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五大论文,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2月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全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思想上要“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政治上，“要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组织路线上，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在学风和工作作风上，要求“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20年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精神，坚持、加强和改善了党的建设，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三中全会的精神，从而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回顾20年来执政党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对在新形势下，实现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的治党方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总目标的形成与确定
改革开放之初，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当他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时，同时也就在思考党的同步建设问题。时代变化了，党的工作中心变化了，党的方针政策也变化了，那么“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执政党建设的目标是什么？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注：《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3-844页。）党的十二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1983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在十三大报告里，指出：“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这样，我们党就能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4-55页。）
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向第三代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郑重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在十四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纲里，明确地规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对于这个目标，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从五个方面作了具体说明：“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97年党的十五大，江泽民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80字建党纲领：即：“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问题的探索，就日臻完善，更加鲜明和富有时代特征。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上是一个罕见的壮举，毛泽东同志自豪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如今，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如何把我们这个拥有5800多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一步建设好，以适应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工程！
二、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并说“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与改善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指针。
邓小平同志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从以“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从“阶段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建党思想的转变；从“群众运动建党”到完善法规、制度建党的转变；从“僵化封闭”到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的转变；从领导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党的领导方式从“领导一切”到“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转变。这六个方面的转变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党逐步实现的，它区别于文革以前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与理论，是邓小平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我们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向21世纪时必须继承、丰富和发展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是他关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显著特点和优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包括党的自身建设的规律和党的领导规律两个基本方面。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了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这种关系就更为突出。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的同时，就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他说：“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他针对当时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提出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无论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还是建设社会主义，都离不开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过：“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所以，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和共产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党的先进性决定的。1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建党7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历史的结论。
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决定条件，是靠党自身的先进性和正确性，靠不断改善领导。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是靠自己政策的正确和群众中的模范作用来实现领导的。如果党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没有优良的作风和健全的制度，没有干部、党员的表率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没有恰当组织形式和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工作方式、方法，就不可能实现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向全党明确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他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并要求在十二大党章中明确解决“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他认为，改善党的领导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要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科学地确定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注意党的制度建设，要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作风和方法，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因此，必须把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辩证地统一起来，在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中来加强党的领导。不改善领导，就不可能坚持和加强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出发点和前提，加强的目的是更好地坚持，是坚持党领导的基础；改善党领导的宗旨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富有时代气息，充满时代活力，以适应完成新任务的需要，达到在动态中加强与坚持党领导的目的。它们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是辩证统一的。
三、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框架的建构
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框架十分明朗。内容包括：执政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这些理论与实践构成了这一工程的支柱，呈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宏伟气势。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建党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首先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其次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199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这里讲的“老祖宗不能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丢，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丢。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里所讲的两个“搞清楚”，就是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新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总之，要坚持、继承；要发展、创新，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邓小平理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它所强调的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等，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等，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在中华民族长期生长的土地上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它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内容各异的生动实践，回答和解决了不同的历史课题。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二）紧密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领导和建设的根本；党的政治建设，集中表现在正确制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上。只有正确地制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才能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
党的政治路线在党的建设中处于中心的地位，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和党的兴衰。
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提出自己的鲜明的纲领。纲领是一面公开的旗帜，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经过若干历史发展阶段。因此，党还必须根据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科学地确定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即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手段、道路、依靠力量等根本原则。这就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纲领，是党的理论、纲领付之实施的具体行动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列宁指出：“一个正在行动的政治团体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策略路线。”（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强调政治路线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和原则。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科学论断，强调了党的政治路线对于党的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这一重要思想，不但制定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明确指出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党，从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出发，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从总结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在制定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经过多年实践的总结，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和十五大通过的新党章中都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再次作了阐述和规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制定，集中地体现了党在政治建设上的进步。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刻，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要求全党增强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合理最便利的制度。”（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8页。）