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民主派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国民党论文,派对论文,民主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党民主派包括两部份人。一是国民党左派，他们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始终遵循与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们是最初的民主派，一贯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一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背离反动营垒的反蒋派，他们曾受过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熏陶和教育，又从亲身经历中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幡然醒悔而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线上来。
一、组织政治力量，高举联共抗日旗帜，呼吁国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的震撼下，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奋起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斗争，率先高举联共抗日大旗，呼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宣言，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她坚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①。同日，“海隅闻警，万里遄归”的何香凝一踏上国土就发表了《对时局之意见》，斥责了蒋介石对日妥协、实行专制独裁的罪恶，提出切实执行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这是宋庆龄、何香凝，也是国民党民主派反蒋联共抗日的战斗檄文，在全国各界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宋庆龄、何香凝深知，只有把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坚强的政治组织才能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更大的战斗力。
1932年，宋庆龄、何香凝联合国民党民主派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并营救了廖承志、许德珩、陈赓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使之走了抗日斗争第一线。同盟在组织上是以国民党民主派为领导核心，以知识界爱国分子为骨干，在斗争中团结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民主人士，许多人后来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领导骨干，诸如沈钧儒、邹韬奋、周建人、胡愈之、许德珩、王造时、史良、李公朴、柳亚子等等。这些人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始终坚持联共抗日，为促成和维护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3年初，何香凝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要大赦全国政治犯，以便同“当年的革命友军和同志……精诚团结，共赴国难”②。
1933年8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发起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1934年秋，他们又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国民党民主派发起组织这些团体是为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政策，力促国民党联合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一致抗日。在这些组织的发起筹建过程中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直接帮助。所以，这些组织的产生，实际上是国民党民主党反蒋联共抗日的产物。
1934年4月，宋庆龄、何香凝率领1700多名原国民党左派及爱国人士联名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要求“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与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不久，公开签名赞成该纲领的多达10万多人，形成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群众运动。
1935年，宋庆龄、何香凝联合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等人发起组织了有二十多个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参加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在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国民党中的反蒋派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这是国民党民主派反蒋联共抗日的革命组织。同盟成立后与中共保持有密切的联系。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愿意作为国防政府的发起人，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之天职。
《八一宣言》立即得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物的率先响应和支持。
宋庆龄、何香凝不断地著文赋诗、发表讲演和谈话，积极地宣传《八一宣言》精神，为推动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一致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大力宣传《八一宣言》，并指出，“联共为统一救国之关键”，“联共又为统一救国之枢纽”③。1936年8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在巴黎发表演说，“主张国共及各党合作，情词庄挚沉痛，一片赤诚全场多至泣下”④。
国民党民主派在抗日救国斗争中逐步走向联合，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相融汇，形成了反对内战，要求联合抗日的历史潮流，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接受中共方针，实施“逼蒋抗日”策略，促成国共合作。
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建立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关键在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身上，对蒋介石集团的方针也就随之作了调整。
1936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联蒋抗日”的态度。1936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直接地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建议。1936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请蒋抗日”的口号。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确定了以逼蒋抗日达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把中共联合地方实力派抗日作为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中共中央正确地认识到，南京以外的各地实力派拥兵自重，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存在重重矛盾，出于民族大义与自身利益大都倾向抗日，只要各地实力派走向抗日，蒋介石再死守妥协政策，热必孤掌难鸣，也就不得不抗日，不得不停止内战而同共产党合作。为此，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指出：“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⑤。
国民党民主派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的亲密同盟者自觉地以中共的方针策略来引导自己的斗争大方向，凭借自身与国民党中央及各地方实力派存在的特殊关系，为逼蒋抗日方针的实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推动南京以外地方实力派联共抗日是国民党民主派在这方面工作的一大成果。
