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区多中心共生结构与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区论文,模式论文,结构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4-0026-08
都市区是一个系统，一个由不同规模、不同等级、不同功能、不同性质，基于地理邻近性、体制与机制关联性、经济关联性、文化关联性与流通关联性等，以不同媒介联系在一起的一组城市集合而成的，具有自组织性的复杂系统。都市区是城市的集群式发展模式，已逐渐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表现载体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板块化、模块化与多中心化逐渐成为都市区发展的主要趋势。等级结构性、空间差异性、时间动态性、功能多样性、集群复杂性成为都市区的重要表现特征，基于都市区城市间的关系链的多样性形成不同的多中心结构，如行政多中心、经济多中心、文化与社会多中心。因此，都市区事实上的多中心结构及其共生协同发展成为区域发展与研究的主要领域，也成为制约和影响区域持续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区域一体化与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克服和化解都市区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和外部摩擦？如何克服大都市区多中心分割发展的巴尔干现象？如何实现多中心互动、同频共振？如何实现都市区多中心共生？这一系列问题成为研究都市区多中心及其共生的推动力，从区域共生、互动与同频共振的角度研究都市区多中心协同共生战略，符合处理好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体制创新和经济整合、自主发展和借势发展、大城市与小城市、中心城市与外围及边缘城市、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与乡村、发展与转型、多中心共生等关系的需要。
本研究基于多中心理论与区域共生理论，从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模式、多中心共生、多中心共生评价与多中心共生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利于探讨新时期都市区的区域管治，有利于分析都市区空间结构关系，有利于探索大都市区多中心互动、共生发展战略，探索多中心群起群飞的共生互动模式，实现都市区多中心同频共振效应，本文主要从模型与方法探讨方面进行分析。
一、多中心共生及其必要性
1.多中心、共生与都市区
多中心(polycentric)理论研究源于波兰尼(1951)[1]关于人类社会两种社会秩序的规范，即一元的单中心秩序与自发的多中心秩序。并由奥斯特罗姆夫妇在波兰尼“多中心秩序”的基础上发展并创立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并认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是对人类社会自生自发扩展秩序的积极适应，能够适应于人类事务的整个制度。文献[2-11]从公共事务治理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多中心秩序、多中心自组织理论及其应用、多中心组织模式与体制效率、多中心城市群(都市区)、大城市多中心治理等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共生(symbiosis)，由德贝里(De Bary，1878)[12]提出.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进行物质交换、能量传递，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等构成。文献[13-14]从生物学角度，对共生体之新陈代谢能力、共生系统稳定性与多样性、共生理论发展等进行了详细研究；文献[15-27]运用共生理论，从共生行为、共生组织模式、共生体及关系、共生结构及应用等方面对小型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产业集群、产业合作等经济问题进行了应用性研究与探讨。
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MR)，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角度讲，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多中心的、嵌套式的大系统，是各种经济社会活动非均质性分布的地域空间。文献[28-33]先后提出了世界城市、大都市带、城市形态空间结构、巨型城市、全球城市等概念体系，并进行了实证性与应用性研究。近年来，都市区的发展研究成为经济学界、地理学界高度关注的领域，主要从都市区发展战略与规划、都市区集群发展等方面展开。
2.都市区多中心共生的必要性
奥斯特罗姆[11]认为大都市内多个地方政府的运行是有规则的，是一体化的，并非分裂混乱，在多中心情况下，大都市区内各政府的动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并认为多中心体制的有效性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且单中心体制也可以在大都市区存在，通过这些条件可以解决存在的问题。麦金尼斯[10]认为：“人们经常认为解决大城市问题缺乏一个大城市的框架，其实，对于裁定和决定影响各种公共利益的问题来说，大多数大城市地区都拥有非常丰富且复杂的框架，大城市地方多个政治管辖单位可以连续的方式动作，如契约性和合作性事务或利用中央的机制来解决，其互动行为的模式是一致的，且是预见的。”“我们并不认为所有多中心体制必然是有效的，任何特定的多中心体制的效率取决于操作关系与有效的明确条件相一致的程度，这些条件包括不同政府单位与不同公共物品的效应相一致，政府单位之间发展合作性的安排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利用其他决策安排处理和解决政府单位之间的冲突，且多中心体制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妨碍单中心政治体制存在的可能性。”
