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有企业论文,生产效率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些深层次的潜在问题不断涌现。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和不断亏损。曾经在计划经济下占据“控制高地”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却逐渐深陷经济转型的泥潭。国有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78%持续下降到2003年的17%[1]。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中，国有企业亏损的比重从9.6%增加到33.8%，亏损额增长了近20倍[2]。1995年国有企业的亏损总额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其创造的利润总额，使其从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转变成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负担。
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不断亏损导致企业下岗职工人数急剧增加。1997-2000年，就有2870多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占1997年国企全部职工的40%[3]。部分下岗职工的上街游行和示威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因素[4]。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全部债务中有将近2/3来自于国有银行的政策贷款[5]。由于国企效益低下，这些贷款大部分将成为银行的呆坏帐，使得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按国际会计标准衡量将导致破产的高风险值[6]。鉴于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经指出：“搞好国有企业，既是关系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7]。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经过产权制度改革、“抓大放小”的战略性调整以及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改革措施，国有企业逐渐走出困境，从传统的全民制企业转变为现代管理制度下的国有控股公司。特别是在航空、石化、汽车、钢铁、煤炭等部门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国家队”[8]。尽管自2000年后国企改革逐渐淡出中央关注的重点，但是有关国有企业增长动力机制的学术争论却并没有消失。许多学者都试图寻找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但是已有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框架大都来自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除了少数分析国有企业网络结构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文献外[9,10]，很少有地理学家对国有企业这一重要经济组织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从地理学的角度探寻影响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动力机制的研究就更为少见了。本文借鉴西方地理学最近兴起的“新区域主义”和企业与区域联系的关系型框架，通过分析和解释国有企业在不同区域的经济效率差异，指出国有企业生产体系的区域组织结构是影响其效益的重要因素。
2 理论背景
2.1 国有企业的现有解释框架
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中英文文献数不胜数，但是仔细甄别可以把它们大致归纳为“市场化进程”、“软约束”、“产权制度”、“企业管治”四种影响广泛的理论派别。以Barry Naughton为代表的“市场化进程”学派认为国有企业的亏损是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的中间产物[11,12]。它认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进入门槛不断降低导致非国有部门的迅速进入和扩张，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侵蚀掉国有企业以前所享有的垄断利润。这一观点得到了Perkins[13]实证分析的支持。后者发现产出和投资受计划控制较少的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受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软约束”概念的影响[14]，不少学者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导致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政府缺乏对国企决策行为的有效约束，结果激发国有企业轻率的不计成本的经营行为，导致效益低下[15,16]。林毅夫等人进一步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在于它们承担了战略性和社会性的政策性负担[17]。与前两种解释不同，“产权制度”和“企业管治”两大派别更为关注企业内部的制度关系。“产权制度”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源在于其模糊不清的公有产权制度安排不能像私有产权那样给国有企业经理和工人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18,19]。而“企业管治”框架指出国有企业低效是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委托人的政府机构和作为国有企业代理人的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融所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非法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等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20,21]。
总的说来，这四种理论观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动力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分析角度和框架。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这些理论观点的影响。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面向市场的体制和企业微观运行机制的转变是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但是，囿于研究角度的限制，现有的理论框架很少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内部异质性和区域差异，因而也很少考虑区域环境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引入新的区域视角，对现有理论框架形成有益的补充。而西方经济地理学中最近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恰好就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工具。