1936年6月1日，发生了两广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的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着“北上抗日”旗帜，出兵湖南，与南京政权相对立，是为“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就参与策划，事变过程中，同盟领导人李济深、蔡廷锴亲赴南宁同桂系商讨对策。根据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极力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以便名正言顺地领导抗战并恢复了十九路军番号，整编军队，准备北上抗日。由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对桂系的全力支持并提出强硬主张，采取实际军事行动，蒋介石又迫于其他因素，只好与桂系妥协，“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事变过程中推动桂系派遣代表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提出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议草案，毛泽东对草案略加修改后，将草案交桂系代表带回，自此，确定了中共与桂系的合作关系。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参与“两广事变”的另一突出贡献是逼使蒋介石申明抗日主张。蒋介石在蒋桂双方六项协议中保证，日军如再进逼，将由蒋领导全国抗战。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领土主权的协定。这是蒋介石迈向抗日道路的一大步。
四川军阀刘湘原来反共很积极，后与蒋介石矛盾加剧，中共中央便请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物王昆仑出面做刘湘的统战工作。王昆仑与刘湘个人关系密切，他向刘湘分析形势，指出不与中共合作，本人及国家均无前途。他又介绍中共代表冯雪峰入川与刘湘会谈，使之终于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变了反共政策并与中共订立了《抗日救国军事协定》。刘湘联共抗日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实现“西北大联合”及发动“西安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逼蒋抗日”促成国共合作方面，宋庆龄、何香凝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早在1935年底，蒋介石迫于各方面情势，一方面加紧进攻陕北红军，一方面又积极谋求同中共谈判。他命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等寻找关系以便沟通国共两党中枢联络。宋子文素知宋庆龄与中共有密切关系，便请宋庆龄帮助，宋庆龄当即欣然答应，她精心安排了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的陕北之行，让他将南京愿意谈判的信息明白无误地转达给中共中央，并带回中共中央的答复。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中断近十年的国共两党中枢又恢复了联系，这对于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宋庆龄，何香凝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也发挥出重要作用。宋庆龄、何香凝对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极表赞同，为了说服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达到事变的和平解决，宋庆龄、何香凝相约亲赴西安。当时何香凝已年近花甲又患病卧榻，但她们为了民族利益，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更把安全与健康置之度外。这种精神和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宋美龄，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人李济深在“西安事变”后多次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解决事变唯有和平一途，又派专人向宋庆龄、何香凝及蒋介石亲信吴稚晖，张群送递信函，恳切请求他们设法制止南京政府轰炸西安的计划，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求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制定对日本政策和对共产党政策。会议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国共联合抗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共中央采取退让的办法向国民党中央作出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表示出争取国民党联合抗战的极大诚意。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推动蒋介石国民党转变立场，宋庆龄、何香凝赴南京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是她们近十年来第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在大会上，宋庆龄、何香凝联络了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2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提案要求国民党中央联共抗日“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⑥。宋庆龄又在大会上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讲演，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反共内战政策。她指出：“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她强调：“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⑦。这种“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去救国的主张，对于长期坚持反共反人民、独裁卖国反动政策的国民党中央，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冲击，打击了亲日派，团结和教育了中间派，使广大爱国的国民党人进一步明了抗日救国大义，大大推动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的强大斗争压力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原则，这样，国内和平局面初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打开了。
此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推动和敦促，加上日本进一步侵略严重威胁了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国民党被迫决定联共抗日。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及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这就正式宣告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以此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
三、反对投降分裂，坚持抗战到底路线，维护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广州、武汉失陷之后，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努力的活动十分猖獗，构成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威胁，为此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给予坚决迎头痛击。他们联名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等人，指出：“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先生忽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公开谈话，举国惶惑”。坚决要求国民党当局“对于淆乱人心，影响抗战之言论，必当明令制止”，“主和分子，必当摒弃”⑧。10月底，汪精卫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再次散布其妥协投降言论，国民党民主派参政员同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及其他爱国参政员一道，对汪精卫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他们联名提出议案，指出：“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活动即等于民族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⑨。提案策略地以“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孤立并打击了汪精卫集团。会后不久之12月18日，汪精卫等便潜离重庆，公然叛国投敌，发出“艳电”，极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能事，为日本的侵略罪行涂脂抹粉。国民党民主派对此孙中山主义的败类极为憎恨，无不口诛笔伐，同声谴责，狠加鞭挞。何香凝在汪逆“艳电”发出之次月即疾笔愤书《斥汪精卫》一文，要求立即开除汪精卫党籍，对他严加惩处。