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1]2002年在《中国风险投资制度的创新模型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在科学技术研究早期阶段，风险投资的参与和推动，使科学技术研究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由原来的20年，缩短到10年以下。"风险投资是对高科技风险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并通过资本经营服务对所投资企业加以培育和辅导，待企业发育成长到相对成熟后即退出投资，以实现资本增值和进行新一轮风险投资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投资行为。它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和融资方式灵活等适合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特点，因而自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揭开现代风险投资的序幕以来，风险投资事业在全世界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依托，同时由于风险投资通过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了高科技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长足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蓬勃与兴旺，被人们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自1985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创业投资给以支持。"并与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我国风险投资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起步发展。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风险投资企业160家，总资本金210亿元左右1。风险投资成为高新技术、新经济的联体兄弟，国内介绍风险投资理论和实践的书籍、报刊文章鳞次栉比，一发让人顾及不暇，但潜心拜读，述着理论，评史论今的居多，言如何在今环境下运用风险投资的成功历史经验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实战之作却凤毛麟角。作为1993年涉足风险投资并有幸于1999年倡导和设立了某创业投资股份公司的风险投资人士，作者愿将实践中的所学、所悟和所用禀呈起步中的中国风险投资同仁，更愿启示和召应更多的风险投资同志共赴中国风险投资的明天。<WP=3>１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研究中心年度研究报告（2001）》，2001年7月，I-1-2。道格拉斯.Ｃ.诺斯在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定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1，诺思指出了制度创建对于经济组织效率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着名经济学吴敬琏曾指出，“抑制企业潜力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体制和组织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中，分析和研究国外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营建包括投资主体、投资对象、退出渠道、中介服务机构、监管系统等的中国风险投资机制和政策、法律环境势在必行，但是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在渐进发展的不健全的现实经济环境下，选择和设计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及制度，是推动和促进中国风险投资发展进而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因素。本文以“风险投资制度创新”为主题，运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比较借鉴与时政分析、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等研究方法，由总结风险投资的成功历史经验着手，对比剖析中国现实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分析中国风险投资现行制度安排的利弊，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列证有限合伙的制度安排对风险投资的重要意义；进而通过祥述有限合伙制的契约要义，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诠释有限合伙制的经济意义，结合中国现实经济环境现状，引导出基于现时的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制度模型，最后运用某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予以印证。作者力图通过历史、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我国现阶段风险投资制度安排提供实践方案。全文由前言和叁章组成。前言 述及作者选题立意的初衷和现实意义。围绕“金融创新”强调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金融创新成果进行金融创新的重大意义。引论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金融创新的内容，不论是工具创新、机构创新或制度创新，都是市场力量与管制力量博弈的均衡。2提出<WP=4>1[美] 道格拉斯.C.诺思， 《西方世界的兴起》，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页。2殷孟波、曹廷贵，《货币金融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年1月出版，第330、344页。借鉴西方风险投资的创新成果，根植于我国现实经济制度的创新思路。第一章 风险投资制度分析 本章简述了风险投资的内涵和特点，对西方风险投资的历史创新成果进行了概括，重点剖析了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成果-有限合伙制的契约要义和经济学解释，以历史和理论诠释有限合伙制的金融制度创新对风险投资的重大意义，勾勒出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制的基本结构轮廓。本章是后部分论述的理论基石。第二章 中国风险投资制度现状分析 承应上一章对成功风险投资制度的概述，由历史和理论延展到现实的中国风险投资制度现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反映中国风险投资的政策、法律、金融和文化环境现状及其制约因素，为下一部分提出实践模型确立环境因素。同时在分析我国现行的风险投资制度的基础上，揭示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与经济管制力量的对立，引领出建
