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关系发展若干问题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欧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的亚欧主要是指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和西欧（包括东南欧在内）这两大块区域，它们分别是古老的东亚文明与西欧文明的建设者。数千年来，东亚文明与西欧文明在相互交融碰撞中推动了人类历史车轮的前进。
一、亚欧关系的起步：稀疏而平等的交往
尽管从地理上来说，亚欧大陆自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到大西洋东岸的西欧，是地球上陆地距离东西分隔最长的两端，但亚欧文明之间的交流却源远流长。
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我国西周时代，一些被称为塞人的游牧部落在中国和希腊之间充当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丝绸贸易成为古代亚欧两端相互接触、认知的主要媒介。公元前4 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及其随之创建的亚历山大帝国促进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融和商业国际化的大发展，客观上有利于保障古代亚欧交往通道西半段的畅通，而随后东方汉帝国的昌盛则有助于该通道东半段的开通。前2 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要道的东半段，此后东西方贸易开始有了一条比较固定的陆上“丝绸之路”，即从中国陕西渭水流域起，通过河西走廊由昆仑山脉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向西穿越葱岭（帕米尔），经中亚再沿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城，最后通向罗马。汉朝中国人把罗马当作泰西之国，当时的罗马人也把赛里斯国（指中国）视为亚洲极东国家。公元97年汉朝又派使者甘英前往大秦（即罗马帝国），这可能是古代东亚国家希望与欧洲国家建立直接官方联系的第一次正式尝试。公元前后因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交战，陆上“丝绸之路”通行艰难，罗马商人不得不弃陆择海，由此就形成了由南中国海经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到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和印度，横渡印度洋，经波斯湾上阿拉伯半岛或经红海上埃及，由地中海东岸和南岸进入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公元2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出现在欧洲最西面的伦敦， 其风行程度甚至不亚于中国的洛阳。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丝绸之路”已远远越出丝绸交易的范围，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桥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便是通过这些海陆通道经中亚、西亚辗转传往欧洲，西方各国的传统风俗以及欧洲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也在逐渐为东方国家所了解，大大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认识。其中，东亚的中国与欧洲的古希腊、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及西罗马各国的商贸和文化往来成为古代亚欧两端关系的主要内容。公元7世纪起，穆斯林阿拉伯人在西亚的崛起及其势力向中亚的扩展， 使本来勉为其难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东西方的商务活动向欧亚大陆边缘的沿海商路和海上通道转移，东亚与西欧的关系暂时跌落低谷。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3世纪蒙古帝国的隆盛方才改变。
1219～1258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三次浩浩荡荡的西征及其建立的蒙古帝国，将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连成一片，再次突破了东西文明的闭塞隔绝状态。不仅蒙古统治者挟持其军事上的胜利，将大批欧洲各民族俘虏带到东方，其中具有一技之长者如技师、工匠、翻译更是长期被留下为蒙古人服务；而且在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帝国范围内广建道路、桥梁和驿站，碾平大小王国诸侯的界碑关卡，使一度中断的亚欧陆上通道得以恢复，为亚欧大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的穿梭来往提供了有利条件，13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东游中国及东南亚和南亚即为突出一例。由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介绍其沿途经过的中国及其周邻国家日本、缅甸、越南、老挝、暹罗、爪洼、苏门答腊、印度等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对东方的富庶物产进行了令人心旷神怡的描述。由此激发了欧洲航海家、旅行家冒险东航的欲望。
然而在16世纪以前，虽然存在着“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东游等交流，但地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东亚与西欧的交往同现代相比毕竟是极为稀少和有限的，信息常常是第二手和滞后的。比如15世纪末，西班牙人全然不知道他们所要呈交国书的蒙古大汗早在100多年前（1368 年）就被明朝建立者朱元璋赶回大漠中。诚然，高山大海是影响亚欧交往不容忽略的地理因素，然而影响亚欧之间频繁交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那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农业自然经济占主导的情况下，当时东西方社会不需要也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分工和深广的生产专业化，无须通过对外贸易实行经济互补，自然也无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形成经济文化的相互依存，各方都缺乏一种进行长期互换有无、沟通交流的强劲动力。