2.2 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区域主义
近年来西方经济地理学家重新燃起了研究区域力量如何塑造当代经济活动以及影响企业和产业转变的兴趣[22-24]。与传统的区位论把区域理解成地方的基础设施、劳动力技能、工资水平等区位因子的容器不同，西方主流学界的“新经济地理学”转而强调区域作为企业活动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基础的重要性[26,27]。“新区域主义”并没有形成一整套逻辑贯通的理论范式，而是存在众多的分析框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灵活专业化理论”、“学习型区域理论”和“网络根植性理论”。“灵活专业化理论”[28,29]认为区域是企业生产联系的地域综合体。它能够降低企业与其前后向交易伙伴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带来相应的外部规模和范围经济。“学习型区域理论”[30,31]则强调区域是企业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制度氛围，它能够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促进企业间的知识和信息交流，方便企业的群体学习过程，提高它们的创新表现。“网络根植性理论”把区域看成是由企业、地方政府和其它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而形成的管治环境[32]。它能够影响企业在地方的嵌入程度和嵌入方式，进而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总之，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地理学对区域的理解逐渐远离传统的区位逻辑，而更加关系化和社会化。区域不仅仅是“线状经济中的一点，农业杜能景观中的同心环或是克里斯塔勒平面中的中心地”[33]，而更多地体现为制度化或规范化的地方生产和非生产性联系。以上回顾的理论框架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转型经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首先，国有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经济个体，而是复杂的投入产出体系中的组成部门。在这个体系中，国有企业不断地与上下游的国有或非国有企业进行互动和合作。不同区域的国有企业，其生产组织的空间结构可能有所差异，因此其效率也不尽相同。
第二，国有企业并不仅仅与其交易伙伴进行前后向直接联系，还可能通过地方劳动力市场、行业协会等与业内同行发生间接联系。地方劳动力市场上有技能人员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同行间的观察、比较和模仿等都是企业间接联系的重要形式。不同区域的国有企业，其间接联系的形式不同，企业内部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选择也可能有所差异，因此其生产效率也可能存在区域差异。
第三，国有企业不是机械的生产单元，而是根植在特定管治环境中的网络组织。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由企业内部关系、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与外部机构的关系所共同组成的开放式组织。不同区域的国有企业，与其它企业或地方政府的网络关系（合资、战略联盟、关系型合同、授权经营等）强度和结构形式不尽相同，企业所能动员和利用的外部资源量也有所差异，因而它们的经营策略和竞争优势也可能存在区域差异，进而影响其生产效率的区域表现。
3 研究假设
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区域主义理论观点，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关系型框架来分析国有企业效率的区域差异（图1）。在这个框架中，国有企业被重新定义成由生产过程、劳动关系和管治结构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生产体系。其中，生产过程指企业内部的职能联系和技术劳动分工，它可能是垂直一体化或垂直分离的组织形式。劳动关系主要指国有企业经理层与工人之间在薪酬分配和纪律约束方面的互动。根据经理层和工人的相对力量对比，劳动关系可以分为灵活型或是呆板型。管治结构是指国有企业内部决策权的分配和信息的流通，按照决策主体的数量，可分为集中型或分权型。这三个要素的具体形式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它们在不同区域的组合结构决定了国有企业生产体系的区域差异。这一新的定义强调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由所有者、经理层和工人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激励体系，还是按照一定技术标准把投入转变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单元。
图1 国有企业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SOEs
而国有企业所在的区域环境则被定义成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地方化贸易和非贸易性依赖关系的聚合体。具体而言，区域包括两大类关系要素，一类是由国有企业与其供应商和客户在长期市场交易中形成的生产联系。外部生产联系的广度和强度会影响国有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组织。另一类是国有企业与竞争对手、地方劳动力市场、地方政府等行为主体互动所产生的非贸易性联系。它主要指国有企业与区域内的其它企业组织和机构在长期的共同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方式、劳动人事管理、管治模式等非正式的行为方式。不同区域环境有着不同的贸易和非贸易性依赖关系，使得根植在其中的国有企业呈现出不同的生产体系组织形式。国有企业生产体系与区域环境的空间耦合决定了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
基于该理论模型，本文提出3个相关的研究假设：(1)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获得了很大的经营自主权来组织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和与外部厂商的市场联系。市场联系的空间结构影响了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西方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已经指出在有众多供应商和客户的区域，企业可以获得地方化和城市化经济的集聚效应而表现出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可以预期：与地方经济有着较多的生产和市场联系的国有企业，其生产效率越高。(2)图1所示的模型表明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不仅与其生产过程有关，而且与劳动关系的管理也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后，国企经理控制企业劳动力的自主权不断增强。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为了避免大量裁员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国有企业在人员调整方面仍然很慎重。