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的“冷却功能”与“社会再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社会论文,高职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5)03-0082-05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5.03.014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不同国家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方式并不一样。美国以社区学院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拦洪”大坝，避免了对四年制私立精英大学的冲击，被称为成功典范。著名高等教育研究者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着“加热”和“冷却”功能[1]。所谓“加热”功能是指激励青年人，以精英大学为目标而努力学习；“冷却”功能则是让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尤其是进入两年制社区学院的大学生认识到转入精英大学遥不可及，及时降低期望，选择职业性课程，从社区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社区学院拥有各种办法和渠道降低学生们的期望，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发挥着“冷却”功能。一些研究者指出：美国社区学院从上世纪初创立时以入学教育为主，到上世纪60年代转变成以职业教育为主的主要动因在于社区学院领导者追求自身地位，有意识地与精英大学相区分而完成的[2](P360—381)。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指出：高等教育系统发挥着社会再制功能，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阶层和群体，会通过高等教育将其优势传递给子女，高等教育通过筛选机制与位置配置机制，将其毕业生匹配于社会中的职业位置，在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3](P223—225)。具体而言，社区学院学生的家庭多处在社会阶层低端，通过社区学院的学习，大多数社区学院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从而实现了低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过程。 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1999年以刺激经济为目的启动高等教育的扩张，快速地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与之相应的是三年制高职院校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载体。到2003年，高职院校数量和招生数量就已占据我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新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在人才培养上更多地参照了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科式教育模式，只是从2005以后，从2006年开始，在国家高职示范校建设项目的推动下，开始向职业教育轨道转变。我国的高职教育是否像美国的社区学院一样，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发挥着“冷却功能”？我国高职院校的生源来自于哪些社会阶层？高职院校是否发挥着社会不平等的“再制功能”？ 目前国内关于高职教育的研究较多，但这些研究或集中于高职生的社会来源[4]，或集中于就业情况[5]，或集中于高职院校学生的培养过程[6]，研究呈现出片段化、割裂化，很难系统地展示高职生从家庭背景到高中学习、升学选择，再到高职阶段培养，最后到就业的完整过程。为全景式展示高职生从入学前到在校学习再到就业选择的过程，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12年开展了“全国高职院校教育与毕业生就业调查”，样本学校共10所，其中5所为国家高职示范院校，其余5所包括3所高职骨干院校和2所普通高职院校；在这10所高职院校中，东部高职院校4所，中部4所，西部2所。调查根据每所抽样高职院校的办学规模按比例发放150—400份问卷，其中每个专业的毕业生发放50份左右的问卷，每个专业的老师发放5—10份问卷。最终收回的有效毕业生问卷为2188份，非毕业生问卷2613份(其中)，有效教师问卷为210份。 二、高职生的入学选择、教育经历与就业落差 本研究关注整个高职生完整的教育过程，参考已有文献，将从六个维度进行测量，高职生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高考目标与升学选择、高职培养过程与高职生的感受、高职生的知识增长与能力增强、高职生的就业期望与就业选择和继续求学的可能性，这六个维度基本覆盖了高职生从起点到终点的全部过程。 高职生家庭所属的社会阶层维度主要包括居住地、家庭人口规模、父母的教育、父母的职业和家庭年收入5个测量指标，考察点分别是城乡、是否独生、教育年限、职业类别和收入。高考目标与升学选择维度主要包括高中学业表现、理性的大学层次、对高职院校以及填报专业的态度、填报志愿时对高职院校与专业的了解程度三个测量指标，考察点分别是高三学习成绩、学校层级选择、对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的态度、对学校与专业的了解程度和了解渠道。高职培养过程与高职生的感受点是高职培养模式改革程度、高职生对职业资格、顶岗实习的认识、高职生就业能力主要因素。高职生的知识增长与能力增强维度主要考察高职生能力和知识的提高程度与效果，高职生的就业期望与就业选择维度考察点是择业期望、择业因素和就业信息来源、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在继续求学的可能性维度的考察点是继续升学的愿望。 (一)高职生家庭所属的社会阶层 从统计结果看，有77.4%的高职毕业生高考前居住地在县城、乡镇及农村，其中居住地为农村的比例是48.5%。高职毕业生中非独生子女占75.3%。高职毕业生父亲的教育年限平均为8.9年，接近我国9年义务教育完成年限，相当于初中毕业生水平；母亲的教育年限平均为7.4年，相当于初二上学期水平。从高职毕业生父母的职业看，46.4%的毕业生父母的职业为农民的比例是51.2%。高职毕业生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19 413元，即在2万元以下。 (二)高职生的高考目标与升学选择 从本次调研来看，高职毕业生在高三的班级成绩排名居前的占25%，超过了半数(50.6%)，成绩进入前50%的比例则高达81.9%。有90.8%的高职毕业生在高三时的大学目标是本科，把高职作为上大学目标的只有6.0%。有55.9%的家长不支持选择就读职业院校；有61.8%的家长不支持子女选报的专业。有多达52.4%的高职毕业生在经过顶岗实习后对在本行业就业的兴趣为“一般”或“不太大”，其中兴趣一般的占40.6%。只有23.9%的高职生同意“高职是我无悔的选择”的论断。 就读学校前对学校不太了解的学生占到43.0%，就读前对所学专业不太了解的占到35.9%。 高职生了解学校的主要途径是“网络查询”，占到了45.0%，对专业的了解主要关注的是就业前景(占45.9%)。 (三)高职培养过程与大学生的感受 高职院校的教师对培养模式的变化程度感受最为深刻和客观。本次问卷调查覆盖了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所在专业的教师群体，从教师调研问卷看，培养模式改革在高职院校虽已普遍开展，但程度有所不同。有78.3%的教师具有双师型教师资格，但从校企结合紧密程度看，有52.2%的教师认为一般或不(太)紧密。 高职毕业生中有78%以上认为职业资格证书非常重要，具有价值，50.2%的高职毕业生认为，专业课与行业资格证书的结合程度很高或较高(其中较高的比例为35.3%)。在谈到职业资格证书同课程的难度时，有41.5%的同学认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比课程较容易(28.3%)或很容易。有46.5%的高职毕业生的顶岗实习单位是由个人或其家人亲戚等安排的(其中自己联系的为30.8%)。有64.5%的高职毕业生认为自己的顶岗工作与专业的关联程度较弱(没有关联或关联程度一般)。 从问卷调查看，均有超过40%的教师和高职生认为应该在高职院校进行培养的个人基本素质与能力，分别是“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责任意识与敬业奉献精神”、“高成就动机”、“情绪自控与心理调适能力”；认为应该在高职院校培养的专业知识与工作能力，分别是“专业知识”、“专业技术与实操技能”；认为应该在高职院校中培养的人际与自我沟通能力，主要是“口头与书面的表达能力”、“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与互动的能力”。 (四)高职生的知识增长与能力增强 利用同样的调研数据，郭建如和邓峰统计了高职三个年级学生对个人知识与能力情况的评价，发现高职教育对毕业生的知识增长和能力增强有着显著的效果：高职二年级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水平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而高职三年级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则显著高于二年级学生，且主要因为顶岗实习的原因，高职三年级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增长幅度，远远大于高职二年级学生相对于一年级学生的增长[7]。郭建如等在早前的研究中也指出：高职培养模式变革的主要方面对高职毕业生就业的起薪和就业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高职培养模式变革的某些方面对于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概率的提升也有显著效果，如校企结合，就业指导等[8]。从对非高职毕业生的调研来看，高职生感觉到学习期间在许多方面获得了不少的进步，如专业知识的学习、专业素质的养成、专业兴趣的培养等等。尽管高职一、二年级学生对取得的进展并不是很满意，尤其是专业方面的知识、技能、兴趣和认同方面，有57.4%的高职一、二年级高职生较同意(40.5%)或很同意“高职是以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54.9%的高职生同意“学校重视大学生的素质与素养培育”的说法，有53.1%的同学同意“学校重视学生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有40.5%的同学认为“学校为高职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五)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期望与就业选择 超过2/3(67.8%)的高职毕业生在就业策略方面倾向于先就业后择业，87.5%的高职毕业生较在意或很在意工作单位为自己提供发展机会的大小，85.3%的高职毕业生较在意或很在意工作单位的收入与待遇的高低。高职毕业生找工作的单位为“国家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比例合计在50.3%，实际在这些单位就业的比例合计只有26.6%；在就业岗位上期待担任基层或中层技术或管理岗位的毕业生合计为75.6%，实际只有59.3%；实际在一线操作工的岗位上就业的毕业生比例(24.5%)比期待的比例(16.9%)多出了7.6个百分点；期待在大中城市工作的高职毕业生比例为85.8%，实际就业比例是75.8%。 从获得工作信息的重要来源看，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网络信息招聘”，占32.9%；其次是学校(含院系)发布的求职信息，占17.7%；再其次是家人、亲戚或熟人的提供，占到16.3%。 在对影响就业的8个因素的排序中发现，同学们选择重要性较高的因素的比例分别是：有71.0%的同学将工作能力列为重要的因素，有69%的同学将相关的实习实训经历列为重要的因素，有56.0%的同学将求职技巧列为重要的因素，认为学校或专业的名气、专业课成绩、家人或亲朋的社会关系、党员或学生干部身份、户口因素重要的高职毕业生均不足50%。 (六)继续求学的可能性 在高职毕业生中有77.2%并未参加专升本学习；只有26.0%的高职毕业生认为，高职毕业后有比较大或很大的可能取得本科文凭，认为有比较大或很大可能性取得硕士学位的比例只有6.8%。高职一二年级的非毕业生相对于毕业生，对提高学历的愿望要更弱些，有85.6%的高职生没有参加专升本学习，预期在高职毕业后取得本科文凭的比例只有21.9%，认为自己有比较大或很大可能性取得硕士学位的比例只有5.5%。 三、总结与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高职教育功能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从经济学角度看，高职教育对个体的人力资本有增值作用[9]，对社会而言，能够促进教育大众化和促进社会公平[10]。批评论者则是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认为高职教育主要吸纳的是社会底层群体，高职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导致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从而通过高职教育再生产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11]。