另外要强调的是，当时东西方关系虽是疏远的，却是平等的，彼此不存在依附和从属的关系。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中国、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低，封建关系曾比西欧形成早、发展快。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之交，亚洲各国的商品经济已经成长起来，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开始萌芽，其发达程度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当时的欧洲诸国。
二、西欧殖民列强东拓与亚欧不平等关系的形成
15世纪末开始的新航路和16世纪初具规模的世界市场的萌芽，使全球历史由各地区分散隔绝的发展开始进入以一个世界为整体的迈进。从历史地理结构学上看，西欧与东亚的频繁交往是自16世纪初大西洋－印度洋结构诞生时开始的，此后400年间， 西欧列强以强权与武力维持着其世界中心和领导地位。东西方联系也由偶尔的、稀疏的变成经常性、密切的了。16～17世纪，先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后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纷纷远踏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亦盗亦商，开办与亚洲贸易的商业垄断公司（如荷、英、法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然而他们的通商以利舰重炮为后盾，是强制性和掠夺性的通商，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而亚洲国家则是被动和消极的，亚欧关系的天平出现了不利于亚洲的倾斜。
不过在18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殖民者虽已染指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但只是建立了几块地域并不辽阔的殖民地，主要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的孟加拉地区、锡兰（英国）、印度尼西亚部分岛屿（荷兰）和菲律宾（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对亚洲侵略最主要的特点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赤裸裸的掠夺，并实行各种沉重的前资本主义剥削。欧洲人的强行通商，冲击了亚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引起统治者的不安与警觉。如1636年日本下令国人禁止出海经商，违者处死，只限长崎一处可由外国人通商。中国明朝的禁海令虽是针对倭寇的海盗行径，但对欧洲人要求自由通商并未予于积极的认可，而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尽管如此，“私通香舶，络绎不绝”，甚至还有中国商人于1585年来到西欧。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时期欧洲殖民者的跨洋越海来到东方，也带动了亚欧大陆东西方之间空前广泛的文化交流。其中传教士在亚洲的传教活动是亚欧双方加深认知的重要媒介，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渊博，长期生活在亚洲，熟知当地语言，向亚洲传播欧洲的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建筑、绘画等知识，同时又向欧洲著述翻译介绍亚洲各国的书籍。在中国比较知名的有利玛窦、金尼阁等人，利玛窦的《中意葡字典》、《中国文法》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极大地方便了欧洲人学习汉语。中国明朝徐光启编撰的《崇桢历书》、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编译的《几何原本》、王征的《泰西奇器图说》等书，日本杉田玄白编译的《解体新书》以及日本“兰学”的形成，都受到欧洲科学知识传入的影响。中国的《本草纲目》、《四书》等经传教士翻译介绍到欧洲，中国的针灸术17世纪也由传教士传入法国。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通过在华传教士的著译和报道，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欧洲西欧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莱布尼兹的古典思辨哲学、伏尔泰的开明君主论、魁奈和杜尔阁的重农主义均从这里获得丰富养料，从而推动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
需要指出，当时荷兰、英国、法国侵占亚洲许多地方，其目的并不是要想向东方输出欧洲物产，而是要为欧洲输入东方物产。因为欧洲手工工场的产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同东方传统手工业产品匹敌，欧洲商人几乎没有令亚洲感兴趣的大宗商品。原先被西方人视为昂贵奢侈物的香料、茶叶、蔗糖，现在从东方源源不断地涌来，成为欧洲市场上的大众化商品。16世纪每年运往里斯本的胡椒就达7000吨，为地理大发现之前威尼斯进口的30多倍。 18 世纪初输入英国的茶叶只有500担，到中叶猛增至5万担，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茶叶每年平均要花费银子400万两左右，仅此一项， 就足以抵销当时英国输入中国三项主要商品即毛织品、金属、棉花的价值（注：郝侠君等：《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但是亚洲的贸易优势从19世纪开始迅速被欧洲的大机器工业产品所压倒，西欧殖民列强依仗工业革命后急剧拉开的工业和科技差距，以其坚船利炮为其工业革命锻造的商品重炮开道，揭开了世界经济意义上的国际专业分工的序幕。在廉价商品大潮的无情冲击下，亚洲自给自足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经济遭到摧残，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迅速赤贫化，亚洲经济逐渐演变成依附型经济，亚洲沦为欧洲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伴随经济剥削的是政治、军事和文化压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压在亚洲各国身上。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和1842年《南京条约》是亚洲从属欧洲的一个显著标志。至此，亚欧之间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殖民地（附庸国）与宗主国的依附关系正式形成。