其中一个影响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的根本因素就是当地非国有企业的发育程度和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吸收能力。正如Solinger[34]所言，不同特征的地方劳动力市场会导致国企下岗工人在当地就业机会的区域差异以及国企劳动力管理模式的地域分异。地方劳动力市场越多元化，区域经济对国有企业的就业依赖程度越低，其中的国有企业就更能采取灵活的劳动力管理方式，而产生高生产效率。因此，可以预期：位于多元化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国有企业，其生产效率更高。(3)除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以外，国有企业的管治结构也是影响其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一些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指出，企业的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所在的组织领域影响[35]。特别是对业界领先同行的自发观察和模仿学习是塑造企业管治结构的强大力量。改革开放后，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国内市场的放开，非国有部门，特别是有着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组织架构的跨国公司，成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放权让利和产权制度的改革也使得国有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去近距离学习国际同行的管理模式。因此，可以预期：与外资企业有较多非贸易联系的国有企业，其生产效率更高。
4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描述和刻画，这部分数据主要来自于各年全国统计年鉴、全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另一部分是对三个研究假设的验证，这部分数据主要来自于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考虑到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为简化数据分析过程，本文主要分析位于城市（包括地级市市区和县级市）的国有企业。这些地区的国企占全部国企就业人数的70%以及总资产和销售收入的80%。理论上，1995年全国640个城市都有国有企业分布。但是因为有些城市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或者有些国企的区划代码错误，最终只有527个城市作为统计分析的地区单元。由于采掘业的特殊性，本研究只涉及制造业部门的国有企业，除去没有资料的武器弹药制造业和有色金属业冶炼及延压制造业，最终有28个工业部门作为统计分析的部门单元。
5 国有企业的区域差异
国有企业的增长动力机制已经吸引了众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国有企业的空间差异。中国国有部门的增长和转变有什么空间特征？是不是有些地方的国有企业比其它地方更有效率？事实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分解式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空间差异。
首先，国有企业的生产规模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国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频繁的变化，但是东北国企的平均规模一直都大于华南国企的平均规模。从1978年到2005年，东北国企的平均规模一直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华南国企的平均规模则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企运营规模的区域差异还可以用各省区大、中、小型国有企业数的比重来衡量。表1中的数据显示，大型国有企业在华南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值，而其小型国有企业的比重总高于全国平均值。东北的国有企业则恰好相反。
其次，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为东西差异和南北方差异。图2是以全国平均值为基准，按标准差分级所描绘的1978年、1997年和2005年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省区差异。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除了甘肃外，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区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这种东西差异一直延续到2005年。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开始出现南北分异。1978年，国有企业生产效率高于全国平均值省份主要在北方，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山东、甘肃，南方只有华东的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华南各省都在平均值以下。而到了1997年，绝大部分生产效率高于全国平均值的国有企业都集中在南方，其中上海和广东，高于全国平均值2个标准差以上，江苏和浙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标准差，湖北、福建、广西、云南、海南都在全国平均值以上。除了北京、天津和山东外，其它北方省份的国有企业生产效率都低于全国平均值。2005年，北方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所回升，辽宁、新疆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但是南北差异的大格局仍然存在。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最高的仍然是南方的广东、上海和浙江。
第三，从地市级层次来看，劳动生产率高的国有企业呈现向沿海都市密集区集聚的空间态势。图3是1995和2005年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分市差异。从中可以看到，1995年，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部分西南地区。经过十年的国企改革，高效率国有企业的空间集聚趋势更为显著。2005年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值2个标准差以上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长吉等人口和城镇密集的都市经济区。这种空间分布态势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区域集聚经济似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总之，转型经济下中国国有企业的空间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分省看，中国的国有部门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华北和东北的国有企业在规模上要远远大于华东和华南的国有企业，但是前者的生产效率却要落后于后者。分市看，高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呈现逐渐向沿海都市经济区集聚的空间态势。
