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中国论文,根源论文,绩效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竞赛
自从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主权，1949年中国获得解放后，对亚洲两个大国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中国展示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式的社会主义，而印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标榜议会民主。两者之中谁会胜出呢？世界各国都在关注这场竞赛。两个大国自己也在观察。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3年的亚洲之行后，发表了他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长远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Bowles，1954:229)。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也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上却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Frankel，1978:120)
半个世纪后，印度总理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看他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辛格，2006）
在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协议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致论调之下，中印两国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竞争不断升级。两国都希望实现制度现代化和兼顾公平的长期发展。但是，印度更多的是和自己的过去对比，用殖民时代的苦难和凋敝对比新生的独立国家的成就。第二个尺度是与自己通过的计划目标做比较——虽然这些目标制定了，但是通常没有实现。而中国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到世界性的高度，如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
两个经济体始于相似的基础和发展水平，其后的发展发生了分化，中国在各项发展指标上全面领先。在过去十年里，印度的宏观经济加速发展；同时，这个变化还引发了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的猜想。如果两个经济体日趋靠近，那么印度超越中国并不是天方夜谭。
二、棋逢对手？
这场竞赛的结果不会受到起点差异的影响吗？两者在起跑线上是否势均力敌呢？
（一）殖民遗产和体制特征
经济成就并不能成为比较的惟一标准，诸如殖民传统和体制特征等初始条件也很重要。
两国的初始条件有广泛的相似之处。例如，两国都继承了封建劳作制度下乡村大范围贫困的经济。不过，也有证据表明，两国都产生过具有一定科技水平的、成熟的非农业经济。在实现独立的时候，两国都深受农业体系的困扰，两国都有巨大的经济剩余潜能，但是都缺乏一个有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
在这些共同点之外，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汉族达到人口的90%的社会。整个国家只存在一种通用语言——汉语。这种文化同质性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能的环境，为政权结构提供了广泛的合法性基础，保证了社会文化定位和利益的公共性，也为我称之为“全民动员的转型模式”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而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存在天壤之别：印度文化和语言呈多样化，种姓结构、阶级分化敏感而复杂，宗教矛盾尖锐。中国的特点保证了它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如此激进的体制和经济转型；而印度社会的复杂性可能使快速转型的过程更加艰难，并充满火药味。
印中两国的这些不同特点伴随着它们的发展，并且解释了两者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两个独立后的政府继承的都是破败而衰落的农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贪婪掠夺而没有任何投入的地主阶级霸占了大部分农业剩余，尽管这样，两者也还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地主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消亡了，而在印度，作为胜利集团的组成部分，地主阶级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势力。在国家赢得独立后，地主阶级受到执政党的庇护，而且有能力阻挠任何进一步的再分配改革和集体土地改革。
殖民渗透在中国和印度都相当深刻和全面，在沿海地区也是如此。英国殖民政府的殖民政策造就了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和买办性质的新的中间阶层，这批人接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将尼赫鲁所强调的现代科技教育与印度缓慢增长的经济相结合，形成了数量巨大的高素质、低工资的生产力供应。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相对较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相对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使中国形成了制造业带动的刘易斯式增长。
两种制度在国家政权构成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个区别是在摆脱殖民主义，实现国家独立过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和政治进程的不同产物。在中国，权力集中到了以工农为基础的革命的共产党手中，也就是说，政权掌握在穷人和他们的直接代表手中。相比之下，印度独立运动的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中上阶层和种姓手中，因此，伴随独立而形成的国家结构，虽然在语言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主义，但基本上仍是实现有产阶层和种姓利益的工具。
（二）起步状态：1950年相似的经济结构