从学者们对都市区概念的解析与研究看，都市区是由多个独立的城市，因地理邻近性、资源与要素的关联性、流通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史缘关系等，在客观上形成的一个多中心体。同时，在城市化进程加速与都市发展转型的背景下，都市区碎化与多中心化成为城市集群发展的主要方向，并已成为影响和带动区域发展的主要力量。一方面，多中心个体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都市区的发展轨迹，也反映了都市区系统的能级强度与辐射强度，因此，都市区多中心个体间的关系成为都市区健康、持续、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多中心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强权政治与单一中心在制度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领域的基本格局，提示了社会系统领域的复杂性及其规律，在全球化治理变革与学科交融的风云聚会中，开启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局面，为都市区多中心共生与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因此，多中心共生的必要性在于满足都市区协同与整合发展的需要。一方面，都市区多中心共生发展的目标是克服分权、防止不良与恶性竞争、杜绝同质性重复与同构、合理配置有限的区域资源与要素，实现都市区的整合、协同，降低发展成本，提高资源与要素利用效率，着力培育都市区发展核心能力，并提升都市区整体竞争力与辐射影响力；另一方面，都市区多中心共生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都市区多中心运行经济绩效的高低，协同共生有利于降低多中心间事务的信息成本、协调成本、策略成本，激励多中心各主体协调行动与分工合作，达到增进都市区经济绩效之目的；第三，多中心共生是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需要，是改善民生、共享发展红利的需要。
二、都市区多中心结构
1.都市区多中心结构的形成与客观必然性
都市区多中心结构符合城市化、现代城市转型、区域板块化等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与持续发展，解决单中心城市发展的错位、缺位、同质重构及大城市病问题。都市区客观上是一个多中心系统结构经济体：一方面表现在，都市区是由若干个不同等级的、具有地理邻近性与经济联系性的城市及其影响区域所构成的嵌套式、板块式城市经济区，因而形成城市多中心结构；一方面表现在政治体制上，都市区是由若干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地方政府组成的管理体制系统，因而形成政府多中心结构；第三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如产业集群与产业园区的形成，客观上在都市区内形成了不同产业发展中心，表现为产业多中心结构；第四表现在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上，为解决民生问题，让居民能有尊严地生活、学习与工作，共享发展红利等，配套开展的系列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活动，客观上形成了若干服务与管理中心，表现为都市区事务性多中心结构；第五表现在满足城市化与城市空间拓展的需要，形成原城市中心、卫星城市中心、边缘城镇与集镇中心等空间多中心结构。
都市区多中心结构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克服单一中心结构的集聚不经济与规模不经济问题；一方面有利于弥补单一中心的功能缺位、失位与错位；再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的持续与协调发展，实现都市区整体竞争力与软实力的提升。同时，多中心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多中心割据与竞争的发展格局，造成发展成本的上升。因此，都市区多中心共生一是增强了其激励与促进功能，二是克服了多中心割据竞争的不良格局，从而实现了多中心的资源与要素的合理组合与优化配置，实现发展效用的最大化，推动都市区多中心协同与持续发展。
2.都市区多中心结构的空间模式
共生作为一种发展的识别状态或标志，客观地反映了多中心系统内部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对调控区域系统、整合区域要素、促进区域互动式发展具有重要导向性作用与规范性功能。对于都市区多中心系统，运用区域共生理论进行多中心关系研究，推动多中心间联动、互动与共生是实现都市区系统协同、持续发展的新视角，为探索都市区多中心个体单边、双边与多边关系、都市区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对都市区多中心问题的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背景与研究视角提出了研究思路.文献多集中在都市区多中心治理与管治[34-38]、多中心空间自组织[39]、多中心城市与社会公共服务[40]等方面。韦亚平、赵民(2006)[41]从都市区空间结构绩效评价研究的角度，以绩效密度、绩效舒展度、绩效人口梯度、绩效OD比(适度出行时耗比例)为依据，提出了中国都市区空间结构——多中心网络结构的四种模式：松散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的多中心结构、极不平衡的多中心结构、舒展式的紧凑多中心结构。但对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模式与都市区多中心共生结构与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尚显单薄。
