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我国的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带来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分析市场经济本身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对于我们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自觉选择，也是我们党善于掌握真理，指导社会实践的具体体现。纵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可以说都是在围绕着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来展开的。其根本目的就是如何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使我国的经济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动力。这期间既有理论上的争论，也有计划与市场的冲突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论证，最终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了列宁、毛泽东等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基础上，面对我国现实的发展状况，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既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出发，又突破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教条的理解，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加深了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 24816年之后，1888年在《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一次引用了这段话，一方面是对马克思的怀念，另一方面又一次强调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但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长期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看不到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历史进步作用依然存在。中国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正是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经过多年的论证和思索所作出的一个正确选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顺应历史发展的先进品质。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以后，市场经济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资产阶级大力倡导市场至上，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市场，使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使得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在更大规模上破坏着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论证和预测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同时，市场经济也必然被计划经济所代替。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既有资本主义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对市场以及社会关系的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使资本主义渡过一个个难关，至今仍然有相当的活力，也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辉煌和衰落的经验教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用经济危机的方式一再地向人们展示，市场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离不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的困难也一再表明，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觉悟还没有得到极大提高时，单纯的计划在短期内可以使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但在长期内却会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同时，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在不发达国家实现的，就必须学习西方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成果，包括经济运行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可以说也是“被迫”的。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只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和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强调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和国家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说明我们党在选择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是头脑清醒的。
二、市场经济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市场经济本身不仅仅是以价值规律为中轴的经济运作体制，还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互动的综合体系。所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一场涉及面很广、难度很大的社会深刻变革。它一方面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出现了经济结构、利益主体、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多元化，培养了人们的进取精神、竞争精神和创造精神。同时，因为经验不足和理论薄弱，在这个进程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还有许多难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去破解。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造成了严重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与道德的冲突。在改革伊始，市场经济对我国传统道德的冲突就十分明显，有人据此提出了“代价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为代价。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中间引人注目的有“滑坡论”与“爬坡论”两种对立的观点。“滑坡论”者认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变迄今所引起的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突出表现在假冒伪劣、卖淫嫖娼、见死不救、权力腐败等这些消极社会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上。这些消极现象与市场经济具有一种必然联系，只要市场经济开启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心这道闸门，利己主义的洪水便不可遏制，上述腐败现象就无法杜绝。而“爬坡论”者则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就总体趋向来说是有利于人们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的，这表现在市场参与者独立人格、自由与权利、竞争与效率、公平与规则以及守信用等观念的培育和发展上。至于那些消极现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只是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社会无序状态的伴生物，是社会转型造成的，与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并且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而消失。
其次，是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改革开放，导致社会生活的利益调整，而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也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政治宣传有一种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对立的倾向，过多过重强调集体利益，严重忽视、淡漠、限制甚至批判正当的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这种情况在“左”的错误泛滥时期更加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的主体性和创造精神不断得到发挥，尊重和肯定个人正当的利益，使每个人的才能、智慧得以发挥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人在对集体主义价值观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强调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而不顾甚至淡化和反对集体利益，把集体主义价值观摆到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立的位置之上。这样，围绕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人们又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这种价值观念的摇摆客观上强化了人们在“个体与整体”关系上的价值冲突，这给我国的改革实践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
这些价值冲突，为一些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可乘之机，加上外国一些敌对势力也有意向我国输入资本主义一些腐朽的东西，腐蚀人们的信念和生活。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拜金主义。这是一种主张金钱至上、以金钱的多少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资产阶级人生信条。特别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金钱万能”影响了包括我国青年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导致曾经已被我国社会历史进程所抛弃的一些腐朽的东西又死灰复燃。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扭曲现象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带来道德的腐化。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哪个圈子里在各个方面都是领头的。”[2] 566马克思也曾经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有过精辟的描述，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的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到什么，这绝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他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头脑的，但是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持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加上他可以给自己买到很有头脑的人，而且能够支配他们的人，不比他们更有头脑吗？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东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3] 152-153这种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对金钱的迷恋，不仅使一些人失去了人格，也失去了国格，败坏了社会风气，特别是对青年人和一些官员的腐蚀，一些人为了得到金钱而不择手段，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享乐主义。这是以感官的快乐作为人生价值判断标准的一种价值观。享乐主义者认为，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生理本能的支配，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他们信奉“人生在世，吃喝二字”，纵情个人享乐。一些所谓的“大款”、“大腕”受到青年人的追捧，比富、斗富、攀比之风在一些人中间兴起。有些人甚至为了能够捞到钱而不惜以身试法，因为贪图享乐而走向犯罪道路。一些党政干部，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吸引，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大肆挥霍国家钱财，严重影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加大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我国的影响。