虽然中印两国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1950年，两国在经济结构上的相似性却十分明显。Weisskopf(1980)对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值的评估分别为65美元和62美元（1960年美元的价格）。从劳动力分布来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为77%，印度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为72%；中国的工业劳动力比例为7%，而印度的工业劳动力比例为11%；中印其他产业的劳动力比例分别为16%和17%。1952年，中国的农业产出占总产出的48%，而印度1950年农业产出占总产出的51%。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和公共事业占总产出的9%，而印度的比例为6%。中国的小规模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总产出的9%，而印度的比例为10%。
这对竞争对手在起跑线上势均力敌，社会和经济结构也有相似性。但是，在政体和制度上，两国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竞赛的结果凸显了这些不同特征所发挥的作用。
三、谁在发展中领先？
1950年以来，在经济和社会各项指标上，中国无可争议地超过了印度。两国从1950年大体一致的起步水平出发，到2003年为止，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无论使用何种计算方法，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都远远低于印度；中国的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为71岁，印度为65岁；中国成人识字率是91%，而印度仅为65%；中国的人均医护人数是印度的两倍以上；中国5岁以下儿童体重未达标比例只有8%，无体重过轻现象，而印度体重未达标或过轻儿童比例高达47%；中国有轻度或重度发育障碍的儿童比例只有14%，而印度的此项指标高达46%。
在起步阶段，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所以发展高产密集型种植业，当时中国的人均农业产出和印度的水平并没有太大差异。到1978年，中印农业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中国优异的表现使两者在社会指标上的差距激增。到了世纪之交，生产率指标的差距呈交错分布。2003-2005年间，中印的农作物产量（公斤／每公顷）分别是：小麦，印度2688公斤，中国4155公斤；油菜／芥菜，中国约是印度产量的两倍，为1778公斤，而印度仅为909公斤；稻米，中国是印度的两倍多，为6223公斤，而印度为3034公斤。两国不仅在这些指标上有高低之分，而且一些主要作物上的指标水平都出现了差距。
再看看其他方面。人均用电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中国的人均用电量为893千瓦时，而印度为378千瓦时；中国的水泥年生产量为6.5亿吨，而印度是1.09亿吨；中国的钢铁年产量为1.63亿吨，而印度为0.29亿吨。工业产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3%，而在印度只占26%。但是，服务业产值在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高达52%，而中国的比例仅为32%。
有些人可能会强调印度信息产业的强劲表现，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2003年每1000人中，固定和移动电话的使用人数为424人，而印度为71人；中印互联网用户数量分别为63人和17人，而个人电脑的使用人数分别为28人和7人（2002年数据）。还有人会对双边贸易中中印之间的贸易顺差念念不忘，但是如果仔细审查一下中印贸易的结构，就会发现，印度对中国出口的50%为铁矿石，而中国对印度的大宗出口为机械设备。
观察家往往关注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若干年后印度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印度1960-198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6%，1970-1990年间为4.7%；1985-1990年间则升至6.2%。这种年均增长率的加速上升伴随着投资率的上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的下降。1961-1970年间，印度人均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0.4%，而中国为3.7%；1971-1980年间，印中这个数据分别为0.4%和1.5%。
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飙升到48.5%，而印度只有21.9%；2003年，中印两国的这个数据分别为53%和26%。很明显，从1980年起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一直保持至今。1980年，中国的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了30.1%（而同年印度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2.8%），到2003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5%（而印度当年的比例为23%）。但是，印度的服务业产值比重相比之下一直居高，1980年为35.3%（中国为21.4%）；2003年为52%（中国为32%）。因此，在有些人看来，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印度是世界写字楼。
从1950年前后相同的起点出发，在其后30年的发展中，中国超过了印度，乡村变迁也卓见成效；在之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第二个竞赛阶段，中国更加遥遥领先。对于谁是竞赛的胜者这个问题，结论已经无可争议。
四、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对比，有必要对那些在前半途中活跃的因素进行分析。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对1978年后取得的经济成绩进行谨慎的评估。
（一）概述
中印两国早期发展战略的思想和意图十分接近，但是实施结果却不尽相同。在制定意义深远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印度计划经济的理论先驱Mahalanobis曾经倡议土地改革，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为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提供巨大的就业机会。他提出了需要保持农村或传统小规模工业的理念，并认为它能够调节现代工业中就业的预期赤字，因而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中印之间关键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农业等计划战略的某些方面，而是在于两者在经济、社会、政体和国家性质上的区别。