此后亚欧双方彼此认识明显改变。一个开明、公正、合理的中国在西方眼里转为愚昧、落后、专制、不开化的国家，欧洲从此盛气凌人地对待中国和亚洲，处处显示其高贵和优越。而视洋人为“蛮夷小邦”的中国不得不丢下“天朝上国”架子，接受落后于西洋的现实。在欧洲列强枪炮中觉醒的中国开明人士以全球性视野看到了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自觉地将过去被斥为“奇技淫巧”的西方先进技术开始介绍给国人，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在已被西方列强敲开大门的日本，也有一批下层武士从救亡图存，开国进取目标出发，渡洋涉海，远赴欧洲国家考察取经，热情号召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力图将旧学与洋学结合起来，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急切要求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良方。
三、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世界经济连接成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中心的世界市场最终确立，为榨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争夺殖民地的高潮，至一次大战前，亚洲（除日本外）和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已被列强瓜分完毕。1681.9万平方英里的亚洲，至少有944.3万平方英里处于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之下， 欧洲宗主国确立了对亚洲殖民地附属国的统治。这时资本输出成为西方列强殖民政策的一个中心内容。这种殖民政策促使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出现双重趋势：一方面宗主国极力遏制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希望后者发展与自己相竞争的经济结构，使东方社会总体上继续处于经济停滞落后状态，另一方面欧洲的资本输出客观上为这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亚洲民族资产阶级随之成长，他们迫切要求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于是继19世纪末在中国、印度、朝鲜、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兴起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之后，紧接着20世纪初叶又出现被列宁称为“亚洲的觉醒”民族民主运动风暴。这次东方风暴不仅在亚洲各国间相互影响，引起连锁反应，成为世界革命的“新源泉”，而且反过来影响欧洲革命运动，使亚洲由帝国主义赖以活命的后方，变成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自掘的“坟墓”。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视为欧洲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它改变了欧洲列强支配世界的国际格局。大战主要在欧洲六强英法俄意德奥之间进行，在战争中，不仅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俄罗斯帝国、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灭亡，欧洲三大反动壁垒土崩瓦解；即使作为主要战胜国的英法两国也是伤痕累累。这两大老牌殖民列强实力的严重削弱，无疑使欧洲在东亚的殖民体系受到重创。然而更具影响的是，一方面，一战加深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和亚洲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出于战争需要，战争期间列强对殖民地加紧资源掠夺，强征众多人口充当炮灰，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如法国在大战中向越南征调5万民工和5万步兵，筹措数百万法郎的经费（注：约翰·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纽约1964年版，第552 页。）。战后，欧洲宗主国又变本加厉地进行对殖民地的经济奴役，强化殖民统治，从而使亚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愈趋激烈。另一方面，一战又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忙于战争的欧洲宗主国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商品输出明显减少，对食品、原料等军需物资需求急剧增加，经济控制有所放松，以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提供有利契机，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不仅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增强，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以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而且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日趋壮大，开始独立地对反帝反封建革命发挥政治影响。另外一战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关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声明，使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意识和民族独立观念大大强化。此外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大缺口，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亚洲人民反殖斗争发挥了积极影响。
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基本上在1919～1927年左右， 亚洲民族主义运动掀起汹涌浪潮， 其中在东亚以中国五四运动（1919）和北伐战争（1924～1927年）、缅甸反英运动（1918～1922年）、印度尼西亚反荷起义（1926～1927年）等较为突出。与一战前的“亚洲的觉醒”民族民主运动风暴相比较，这些民族解放斗争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为前进了一步，动摇了欧洲在东亚的殖民统治。
