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姆的对话观是对人类传统思想文化的超越_群体行为论文

波姆的对话观是对人类传统思想文化的超越_群体行为论文

戴维#183;玻姆的对话观是对人类传统思想文化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戴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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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在《再探意识本性》(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和《复探意识本性》(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9期)中已经涉及到戴维·玻姆的思想观与对话观,阐述了玻姆思想对于人类前景的伟大意义。此间,本文第二作者翻译了David Bohm,On Dialogue,edited by Lee Nichol,Routledge,对于戴维·玻姆思想的博大精深有深刻的体会。本文冒昧地全面评述戴维·玻姆的对话观,以求进一步引起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和政治界对于戴维·玻姆思想的关注。

戴维·玻姆的对话观是一个多层面(个体的、群体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多视角(个人心理的、群体文化的、科学与宗教的、经济与政治的)的综合互动的观念系统,它是玻姆教授在近20年的时间里[1],围绕“自我”、“人类冲突”与“对话”等主题精心探究而演化出来、并得到他作为上个世纪一位最卓越的量子物理学家和最前沿的思想家的专业实践与社会实践(包括跟专业前景极不同的友人交往与对话)的支撑和丰富的一个开放性的观念系统。由于玻姆教授历来用后现代眼光看待他所通晓的现代科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所以,他的对话观也是以整个人类实践为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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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玻姆的对话观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他的思想观。他把思想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超越了笛卡儿立下的精神与物质绝然分割的传统(注:笛卡儿(Descartes,Rene Du Perron 1596-1630)把被创造的存在断然分为物质与精神,前者指创生时被给予运动的、纯广延的物质,后者指非广延的物质。他认为上帝的完美(她不会欺骗理性)确保这种分割无误。参见科学传记简明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1981,Charles Scribner's Sons)中的笛卡儿条目。),构成了他对于人类思想宝库的一大贡献。这里,我们将从思想是什么、思想干什么、以及思想的两面性等三个方面来扼要地阐述玻姆的思想观。

思想是什么?按玻姆的定义[2],首先,思想不是新鲜的、直接的感知。思想是曾被思考的东西,是展示于现在的过去,是记忆的即时再现,是迭加于活生生的现在之上的种种影像。由此可见,思想包含习得的技能(如行走、穿衣、吃饭等日常活动)、习得的知识(如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和习得的文化素质与价值观念。这些东西虽分别处于思想的不同层面上,但它们都是通过“条件反射”机理经由重复性神经生理过程的强化刺激而习得的,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不同思想层面上的内容存在复杂的相依关系[4]:低层面的反射结构升华为高层面上的序化元素;反之,高层面上的思想内容又操纵着低层面反射结构的运作。这种缠联关系是思想中的高级别悟性,也是通过“条件反射”机理经由重复性神经生理过程的强化刺激而习得的。值得一提的是:思想中有许多内容已经转化为无意识的、缄默的基础结构,成为意识脑的“硬件”,是脑意识(注:意识脑与脑意识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而不是对立的两个事物。当我们说到悟性时,是强调脑意识(即脑心灵)一面:当我们说到脑操作时,强调的是意识脑(即脑肉体)一面。参阅[4]。)活动的必要条件。

此外,由于记忆也引发恐惧、焦虑或牵挂等诸多情绪。因此,在形成潜在的情绪经验中,思想也包容了情感。再有,就思想内容不仅可储存在大脑中,也可储存在脑外的各种人造物之中(图书、电脑、乐器、交通工具和建筑物等)。思想在脑内的表象与其在体外的“物化”之间,虽有区别(表象是心理-生理现象,只供本人使用;“物化”的思想是无生命的东西,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但不存在具有本质意义的鸿沟。

由此可见,思想作为一个系统,它不仅包容了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不论是简单、粗陋与历史的,还是精巧、宏伟与现世的),而且就一切科学、文化、艺术、宗教、民间习俗、国家法令与制度都是思想的产物而言,思想系统还包容了人类的一切精神文明(好的与坏的、历史的与现世的)。