实用主义。这种价值观只讲人生的利己性，而不讲手段的合理性。这种观点认为“有用的就是真理”，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有的人为了一时的个人私利而不讲原则，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不要人格和尊严，一切都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转移。同时，一些干部为了捞政绩，出成效，不问社会效益，更不问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许多地方为求得一时的经济发展，不管森林的砍伐、植被的破坏、水污染加剧、水土的流失等各种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有一些人在我国改革的过程中利用国家制度的某些不完善，钻国家政策的漏洞，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利用各种手段把国家财产占为己有。一些党政干部当官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捞实惠，不是一心为了国家的建设，而是一心想着自己如何发财，不是给人民解决困难，而是为了自己及子女的发展提供方便，甚至为此而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这种只讲究实惠、实用的价值观，完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和作风，败坏了党的风气和社会风气。
上述几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各种表现。在我国各种市场法规建立还不成熟、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物质欲望的极度膨胀，也为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我国的盛行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同时，外国的一些腐朽思想也趁机进入我国，加上外国敌对势力有意识渗透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无疑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性。
三、市场经济下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工人的总体素质也不断提高，特别是我国产业工人的绝对规模不断增长，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生产工人、运输工人的总数为8337万人。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相应数量为9812万人。1995年这一总数达到10100万人左右[4] 129。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党的阶级基础在不断壮大。但是，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产业工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忽视了向产业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产业工人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这种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上，认识不到工人阶级自身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上面提到了几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在工人阶级中有一定的影响。在改革之初，这种政治思想弱化就表现的很明显。随着改革的深入，工人阶级中出现的这种消极的思想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却在不断地恶化，199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几个地方对我国产业工人的思想、阶级意识状况展开了一些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各地的产业工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意识形态观念淡薄、阶级意识淡化的现象。比如：上海市明确表示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占所调查职工人数的23.72％，而25岁以下的产业工人持此观点的占27.9％，26～35岁的职工持此观点的占30.0％[5] 73。在职工中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泛滥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也越来越弱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前途越来越不关心。沈阳市在调查中发现，对社会主义真正持坚定信念的职工仅占总人数的20％左右，以老工人、党员、干部居多；持基本上赞同而又表示游移的职工占总人数的70％左右，以中、青年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居多，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职工占调查人数的14.3％[5] 73。河南省洛阳市在1.5万被调查的职工中，有77.5％的职工认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比1986年下降7.91％；而不知道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的职工达12％，比1986年上升7.18％，还有43％的职工不认为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有些职工对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图谋不以为然，说什么“管他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正工人是靠劳动吃饭的。”[5] 85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一部分和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保障的产业工人的思想认识令人担忧。这给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严峻课题。
第二，在实际的政治地位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一线职工普遍有失落感，不少产业工人对马克思主义漠不关心、不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对社会主义前途失去信心。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地方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忽视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发展优秀的工人入党是党保持自身性质不变的保证，也是党永葆青春的来源。但是，在改革之初，由于大批党员老工人退休，出现了很少在新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情况，造成了产业工人，特别是一线工人党员数目极小的不正常现象。例如，在改革之初，上海第十七棉纺厂有生产工人8371人，其中党员只有397人，占生产工人总数的4.7％；在全厂595个生产班组中，一个党员都没有的班组有307个，占班组的51.6％。郑州铁路局郑州北站，在109个生产班组中，有44个班组没有党员，占班组的40％；在生产班组长中，只有20人是党员。在生产第一线，党员少而青年党员更少。南京无线电厂，粉碎“四人帮”后入厂的10023名生产工人中，只有9名青年党员，占同期入厂的青年工人的0.87％。在这9名党员中，还有4名是在部队入党的[6] 58。这种产业工人中党员比例逐渐下降的趋势并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停止，反而更加明显。有关访谈调查反映，先进的产业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党组织的活动也很少关心有关的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以后逐渐壮大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党员的比例却在逐年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19.8％[4] 36-3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后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在逐渐提高，党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疏远。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不仅会造成在社会经济生活处于中心地位的产业工人中间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后果，并且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就失去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有失去其阶级基础的危险。
第三，部分产业工人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上对工人模范宣传得少了，并且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大都是厂长或经理，真正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不多。一些所谓的“歌星”、“影星”等取代原来劳动模范的地位，成为被社会追捧的对象。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广大工人群众并没有很多的发言权。江西的一份调查显示，很多职工认为，职代会只是“开会时握握手，讨论时拍拍手，表决时举举手，落实时摆摆手”，实际并没有真正起到代表广大工人参与企业的生产与管理的作用。而工会本应该组织和代表职工群众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但是工会很大程度上成了“福利工会”[5] 36-37。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管理者法定权力增加了，“由管理者个人认定的权力增加了，以开除、辞退、调动岗位、降低工资、扣发奖金支持的权力增加了……工人方面则是其法定权力因为管理者法定权利增加而出现压缩……比如，工人不再能投票选举厂长或者要求更换厂长，不再能参与各项重大决策特别是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决策，不再能要求修改和参与修改规章制度，不再能参加对工资提升的讨论，不再能拒绝所分配的任务。”[4] 144-145这样，国有企业改革时，一些企业只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广大职工对此却无能为力。并且，一味地进行所谓的减员增效，造成了大量工人下岗和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工人收入下降、生活水平降低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工人的利益。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些私营企业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迅速致富，而一些公有制经济中的领导也竞相用公款吃喝挥霍，甚至是运用各种手段，化公有为私有。20世纪90年代末在合肥和汉川市在对“现代社会主要是靠企业家来推动的”说法的调查中，产业工人持“非常同意”和“有点同意”的分别是25.0％、22.6％和21.3％、40.2％[4] 87。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工人群众对自身社会地位失落的无奈，同时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失去一部分工人群众，资产阶级思想在极力争夺群众，而在市场规则的引导下，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失去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些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出现的阶级阶层的分化中，“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7] 263，“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那些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那些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趋于严重。”[7] 267作为我国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否稳固，也直接决定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是否占指导地位。
四、结语
当前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为在新的形势下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首先，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努力纠正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处理坚持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关系。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又要在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尊重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又要引导社会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持续不断的斗争，坚决抵制那些消极腐败思想。其次，要进一步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消除他们的失落感和被“边缘化”的心理。我国的改革应该是不断发扬工人和农民阶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主人翁地位的过程。要切实改变目前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使广大工人和农民都能够充分享受到我国改革的成果。只有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不断富裕起来，不断消除腐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有更加深厚的阶级基础。再次，认真处理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关系。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对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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