应该对具有可比性的两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中印两个经济体中，国家主导的、公共部门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是发展的驱动力。两个政府都没有对农村发展给予重大投资。印度对农村精英进行保护和补贴，而中国为了发展现代工业而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但是，中国的农村发展状况和农民生活状况明显好于印度，为什么呢？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在集体主义战略之下，中国现代工业汲取了农业剩余。但是，农村和农民并没有被抛弃，虽然工业化加速发展拉大了内部差距，但是他们仍然被统筹到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内。
有人认为，中印的经济体制结构不同，特别是农业部门的结构不同，是回答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过农业和农村工业的结合、通过为巨大的劳动积累创造激励机制和自我融资基础，来提升土地生产率和形成农村工业的上下游联系；通过推动社会发展水平强劲的上升趋势，农村集体化成为经济积累的动力源。这些又培育了训练有素、更成熟、竞争力强而且成本低廉的充足劳动力。这些发展的推动力就是我所说的全民动员转型模式，它依赖于大量人力投入。这又把解释的方向转移到了能够释放这种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的思想激励因素上。中国农民是集体制度的主人，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直接受益。印度农村则完全不存在这些因素。中印相似的宏观经济战略，在农业部门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以后的阶段，这个差异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加速增长将能在巨大的本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大的空间，而印度的可持续发展可能由于萧条的国内农村市场而受到阻碍，其发展进程很可能比中国更具排斥性。
（二）制度因素：鼓励变革还是限制变革
中印两国的发展轨迹显然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我想强调某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重要性。特别要指出的是，在1978年之前，在许多重要方面，两个经济体的发展轨迹是基于不同的结构性基础，这其中农业部门的角色是关键所在，两者在制度、增长和分配方面的鲜明对比在这里得到了凸显。印度的制度框架是印度的环境刚性(contextual rigidity)和发展羁绊，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状况能把制度框架变成首要的目标，从而优化其加速增长进程的功能。
本文中“制度”这一术语具有极广泛的含义，它涵盖了个人、公共部门和商业领域，包括价值观、信任、信仰体系；是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规范和观念；是引导行为的规范；是融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中的活的文化；是公民的法典、惩戒体系、宗教规范，以及林林总总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关系网络，比如：家族、婚姻、家庭、社区、集体、公司、职业阶层和种姓团体、邻里、民族和宗教组织、民族、全球性或国际性伦理，也就是地方、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这些维度通常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易以及社会安排发挥着巩固和稳定的作用，它们是聚合个体的粘合剂，为社会的动态演变提供参数，通常它们有高度的路径依赖，像粘土一样致密地胶合着，成为具有高度惯性的整个系统的坠物。
在印度，制度框架是政策制定的桎梏；相比之下，在中国，制度框架本身是一个优先的目标变量，是政策的客体。在印度，制度框架的构建是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顽固的环境，同时它成为发展的束缚。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制度构架没有造成环境约束，而是成为了政策左右下、服务于发展战略的催化工具。传统的制度构架被一扫而去，新的制度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被设计和建造完成，随即又被更新的、更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制度模式所代替。
（三）解决李嘉图式限制：土地改革进程的对比
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Dobb(1951)和Kaleki(1964/1976)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指出，需要解决李嘉图式的限制，否则印度经济会受到阻碍，进行一场兼顾公正和高效的土地改革是首要任务。但是这个问题最后却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印度土地改革进程更加深入，如果土地改革能够与新的发展进程同步，印度的经济故事在一些关键方面很可能会截然不同。
中国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通过以生机勃勃、立足发展、提倡平等的人民公社代替低效、不平等的封建土地制度，中国的发展战略有效地克服了李嘉图式的限制。土地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使中国胜过了裹足不前的印度。中国1949-1952年初步的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财产不均，这个问题在后来通过建立初级和高级生产合作社得到了讨论，并在1958年9月覆盖98%的中国乡村的第一次大规模人民公社运动中达到了顶峰。这个变革的最后一个阶段持续了不到三年。从1962年到集体化解体，经过重组的小型三级公社制度成为了农村体制的模式。这一制度特征为全民动员转型模式提供了可能。
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形势同样极端严峻。政府在试点地区借助各种契约体系尝试打破集体化的模型：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目的在于采用一种更好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代替人民公社。决策一出，体制急速转型。1978年的时候，公社制度基本上还完好如初。到了1980年1月，只有0.02%的计算单位实行了包产到户，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1980年底，这个比例只有5%，但到了1981年10月，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8%，而1982年12月，比例则高达70%。在如此之大的中国，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革命性的集体化改革实际上就恢复到了农民持股状态。
人民公社被解散，分地到户成了保险栓和缓震器，预防了新战略的左右摇摆；而失去了来自繁荣的公社和社队企业的劳动机会和经济剩余，农民们又成了保险栓的依赖者。二次土地改革的程序十分复杂，它再次展示了这个体系重塑其根本制度来适应任何发展战略定位需要的能力。这与印度的局面形成了天壤之别。
（四）中国集体劳动积累与印度农村公共工程