如果说，欧洲对其亚洲殖民地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未遭到彻底的破坏，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成为欧洲殖民体系崩溃、亚洲民族新生的历史催化剂。二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成为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主要的敌人。在东亚，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与同盟国英国携手合作，展开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如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重创日寇。欧洲各宗主国为了拉拢亚洲国家，先后取消了在亚洲的治外法权等部分特权。亚洲各国民族民主力量在二战炮火中迅速壮大。日本法西斯对马来亚和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侵占，无疑在客观上使英、法、荷等欧洲宗主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势力急剧衰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战后约10年里，远东和东南亚成为亚洲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等国以不同道路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使得欧洲宗主国在亚洲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亚欧之间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不平等关系一去不复返。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16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历史是一部西欧崛起、扩张、成为世界霸主和从霸主地位跌落的历史，欧洲是国际事务中发挥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称这段历史以欧洲为中心并不为过。亚欧关系也因西欧的盛衰而发生变化。当西欧崛起时，亚欧平衡关系受到冲击；当欧洲侵略亚洲时，亚欧平等关系转变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不平等关系；当亚洲掀起反抗殖民统治浪潮时，亚欧不平等关系受到动摇；当亚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宗主国统治附属国的不平等关系则被打破。
然而战后初期，广大亚洲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砸碎了殖民枷锁，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获得了国家主权，但拖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残缺脆弱的经济身躯，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在强国制定游戏规则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无法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在现实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仍处于不平等地位。因而有的专家认为其在经济上依然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在世界体系中仍属“经济殖民地”的范畴（注：参见陈其人：《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种情况下，亚欧之间的平等交往自然难以实现。
此外，导致战后40多年里亚欧关系发展缓慢，还有如下各方面因素：经过大战洗劫的欧洲元气大伤，数世纪以来西欧所主导的大西洋－印度洋结构被美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太平洋结构所取代。美国从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出发，一方面重视、推动西欧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对西欧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方面的控制，作为抗衡苏联的前哨阵地；西欧在雅尔塔体系的两极对峙国际格局下为寻求自身安全，也不得不把自己瘦弱的身躯藏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在发展经济、稳定政局以及防务安全等方面都严重依赖美国，在发展与亚洲等地区和国家的关系时明显受到集团对抗体制的制约。在意识形态为衡量敌友尺度的两极世界里，作为冷战前沿阵地之一的东亚也有明显的分野，更何况还在朝鲜和越南发生了相当规模的热战，不可能形成协调一致的对欧政策。在这种大背景下，亚欧双方无法挣脱冷战两极体制的桎梏，建立超越美苏控制的洲际联系。即使存在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比如中法政治关系和日本与西欧的经济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苏关系的掣肘。从内部因素看，欧洲三强英、法、西德龟缩于欧洲西隅，重在自身恢复与修炼，无力顾及西欧以外的世界，欧共体的诞生和成长便是西欧国家对外政策重在欧洲的鲜明写照。东亚国家虽以主权独立国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底子薄、基础差，无法与先期步人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国家开展有效深入的经济合作，与西欧的政治经济联系未达到相互需求的程度，东亚缺乏令西欧感兴趣和关注的经济成果。同时数世纪殖民地岁月所积聚下来的偏见、歧视、冷漠甚至仇恨，在双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中仍然随处可见。尤其是西欧国家并未因亚洲国家的独立而改变对后者的傲慢态度和偏颇观念，继续视亚洲为落后、愚昧地区而不屑一顾，未在根本上摆正与除日本外的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不时以“欧洲价值观”来衡量和看待相互间在政治、经贸、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从而阻碍了亚欧双方平等互利关系的建立。
四、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动因
