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国家阶级结构新变动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国家论文,阶级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变动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3-0068-07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描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结构的特点：“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273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2]74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列宁讲的是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工业国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当代西方国家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大对立的阶级依然存在，但同时出现了阶级结构多层次化的情况。在两大对立的阶级中，各自都出现了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同的具有特殊性的阶层，尤其是在两大阶级之间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
当代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在欧美居民中所占比例一般在5%左右。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内部逐渐分化为许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这些阶层和集团在保护资本家阶级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利益方面分别履行着不同的职能。组成当代资产阶级的，除了传统的大资本和中等资本占有者外，还有大企业和大公司的高级经理、高技术“新贵”、行政官僚机构的高级官员等。传统的资本家依然存在，但逐步成为资产阶级的“少数派”；“经理资本家”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技术“新贵”跻身大资产阶级行列。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是社会中的被统治者。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早期的那种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体力来维持生活的传统工人阶级在现代工人阶级队伍中已占很小的比例，代之而起的是日益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的新型工人阶级。新型工人阶级不像过去的工人阶级那样一无所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拥有家电、汽车和住房外，还拥有存款、债券和股票，尽管他们作为小股东对生产资料的处置根本没有发言权，但是持有股票、债券毕竟是间接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的法律凭证。当代工人阶级主要由体力劳动工人、技术工人、工程师、技术员、普通职员和中下级管理人员组成。其构成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既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数量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当代工人阶级无论从其科学文化素质，还是从其就业结构、职业结构来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工人阶级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白领工人成为工人队伍的主导力量。
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除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外，还有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至今仍是一个概念比较模糊并且有着多种定义的群体，也有人称之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关于中间阶层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讲道：“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做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1]282-283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指出：“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3]75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用了不同的名称来表述中间阶层，但其含义还是清楚地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所有社会集团，他们是根据人们最本质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来使用中间阶层这一概念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理解的中间阶层的主要特点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接近于无产阶级，按其生活条件接近于资产阶级。当代西方社会中除了传统的中间阶层依然存在外，又产生了许多新的中间阶层。
传统的中间阶层包括中小农场主、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小商人、小食利者以及自由职业者。二战后由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土地的兼并、集中和垄断的现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国家税收的提高，使中小农场主迅速分化和缩减。少数中小农场主上升为农业资本家，而绝大多数中小农场主却纷纷破产，流入城镇，沦为无产阶级，从而使农村居民数量急剧下降。目前，在发达国家，以中小农场主为主体的农业人口占自主人口的比例，一般都在10%以内，美国则只有“2%的人在农场工作”。[4]136城市中传统的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因工艺落后、设备老化、管理不善在二战后纷纷破产，其数量明显下降。在自由职业者中，少数人凭着名望、地位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开办了大医院、大律师事务所等，他们已上升为资产阶级；而有相当数量的自由职业者却成为国家和私人雇佣的劳动者。在城市中还存在着相当数量靠股票红利、债券利息或不动产租金作为生活来源的居民。总之，目前城市中的传统中间阶层的人数还很多，要使他们完全消失或分化他们尚需一个较长的过程。
当代西方社会的新中间阶层，是随着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新中间阶层的概念和界限并非十分清晰，而且目前还没有被明确地界定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所以我们所理解的新中间阶层必然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相互交叉，即在新中间阶层中既包括资产阶级中的下等阶层，也包括工人阶级中的上等阶层。如果按照社会分层来定义中间阶层，即将专业人员、职员、经理和主管等非体力劳动者都视为新中间阶层，那么中间阶层的人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口中便占据了绝大多数，并且数量还在继续扩大。据统计，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贫穷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富人约占总人口的10%，中等收入的小康阶层约占总人口的80%。[4]135