6 解释国有企业的区域差异：三个研究假设的验证
首先，为了验证第一个研究假设，作者采用了简单的回归分析。其中因变量是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定义为销售收入／就业人数；自变量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主要反映国有企业与地方的生产联系，它采用地方非国有企业数的区位商来衡量。城市化经济主要反映国有企业与地方的市场联系，它采用各市的人均GDP来衡量。该值越大表明地方消费水平和产品市场需求越高。用这两个变量来间接衡量地方化和城市化经济可能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囿于数据限制，这两个变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指标。此外，国外的类似研究中也采用了同样的分析指标（参见[36]）。
图2 1978-2005年中国国企劳动生产率的省际差异
Fig.2 Annual change of labor productivity of SOEs by province,1978-2005
另外，回归分析中加入三个控制变量，分别是用总资产／就业人数来衡量的资本／劳动力比例、用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来衡量的平均规模以及用各市销售收入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来衡量的地方市场化程度（值越高表明地方的市场化程度越低）。整个回归基于524个城市进行。表3列出了回归方程的主要参数。从中可以得出两个结果。一方面，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而且在1%的水平显著，这一结论大致证实了第一个研究假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平均规模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意味着国有部门不存在显著的内部规模效应。
当然，以上的分析还不够细致。它没有考虑到不同区域经济的部门结构差异。因此，需要按部门分解来测试第一个研究假设的正确性。为此，以全国527个城市作为分析的地域单元，进行简单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对j省i工业部门中的非国有企业而言，其区位商为
，其中
指j省i工业部门的非国有企业数，
指全国i工业部门的非国有企业数。区位商越大表明j省在i工业部门的专业化生产程度高。其余各变量的定义同表3。从表4可发现：
(1)在不少部门中，所有企业数的区位商和人均GDP这两个变量与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相关。而且这种相关在劳动密集型部门（例如，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纺织、服装等）和资本密集型部门（例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等）中都存在。正相关系数进一步证明第一个假设可以成立。
图3 1995-2005年中国国企劳动生产率的分市差异
Fig.3 SOEs' labor productivity by city in China,1995-2005
(2)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并不存在国有企业的内部规模效应。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都提出大规模企业是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工业化的先锋[37,38]。与此类似，一些中国研究专家也强调大企业的内部规模和范围经济，认为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实现单位产出成本的降低、产品多元化、大量研发投入、售后服务水平的提高、风险分散等竞争优势[39,40]。中央政府也接受了大国企比小国企更有效率的观点，因而制定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然而，表4的相关分析表明国有企业的规模效应只存在于12个工业部门当中。而且，如果把国有企业平均规模的相关系数分别与市场化程度以及区位商的相关系数再作简单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82和-0.788）。这说明国有企业的内部规模可能抵消市场化程度对国企效率的激励作用。也就是说，大国企比小国企更难获取地方化经济带来的外部规模效应。
其次，为了验证第二个研究假设，本文采用简单的相关分析。相关信息都列在表5中。其中四个自变量用来定义国有企业内部的劳动力管理制度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具体说来，国有企业全部人员中固定工和下岗职工的比重用来衡量国有企业劳动力管理的灵活度。这两个变量的值越高，意味着国有企业针对企业效益变化调整劳动力的灵活度更低。国有企业工资总额中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的比重则衡量国企调整薪酬制度的灵活性。该值越高，意味着国有企业灵活的调整内部薪酬安排以应对外部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各省就业人员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衡量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性。其值越高表明区域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度越高，因而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程度越低。鉴于数据可得性，相关分析基于1992年至2004年间的30个省区进行。
从表5可以发现，各省就业人员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以及国有企业工资总额中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的比重这两个变量和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相关。前者的相关系数为负证实位于多元化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国有企业，其生产效率更高。后者的相关系数为正表明薪酬制度越灵活的国有企业，其生产效率更高。
更为细致的分析可以在527个城市基础上展开。对各省就业人员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和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可以发现两者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07）。这个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第二个假设的正确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其生产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表6对表5中4个自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可以发现：①1995年各省就业人员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与国有企业全部人员中固定工的比重呈现1%水平上的正相关。虽然其它年份相关的显著性不高，但是多年的正相关系数意味着位于多元化劳动力市场的国有企业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限制，因而更可能采取灵活的劳动力管理措施，减少固定工的比重；②1992-1997年各省就业人员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和国有企业工资总额中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的比重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在有着多元化就业机会的地区，国有企业更多地面临非国有企业在吸引人才方面的竞争，因而更有可能采取灵活的薪酬体系，增加工资总额中奖金或效益工资的比重以留住管理和技术人才。