因此，从共生的层面进行研究，对探索都市区的新型空间结构与转型是有益的，而都市区是以一个或若干个高能级的大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核心区域，与周边区域通过流与要素的联系而形成的中心—腹地—外围结构的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资源与环境等诸要素于一体的城市化区域，一个复杂的多元、多中心的经济体。从横向空间结构上看，都市区由三部分构成：中心区、腹地区、外围辐射影响区；从纵向空间结构看，都市区呈多级关联嵌套的空间结构(图1)，再现了基于地理邻近性与区域关联性，以一个或多个一级中心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个二级、三级、四级等中心城市构成的纵向嵌套都市区空间结构，如武汉城市圈、长三角大都市区、珠三角大都市区、环渤海大都市区等。
图1 都市区多中心纵向空间嵌套结构模式
都市区空间结构模式表明，都市区是一个多中心联动的复杂系统，多中心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经济单元或地理空间，而是一个个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的发展单元，是形成高等级经济体的构成要件，是实现上级中心与下级中心关联的桥梁，多中心间通过区域流实现关联，并从区域发展的某一个或两个层面实现多中心的整合，在平等、互利、自愿的原则下实现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具有更高能级与影响力的经济体，然后再基于地理邻近性、经济关系性、体制与机制关联性与其他中心形成关联经济体，如此一级套一级地形成多中心彼此联动、相互嵌套、相互融合的都市区多中心嵌套结构模式。
三、都市区多中心共生
分析表明，都市区是由大、中、小型城市集聚在同一个背景区域内，形成各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多中心城市簇群，通过多中心间的关联与单中心内部的协同构成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结构体。都市区多中心结构已成为客观必然，关键是如何协调都市区多中心间的关系，实现多中心资源、要素等合理配置，实现配置的最优化与效用的最大化，推动多中心实现协同、互利、共赢发展。多中心共生则是解决多中心割据，实现多中心协同、互动与联动发展的一个视角，对理顺多中心间的关系具有导向性作用。
1.都市区多中心共生结构模式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推动多中心关联的媒介是在多中心间流动的有序与无序的、正规的与非正规的经济流如人流、信息流、物流、要素流等，流的方向或者单向、或者双向、或者多向，流在都市区多中心共生中扮演共生桥(或共生介质)的角色，对共生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研究都市区多中心共生战略的重要影响因子，研究多中心共生必须研究中心间的共生可能性与必要性，而流正好能反映这一需求。
因此，针对都市区的发展趋势，如何构建合理、合意的多中心共生结构模式则成为实现都市区多中心共生发展的必要，合理的共生模式，有利于实现多中心共生的目标，消除多中心间的发展障碍，达到1+1＞2的效果。从都市区空间扩展、都市区发展转型、新型城市化战略、新型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多级纵向嵌套与横向关联的共生结构是符合都市发展趋势的，应当视为理想的都市区多中心共生结构模式(图2)，关键是如何实现嵌套、嵌套的结构与规模合理性问题。图中有一级中心一个、二级中心5个、三级中心11个，且11个三级中心分别形成4个集群式共生体，模式反映了都市区多中心共生体中基于地理邻近性、经济关联强度、政治关联强度、文化与社会关联强度及史缘关系等形成的若干个多中心共生.然后形成整个都市区多中心共生体，其结构模式称为多中心嵌套共生.形成独立共生体的都市区单元具有更强的共生度。同时，都市区多中心共生结构是一个彼此嵌套的复杂网络结构，由不同的中心集聚同域城市形成共生体，并通过流链实现与上级或下级共生体的关联，从而实现都市区多中心的整合共生。
图2 都市区多中心嵌套共生结构模式
2.都市区多中心共生评价模型构建
从都市区发展的角度看.多中心共生是一种和谐、互动的多中心共振现象，是都市区系统动态的、可持续的状态，是都市区系统要素功能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集合，是衡量都市区系统功能与都市区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通过都市区多中心共生网的共生度与网络复杂性识别和判断都市多中心结构的共生与稳定性。测度多中心共生度与共生网复杂性则成为必要：多中心共生度(δ)，即多中心共生强度与共生依存度，反映多中心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构建多中心共生度评价指标，进行数量分析.确立合理的共生边界与共生关系，以规范和调控都市区多中心相互关系，实现多中心互动式、联动式、协同式、互利共赢式共生发展。
共生网复杂性是共生网中单个共生元不具备.通过多中心共生形成共生网时，整体表现出来的多元、多体的复杂结构关系与相互关系链；共生网复杂度则是共生网的复杂程度，复杂度越高，表明多中心共生关系结构越稳定，用共生网复杂系数大小表示：
利用(3)、(4)可以测度多中心共生网的共生依存关系与共生网的复杂程度，从而判断多中心共生网的共生结构与共生关系的稳定性。
另外，共生网络的共生边界可以通过计算中心城市辐射影响的断裂点进行分级确立。
3.都市区多中心共生战略思考：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基于地理邻近性、区位关联性、通达性、产业链、优势与比较优势、史缘关系等因子，本着公开、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并结合多中心能级差异(表1)，武汉城市圈的多中心共生空间结构为多中心嵌套共生结构(图3)。
其中鄂州、黄冈、黄石片形成一个大的次共生体，对外与南昌经济区相接；天门、仙桃、潜江片形成一个大的次共生体，同属江汉平原商品粮基地、能源与化工基地，向西可与“鄂西生态经济圈”相接；咸宁片区对外与长株潭城市群相接；咸宁、鄂州、黄石属鄂东南片，具有长期的历史与地缘关系；孝感片区对外与中原城市群相接；孝感、武汉、咸宁以交通为纽带可形成核心经济带，实现多领域、宽口径的共生。按此结构模式共生，一方面兼顾了圈内的多中心共同发展的架构，实现了多中心有序整合；一方面兼顾了行政区域的完整性，从史缘层面实现跨区域间的互动与联动；第三，实现武汉城市圈对外的连接通道的嫁接，为武汉城市圈与中部地区临近区域的联动发展打开了联系的平台，为武汉城市圈远期与跨省域的合作发展提供模式参考或试验区。