于兴飞[2]2009年在《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供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从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举全国之力为欧美国家的国民生产了将近叁十年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虽然我们赢得了几十年的贸易顺差,但是我们的自然资源、人力和地区环境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我们并没有拿到高额利润,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反思过去的行为让我们看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学术界对此一直予以了很强烈的关注。在分析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对制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学界重视的一个方面。众多学者提出了很多关于自主创新的制度供给策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第六代创新模型提出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制度供给模型,并结合ACRE的实际公司案例,进一步分析制度供给模型失效的原因及提出相关对策。本论文包括六部分：第一章“绪论”,是本文论题的提出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自主创新及制度的概念界定”,分析了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定义、本质、特点及相互关系,同时对制度的内涵、构成、效用及其在企业自主创新中的角色做了详细的阐释。第叁章“制度条件在企业自主创新模型中的角色分析”主要是结合第六代创新模型提出企业自主创新模型,并在此模型的指导下分析企业自主创新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第四章“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供给模型”,从宏观制度供给和微观制度供给两方面入手,结合企业自主创新模型中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提出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供给模型。并剖析了制度的推广契机和失效的原因及解决对策。第五章“实证分析——ACRE自主创新的制度供给”对ACRE公司的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模型进行了探讨,同时揭示出该公司的制度困境,并对其制度执行力情况进行了分析。第六章“结语”中指出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供给的相关结论,并指出本文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廖少纲[3]2008年在《自主创新软环境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全面自主创新上,我国已进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自主创新系统的运行依赖于客观外界条件,即创新环境,创新环境直接或间接制约着自主创新的速度与规模。作为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硬环境相对应,软环境指可以随人为因素而改变的非物质环境因素的总和。在知识经济时代,软环境正日益成为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更为关键的环境因素,建设良好的软环境已成为政府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举措。自主创新软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在总结我国自主创新软环境的发展现状,剖析我国自主创新软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系统论述自主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对自主创新系统、环境和动力进行研究和分析;研究自主创新软环境的内涵、性质和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建立自主创新软环境的系统分析框架;研究了自主创新软环境的功能、作用机制和运行机制,分析了软环境对创新主体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对自主创新软环境系统的四个子系统,即制度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主创新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模糊层次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提出了系统优化我国自主创新软环境的对策。本文的研究和探索在理论上深化和发展了我国自主创新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上,对优化我国自主创新软环境提供系统、可操作的方法和对策。
董颖[4]2011年在《企业生态创新的机理研究》文中提出生态创新是环境绩效能够得到显着改善的创新。与一般创新比较,它能够在产品或服务整个生命周期内有效降低环境风险并减少资源使用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作为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动力源泉,生态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在组成。然而我国企业的生态化实践尚为稚嫩,生态创新能力薄弱,生态创新绩效不容乐观。当前所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如何促进企业生态创新并进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转型。同时,创新理论与环境管理理论的交叉融合发展也逐渐使生态创新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但生态创新研究刚刚起步,即使定义都还存在诸多争议,研究结论也存在着冲突。尤其是,结合环境管理和创新管理的分析还非常欠缺。因此从环境外部性视角运用创新系统理论来实证分析中国企业生态创新的要素与机理是企业界和理论界亟待研究的新兴领域。基于现实和理论背景,本论文提出了基本的研究问题：即在中国产业背景下(1)企业生态创新如何分类及其绩效如何测定?(2)不同的生态创新类型和环境政策对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作用如何?