新中间阶层成分复杂，职业交叉性强，劳动方式多样。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主要包括中小公司及大公司中小部门的经理和主管；拥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或技术专长的专业人员；政府中的中下级公务员；独立营业的律师、会计师等。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随着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缩小，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型分布，中间阶层数量越来越多，其社会作用在不断加强。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对当代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政党的阶级基础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代西方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由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阶层统称为“新中间阶级”，主要包括“新小资产阶级”和“新工人阶级”。[5]法国学者让·罗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是雇佣劳动的异质化。今天的雇佣劳动阶级已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雇佣劳动阶级，古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占1/3左右，而服务工人，即教育、文化、医疗保健、通讯等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则占2/3左右，此外还有经理雇佣劳动者等。他们的工作条件，获取报酬的形式以及同雇主、工会的关系都与传统工人不同。[6]国内学者靳辉明、罗文东在《当代资本主义新论》中，李琮在《当代资本主义论》中，刘昀献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中认为当代西方国家生产关系的调整引起了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劳动者出现了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多层次化的新趋势，其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有很大提高，白领工人数量已超过蓝领工人数量。与此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传统的中间阶层依然存在外，又产生了许多新的中间阶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劳资冲突有所缓和，劳资矛盾有所缓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历史使命感逐渐淡化。[7-9]但从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他们主要是侧重研究阶级结构新变化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而较少论及阶级结构新变化对政党发展、国家职能及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影响，笔者主要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当代西方国家阶级结构新变化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
一、阶级矛盾、社会冲突及解决方式发生了变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中传统工人的数量持续减少，白领工人队伍日益壮大。工人阶级队伍自身的变化引起了当代西方国家的阶级矛盾、社会冲突及解决方式的新变化，工人运动走入低谷。
1.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淡化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具有一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白领工人成为工人队伍的主体。当代西方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要求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推行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措施，如在资本所有权方面，实行所谓“资本民主化”，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也通过股份和债券等形式进入到了资本占有者的队伍；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实行所谓“管理民主化”，推行“职工参与制”，职工代表直接参加作为企业决策机构的监事会和董事会，通过企业委员会参与企业日常管理活动；在分配方面，实行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等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调节税收分配等，从而使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包括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及工作和社会环境都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劳动条件的改善，使工人阶级的满足感增加，这不仅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感。在法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显示，有24%的工人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许多熟练工人把自己看做是中间阶级；在英国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半数以上的被询问者都不再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而据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民治政府——美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说：“如果问美国人他们属于什么阶级，大多数人会说‘中产阶级’，只有极少数人会认为他们是下层或上层阶级。”[4]137同时，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步健全，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情绪和愿望的发泄和倾诉渠道。这些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早期工人阶级的状况已大不相同。虽然，我们不能认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根本改变，但是它却影响到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从而缓和了工人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
2.改变了社会矛盾及冲突的解决方式
由于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是白领工人和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与资产阶级解决矛盾和斗争的方式表现得趋于理智和温和，不可能再像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那样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更多的是采取非暴力、合法斗争的方式。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目的主要是要求行使自己的参与权利，参与经济政策和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政策的讨论和制定，要求政府、雇主采取同自己合作协商的方式解决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集体谈判制度是当代西方社会调节劳资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它通过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间的谈判，形成合同来确定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确定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法国的劳资谈判制度。在法国，集体谈判和集体协议的方式由来已久，但真正具有法律效力并形成制度化是在20世纪，而它的完善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1968年“五月风暴”开创了劳资谈判和协调的新阶段。在“五月风暴”之后劳资谈判达成了许多新的集体协议，这些集体协议不再只局限于讨论劳动者工资的多少，而是越来越注重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变等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有：缩减劳动时间，工资月薪化，工人的职业培训权利，妇女的产假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是集体协议更多地出现在企业层面，这和1968年以后工会在企业中的存在和权利得到正式承认有关，同时也是集体谈判和集体协议这种调节方式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1982年，以劳工部长命名的一系列法案（奥卢法）规定在部门和企业层面必须就工资、工时、分级和职业培训等问题进行谈判和协商，这使得集体协议的做法更加制度化和普遍化。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行业、部门和企业都面临着不同的竞争压力，每个企业必须根据自己所面临的经济形势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因此这也需要以企业为单位来签订集体协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法国所签订的国家一级的协议数量每年稳定在550项上下，地方级的协议数量每年也稳定在350项至400项之间，而企业协议从1983年的每年5000项，增加到1995年的8000多项。[10]这种调节机制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劳资紧张关系趋于极端化，从而减缓了冲突的力度，推动了劳资双方的对话与合作，促进了社会阶级关系向包容性发展方向的转变，而不是像19世纪的那种向阶级对立方向的发展，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程度大幅度降低，规模化的暴力行动几乎消失。