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贫穷的农业经济体中，通过以农民劳动力向积累项目投资的形式——劳动积累，可以建立起与土地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中国掀起了劳动浪潮，形成了农村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就在这个时期，众所周知，依据国家政策，跨部门的资源流动对农业部门进行倾斜，这种劳动积累就对中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供求两方面都产生了刺激，因而触发了公社内部的强劲增长过程。
农村发展的另一个引擎是公社内部的工业化。这也动用了集体内部的剩余劳动力，并且产生了大量的财政盈余，被用于四种主要用途：集体内非农业活动组合进一步多元化；农业发展项目；为集体成员提供社会消费基础以及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力。虽然农民在农村非农业活动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且艰苦的体力劳动可以进入到劳动积累中，但是严格以工资等级按工分领取报酬，而工资等级则和集体农民家庭消费的平均水平相挂钩。其结果是，农村非农业企业所创造的财政盈余自动积累起来。
在印度，目前关于接受全民就业保障计划的财政约束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一计划必须预先提供资金。即使这一计划所创建的基础设施是有收益的，但是政府不能得到资源集合网中增加的收益。由于融资障碍的确存在，所以不存在一种将回收的收益用于过去劳务的支付、将回收投资用于未来扩张的自动的内部循环。正因如此，当启动这种创造就业的农村公共工程计划时，他们需要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
（五）生产力与就业的权衡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农村是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了这对让人烦恼而又无处不在的取舍关系的。而在印度农村，这种取舍关系却遭遇了失败。
技术变革表明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体体制安排的力量。它可以在播种、灌溉、收割和脱粒等劳动密集型生产中采取机械化的形式。在印度，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劳动力替代，而且下岗工人失去了工资收入。而在中国，所有工人共同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收益，这些工人现在能够将释放出来的时间用于其他生产或闲暇活动中。因此，尽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严重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但是中国在采用广泛的农业机械化的同时，还强调劳动积累的作用。在中国的集体制中，机械化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并不相关。但是，在印度却出现了被替代的农业劳动力遭受收入损失的情况，因而机械化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在人民公社形成时期，零散的传统的低生产率和低技术的农村手工业与制造业都集中于联营体制之下，成为合作社企业。毫无竞争力的农村手工艺品部门中的贫困者不存在任何风险，因为在必要的情况下被替代的劳动力可以回到农业部门。因此，在这些农村手工业工厂中，工艺流程、产品升级和使用机械化实现劳动替代的现代化都能够实现，并且同时不会出现贫困驱逐农村工匠的典型的流动。一方面是通过劳动替代而实现的较高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创造了就业机会。
与此相反，在印度，农村的工匠和手工业无法与现代制造业进行竞争。几十年来，印度农村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只有小范围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存续下来。通过农村的生产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占农民收入中的份额在稳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形式的劳动和为贫困所迫而参与的非技术的自营职业活动。即使当农村企业有利润时，他们也不会将盈余重新投入到农村发展之中以减少贫困，或者用在农业部门的基础设施和长期积累中去。企业的所有者愿意投资于城市贸易和房地产，这就导致了农村部门更加萎缩，并因此而加剧了人口迁移的压力。
（六）克服信息二分法
文化同质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权力的普遍接受性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及其制度的重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政府利用产生于农村的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来解决信息二分法问题。在这个二分法中，中央政府的计划者和领导人对发展目标以及各目标之间的权衡有很好的整体性认识，而地方政府则十分了解分散的微观层面。因此，包含着必要的地区差异性的国家政策可以通过往返的信息流动来实现。
尽管大部分现状都被理解为上百年来中国和印度农业技术不变的本质，但是在1950年之后的短暂时期内这种状况发生了剧变。尽管绿色革命为更多的地主阶级引进了新技术，但是印度的农民阶级并不是主要的行动者或主要受益人。它的扩散过程是断断续续而又毫不普及的。这与中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可以利用现行体制来实现在更大规模上快速而高水平的新技术的传播与采用。
应该根据家庭规模和结构还是所赚取到的工分来分配粮食？什么才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家庭自留地分配使用的最优政策？应如何改革工分制度？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什么样的土地占有和契约制度才是最优的？哪种参数适用于地方一级的人口控制政策？各单位应如何参与到劳动积累也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过程中？或许对此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在1980年代早期人民公社倒闭之后开始迅速传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干到户。
因此，制度框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应用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者创新的传播之中，还应用于体制框架本身的试验与重新制定。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这种制度弹性确保了快速增长的实现。而印度成立了村务委员会，而且这种“地方”农村政府的形式只不过试图表示和重现继承的、等级式的不平等的所有权和权力结构。当然，印度盛产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然而，在向地区一级升级或传播的第一道关卡中这些努力就失败了，更不必说上升到国家一级了。同时，在农业计划中，尤其是在减少贫困计划中，国家援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地方政府来表现的，而我们可以预料，地方精英或多或少地控制了这一过程和结果。