(3)企业生态创新的特征要素有哪些?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如何?本文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出发,理清生态创新的概念、性质及分类,综合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理论视角,围绕“企业生态创新机理”这一基本研究命题,在历时4年实地调研访谈了浙江、江苏和河南等110余家工业企业生态创新实践的基础上,选取了四家典型企业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探讨生态创新类型的绩效差异及其作用机理,本文提出了叁个模型,即生态创新类型与生态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环境政策与生态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以及生态创新机理模型,通过对279家企业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对上述所提假设及模型分别进行验证,最终得出企业生态创新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不同的生态创新类型会导致企业环境绩效的差异,而对竞争绩效则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2、企业生态创新类型与生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会受到环境管制严格性(环境政策和政策执行情况)的调节,政策执行情况对于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显着,而环境政策类型对于竞争绩效的调节作用更强；3、不同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在不区分企业类型的情况下只有自愿协议对于企业环境绩效起到了正向作用；4、在企业类型变量的调节作用下,不同环境政策的推拉效应均十分显着。无论是资源依赖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命令控制类、市场导向类、自愿协议及信息工具等环境政策和企业环境及竞争绩效均表现出显着的调节作用；5、提出了基于“特征维度—能力—绩效”的企业生态创新机理提出企业生态创新的叁个特征维度：技术、资源和关系,创造性地引入环境与经济的内外部整合能力作为探索企业生态创新特征影响绩效的中介机制,通过279个样本的SEM结构分析,验证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四条主要作用路径：“资源维直接影响生态创新绩效”、“生态创新特征维度(技术、资源和关系)通过环境与经济的内部整合能力影响生态创新绩效”、“生态创新特征维度(技术、资源和关系)通过环境与经济的外部整合能力影响生态创新绩效”和“环境与经济的内部整合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绩效”本研究取得了如下叁项创新性研究成果：1、明晰了企业生态创新类型及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界定及度量,揭示了生态创新的尺度差异性,批判了传统环境管理对于生态创新认识的片面性,指出企业应树立和加强生态创新的全局观；2、对环境政策与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关系在中国背景下进行了新的思考,引入企业类型的调节作用,提出环境政策分类指导的必要性,是对原有“环境政策—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直接关联的突破和完善。3、从多重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并验证了“特征维度—能力—绩效”的企业生态创新机理模型,打开了生态创新的“黑箱”,探明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四条路径,解析了生态创新的双重外部性是如何影响创新绩效的以及环境政策的推拉效应是如何产生的,从而使生态创新的理论研究更具系统性。总之,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细化、丰富和完善了企业生态创新理论,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重理论视角使企业层面的生态创新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可指导性,为我国企业和政府推进生态创新实践和管理提供了新的、切实可行的理论与政策启示。
梁维岸[5]2012年在《高科技园区创新系统之研究》文中指出高科技园区成为近年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高科技的园区的建设已经并且将继续对于我国高科技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国绝大多数高科技园区,似乎没有形成硅谷那样的良好的创新氛围的生态系统。这是高科技园区的创新迷局。高科技园区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最普遍使用的政策途径。文章阐述了创新系统、产业群聚和地方政府治理网络叁个概念的相关理论,并将叁者联系建立高科技园区C-I-P叁位耦合互动模型,高科技园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上述叁个子系统相互联系,其中政府的政策是输入量,群聚产业的发展、创新系统运作是输出量,随着市场的主导性愈发增强,地方政府治理网络应逐渐淡化,叁个变量的关系应是在互相作用下螺旋上升。良性的C-I-P耦合关系可通过地理镶嵌作用达到地方专用性,即形成内生的创新系统和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与政府的双赢。海峡两岸的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竹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张江)均为典型的亚洲地方政府主导型科技园区,然而经过高速发展期之后,两园区差距逐渐凸显,竹科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政府由园区的主导力量逐渐过渡到协助力量,产业群聚发挥出创新系统氛围,创新系统自上而下良性运转。而张江却遇到了发展瓶颈,园区发展依然摆脱不了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和干预,园区内生创新竞争力并未形成。论文由相关课题作支撑,通过访谈对话、座谈会等形式获得了大量关于张江高科技园区和新竹科学园区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产业群聚、地方治理网络和创新系统叁个维度上对两园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新竹科学园区的C-I-P耦合互动关系表现为扁平化,向外扩散的,开放的,各子系统逐渐融合的系统。而张江园区的叁位耦合系统呈现出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各子系统松散联系,封闭的运作模式。结合理论和个案实证,文章认为,解决高科技园区创新迷局的根本原因是纠正对创新学习模式的误判,以往以线性的创新模式作指导,忽略了园区系统的复杂性和互动性,致使政府干预“合理化”,而本应作为创新主体的中小企业“边缘化”,C-I-P耦合路径受阻。文章建议将高科技园区放回复杂的人文社会生态系统,改变单纯的科学式操作应用方式,使政策运作更加符合创新本身的非线性模式。