玻姆注意到人际间的“意义交流”要比个体的具体思想更为基本,提出了“知识与思想原本为群体现象”的独创见解。这样,体躯、情绪、理智、本体感受(注:体躯能感受到它自己的运动,神经心理学把这称为本体感受(其真意是“自感知”)。玻姆根据心灵-肉体一元论的实在观,认定当心灵不被“常规思想”所占据时,它是能够感受到其思想的运动的。参见[5]。)以及人类文明互相贯通形成一个未破缺的系统,这个思想系统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能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世的。

可见,就其来源而言,思想是被动的、输入的,它表征着“过去”的经验与实践。但是,思想一旦形成,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相反,它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现时”的思考过程中来。当我们谈到思想干什么时,就是谈思想“现在”的作为。玻姆指出[3]:“思想积极地参与到构建我们的感知、客体的意义以及我们的日常活动之中。……几乎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所有的建筑物、工厂、农场、公路、学校、民族、科学、技术、宗教),不论您如何去描述,都是由思想决定的。”事实上,思想作为多层面的、内在关联的反射系统,它对于脑主体的“现时”环境必然会做出自动的、“自以为是”的回应。而且,这种回应是极迅速的,以致人们一般觉察不到思想参与了思考过程。这也就是许多哲人坚持笛卡儿的二元论传统不放的一个原由。玻姆十分形象地说:思想干了事,却佯装什么也没干;还说什么它只是“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而已。真滑稽!

请注意:思想参与“现在”,并不等同于“现时”的思考。后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涉及发生于心灵深处的创造过程。人的心理“现在”(远非无生命的物理“现在”)是一个正被深入挖掘、却永不会穷尽的领域。固然,“过去”的思想参与到“现在”之中,给思考带来了机械性和保守性;但是,源于心灵深处的创造力(如灵感与洞识)却是思考的主旋律和不竭之源。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所以能够演化成今天这个样(不论是好还是坏),就是因为:无以数计的个体在其无以数计的创造性思考(及其实践)中参与到这个演化之中来了。当然,在各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科学和宗教等)中,那些具有较大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个体(经由受其主宰的群体的参与)对于其所处的社会与自然较大地施展其或好或坏的作用。

回顾整个人类文明史,由于诸个体脑之中“活生生的思考”具有既部分连绵承续旧思想又不断开拓新观念的无穷本性,人类已经大大地(在现代可以说是“恶”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家园(我们的地球)的面貌。玻姆说的很有风趣:需要父母(暗喻为自然)关照的小孩(暗喻为人类),突然间发现,现在是该由他们来关照父母了[6]。在跨历史的视角中,“思想参与实在”成了铁的事实,传统的精神-物质二元论及其各种各样的变种(包括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唯物论和以精神为第一性的唯心论)突然间彻底地崩溃了。可是,许多理论家们不顾这一铁的事实,迄今依然蒙在先哲们的故纸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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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提到显析思想和隐缠思想(即玻姆称之的直接思想和参与性思想)[7][8]。前者是在经验的表观层面上分割事物、试图精细地把握对象的一种感知方式和思考方式;后者是在经验的整体层面上关联事物、试图把握对象本质的一种不同的感知方式和思考方式。以图腾(注:古代各部落都有—图腾,即某种他们所认同的动物。因此,说到那图腾就是说及那个部落。你可以通过那图腾来接触那部落,或通过该部落的一个人,或该部落的整体来接触那图腾。)文化与万灵论(注: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由普适精神支配的有机体,万事万物有着各具特质而又相互协调的灵魂或精神。)为表征的原始隐缠性思想差不多约有100万年的历史了。可是,在过去的5000年里,显析思想渐渐地取而代之,成为了一种主导的感知方式和思考方式,一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它造就了现代文明的奇迹,致使人们对它顶礼膜拜起来。其实,任何显析思想只是一种抽象,其应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例如,不涉及社会应用的纯科学技术领域、以及不涉及情感交往的日常生活领域),并非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它们只是对泛指的实在作如实的陈述。它们的确能描述某些实在,但它们并不能含盖“一切”。与此相反,隐缠性思想更能表达无限深层实在和无限深层心灵的完整性和不可穷尽性,因能顺应现代科学诸学科和现代社会诸领域存在整合和渗透的趋势或需要而获得了新生和崛起。玻姆一直站在这一思想变革潮流的最前位,被誉为21世纪新思想的先行者。在他80年代以来的论著中反复强调着这样一种观念[9]:任何一个显析序结构总是相对的、暂时的,它迟早会消解于隐缠序的背景之中;在更深、更广袤的层面上这无限的实在又会拓展出新的显析序结构来,如此无穷。因此,玻姆不是简单地要我们去放弃显析思想,而是要我们在隐缠思想的构架内注意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投放在人类的社会层面上,我们看到:组织有序的国家机器在不同国度里有效地运作;富有的发达国家主宰着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变得越来越富有;发展中的国家为摆脱贫穷地位而千方百计地挣扎;不同的文化传统崇尚不同的价值观念,形成意识形态的对立;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连绵不断;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极大地改变了文明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被用于对立权利集团生死斗争的快捷手段。