然而世界是在不断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战后40多年亚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在美国的大力扶植下，曾是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头10年里经济迅速恢复，1956 年起经济更是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0.9%，超过英法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令欧洲人既羡慕又嫉妒。其次，继日本崛起之后，东亚出现了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一批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克服了战后10年的经济衰败，在60、70、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2%、9.2%和8.7%， 成为闻名于世的“亚洲四小龙”。随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也成长起来，70～80年代东盟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8%。其三，70年代末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1981 ～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1%，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东亚经济的上升，缩小了亚欧双方交流的差距，亚洲产品，尤其是日本产品大量流入欧洲市场，以日本为主的东亚国家成为西欧国家在亚洲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正是东亚经济的崛起，亚欧双方才具有建立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础。以经济为先导的亚欧交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益频繁。
东亚的崛起和中国的腾飞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东亚已成为全球不容忽视的地区。这对西欧既是巨大的竞争压力，更是强大的诱惑力。早在80年代初欧共体就与东盟签署合作协定，确定在贸易上给东盟以最惠国待遇，促进欧共体在东盟的投资，增加技术转让等。1980～1985年欧共体对东盟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了73%和81%（注：伍贻康主编：《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这标志亚欧合作有了良好开端。到90年代亚欧合作关系明显增强，突出表现在欧盟各国纷纷出台并实施新亚洲政策，将欧洲和东亚的接近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从战略角度重视发展同亚洲及中国的关系。德国一马当先，1993年9 月德国成立“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并于10月通过《德国对亚洲的政策纲要》；法国紧追不舍，1994年2月法国工贸部制定《在亚洲的主动行动计划》， 要求三年内把法国对亚洲市场出口从占法国出口总额的7%提高到10%； 英国也宣布要优先考虑亚洲的地位，在1994年后采取一系列开拓亚洲市场的措施。三国政要首脑也在1993～1994年频频出访东亚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芬兰、瑞典也纷纷出台亚洲政策或召开亚洲问题研讨会，设立“东亚中心”，以加强与亚洲的经贸关系。在此基础上，欧盟调整其全球战略，在立足欧洲的前提下，对外关系重点从大西洋两岸扩展到亚欧大陆两端。1994年7月13 日欧盟正式宣布“东进宣言”——《走向亚洲新战略》。其内容为：加强欧盟在亚洲的存在，促进亚洲的稳定，推动亚洲贫困地区和国家的积极发展，促进亚洲的民主、法制、人权等；在经济方面，废除某些歧视性贸易和投资法规，设立开发亚洲的欧洲商业委员会、欧洲技术中心等，为欧盟企业提供咨询。继1995 年3月公布《欧洲与日本：未来阶段》之后，7月5日欧盟委员会又发布《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首次把对华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欧盟调整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被称为“欧洲对外关系包括亚洲和全球关系中一块基石”的战略指导文件，以经济为核心，并涉及到政治、外交、科技文化、社会和教育学术等多项领域。其主要内容为：（1 ）欧盟应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并将此作为贸易与合作政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2）欧盟与中国就经济、社会和货币问题展开对话。（3）欧盟尽力促成中国在适当条件下加入WTO，并严格监督中国向WTO的承诺的执行。（4）在人力资源开发、农村与城市贫困人口、 环境与科技等新领域进合作。（5）帮助欧盟企业获取在华经济信息， 发展对中国新的商业合作和直接投资项目。
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国际格局大转换的时代背景下，东亚国家也认识到加强亚欧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93年10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新加坡最早提出召开亚欧会议、举行东亚与欧洲“最高层对话”的设想，获得东盟和欧盟国家的积极支持。1996年3 月1～2日，欧盟15国和东亚10国（东盟7国加韩、日、 中）在泰国曼谷顺利召开首届亚欧首脑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表达了发展两大洲相互间关系、推动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良好愿望；通过了加强政治对话、促进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蓝图，包括亚欧投资促进行动计划，成立亚欧工商论坛及专门工作小组，在泰国和新加坡分别设立亚欧环保中心和亚欧基金等。会议还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同时建立部长级磋商机制和制度化联系。首届亚欧会议的成功举行理所当然地引起全球注目，获得世界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过去，东西方的碰头都在不平等的角逐场上，今天，历史上头一次，让人们看到亚洲和欧洲在平等的关系上，共同谋求繁荣和成功。”（注：许通美、李曹圆：《亚欧两洲的第三类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3月2日。）的确，曼谷会议宣告亚欧之间一种新型的平等伙伴关系的建立，亚欧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世纪之交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的建立决非偶然，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世界格局的转换、全球迈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为亚欧关系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国际大环境。