冯晓莉[6]2005年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的理论出发,对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分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外化为市场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又明显的表现为价值链的重组。当今世界,企业在不同价值链区段上的产业分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研究开发的水平和深度所决定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9%以上,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0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突破1000美元,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瞩目的国家,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却令人堪忧。克鲁格曼(1994)认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其资源的惊人动员而取得迅速的经济增长的。虽然克氏的论断过于片面,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显然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基础在于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技术竞争力,然而,我国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引进国外技术,自主技术开发能力较弱,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技术黑洞”现象,企业创新动力普遍不足,这对于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二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激励分析;叁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及机制分析;四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及机制新模式构建;五是促进我国企业有效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中包含着笔者的创新之处:一是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应包含技术创新的动力、技术创新动力模式及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影响因素叁方面的问题;二是我国技术创新政策整体发展正在从个体创新激励为主转向机制创新激励方向,技术创新政策受到多个关键政府部门的关注,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协调促进;叁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是多方面的。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有四类:技术自身的推动力、市场需求的拉力、政府行为的强制力和企业内部的支撑力,其中,企业内部的支撑力又受到另外叁种力量的影响;四是我国的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整体上不足,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模式的典型征是“政策-市场”综合作用模式,这种模式不利于培育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五是需求预测型技术创新动力模式是适应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克服了已有创新模式的不足,以未来潜在的顾客为主
黄晓坤[7]2009年在《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金融的核心是资本市场。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是资本市场的主要推动力和引擎,资本市场功能的实现主要依托证券公司的桥梁与中介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风险是证券公司的固有特性,由于证券行业的高风险特征,证券公司生存的基础在于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能力,其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源于严格有效的风险管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周期性动荡不断加剧,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传染演化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其导火索正源于AIG、雷曼兄弟、美林等所谓世界性证券公司在次级贷款等衍生金融产品上的过度杠杆化与过度泛滥,当其潜在风险远远超出单一证券公司、证券行业甚至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时,最终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国内二十余年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证券公司风险管理失控带来的违规违法问题也层出不穷,甚至造成证券行业在2001-2005年处于系统性崩溃的边缘。这些事实表明,构建全面有效、动态前瞻的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传统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在研究思路、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限于证券公司内部可量化微观风险的识别、度量与控制,欠缺外部定性风险的结合,难以全面准确衡量证券公司风险,也不能满足行业宏观风险预警管理需要。在日趋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下,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不仅应适用于证券公司层面,实现对内外部风险的全面准确识别、度量评估与管理;也应适用于行业监管部门层面,实现对行业宏观风险预警管理的意图,防止单一金融产品、单一证券公司风险,演化为行业系统风险。