观和祖先崇拜，数百年间决定着日本人的精神氛围。至今，父子、上下级关系仍或明或暗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私生活中。[①⑨]“忠君报国”原则长期影响着日本人的心理。对普通的日本人来说，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复杂的有机体，普通日本人自身是国家一分子，准备为国家作出一定牺牲。由此日本工人能接受极低工资并默认盘剥的父道主义原则，这是赶超他人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突出特点。
第三，佛教价值观构成日本文明的第三个结构性因素。对佛教思想日本人最欣赏静思，赞成通过直觉感知周围的世界，并用相应的审美观理解万物，还从佛教衍申出“平等”、“财产平均主义”思想。[⒇]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平等、公正等西方文化价值观，在日本的文明中却打上了民族的特有烙印。恰恰义务、良心、权力、责任、合作等等构成日本文明与其他概念和价值观的不同之处，在日本近代化方案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化同质性和团结精神是这种社会方案的基本特点。日本的近代化结束了。它早已步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列。日本的经验愈益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特别是日本的经验对整个亚太地区影响巨大，这证明远未过时的日本经验的世界历史意义。
社会变革的实质是文化形态的转化。文化是一种符号系统，既有传播性，又有稳定性，文化的传播性决定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必然交流，从而使文化系统获得新的动力，而文化的稳定性又必然对外来文化进行自在的选择取舍和扬弃，从而保持民族文化的活力。俄国和日本近代化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俄日两国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和吸收过程，不难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来文化吸收必须以能使其与民族文化固有的长处水乳交融为前提；近代化唯有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民族传统文化唯有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才会有生命力。如何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二难选择。
注释：
①罗荣渠《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的历史起源及其走向现代化的趋势》载《北大史学》1993年北京第88页。
②参阅：西里尔·E·布莱克等著《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西里尔·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19世纪俄国官员数量比人口增长速度快7倍。详见：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9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8年，第221页。
④、①④详见张广翔《俄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反改革》《史学集刊》1991年第4期。
⑤勒·格·扎霍罗娃《专制制度、官僚和19世纪60年代改革》载[苏]《历史问题》1989年第10期第4—6页。
⑥19世纪俄国的军事支出占国家预算的35%。详见：夫·夫·拉宾《19世纪俄国的军事支出》载《俄国社会经济史问题》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⑦阿·恩·梅杜舍夫斯基《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俄国的君主立宪派》载《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莫斯科1991年第116页。
⑧恩·伊·谢尔鲍夫、斯·亚·克尼亚科夫《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前俄国国民教育史纲》莫斯科1910年第7页。
⑨孙成木《俄罗斯文化100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58—59页。
⑩斯·阿·卡麦涅夫《教会和俄国的教育》莫斯科1930年第91—93页。
①①叶·斯密特《俄国中等学校史》圣彼得堡1878年第666页。
①②格·法里鲍里克等《文明国家的国民教育》第2卷圣彼得堡1899年第28页。
①③、①⑧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6页。R·戴尔《英国的工厂——日本的工厂》伦敦1974年第414页。
①⑤《日本统一过程的形成——16至17世纪的技术进步》西雅图1988年第103—104页。
①⑥详见张广翔《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第47页。
①⑦L·富尔其《国家官僚化和日本的兴起》伦敦1988年第228页。
①⑨《文化和个人》纽约 伦敦1985年第42页。
⒇《日本的政治动力》东京1987年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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