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震撼了全球，使世界发生自二战以来最为重大的转折，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格局崩溃，东西方冷战终告结束，维护和平和谋求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世界迈入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大转换，使各国都面临对外战略的大调整，无疑触发亚欧双方由冷战时期的冷漠隔阂转变为重新审视与互相接近，而和平与发展下的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经济的相互交织与融合。对欧洲而言，走出夹缝，扫视欧洲以外的世界，深刻感到亚洲地位的上升和与亚洲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发起向亚洲的经贸攻势。对亚洲而言，结束意识形态的纷争更有利于加大经济发展力度，东亚诸国经济正由“规模型”向“效益型”升级，西欧的“屈尊”正为东亚可持续发展扩大资金和技术来源。有利的国际氛围和双方自然而然的接近促成了亚欧关系向平等、互利、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发展。
其次，世界经济处于西欧、北美、东亚三足鼎立状态，迫切需要一种亚欧合作机制弥补东亚与西欧之间的联系空白。当今世界西欧、北美、东亚这已成为全球经济、贸易和科技最发达的三大区域中心。虽然这三个区域各有优势和不足，相互之间存在差距和矛盾，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日益加深了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通过西方七国集团、经合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渠道，北美已与西欧、东亚分别建立制度性联系，形成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和环大西洋经济合作圈。相形之下在欧盟与东亚之间，却缺乏类似的制度性联系。于是填补这一缺陷、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愈来愈突出。当国际上关于世界经济重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亚太地区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梯度增长中心的舆论渐旺时，欧盟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却远远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1989～1993年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54%，在亚洲的投资增长了60%。1993年日本在东亚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38%，对东亚的投资占其对外投资的18.5%。欧盟1980年占东亚进口份额的12.5%，1992年为12.6%，同期占东亚的出口份额分别为15%和14.9%，几乎没有进展。1979～1993年欧盟在中国投资25亿美元，不到美国或日本的一半。1994年在中国的380亿美元的投资中，欧盟仅占9%。90年代上半期，欧盟对东亚的投资只占其对外投资的1%， 在东亚的外国投资中，欧盟所占份额不到10%， 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注：《欧盟15国和东亚10国经济关系概况》，美联社曼谷1996年2月29日电。）。显然美日已从东亚经济发展中捞取大量机会和实利，并试图垄断亚洲市场，欧盟有被美国排斥在亚洲之外的危险。不仅欧盟要扭转这一不利状况，而且东盟、韩国和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也期望在美日之外，扩大经济合作范围，通过增强与欧盟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打入欧洲市场，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亚欧双方加强合作交往的共识有力地促使亚欧新型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建立。
再者，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缩小了双边经济差距，东亚和西欧经济互补日益增强，东亚巨大的商场潜力和西欧资金技术优势拉动了亚欧两端的合作依存。 进入90 年代， 东亚地区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 1990～1993年“亚洲四小龙”经济仍以6.6%、6.3%、9.7%、7.0%的速度增长，东盟1991～1993年则以6.0%、6.7%、6.9%的速度发展， 中国在1992～1995年更是达到12.8%、13.4%、11.8%、10.8%的高速度。东亚11国的GDP总值由1980年33000亿美元上升至1993年的58600 亿美元，接近欧盟12国61000亿美元的数值。与东亚国家高速发展相反， 处于调整中的欧盟经济呈现结构性经济危机，产品成本偏高，市场疲软， 财政赤字和国债超出警戒线， 失业率居高不下， 经济回升乏力， 1991～1995年欧盟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4%。欧盟认识到除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外，还需扩大出口、增加对外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而东亚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投资环境改善，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容量巨大，投资收益丰厚，自然成为欧盟积极扩大海外市场的重点目标。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同西欧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贸易大幅度上升。以中国为例，1980年中欧贸易为49.4亿美元，1990年上升至137.5亿美元，1995年达到403.8亿美元。1994年欧盟对亚洲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1.2%，同东亚的贸易占其亚洲贸易总额的78%。东亚在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吸引欧洲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大举西征，到西欧建立产销基地。西欧与东亚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扩大，经济互补性的增强，经济利益的趋同，显然为欧亚合作的发展提供最强劲的动力。