基于此,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一般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结构模块与运作流程,该结构由风险识别、风险度量、风险综合评判、预警信号输出及系统评价与修正等五个模块构成,并就系统结构模块的构建、功能与运作流程展开了相关理论方法探讨,并以此作为系统构建的模型框架。其次,本文根据系统构建中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立和处理的不同方式,以及预警信号产生方法的不同角度,构建了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的两种应用模型——基于Logistic回归模拟的信号判别法应用模型,及直接量化的信号提取法应用模型。基于预警系统不同层次用户(证券公司、行业监管部门等)的使用目的和要求,本文提出了系统构建的预防性、及时性、可操作性、普遍性与有效性原则,作为判断与评价两种系统应用模型的标准。按照此标准:为评判Logistic回归法应用模型的效果,本文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熊市期间暴露问题最多的19家广东省证券公司,以及全国60家证券公司的2003年样本数据进行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回归法预警系统应用模型的预警信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模型存在预警指标体系选择范围过窄、预警信号缺乏前瞻性、以及不适用于行业宏观监管层面等应用局限,无法满足系统构建预防性、普遍性及有效性的原则。为有效构建符合上述原则的系统应用模型,本文进一步梳理了既往研究中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的局限性与不足,提出了结构创新、方法论创新与应用创新的系统构建思路与原则,并实现了外部宏观风险与内部微观风险的结合,证券公司与监管机构两个层次的结合,并利用从定性到定量系统综合集成的创新方法,完成了基于信号提取法的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的创新构建过程。为评判创新风险预警系统模型,本文分别从证券公司和监管机构两个用户层次,即从内部控制和宏观管理两条路径展开模拟预警。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模拟预警,针对随机选取的20家证券公司进行模拟应用,以验证系统的及时性与有效性;监管机构宏观管理模拟预警,则通过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展开模拟预警应用:横向模拟预警,通过80家证券公司的同时模拟应用,以验证系统的整体效果;纵向模拟预警,通过剔出样本期间关闭或托管的公司后,可比的60家证券公司2003-2007年连续5年的纵向模拟应用,以验证系统的动态性与前瞻性。最终,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系统预警信号效果良好,系统既能实现证券公司内部控制的要求,也能实现监管机构宏观预警管理的需要。最后,本文提出了证券公司风险防范与控制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阎晓东[8]2005年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沿海地区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主力军,是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世界新一轮产业分工、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机遇。沿海地区也存在外源性经济大而不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人才的素质结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困难与挑战。 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影响因素出发,重点研究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演进模式与发展战略选择、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劳动力市场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等关键环节。通过分析当前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促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本文认为,沿海地区应突破雁形演进模式的束缚,实施竞争优势战略,通过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加强沿海地区与内地的互补合作,促进沿海地区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蔡晓月[9]2007年在《熊彼特式创新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创新更是一个需要打开的“黑箱”。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熊彼特式创新，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偶然随机的、不确定性的、渐进的、高风险的“创新”。因此，“熊彼特式创新”就是本文研究的对象。本文采取“概念分析→(模型-实证)→延伸讨论”逐步递进的分析框架，研究中注重理论分析和文献分析。创新是一种系统现象。熊彼特式创新是一种“创新规则”。逐利并不是熊彼特式创新的根本动力；要素禀赋约束的压力下催化“企业家精神”，突破要素禀赋约束才是创新的根本动力。资本、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等要素禀赋将决定创新的动力、过程及结果；使得创新从偶然成为一种必然。根据熊彼特式创新的理论分析，建立一个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资本-人力资本-信息知识”空间维度与“原域→原域的连接→变迁的均衡”时间维度，层层递进研究分析封闭式创新中的作用机制与条件。论证得出：熊彼特式创新是内生自发的，在没有外生力量推动的情况下内生因素将会推动熊彼特式创新：较高的预期利润增长率，以及较高的要素投入率。接着引入外生因素。从封闭条件拓展到开放条件，研究缺少创新内生推动力的情况下，原域利用外生因素推动创新的过程机理。嵌入、互补、捆绑等连接方式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捆绑式“连接”的创新组织具有网络效应。封闭条件下难以创新，而开放条件下连接“变迁”的均衡有：重迭性社会嵌入、动态互补、松绑再捆绑。因此从传统创新至熊彼特式创新的“变迁”中，激励或者约束创新的条件为：外来资本不仅带来了资本数量的扩大，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分担风险程度的融资激励，根据创新原域的生命周期进行选择并调整原域的连接方式。外生人力资本的激励约束以“人力资本至上”，推动创新。而外生信息知识将产生共享的规模效应，实现信息价值，并通过网络的竞争与兼并实现信息知识所有者的利益。最后基于创新模型，引入开放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创新指标，区分内生创新效应与外生创新效应；研究各个国家创新战略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其创新战略的成败得失。梳理熊彼特式创新与自主创新、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实现熊彼特式创新提供理论思路、决策依据与政策建议。
