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经济政策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中国对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5—0057—07
在一国外交政策中，经济利益占有重要位置。虽然国家安全与主权永远是第一位的考虑，但由于经济利益的背后是民富国强，与国家安全关系甚密，因此一些国家经常将最大限度获取国际经济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利益”。
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呈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对外经济政策一直服务于中国外交总体利益，与总体外交和国内政策是从属关系。从建国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防范外来侵略和干涉，对外经济关系经常作为手段服务于政治、外交甚至战略上的目的。第二，对外经济政策一直是国内政治的直接体现，并受制于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对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理解。对外经济政策先后经历过几次重大的转变，从五十年代依赖苏联、东欧到六、七十年代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到八十年代以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政策一直反映着内政外交上的戏剧性变化，并因领导人观点的不同而不同，更随着国内大政方针的转变而转变，如果说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过去五十年来对外经济活动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第三，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尽快使中国更加富强，尽快赶上其他世界强国，实现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理想。这三个特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脉络，也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对外经济政策随着基本国策的转变而增添了更多的内容，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利益正日益成为中国外交关系中的焦点。目前，虽然第二特征仍然突出，但第一特征正在退却，而第三个特征正经历由次到主的变化过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国力的增强，经济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已开始明显地向经济目标倾斜。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经济
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对外经济政策清楚地反映着中国在那一特殊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内政和外交的挑战。1949年以前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史是一段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屈辱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西方列强对中国主要进行经济上的掠夺，他们不仅在华享有众多的特权，而且控制着中国绝大多数的矿山和铁路，肆意掠夺中国的资源，中国民族工业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当时的对外经济关系反映着旧中国孱弱的国际地位以及旧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屈从。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废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收复了被西方帝国主义控制的自然资源，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希望能与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贸易。然而，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中国不得不“倒”向苏联，加之后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五十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服从于国家安全战略，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施行贸易封锁，苏联和东欧成为中国最主要、也是唯一的贸易伙伴。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看法也反映出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的理解，认为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两大阵营，中国愿意也必须加入社会主义经济大家庭。
五十年代，中国采用了以中央计划和出口骨干企业为特征的苏联式外贸体制。这一体制强调国家对外汇的严格管理和对外贸活动的垄断性控制。鉴于半殖民地的历史经验，共和国领导人十分注重对外贸易平衡，而且尽量约束对外借贷的规模。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将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简单概括为：“互通有无，互补余缺”。对外经贸关系仅仅被看作国内经济发展的补充。中国也不鼓励外国在华投资，除非不得已，几乎不搞中外合资。到1954年，只有苏联在中国新疆和大连有四家合资企业。由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然而，虽然苏联的指令性经济体制较为有效地配置了中国当时极为有限的资源，而且苏联的技术援助也的确帮助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但是中国领导人并不喜欢这种对苏依赖，而且苏联发展模式的致命弱点也已经开始显现，并成为后来中国工业企业低效、僵化的根源。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执，中国不仅批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时也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决定退出以苏联为首的经济阵营，开始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虽然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曾有过短暂的休整，毛泽东仍希望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来弥补国内技术和资金的不足，并用权力下放和鼓励各地自给自足来增强中国的工业基础。对外经济也受到这一政策变化的极大影响。此时中国与国外的经济联系降至最低，外贸仅限于每年两次“广交会”的范围，195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29亿元人民币，到1961年降至91亿元人民币，1965年才又勉强回升至118亿元人民币[1]。外贸重点也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中国用农产品和轻工产品换取外汇，进口有限的西方技术和机械设备。日本一度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活动的唯一窗口。