(1)以政府转型为契机，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实现行政多中心共生
从行政体制与政府转型的角度实现都市区多政府联动、共生，打破行政垄断与地方保守主义，建立多中心体制联动，实现同圈、同制、同治、同规、同质、同向。在政府转型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框架下，建立以政府、联席会、智库为主体的共生组织结构(图4)；建立体制共享、共治平台，突破行政经济区对武汉城市圈多中心共生发展的束缚；建立联合行政团队，共同处理与协调发展事务，防止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不作为；以区域行政共生为契机，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提高政府服务城市圈发展的能力。
图4 共生组织结构模式
(2)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城市化为纽带，以基地化为依托，实现经济共生
从经济发展角度，武汉圈多中心共生应坚持集群与基地模式，通过构建不同的集群与基地，实现多中心间的分工与合作，既发挥单中心的个体优势，又整合多中心的组合优势与提升整体竞争力，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共同崛起与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武汉城市圈·中国光谷创新与孵化基地”：以国家第二个“自主创新”示范园区为契机，以东湖高新与武汉光谷为核心，依托企业、高校、研究院所、实验室，加强区域间产业合作与研发合作，着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促发展，强力打造光电子、软件、电子元器件、激光等核心优势产业，通过武汉基地的发展，引导外围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转型，实现中心带动外围、外围补给与推动中心发展的互动与共生目标。
第二，“武汉城市圈·中国汽车研发与生产基地”：利用现有基础，大力进行技术创新，整合汽车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突出创新与品牌，可适当考虑将部分下游产业环节转移至外围城市(乡村)形成子基地或加工厂，以减缓中心城市武汉发展的空间有限性压力，发挥产业关联性强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之间、共生单元体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发展。
第三，“武汉城市圈·中国钢铁与装备制造业基地”：以武钢、武船为核心，整合相关企业，进行产品升级，提高技术含量，促进转型，培育钢铁产业与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第四，“武汉城市圈·中国人才基地”：彰显高校多、学科全、高尖人才最集中、办学条件好等区域特征，应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企业的优势，注重产学研结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形成中国人才成长与集散中心；同时加强圈内核心区域与外围区域的人力资源共享，以教育交流、人才互享、研发共担为契机，构建人才共生链。
第五，“武汉城市圈·中国现代都市农业与边缘生态农业基地”：利用现有农产品生产与交易中心，建设符合内圈现代都市发展的商品农业、新型都市农业、外圈生态农业示范区，开辟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关联产业。
第六，“武汉城市圈·中国流通基地”：依托武汉的区位优势、交通与运输综合性枢纽优势、市场与集散优势，建立中国金融、物流、人流、信息流的集散与配置中心，从而带动8个卫星区域的服务联动。
(3)构建多元化、多中心社会共生体系，实现多中心社会共生
社会是由若干元素构成的，充斥着矛盾、和谐与共赢的复杂大系统，社会共生着眼于化解矛盾，实现和谐与共赢。人是社会的主角，是实现共生的主力军，而社会共生正是基于人的相异性与互补性、人生而平等性，通过人联系起来的共生体。竞争与合作是共生的方式、社会进步是共生的催化剂。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体利益的共存性、利益的共享性、责任的共担性、财富的可再生性与可转移性、共生方向的同向性、共生发展的非排他性，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以化解社会矛盾为突破口，全面推动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同城平等、共享为基点，从文化共生、人际共生、社会保障共生、发展红利共生等方面推进多中心社会共生，实现都市区社会进步与发展。
虽然，Henry(1966)[42]认为，共生一般不看作是发展的重要过程，而是作为一种极端的关联的表现形式。但正如Sapp(1994)[43]认为，共生是人类之根，是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的常态，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因此，促进社会多域、多元共生是必要的，也是推进和谐社会与财富共享的需求。共生作为一种识别与判断区域发展模式的方式，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变是多中心共生的特征，因而，在维系与推动都市区多中心共生进程中，必须坚持动态的思想，着眼于长远协同发展目标，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展开。因此，武汉城市圈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动态性的多中心嵌套经济体，基于资源与要素的差异性与互补性、互动的必要性，应坚持以多中心联动与多中心嵌套结构为导向，以动态与可调控性为准则，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中心为基元，通过互利、共赢模式实现多中心共生，实现共享发展红利，从而促进武汉城市圈多中心自组织系统整体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