最后，对第三个研究假设的验证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方面，与外资企业的非贸易联系可以反映在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中。联系越多，受外资的影响就越大，国家投资的比重越低。图4显示的是2005年国有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投资比重的省区差异。从图上可以大致看到广东、江苏、上海、天津等地区的国有企业更多地依赖非政府投资，而西藏、宁夏、山西等地的国有企业主要还是依靠国家预算投资。这一空间分布模式与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极为相似。简单的相关分析表明这两者之间确实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42)，间接证实了第三个假设。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非贸易联系可能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因而，在有着较多中外合资企业的地区，国有企业更容易学习先进的组织行为和管治结构，其效率可能会更好。为验证这一假说，作者基于527个城市对合资企业的区位商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进行相关分析。由于缺乏确切的关于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数的统计资料，本文用包括中外合资合作以及与港澳台资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数作为替代[4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07）。
另外，还可以通过分部门的分解分析来探寻与外资企业的非贸易联系与其生产效率的关系。为此，作者使用了单因素方差检验来测试28个工业部门中，有合资企业地区的国有企业是否比没有合资企业地区的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表7中的F值为组间均方与组内均方之比，其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在大多数部门都接近于0，表明这两组国有企业的均值有显著性差异。从表7中这两组国有企业的均值可以看到，有合资企业地区的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基本上都大于没有合资企业地区的国有企业。统计结果表明可以接受第三个研究假设。
7 结论和意义
现有的理论模型经常把中国的国有企业理解成独特的效益低下的均质体。很少有研究提到国有部门的内部差异。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分省市的分析，本文指出中国的国有部门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分省看，中国的国有部门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华北和东北的国有企业在规模上要远远大于华东和华南的国有企业，但是前者的生产效率却要落后于后者。分地市看，高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呈现逐渐向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长吉等沿海都市经济区集聚的空间态势。
通过开展三组统计测试，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其生产体系的空间组织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主要结论有：①与地方经济有着较多的生产和市场联系的国有企业，受区域外部经济效应的影响，其生产效率越高；②国有企业的内部规模效应不显著，相反，内部规模可能弱化市场竞争对国企效率的激励作用；③位于多元化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国有企业，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限制，更可能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劳动力管理措施，因而其生产效率也更高；④与外资企业的非贸易联系可以方便国有企业学习和采纳行之有效的组织行为和管治结构，并促进其生产效率的提高。
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表明区域并不是像现有的中国研究文献所说的被动的接受生产活动的容器，而是外部经济效应的重要来源。这种外部效应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成功或失败。以往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研究都强调制度转型的路径依赖特性。工业企业在计划经济下的制度遗留，或者更确切地说，工业企业在计划体系下的行政级别和地位，被认为是决定了它们在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方向和路径选择[42]。但是本文的研究显示工业企业所在的区域环境也会影响它们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路径选择。用Ron Martin的话来说，“如果制度上的路径依赖重要，那这种重要性也是因地而异的：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本身就是地方依赖”。
国有企业是一个移动的研究目标。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的内涵、地位、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都可能发生变化。囿于资料限制，本文的研究假设主要基于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进行验证。但在一些实证部分使用了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文章的研究结论可能也适用于21世纪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获取最新的普查数据来进一步分析区域外部经济、地方劳动力市场、区域非贸易联系等因素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力度及其变化趋势。另外，国有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生产体系，它的生产效率受到其投资结构、社会性负担、产业或部门结构、管理权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准确地衡量区域环境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程度，理论上应该把这些因素加入分析模型以排除其干扰。但是，缺乏足够的数据来支撑该项工作，这也是本文的一个缺陷。
收稿日期：2008-02-18；修订日期：200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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