其实，中国退出国际经济的闭关自守政策也是国际环境使然，苏联从中国撤回专家，撕毁合同，美国对中国仍在实施经济封锁，中国当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虽然后来西欧、日本和加拿大有意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但毛泽东当时关注的主要是自给自足。文化大革命其间，国内极“左”思潮波及到外交领域，冲击对外经济关系。七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和后来一度复出的邓小平曾希望逐步增加对外经济接触，作为补充手段，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和生产力，修补被政治严重冲击的国内经济。然而，这些努力受到极“左”势力的干扰，激进派的四人帮认为政治上的纯洁性远比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力重要得多，担心与国外过多的接触会污染革命群众的斗志。
中国封闭式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的极“左”思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许多在内地三线的投资严重浪费，强调各地自给自足也导致重复建设，从苏联照搬的计划经济和“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更是僵化和低效，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均受到忽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完全靠不断增加投入来勉强维持低速的增长。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结束了中国政治挂帅和经济封闭的时代。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深感尽快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紧迫性，但对如何重振经济并没有共识，而且极“左”影响的余毒尚未彻底肃清。一些深受苏联计划经济影响的务实派在清理极“左”思潮的同时，一度试图恢复五十年代初较为成功的计划经济发展战略，强调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强化“进口替代”策略，淡化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并计划建设一大批港口和“十个大庆油田”，大规模出口国内的原料以换取外汇，进口急需的西方设备，依靠外国的技术和设备来完成经济现代化。然而，这一战略很快便暴露出弱点，中国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口根本无法完成“洋跃进”规划的宏大任务，石油在当时作为中国主要出口产品，出口能力相当有限。“洋跃进”很快遭到搁浅。
二、1978年以后的变化及其原因
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更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对原有经济体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对外贸易，鼓励生产轻工业产品出口创汇。为此中国政府不仅大幅度改革了外贸体制，逐步降低关税，还积极开拓与所有国家的经贸关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领导人开始接收国际贸易中“国际分工”的理念，认识到在国际市场上开发自身“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东亚“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中国提供了效仿的榜样。中国几乎同时与所有的国家改善关系，无论是过去的朋友还是敌人。在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稳步增长的同时，中国开始恢复与苏联和东欧的贸易关系。到1989年苏联上升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980年中国宣布台湾的制成品可以享受内地省份的待遇，免税进入中国内地。不久，中国又开始在贸易上接近韩国，1980年中韩两国间接贸易仅为4千万美元，到1995年发展到165亿美元[2]。中国的出口贸易仍以初级产品和劳力密集型的加工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对一些中低等收入的国家较具吸引力。中国的进口则侧重外国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如电子、航天、通讯设备等，但同时也进口一些原料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如粮食、能源、木材、合成纤维、化肥等）。中国实行的基本上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买自核心地带，卖向边缘地带”的贸易战略，尽量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由于中国在纺织品出口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甚至一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开始改善，高附加值产品占中国出口比例连年上升。
与此同时，中国千方百计争取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从经援提供国变成经援接受国。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来自世界银行、日本政府、澳大利亚、西欧的多边和双边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单就“六五”计划期间中国就得到30—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中国开始利用国际资本市场。1982年中国开始从国际商业银行借款。虽然因为6·4风波而一度有所下降，但中国借款的规模越来越大。
1978年中国宣布允许并鼓励外国公司来华直接投资。当时决定吸引外资有两个目的，第一，利用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来为中国赚取更多的硬通货，以便进口急需的技术设备。第二，通过外国公司来华投资达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目的。中国虽然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但中国更喜欢国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不仅会带来资金，提供就业机会，更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此，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来华，创办“外向型”和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为吸引海外投资，中国还借鉴南韩和台湾等地发展出口加工区的经验，决定开设四个经济特区，后来又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8年又开放了海南。一时间开发中国市场成为西方商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外商投资中国是因为看好中国的国内市场，但中国政府在开放初期并不想全面开放国内市场，而且西方投资者也很快发现在中国投资比较艰难，不仅中国的法规不健全，而且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投资环境亟待改善。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对外经关系，并开始着手完善关于投资环境的法规建设，进一步放宽投资政策，鼓励外商向中国的一些关键工业领域投资，除提供更为优惠的待遇外，还适度开放部分内地市场。到80年代后期，外商在中国加工工业方面的投资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也使得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开始增加，虽然在技术转让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但由于外资的涌入，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各项涉外法规也得以建立和完善。