这两种看法在现实中都有一定的道理，且内在地统一于高职教育之中。 首先来看高职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增值功能。三年的高职教育主要由前两年到两年半的在校学习和长达半年或一年的顶岗实习构成，从本研究以及基于同样数据的先前研究来看，在这三年内高职生无论是知识或能力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从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来看，他们在居住地、从事的工作以及获得的收入等方面，都比受高职教育之前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可以说有更多的农村子女借助高职教育进入到城市找到了工作，并在城市生活。而且高职教育质量的好坏，个人人力资本的情况也能在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上有所表现，即那些工作能力突出的，有比较好的实习实践经验的高职毕业生，其起薪也高。 第二，从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来看，高职教育起到了伯顿·克拉克所说的“冷却”功能，也起到了冲突论者所称的“社会再制”功能。高职院校伴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到2003年，高职院校数以及高职院校的招生数均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央属精英大学的冲击。尽管这期间，“211”、“985”等精英大学也有一定的扩招，但扩招幅度不大，且扩招的重点是研究生教育层次，而非本科生层次。从高职院校学生的升学意愿看，很少有学生在高中时把升学目标定位在高职院校，他们的家长也是如此，相当程度上可以说高职院校并不是他们的理想选择，而是一种无奈之举。而且即便就读高职一两年，把高职院校作为无悔选择的学生比例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对毕业生的调研发现，这些学生最终选择升入本科或考取研究生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在现实面前，这些学生大多数选择了就业。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发挥了冷却功能。 从社会系统来看，高职教育在引起低阶层社会的子女向上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高职教育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在接受高职教育时仍然对自己的工作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最终的就业现实与期望值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尽管比起他们的父辈，社会地位和经济有所改善，但相对于整个社会阶层而言，他们在新的社会结构的分层中，仍然处于较低的位置上。许多研究指出，高职教育在事实上是平民教育。据麦克思的调查，近3年，88%的高职毕业生是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12](P123—124)。从本次调研学生的生源地、就读高中、父母的教育和职业等方面可以看到，就读高职的生源多数来自农村、乡镇及县级小城市，父母以农民、工人为主。这些学生和他们家长的期望是读本科院校，但最终的命运却是进入了高职院校，在他们所读的高中，最终能够升入普通本科和重点本科的学生很少。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的分层在固化。大中城市家庭子女、地市级以上高中的毕业生，在进入普通本科和重点本科方面有着天然优势。 第三，改进高职教育质量，拓展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空间。 在社会分层中，经济地位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分层系统紧密衔接，造成了差生读高职，差生进入低地位的工作岗位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由此也使得高职教育低人一等。差的学生、差的学校、差的教育质量、差的工作单位与工作环境、差的社会地位等，形成了一种闭合的状态，我们要尽力地打破这种闭合状态，遏制恶性循环。 首先，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受过好的高职教育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获得比较好的起薪，但是目前高职教育整体上还不太乐观，因此，提升高职教育的质量刻不容缓；第二，高职作为一种类型，只有提升高职教育的质量，高职毕业生的竞争力才能够得到很好地提升，才能扭转高职毕业生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三，要进一步打通高等教育到高职教育的立交桥。从本文的调研看，有相当一批学生没有上升的通道，继续升学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有必要继续拓展他们学历上升的空间。让高职教育成为“沉淀池”，成为“提升站”，通过沉淀，通过筛选和提升，使更多学生有更好地发展，从而逐步改变目前恶性循环的状态。 事实上，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进一步变化，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从就业难转向了就业质量，提升就业质量是当前高职教育面临的紧迫问题。从更深层次的意义看，高职教育质量的改善不仅仅能够增强高职教育的吸引力，还能够有效地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和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如何为处于社会低端，主要来自农村、乡镇和县城这些小城市家庭子女提供更多的上升渠道，使他们有可能去竞争有体面、稳定的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客观而言，高职教育的大发展为弱势群体子女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但是如何通过高职培养模式的改革，真正提升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使得弱势群体的家庭通过高质量的就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