另外，国际多极化发展趋势，增强了亚洲和欧洲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亚欧会议无疑给欧盟、中、日、韩及东盟在战略上制衡美国一个极好机会。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国家经济实力的壮大，必然会使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外交、安全影响日益扩大。东盟率先提出召开亚欧会议建议，反映了由小国组成的地区性组织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在多极化世界中作用的上升。欧盟作为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谋求与美平起平坐，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力图成为世界一极。欧盟意识到亚洲不仅是欧盟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场所，也是欧盟发挥一极角色的政治舞台。“欧盟想要与亚洲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以对付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注：法新社布鲁塞尔1996年2月25日电。），以免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陷于被动。 值得强调的是，亚欧会议是在东盟主动倡导并由欧盟积极响应的情况下举行的。排除了美俄等大国的介入，意在把握地区间合作的主导权。当今世界一超多强，美国倚恃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在美欧和美亚关系中，均处于主导地位。西欧和东亚从各自战略利益出发，通过发展密切的洲际伙伴关系，欲以改变亚欧关系薄弱这一现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倚重，以抗衡美国的影响，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努力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如日本舆论所指出，“迄今主要的国际会议和磋商都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但这次亚欧会议‘撇开了美国’。如果亚洲欧洲建立‘真正的平等关系’，亚欧会议就将宣告面向21世纪包括美国在内的三极新的权力竞争的到来。”（注：《亚欧会议将拉开建立“撇开美国”的新秩序的序幕》，日本《东京新闻》1996年2 月28日。）
最后是文化观念的变化。一种既谋求主体性、独立性、平等性，又体现协调性、开放性的“亚洲主义”意识正在东亚地区形成，而欧洲则正在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论的传统思维，以平等、友好的姿态处理亚欧关系。亚洲原是欧洲的殖民地，贫穷落后的状况使欧洲从内心瞧不起亚洲，自然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初期呼吁建立平等互利关系不予认同。亚洲在多年的摸索发展中醒悟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式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产，现代化也是亚洲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不是西方特有的“专利”。亚洲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对外开放，吸收欧洲文明中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先进东西，使自身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不断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但亚洲国家在发展与西方关系时，具有强烈的摆脱殖民主义的心态，对西方国家看待亚洲的观念情感十分敏感。欧洲开启了世界现代工业文明的先河，加之400 年的全球霸权史使欧洲形成了唯我独尊的欧洲中心主义。但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东亚文明创造了举世惊讶的“东亚模式”，使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受到动摇。欧洲有识人士认识到，东亚文明具有聪颖、勤劳、节俭和奋发进取的特质，东亚的崛起表明亚洲文明也有值得欧洲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亚欧文明可以在相互学习中彼此促进、共同发展。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亚欧会议召开前曾强调，希望欧洲各国能用新的眼光看待亚洲，现在已到了双方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候了（注：新华社新加坡1994年10月14日电。）。近年来，欧盟在与亚洲的交往中也在克服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态度，把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的分歧置于次要地位，克服欧洲宗主国传统的傲慢与偏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接近东亚国家。显然，生存与发展是所有文明的共性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亚欧双方都应努力熟悉对方的价值概念，寻找两种文明之间的共通性和交汇点，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曼谷会议之后，亚欧合作正稳步向前迈进。尽管1997年以来的东亚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对亚欧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但1998年4 月还是在英国伦敦顺利进行了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欧盟国家也表示将继续帮助东亚国家努力克服金融危机，早日恢复经济振兴。引人注目的是，会议期间还举行了首次中国－欧盟首脑会晤。我们相信，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必然会对迈向21世纪的亚欧新型伙伴关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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