1985—1986年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又经历了一次转变。中国领导人不仅意识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必要，更意识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意义，看到单纯强调增加贸易、鼓励来华投资和技术转让是不够的，中国经济必须面向世界，加速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看到东亚经济腾飞对中国的挑战，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为中国提供的难得机遇，中国领导人放弃了施行几十年的“进口替代”战略，而开始实施新的沿海发展战略，强调“出口导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必要。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在沿海较发达地区放宽了外汇管制，鼓励当地生产企业以出口为主，瞄准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也希望吸引外资在沿海地区发展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向腹地辐射。沿海的“引资潮”很快便波及内地，不久内地许多城市也开始向外商提供更为优惠的待遇以吸引外资。同时，为了加快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相继开放了所有边境地区，鼓励与邻国的经济交往。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同在新疆和东北三省增设了几个经济加工区，旨在通过边境贸易加强与苏联和外蒙的经贸联系。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出口能力增强，对外贸易迅速扩大。
这个朝向国际自由经济过渡的进程在1989年一度中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施行经济制裁，使得由于通胀和内需减少而出现困难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中国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对外经济活动的空间受到限制。使得中国领导人在看到对外开放好处的同时，也体会到依赖外部经济可能导致的危险。
美国学者吉尔平在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总结出国家行为的三种模式：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国家主义。三种模式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国家和市场在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和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和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实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重视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和自由竞争，并鼓励国际经济中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经济国家主义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从重商主义到经济民族主义，到今天的经济保护主义，其核心是国家的概念，强调经济活动必须从属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为此重视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的作用，在国际经济中鼓励贸易顺差，外汇盈余，强调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的正比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劳动阶层的剥削，强调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强调阶级斗争在国家和国际生活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含有经济自由主义中的平等观念，同时也含有经济国家主义中对国家作用的肯定[3]。
在过去五十年中，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强调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民族利益，强调对外经济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提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有效控制。虽然有时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对外经济活动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但更多的时候，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国家主义之间徘徊。实际上，从1949—1978年的三十年中，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很明显。五十年代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共和国早期的对外经济政策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行为原则。但当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总是国家利益优先，奉行的原则基本接近西方学者概念中的经济国家主义。而且即使是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较大的五十年代，中国在具体做法上也非常实际。共和国初期在与苏联的经贸争执（包括当时人民币与卢布汇率问题）中即反映出中国的务实态度。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对日本和西欧的经贸关系也体现出这种务实作风。
如果说中国的对外经济行为在六、七十年代较为注重经济国家主义的话，1978年以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倾向依然没有退却。在强调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更加注重商业利益，注重外贸收支平衡，强调保护民族经济，强调国家对外贸外资的有效控制。国家利益的观念在经济领域内不断得以强化，并在进出口产品管制方面得到体现。如果说早期是经济从属于政治的话，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国力的增强，有时甚至很难分清政治与经济谁服从于谁。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再度回升，一些在海外接受过训练的经济学者大力提倡中国经济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这一思潮影响了第三代领导人对世界经济的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必须进入，别无选择。这导致90年代后期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规模和力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积极申请加入WTO，期待入世后的投资环境会得到进一步改善。国家计委在2000年甚至估计，加入WTO会帮助中国的GDP增加近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增加近2000亿元的产值和几百万人的就业机会①。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三、入世以来的挑战