李汝凤[10]2014年在《我国稀贵金属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稀贵金属是稀有金属和贵金属的总称,因其特殊性能,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成为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储备资源。作为国民经济的“维他命”概念产业,创新驱动稀贵金属产业发展,是摆脱我国战略资源国际分工不利地位的有效手段,更是国家发展产业竞争新优势、增强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创新驱动发展,是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我国稀贵金属产业的必然选择。首先,全球金属矿产资源市场格局的地理空间不均衡现象明显,尽管发展中国家居于供给的优势地位,但价格战等恶性竞争问题突出,终端市场和价格主要被发达国家和跨国矿产企业所控制,我国稀贵金属产业必须寻求创新发展才能在国际化进程中争取优势地位。其次,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影响,我国金属矿产业市场持续低迷,金属价格下跌趋势明显,整体呈现“量升、价跌、增收不增利”的现象,稀贵金属产业的创新发展无疑将成为带动国内金属矿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引擎”。最后,我国已初步建成较为完备的稀贵金属产业体系,但产业生产力、科技创新、制度和体制中仍存在诸多制约瓶颈,产业竞争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探寻创新发展路径,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上述制约瓶颈,实现稀贵金属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转型升级。因此,探讨我国稀贵金属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是新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回顾近3个世纪的产业发展史,稀贵金属规模化开发与应用是伴随全球科技革命而逐渐进入到工业领域,其综合勘探、高效开采和产业化应用高度依赖于科技。稀贵金属资源的全球分布不均的空间特点,以及产业发展的经济特点,极易形成市场的垄断性。市场的垄断性一方面会诱发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强化垄断收益,另一方面会引起国家层面上的保护性政策措施,由此便引出了稀贵金属产业发展的内在创新性问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维度。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视角,研究稀贵金属产业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通过研究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探求稀贵金属产业创新发展的演进规律,形成稀贵金属产业创新发展理论,以期为我国稀贵金属产业转型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理论解释框架。为此,本文思路安排如下：(一)本文首先梳理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并基于新古典框架探讨了创新活动对经济系统的作用机理,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关系。(二)本文通过回溯稀贵金属资源应用的发展历程,认为“科技进步是其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条件”,并结合现实背景,论述了我国稀贵金属产业创新发展的必要性。随后界定了稀贵金属资源和产业的基本经济特点,认为经济特点释放出了产业的创新特殊性和市场特殊性,进而形成了产业发展的特殊演进路径。稀贵金属产业发展路径中的内在创新特点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是本文后续内容展开提供立论基础。(叁)本文采用数理分析法,通过构建模型,揭示了技术创新驱动稀贵金属产业发展的演进规律,并从技术创新的诱因、约束、方向、环境等方面,分析了稀贵金属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动态反馈作用机理与路径依赖,并最终形成技术创新驱动稀贵金属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分析。(四)本文追述了我国稀贵金属产业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形成制度变迁现实研究,探讨了制度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形成制度创新理论支撑,提出了我国稀贵金属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并通过“制度体系构建”提出解决之道。(五)本文对我国稀贵金属企业创新成长的组织与管理进行了理论探讨,随后通过企业实证分析,阐述我国稀贵金属企业创新成长的现实情况。
参考文献：
[1]. 中国风险投资制度的创新模型与实践[D]. 马红.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2]. 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供给研究[D]. 于兴飞. 东北大学. 2009
[3]. 自主创新软环境系统研究[D]. 廖少纲. 同济大学. 2008
[4]. 企业生态创新的机理研究[D]. 董颖. 浙江大学. 2011
[5]. 高科技园区创新系统之研究[D]. 梁维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6].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D]. 冯晓莉. 西北大学. 2005
[7]. 证券公司风险预警系统研究[D]. 黄晓坤. 华南理工大学. 2009
[8]. 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研究[D]. 阎晓东.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9]. 熊彼特式创新的经济学分析[D]. 蔡晓月. 复旦大学. 2007
[10]. 我国稀贵金属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研究[D]. 李汝凤. 云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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