（七）转型的全民动员模式
Perkins(1980:127)强调了基于集体制转变中的劳动的作用：“与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全年都在辛苦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生产率非常低的工作。……有人怀疑，如果这些农民不做这些，他们会选择闲暇。不管是否是自愿的，中国已经成功地调动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资源，而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这些劳动力却处于闲置状态。”这深刻地描述了中国的全民动员模式。
几个潜在的和活跃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成功利用全民动员模式的前提：第一，在近乎全国范围内存在文化同质性；第二，群众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感和认同感；第三，群众呼吁国家采取一些主要的农村政策，诸如土地改革、农村工业以及农村社会—经济保障政策；第四，具有支持信息双向流动的有效率的组织结构；第五，拥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指挥结构；第六，利用农村群众的思想动机；第七，成功本身就是维持运行过程的润滑剂——经济收益被广泛分享，因此，努力工作是正确且值得的。
（八）劳动的尊严
为了攻击旧有的剥削与异化形式，中国存在着一股持续的动力，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培养了劳动的尊严。海报宣传、电影、音乐、戏剧等都塑造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尊严的新文化：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英雄。在合作社中，任何劳动在本质上都不会被看作是低贱的。过去由妇女“包办”的处理每日粪便和垃圾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家庭中的男性来分担。城镇附近的生产队通过收购合同从城市公厕中收集粪便，并将它运回农村作为肥料来使用。印度和印度人也同样重视劳动的尊严，但有一点不同，即尊严作为某些人的特权而获得并保持着，而原始劳动作为一种义务注定要由另外一些人来承担。
（九）结构上的不同
在发展的最初几十年，两国都在发展战略中借鉴了一种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涓滴过程，农村小规模经济的作用在于填补由资本密集型工业化进程所预期出现的就业差距。这一战略在中国农村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在印度却未成功。
大多数的印度经济观察家都为全要素增长率的趋同所迷惑，反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困境。无论是积极的结构变化、创造就业、产出增长、投入要素的使用和生产率等指标，还是出口和投资，几乎在各个方面，印度农业部门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在1996-1997年和2003-2004年，印度粮食产量增长率下降到了每年0.6%。按实际值计算的农村资本投资也下降了。农村就业情况也在变坏。随着国内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到农村市场，“飞地”农业出现了商业化和资本化的迹象。虽然这些企业对公司股东而言可能是盈利的，但是农民却从中得不到任何收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出现一些增长，这些也都是资本家的获利范围。很明显，农业部门没有能力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或谋生的来源。
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非农部门较高的增长率是以包含中小企业在内的制造业为基础的，而制造业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而中国出现的一股强大的建设高潮也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农业部门继承了平均主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改革，它在生计方面为农民提供了社会—经济缓冲器。当然，不同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而且尽管中国的农业和农民一直以来都远远落后于城市，但是中国整体情况与印度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根据最新的农村收入的调查数据，目前有人推测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在经历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之后，近来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收入差距正在变小，这主要是因为工资收入差距在减小，以及逐步增加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意味着国家政策的作用在显现）。
五、结语
如今，两国都已加入了全球化进程，并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对立的计划已经走向其反面了。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方面已经明显出现了历史性的成功，而且政治民主化的议程也在进行。印度则步伐较慢；而且这个新兴的国家和经济体到现在仍然保留着它一开始就想要解决掉的极端不平等和排斥问题。迄今为止，它在政治上的民主体系总体来说未能实现经济上的民主效果。凭借着较大的财政能力、更具文化凝聚力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似乎正处于一个相当良好的状态，从而使得进一步的社会进步成为可能。而在印度的政治结构中，新老精英阶层统治着国家和社会，而且他们成功地阻止了任何重大的重新分配形式的尝试，却没能阻止由恐惧和每几年必须赢得选举的必要性所产生的施舍。
在历史性变革的较长时间内，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比，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印度的有计划的发展在两国各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印度需要其政治民主制度来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和平等一样，中国也需要为它巨大的经济收益增添有意义的政治权利。
校对：王新颖，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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