毫无疑问，开放型的对外经济政策对国内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努力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1979年至2005年的26年间中国的GNP平均年增长接近10％，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用购买力平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大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日益多元化，正稳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回到闭关自守的政策几乎没有可能。
二十八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第四代领导人正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中国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取决于三个关键性的因素：第一，中国是否能成功地改革国内经济体制，特别是改革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使其能够在市场环境（包括国际市场）中生存和发展。第二，能否妥善处理前一阶段由于只顾效率而演绎出的各种日益突显的社会问题。第三，能否有效地利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
首先，国企改革步履维艰，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努力，国企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仍不尽如人意，人数众多的下岗职工造成沉重的社会压力，工业结构面临升级的挑战，金融银行体系亟待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的生态环境正在逐年恶化，“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辅助体系如社会福利、医疗、住房、教育等都有待改革或建立。腐败更是中国领导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因为其危害程度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有序建立。
其次，中国正面临着新的经济难题。改革开放之初日用品严重短缺的状况已发展到目前严重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尚未发育成熟的市场盲目竞争；城市化发展滞后使广大农村人口排斥在消费市场之外；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过度储蓄以维持安全感；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非常规性渠道而使常规性支出不足。所以，虽然中国正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但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仍停留在90年代初的低水平，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而且，中国经济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外资和外贸支撑起来的，巨大的利润是外国商人的，以外资企业为主力的出口贸易并不等于是我们的收入。今天，虽然中国与世界已经走得很近，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也到达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经济是国家的命脉。在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越走越近的今天，我们似乎到了应该重新审视中国总体经济政策的时候了。在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中外贸和外资将会扮演何种角色，靠引进外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是否应该继续？还是应该改变？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从80年代中期到2001年，中国外资引进速度惊人，从80年代的每年20亿到2001年的400亿，年均增速为18.5％[1](P141)。外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里（诸如汽车，手机等）占有大量份额，1991年外商企业出口比重为16.8％，到2000年上升到47.9％，几乎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进口更占到中国进口总额的60％。虽然经济全球化可以为一些政策得当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开拓全球市场、发挥“后发优势”提供机遇；但另一方面，外资的巨额涌入也冲击了国内市场，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开始威胁民族产业的发展。
正当国内企业在计划体制束缚下“松绑”时，几乎所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都登陆中国，许多业绩较好的国企“好女现嫁”，纷纷与跨国公司合资，一些业绩较差的国企也争先恐后地梳妆打扮，希望能被兼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的确有排挤民族产业之嫌，虽然有些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海外投资的比较优势以加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也会主动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国产化”，以便提高产品质量，但输入的技术多数都是落后的。
虽然企业公司化、大型化和国际化是现代企业制度演变的趋势，“外资本地化”和“本地企业跨国化”已使得“民族产业”这一传统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跨国公司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应该怎样既不重关国门，排斥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又能树立民族品牌，发展民族工业，值得深入研究。
其实，中国产业升级换代是当务之急。今天，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主要基地，而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链中的一环，但与国家实力和民众的富裕并没有多大关系。80年代初期，中国仅吸收整个流入亚洲外资的24％，但到199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5％。但现在看来，这似乎并非好事。15年前亚洲区域内部的贸易流动比较简单，资本从日本流向亚洲四小龙的新兴工业化地区从事加工制造，然后出口到发达国家。但如今，资本输入到韩国和台湾，然后将资本密集型的半成品输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劳力密集型加工和组装，最后再出口到发达地区。1995年亚洲地区对华出口720亿美元，到2002年达到1600亿美元。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进步，但中国只在整个链条中占增值很少的一部分，所挣只是中国劳工的一点血汗钱，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承受链条上游地区的剥削。但这却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出现大幅盈余，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反而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出现巨额赤字。中国内地与台湾的贸易赤字达到315亿美元，与韩国31亿美元，与东盟76亿美元，与日本50亿美元，与澳大利亚13亿美元[4]。