邓小平同志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它既不是绝对的无约束的“大民主”，又不是个人说了算的绝对集中，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所谓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从程序上讲，是先民主后集中；从逻辑上讲，民主是前提，集中是结果；这就使得这种集中区别于专制。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理论上来讲，是一种目的性民主，即不是为民主而民主，而是为了集中制定的目标；从实践上来讲，是一种程序性或规范性民主，即不可以随心所欲，而必须遵循集中形成的规则；这就使得这种民主区别于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就产生出现代政治（政党）制度中最科学、合理，高效的民主集中制度，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党的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党和国家的政治就比较正常，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不正常，就会影响党的事业的发展，甚至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动乱。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江泽民同志也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完善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指示非常重要。正确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部门、单位的利益矛盾，需要民主集中制。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挥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需要民主集中制。决策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方法，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克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需要民主集中制。总之，正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需要统筹规划、协调配套、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需要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需要以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和国家按照民主集中制实行的正确领导。”党的十四大以来，民主集中制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党内生活向制度化、规范化迈出了新的步伐。在新形势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四）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就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要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这是解决组织路线“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3页。）
到80年代后期，随着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的开创，邓小平对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工作抓得更紧，对选拔党的事业的接班人的紧迫感更加强烈。在1987年7月筹备十三大的过程中，他指出：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形成梯队结构。“年轻化这件事障碍不小，不克服不行，还要做许多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一次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是要靠这一点。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这是邓小平向全党的一个历史性的嘱托。
关于选拔接班人的标准，邓小平反复强调“德才兼备”原则，要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在同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在1982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对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作了规范化的表述：“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在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既写入了报告，又载入了党章。
四、从严治党，反腐倡廉
党风是党和广大党员在实际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态度与风格。党风从根本上是取决于党的性质及其世界观，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说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打出的旗帜的话，那么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的具体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首先是从党的形象开始；党的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也与党风有着密切的关系。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上又警示全党“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他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如果不能领导中国社会主义较快地发展起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有失败的危险；但是，在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党如果不能身为表率，引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让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坏下去，贪污、腐化盛行，那么党就有自我毁灭招至失败的危险。
反对腐败实质上是一种“破”，“破”只是手段，“立”才是目的；通过反对腐败要达到的直接目的是廉政。邓小平同志身前反复强调我们要“反对腐败”，提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
1982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会议上提出了他的新的思考：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把整顿党风作为伴随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四大任务之一，要求从严治党。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又一次强调要“从严治党”，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三严：“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全党要做到“纪律严明”，保证我们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江泽民同志强调的这八个“严”字，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理的传统，又根据形势的发展，丰富充实了新的内容，从而发展了“从严治党”的思想。
邓小平、江泽民同志认为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就为加大力度，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指明了方向。
治标与治本是反腐败的两种基本手段，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只有从严治标遏制腐败，才能为治本创造良好的条件，否则，腐败势头就会愈演愈烈，使我们疲于应付，无暇治本，妨碍治本；另一方面只有着力治本，正本清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才不会纠而复生，久刹不止。反腐败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行综合治理，打防结合，在从严治标的同时，着力治本。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在强调“标本兼治”的原则的同时，提出了反对腐败的五项治本措施：
（一）教育是基础。
政治思想教育是增强人们抵制腐朽思想侵蚀，增强免疫力，增强法制意识，明确是非观念，从而提高人们反腐倡廉自觉性的根本措施。
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主张要抓好思想、信念和艰苦奋斗的教育，对于反腐倡廉来说，教育是一项根本措施，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因为教育所改变的是人的思想观念，而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观念的支配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一般就会有相应的实践行为。因而，一旦一个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认识到艰苦奋斗的意义，就会在行动上自觉地拒腐倡廉。但是，人的思想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物质的与精神的）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这样，教育就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随时调整、充实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也不是万能的。不管是思想理论教育还是实证性教育，并不是能使所有的人都改变或者接受某种思想观念的。更何况，反腐倡廉中有一些问题属于法制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法制是保证”。
（二）法制是保证。
在治党问题上，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之一是强调法律和制度。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加强法制建设和党规党纪制度建设。必须使党内民主制度化、法制化。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解决党内的不正之风，“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解决思想问题要靠教育；解决制度问题就要靠健全制度和党规。为了严肃党纪，邓小平指出：“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他说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要做到依法治腐，必须有法可依。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一方面通过立法顺序，为制定法律作出极大的努力；另一方面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同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同时，加大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力度。这些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对于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增强领导干部的纪律观念，以及保证纪检机关正确履行职责，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监督是关键。
思想教育是引导人们应该做什么；依法治腐是告诫人们不可以做什么，而要了解党员特别是干部应该做的事做得如何？不该做的事是否做了？这就要依靠监督。
江泽民同志指出：反对腐败“监督是关键”，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监督”。
江泽民同志把实施党内外对党员及党员干部的监督提高到反腐败斗争关键的高度去认识是非常英明的。反腐败要靠教育，但教育不是万能的；反腐败要靠法治，要靠党纪党规，但解决了法仅仅是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改变了以前“人治”、“人言代法”的状况，但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其关键在监督。不然，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的情况仍然会出现。
（四）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解决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在严厉惩治腐败的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减少和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腐败问题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作出相应的防范对策，继续坚持教育第一，防范为主，加强监督，关口前移，从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的结合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五）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做反腐倡廉的模范。
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抵制腐朽思想侵蚀，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表率，带领群众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要求干部从自身做起，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廉政、勤政，坚决与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带头人，做“让人民高兴，使人民放心”的好干部、好模范。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为前进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相辅相成，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部署。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将此进一步系统和升华，使新的伟大工程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相互交织、整体推进、务求实效的科学布局。这就是：始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与建设面向新世纪的执政党联系在一起，不能分割；坚持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这个党的建设大方向，不能偏离；牢牢抓住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本身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能放松；以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为首要任务，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这一切，都要通过各级党委落实“党要管党”的原则，并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中去，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全党真正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完全巩固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保证加强党的建设收到实效。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纲领和国家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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