3.工人运动处于低迷状态
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不断变化、层次日渐增多。工人阶级的这种多层次化发展趋势，这种横向工作部门和职业等级以及性别、种族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别，必然造成工人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文化素质、劳动条件、生活方式、政治态度的差异和具体利益的多元化，导致工人相互之间矛盾增加，内部竞争扩大。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一个利益完全一致的集团，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些自我联系的纽带已逐步被割断。当代工人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与过去的产业工人相比大大削弱了。
工人团结协作精神和阶级意识的淡化，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当前的工人运动主要着眼于暂时的、局部的具体斗争，忽视长远的、整体利益的斗争。工人的阶级意识淡化，政治斗争意识下降，历史使命感不强，使得共产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很难获得坚强、有力、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支持。这一切都严重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从而使得近年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大幅度减少。在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总工会有200多万会员，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成员在80万人至100万人之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所谓的“非工会化”趋向；到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总工会的会员只剩60多万人，另一重要的工会团体——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也只有60万会员了。二是工人斗争意志消沉。以法国工人为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人的罢工运动呈下降趋势，在私人企业个人的罢工天数明显减少，公共部门的罢工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变化并不大；进入90年代后，罢工天数进一步减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人数计罢工总天数由每年平均400万天左右发展到1976年500万天的顶峰，然后逐渐下降到1980年的200万天以下。从1981年到1991年，罢工平均天数又有下降，每年只有110万天。进入90年代，每年的以人数计罢工天数进一步下降到50万天左右。[10]工人斗争的乏力还表现在工厂工人的斗争都局限在地方和企业，而重要的示威和全国性的大规模斗争则主要集中在服务业。总的来讲，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在西方社会中已经较为罕见，传统的以罢工、示威为主要形式的工人运动呈衰退之势，即便是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也不单纯是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带有民族、种族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冲突。
二、传统左右翼政党呈现出中间化趋向
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尽管雇佣劳动者存在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划分，但蓝领工人是其主体，社会阶级界限清楚，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状态。在知识经济时代，雇佣劳动者严重分化，蓝领工人减少，服务业和知识生产者增加，形成了人数逐渐增多的所谓“中间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状态。例如，30年前，欧盟国家有42%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但在今天，这一比例已经缩小到16%，而有75%的劳动力在生产知识或服务的行业中工作。[11]“中产（间）阶级”的阶级属性难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不完全看其资产的多少，还要看其受教育的程度。一般劳动者的自我阶级定位意识也在改变，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宁愿被称为中产阶级，也不愿意被划入工人阶级行列。这种变化对政党，尤其是对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提出了挑战。
1.影响了左翼政党的党内和党际团结
工人阶级内部的多层次化，必然导致各阶层之间的差别和具体利益的多元化。工人阶级内部在脑力工人与体力工人之间、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管理人员和被管理工人之间、全日制工人与非全日制工人之间、男工和女工之间、本国工人与外国工人之间等，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具体利益的差别、矛盾甚至冲突。这些因素对工人的交往和团结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传统制造业工人的工作集体性强，所以他们重视组织，工会力量强大；而服务业和新技术行业的劳动者的工作个体性强，所以他们的工作的组织性程度低，工会力量薄弱。而在左翼政党中则表现为党内和党际的团结性被削弱，难以拧成一股绳。例如，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吸收了后物质主义的一些主张，在党内后物质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中引起很大争议。前者大多数是专业工人，属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地位，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专业技术，工资待遇高，就业条件好，生活有保障，因而他们更关心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男女平等问题，而不关心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等问题。后者主要是传统产业工人、非技术性工人、失业者（也包括那些生活优越、但更注重物质利益的中小企业主），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没有专门技术，工资待遇低，生活没有保障，因而他们更关心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等问题，要求改善现有生活状况。这种分歧严重削弱了党的团结。
2.迫使左翼政党扩大阶级基础
工业经济时代，传统制造业工人一直是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对象。他们的减少迫使左翼政党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新生的社会阶层中寻找支持。例如，英国工党曾是工人运动的产儿，在工党创立之初，工党中工人阶级党员占到98%，工党的议员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可以说，工党是凭借着工会的支持，打着劳工主义的旗号，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走上并活跃于英国政治舞台的，是典型的“阶级党”或“工会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英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传统产业工人大幅度减少，中间阶层的力量迅速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工党领导人开始反思其与工人阶级、工会的关系，认为工党不仅应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应成为一个开放的政党，一个包括“商业界和企业界”人士、熟练的工程师以及医生和律师等广泛社会群体的政党。布莱尔上台后，提出了“新工党”的口号，其目的就是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使英国工党成为一个“人民的党”。布莱尔在建设“新工党”的旗帜下，对工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1995年4月2 9日在工党代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对工党党章第四条的修改，取消了原来党章第四条中关于“公有制”的表述。党章新的第四条将社会、社会正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倡导既要有雄厚的公共服务组织，又要有繁荣的私有部门以及二者之间为了变革应建立伙伴关系。布莱尔认为，这些关键的价值观在今天为工党带来了更多的党员，也为英国政治意识形态建立了真正的框架，成为英国政策的基础。党章第四条的修改，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所谓的“超越于左右”的“人民的党”。