九十年代初期，为了加速吸引外资，不少地区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做法，中西部资源丰富的地区还提出以“资源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市场换项目”的发展思路。但实际上，中国已经让出了许多市场，外国品牌在国内市场上比比皆是，但换来的只是一般水平的技术，而不是先进技术。原因很简单，外商既要中国的市场，又要防止“养虎为患”，对中国施行的是技术封锁和垄断。而一旦产品在国内市场饱和，要转向国际市场却发现不具竞争力。结果是既丢掉了市场，又没有换来关键技术，大量三资企业实际上只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加工厂[5](P23—25)。
四、思考与对策
现在已有专家学者提出经济安全这一概念，并呼吁将其提到中长期战略高度加以考虑。经济安全到底是什么含义？所指的是哪些风险？学界对此的界定其实并不清楚。有学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力图向中国转嫁过剩危机，这可能导致中国的出口减少和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挤占，是经济安全中的产业风险。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安全也涉及技术风险，技术路线选择失误也会使本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失利。中国在录像机等领域有过技术选择失误的教训，当前在汽车、航天、化工和电子等重要产业的主体技术的选择定位上要格外慎重。同时技术引进要配合国家产业升级的需要，可以通过国际招标形式增加产业升级所需技术和设备的引进。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中国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由于中国的商业银行仍依赖国家信用，与政府尚有纠缠不清的关系，一些行政干扰和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可能性很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起因是这些国家内部脆弱的金融体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将资金错误地投放。中国的银行系统同样脆弱，呆账坏账的比例比某些东南亚国家还高。由于人民币开始逐步自由兑换并与美元脱钩，中国的金融风险增大。很多人强调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外汇储备国，可是中国的外债也非常大。相比之下，日本却几乎没有外债。而中国的外债有时比外汇储备还要大，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已成为纯借债国。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资源安全”不容忽视，如果今后20年中国要保持年均增速7—8％，则需要巨大资源的支持。目前，我国90％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是来源于矿产资源，而其中石油短缺的风险最大[6](P4—7)。中国石油来源单一，战略储备严重不足，石油供应战略亟待改进。近年来，中国石油消费大幅攀升，从1993年变成纯石油进口国以来，进口量逐年增加。1999年进口原油4000万吨，2000年增至5000万吨，2001年达7000万吨。按此速度增长，很快就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国际能源组织预测，2010年中国石油消费近3.5亿吨，其中61％要依赖进口。有学者甚至担心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主要不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石油供给，而是为了向潜在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施加压力[2](P4—6)。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实力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由于实力不同而所得相差悬殊。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无国界的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它要求国家减少干预，甚至交出部分经济决策权，进而使国家经济主权受到削弱。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的发展会造成巨大冲击。不仅如此，也更增加了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难度。任何政策不当都可能使中国成为国际投机者冲击的对象，引发地区甚至全球的经济动荡。发达国家由于明显的总体优势而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能力，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地位，常常会成为国际风险的牺牲品。
中国已经向外资开放国内旅游业、电信产业，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和从事金融保险业。无论怎样理解经济风险，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取决于正确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而这一战略必须对当前显露出的问题做出反应和调整。中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是总趋势，但各国的应对策略会因国情不同而有多种。中国必须考虑调整前一段的总体经济政策，以面对当前国内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绝非28年前的形势，与世界经济的融入充满着新的风险。不仅有产业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金融风险，更有国家安全上的风险。中国经济安全上的威胁虽没有军事威胁那样明显，但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其实，中国经济安全上的威胁主要源于中国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中相对落后的地位。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本身构成了某种不对等的依存关系。由于不对等关系中依存程度较低的一方常常具有较大的权力，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华关系上具有影响优势，也增加了中国在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实际上只是为全世界打工，加工的产品虽然种类众多，数量巨大，但市场份额和核心技术却被外资所掌握。这并非代表中国制造业的真正强大，更不意味着中国国力真正强盛起来了。中国虽然可以在原则上同意自由经济发展思路，但由于国内特殊的情况，更应强调国家引导下的总体经济发展和必要的经济保护措施。必须全力提升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向日本那样，在高端研发上加大投入。如果中国无法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研发上的差距，中国经济安全上的威胁将无法从根本上缓解。
同时，我们也应乐观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机遇总是和挑战并存。开放的中国需要世界，一体化的世界更需要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加，中国会越来越容易从国际体系中摄取各种资源，服务中国的各种利益。今天的中国毕竟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而且也已不像二十八年前那样贫弱。中国应该在融入国际体系时，不仅成为既定的国际秩序的接受者，而更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进而发挥一个大国和强国应有的作用，创造更为合理，对中国更为有利的国际政经新秩序，使得中国早日真正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巨人。
收稿日期：2007—01—06
注释：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