人们说:和平、民主与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确实如此。可是,逆流何以对待?潜流又有多大危害?玻姆惊呼:“人际间的交流无处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崩溃。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由于经济和政治体系不同,他们很难在交流中不发生冲突。就在同一个国度里,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群体也都陷入同样的不能相互理解的境况之中。”[10]

他一语道破本质,说:“人类的一切冲突基本上出自于为捍卫一般被认为是至高无上和压倒一切其他事物的‘自我’利益所作的努力。甚至,科学或宗教的自世界观的分裂与冲突,也是由于个体或群体的‘自我’把这些世界观看作是其自身某种绝对知识的可靠基础所致”[11]。

常人都认为:专制与暴力、强权与恐怖主义是处于对立权利两极的“自我”所生长出来的毒瘤,污染着人类社会。按照玻姆的观点,任何污染必须从其发源处根除之。他说到人类冲突的污染源,那就是指人类的思想,就是指思想的破碎性,就是指这种破碎性思想错误地参与了实在,从而造就了破碎的、冲突的现实。

让我们分析一下至高无上的“自我”观念(个体的与群体的)是怎样错误地形成并拥有了实在的力量的。我们刚提到:显析思想是一种在经验的表观层面上分割事物、试图精细地把握对象的感知方式和思考方式。在显析思想中,“自我”的一般含义是任何有思想、有情感和有意志的一个人自己,既有别于他人的自己,又有别于他自己思想中的其他对象。在一般的经验范围内,这种分割(把自己从周围环境中分割出来)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和更广的经验范围内,这种分割就是错误的了。比方说,很难在你体内划出一条界线,当你在吃东西时,食物在线这边不属于你,在线那边属于你;或者,当你呼吸时,空气分子在线这边不属于你,在线那边属于你(注:从现代物理学来看,分离而独立存在的粒子的观念,充其量是一种只在一定有限领域内近似有效的抽象。最终地,整个宇宙(以及它的所有“粒子”,包括构成人、人的实验室、观察仪器等等的粒子)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分析(分析为独立存在的部分)不具有基本的地位。)。或者,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宗教团体、或一个科学共同体、或任何一个什么群体)跟另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宗教团体、或一个科学共同体、或任何一个什么群体)有互动的利害关系时,这两人(或两个民族、或两个宗教团体、或两个科学共同体、或任何两个什么群体)就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他们再也不能把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实在,而去拼命捍卫“自己”的利益了。马克思说的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玻姆说得更普遍:“在隐序观念中,每一事物都卷入了每一别的事物。”在他们的视角中,根本没有至高无上的“自我”存在的地盘。

可是,人们自幼习得的显析思想总是把“自我”僵化与物化,使之成为被捍卫着的实体。不是吗?在一个人的自我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在其脑内和体内不是相应地形成了一个自动的神经-生理反射机制和相关的能量调集途径吗?当他受到侮辱时便大怒,不就是这种能量的一种发泄吗?同样,在培育和物化某种国家观念(总是以有限的条文加以界定的)的过程中,就会在有些人的头脑中“植入”一种“爱”那个“抽象”国家(以致“誓死捍卫”它)的神经-生理反射机制,而相应的国家机器则实地集蓄着的巨大的、不断更新的军事力量。请注意:以一种可以无限扩张的实在力量去充斥应用范围极为有限的抽象观念,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普遍现象(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这个“魔网”)。事实上,这类实实在在的力量已经以心理的、生理的、文化的和物质的形式集蓄于每个人的大脑和一切非生命的人造物之中。这,就是古往今来破碎性的人类意识产生破碎性的人类实在,并最终导致种种人类冲突的实质根源。