3.导致传统左右翼政党出现中间化趋向
近些年来在当代西方国家，中间阶层的力量日益强大，并在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者中有90%是“知识型工人”。这些“知识型工人”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络，对信息进行分析、整理、传播、应用，并具有开发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新型劳动者。中间阶层正是由这些有知识、懂管理、掌握专门技术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白领工人所组成的。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作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作为社会构成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新的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当代的情况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下层贫民一般不会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带来大的威胁，他们甚至不参加投票选举活动。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则不同，由于他们是以科研工作者、教师、会计师、医生、技术人员以及中下级管理人员等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所以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拥有一定的技能，是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和各种职业的骨干。他们往往代表着一种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对国家的政策、形势、利益分配以及全球问题等很敏感，并且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高，他们既是国家选民的主体，也是选票的主要来源。他们作为社会阶层的主要基础和中坚力量，其社会态度和政治要求往往可以在统治阶级贯彻其意志的过程中起到延缓或促进作用，甚至可以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纷纷把关注的重点转向社会的“中间”部分，突出自己的“中间”色彩，标榜自己的“中间路线”，淡化自己的传统阶级定位和意识形态特点。而这个“中间”部分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定位的模糊性又使传统的左右翼政党的政策给人一种彼此趋同的感觉。
三、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
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变化，特别是中间阶层社会作用的增强，减少并缓解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一方面使当代西方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过去的以暴力镇压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为主；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一定程度的发展。
1.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以白领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阶层队伍的不断扩大，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阵营越来越小，社会矛盾不再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而是表现为阶层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多种社会矛盾的交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多种社会利益冲突所淡化。尽管近几年在当代西方国家中，固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程度与以前相比没有减缓，但是在发达国家，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都毕竟是阶级结构中的少数，绝大多数是收入相对稳定的中间阶层，所以很难形成鲜明对立的两大阶级的对峙。尤其是传统产业工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他们不仅在新技术革命中处于受排挤的地位，而且在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处于弱势，其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小。中间阶层队伍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和自身矛盾。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使智力资本拥有者的作用超过经济资本拥有者而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当代西方社会的中间阶层作为智力资本的拥有者所具有的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一定程度的控制、使用、支配的权力，对资产阶级的垄断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他们合理的“科学”决策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贡献可以直接削弱资本所有者建立在“财产”之上的绝对权力，动摇资本家特权的合法性，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中间阶层也因此被视为现代社会中能使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力量。再者，由于中间阶层具有科学知识、劳动技能和管理才能，所以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赢得比较固定的职业和比较稳定的收入以及很高的社会地位，是当代西方社会中总体上相对稳定并在不断扩大的阶层。尽管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分工、职业和利益不同，但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准则以及在社会中的作用是相似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十分注重自身发展和自我享受，求稳怕乱，崇尚民主自由，对社会变革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由于他们是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社会的主体，所以他们的消费、收入水平反映了社会的总体消费、收入水平，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也反映了社会的整体倾向。中间阶层队伍的扩大，不仅逐步缩小了贫富差别，而且促进了社会秩序的日益安定。
2.促使当代西方国家职能发生了变化
当代西方国家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国家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赢得大众支持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其统治手段由以频繁地、赤裸裸地使用暴力镇压被统治阶级为主逐渐转向以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和管理为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出现了从强制性、保卫性向管理、服务性方向演变的发展趋势。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为经济发展承担责任，这至多只能是一种道德理想。但在今天，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责任已成为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崇尚自由主义的传统甚为深厚的国家，也“由于过去一个世纪（尤其是2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自由与保守的冲突已从政府是否要干预的问题，转向了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及为谁的利益进行干预的问题”。[4]165从宏观上看，政府要承担起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充分就业、增进国民福利等许多方面的经济管理职责。在微观管理上，政府的影响与控制更是无所不在，从资源管理到药品生产标准，从马桶圈的形状到农民的拖拉机存放地点政府都有权过问。尽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演变，但政府应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职责始终是得到公认的。