我们要再强调一次这样的事实: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这个灵物以来,它就发生着一系列有意识参与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愈演愈烈了,而且,万事万物之间深层内在关联是愈来愈显露了。聪慧的人们看到:20世纪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麻烦(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还是文化的以至教育的)本质上都是全球(不仅指全人类,还指人及其环境)相关的。全球相关地认真处理一切现实困难,是玻姆教授所特别关注和大声疾呼的。相反,由破碎性的显析观念去解决带整体性的问题总是要碰壁的。可是,持传统观念的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们所代表的总是破碎性的人类意识(或出于只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或出于对于所持哲学信念的迷恋,而对于事物深层整体性线索的无知或不敏感),在试图解决业已表面化的种种冲突(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面前,老是不能吸取碰壁的教训,屡屡在更大范围内犯着同样性质(即试图由破碎性的观念去解决带整体性的问题)的更大错误,恶性循环地把人类步步引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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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天,不靠地,人类自救得靠自己。”玻姆教授的最大贡献也许就在于他指出了人类自救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在人类思想出错的源头处遏制其参与性。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传统的思想文化顽固地充斥着破碎性(导致了人类的种种冲突),而思想参与思考过程又是极其迅速的(即思想缺乏“本体感受”)。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情况:一般人(特别是具有较强自信心、而又缺乏自省品德的人)不是发现自身思想错误的“行家”;而对别人的思想出错却十分地敏感(常言道:“旁观者清”)。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发生争执与冲突在所难免。玻姆通过对话的实践发现:友谊氛围下的对话可以化弊为利,有助于参与者发现并最终悬置其惯常所执着的不适当的观念。同时,他还发现:在这样的对话群体中,一种共享的意义(一种超越参与者原有文化的崭新子文化)在群体之间流动着、拓展着[12]。

悬置观念并不废弃“自我”中曾作为第一原理运用(常常是“滥用”)的诸多假设,而是把它们置于跟他人“自我”中别的假设以同等的地位,以供群体视变动中的现实不时地择优选用。无疑,悬置观念既开拓了个体的思考空间(使之在多元的文化和价值空间中运作),又使群体的思想过程不犯个体所惯犯的先入为主的错误。

现时的悬置与选择行动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创造行为,因此,它必在活生生的现时心灵深处找到其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提供原初心灵冲动、且富有叛逆精神的“伊的”(注:“伊的”居留于无意识之中,它是按喜悦原则寻觅满足的本能冲动的源泉,需经“自我”与“超我”的修改才能表达。)。“伊的”对于由思想造成的种种破碎性与冲突是极其敏感的,只因受到代表着世俗文化、价值观念和维护自己特有“自我”形象的严重遏制而不能表达而已。如今在对话群体的友谊氛围中,诸个体的“伊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从而心灵最深层的冲动有了较大的活动自由。

现时的选择行动密切相关于心灵深层的“注意力”(注:它向内调用主体的深层情绪、思想和其他,又带着主体的特质眼睛向外洞识外部世界的意义。它穿梭于相悖观念之间,探觅主、客体事物的最佳意义。)。玻姆称之为心灵对事物的敏感力。他说:“那需要一种对于发生于你体内以及发生于群体中的事物的敏感力,那是一种知道如何介入和如何不介入的方法,一种监视一切微妙线索、一切感觉以及你对于所有这些线索与感觉的种种微妙回应的方法。”[13]玻姆所倡导的对话正好就提供了一种如何培育这种敏感力,使思想的本体感受可以实现的场所。

当然,在现阶段,在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现时,这种对话适宜于在小群体中探索性地持续进行,步步地化解和逾越世俗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各种不相容的必然性观念体系)在个体心理和生理层面上沉积起来的能量障碍,进而拓展出各种包容个性的群体共有意识来。这样,经过若干步骤之后,在不同小群体中取得的融合对立思想文化的经验就会逐步地进入人类意识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成为改造人类社会的巨大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玻姆所倡导的对话是以探究并遏制人类思想的隐秘负面效应为起点,进而解放个体和群体的思考创造力,发展一种超越一切历史桎梏的崭新思想文化,最终使人类从破碎和冲突的深渊中解脱出来为目标的。

收稿日期:200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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