当代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生活，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第二种形式是施加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税收、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经济立法等手段间接影响。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的增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职能的加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普遍发展的趋势。当今的国家已不仅仅是马克思时代的“阶级镇压工具”，也不同于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守夜人”的角色，而是逐渐以总资本家的身份参与和指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究其职能转变的动因，首先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管理与协调经济；而另一方面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阶级结构的变化、劳资协调合作导致的劳资矛盾、冲突的缓和，以及社会秩序的日趋稳定，使得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弱化，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不断加强。
3.推动了当代西方民主的发展
在当代西方国家，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的长期抗争，特别是由于白领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其作用的增强；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新变化，即家族资本家的比重逐渐降低，其作用逐渐减小，“经理资本家”和高技术“新贵”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统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而促使选举制、议会制、政党制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当代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对资本主义民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经理资本家”和高技术“新贵”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他们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有着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对席卷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使他们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辩证的理解能力。他们在处理与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矛盾和利益纠纷时，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包容的心态，从维护政治统治的大局出发，以谈判协商的方式而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去解决，并在不削弱自身统治基础的前提下，给被统治者一定程度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二是“经理资本家”和高技术“新贵”大多有过技术工人或低级职员的体验，因而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教育的普及，市场竞争机制的相对完善，机会相对均等，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变迁频繁；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具有平等竞争、晋升跃迁的机会。在“经理资本家”中，不少人是在大学毕业后，从技术工人开始沿着公司的阶梯一步一步爬上董事长、总经理或主管技术、财物的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的。在高技术“新贵”中，有不少人是白手起家，靠借风险资本办企业进而发迹的。这些资产阶级中的“新秀”登上权力金字塔后，在对经济社会进行管理时，会多一点民主管理少一点极端措施，多一点人文关怀少一点粗暴蛮横；在对事关中下层阶级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会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更多地同情工人，更多地考虑中下层群众的利益。
正因为这样，在当代西方国家，选举制度日益完善，政党政治的范围和基础更为广泛，公民权利普遍扩大，政治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直接民主和半直接民主的形式被广泛采用，其突出表现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和普遍实行“工人参与制”。
公民投票是直接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使公民分享了立法机关的权力。公投通常作为对代议民主的必要补充，主要是在政府出现危机不能有效运作时，在所涉及的问题关系重大、影响面广时，或在重大问题上与对立党派意见有严重分歧而又力量相当时予以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公民投票只是偶然为之；战后，公民投票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但绝大多数发生在瑞士。近年来，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投票事件明显增加。意大利1991年和1993年的公民复决投票对于结束其旧党派制度起了重大作用。1993年和1994年，西欧各国在决定是否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大多数采用了全民公决的手段。全民公决实际上是当代资产阶级统治者为适应阶级结构新变化，缓和阶级矛盾和对立，使中下层阶级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之一。
“工人参与制”则是当代西方国家广大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其主要形式：一是广泛实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通过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间进行谈判并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来确定劳动者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这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调节劳资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二是“职工共决制”。这是企业全体职工选举产生职工代表参加企业职工委员会，参与决定企业管理、与雇主分享经济权利的一种制度。工人和雇主在许多方面实行“共决”，他们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共同承担责任。根据德国颁布的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建立监事会、董事会、企业职工委员会，因此，“职工共决制”在德国广为实行。据统计，在德国建立共同决定权、企业职工委员会两种形式共决制的企业所拥有的雇员，约占全国雇员总数的80%以上。德国于1975年通过的《共决法》还规定，除煤炭工业外，一切行业的企业监事会和与之相适应的工厂委员会中，工人的代表不得少于1/2。企业的重大问题，如关厂、合并、改变工艺、受雇、解雇、调职、晋升、工资等级、劳动报酬、职工培训等，都由监事会和工厂委员会决定，每个代表一票，多数通过。这表明，工人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推行了职工持股计划、职工建议制度、质量管理小组、目标管理制度、生产小组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当代西方国家的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使当代西方民主展现出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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