文章指出，汪精卫投敌后，亲日派离开了统一战线，从此，“阵线更加分明，这是好现象”，“全国同胞由是更加了然于心，敌友之界限既明，抗战之信念益坚，自必百折不屈而战斗到最后胜利”⑩。何香凝在《纪念“八·一三”再斥汪精卫》的长文中，特别强调，声讨汪逆应从中引出教训，就是要忠实于总理遗教，“保持总理传统的三大政策与革命精神”。她指出国共合作抗日的极端重要性，断言“只要我们决心维护这合作下去，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11)。汪精卫叛国不久，便同日本首相平沼订下了《汪、平协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出谋献策，针对日汪这一阴谋勾当，宋庆龄在1939年7月7日发表《抗战以后的中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不能继续奏效的情况下，“它现在是想以政治的阴谋来暗算中国。它所指望的仍将是一种幻想，例如，想与叛徒如汪精卫之流勾结阴谋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在以和平谈判这个等于招降的口号削弱中国不能奏效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们又用反共口号来进行恶毒的宣传”(12)。宋庆龄揭露了日、汪破坏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阴谋，严正指出：“这一类的谎话决不能欺骗任何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大义凛然一再怒斥汪精卫叛国投敌，揭露日汪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有力地警告和制止了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对日妥协投降。
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又由于国民党惧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随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7月7日，发表纪念抗日战争2周年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制止和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阴谋。国民党民主派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的三大政治口号，以具体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分裂逆流展开斗争。
国民党民主派不仅呼吁全国人民反对妥协，反对投降而且以他们实际担任的职权，为制止国民党反共军事磨擦采取有力措施，维护国共抗战局面。例如，李济深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就发挥战地委员会所负有的协调战地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的职能，尽量设法防止磨擦，阻止冲突的发生，而当冲突发生后，他又尽力促使双方通过谈判求得解决。1940年初，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率领大军兵临山西晋城，准备大举进攻八路军，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王葆真在洛阳得悉消息后，当即报告给李济深，李济深赶紧派王以战地党政委员会会总务委员的身份去见卫立煌，指出大敌当前，需要国共合作，同室操戈必给日寇以可乘之机，应设法避免冲突，卫将军深明大义，表示赞同。李济深、王葆真紧接着又精心安排了卫将军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会晤，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使晋东南两党两军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重新出现了局部和平，共同对敌的局面。李、王的调停对中共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积极的作用，挫败了国民党打击八路军的阴谋。李济深，王葆真也因此深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忌恨，他们大肆散布流言，横加攻击诽谤。李济深、王葆真早将个人得失、安危置之度外，李济深慨慷陈言：“只要对抗战有利的工作，可以不计毁誉，放手干下去”(13)。
1940年10月到1941年3月，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当皖南上空战云密布之时，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急切希望制止事态的恶化。当他们得知“皖南事变”发生后，极为震惊与愤慨，1941年1月18日，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痛斥其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倒行逆施。电报警告蒋介石：“强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4)。柳亚子一再谴责国民党反共祸国殃民，称国民党政府为“小朝廷”，表示决不向其求活。他无畏地鞭挞蒋介石“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亡家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士民切齿”！柳亚子坚决要求严惩皖南事变的祸首，“公开大政，团结友党”(15)，否则拒绝出席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国民党对柳亚子的无畏斗争十分恐惧，竟然开除了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党籍。中国共产党则对国民党民主派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与坚决支持。吴玉章、林伯渠等共产党领导人致电柳亚子称赞他：“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留正气”。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下，在国民党民主派和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下，蒋介石很快就陷于千夫所指的被动境地。他害怕失去“领导抗战”这面旗帜不得不收敛起其反共分裂的嚣张气焰，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以后亦无‘剿共’的军事”(16)，被迫取消了对八路军原计划的军事进攻。
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国民党民主派始终坚持抗战到底路线，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倒退，同蒋介石国民党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斗争甚至直接反映到国民党中央大会上来。1945年5月上旬，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中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号召国民党员加强对共产党的斗争。对此，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发动成员同国民党当局展开短兵相接的斗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尖锐指出，国民党当局在重蹈十几年前“剿共”时期之老路，不是寻求政治解决之道，而是加重政治纠纷之道，这条路是绝对行不通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著名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物王昆仑指责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谋求对日妥协的阴谋。王昆仑质问道：抗战已经八年，前方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军？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第十军军长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腾载，也希望军政当局有个明白答复，以释辟疑。义正辞严的质问，击中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要害，引起一片惊惶，震慑了奸佞邪恶，激励了国民党内正直人士的斗争精神。
八年抗战，国共合作屡经风雨而不破裂，除了中共方针策略正确，对顽固派斗争的坚决，在很大程度上则得力于国民党民主派的极力维护。国民党民主派推动、促成、维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历史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那种高度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将激励着我们为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振兴中华而不懈努力！
注释：
①⑦《宋庆龄选集》第52、第102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⑧、⑩、(11)、(14)《双清文集》下卷第136、304、315、256、35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④、⑤、⑥《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6月30日、10月8日、1月29日、10月25日，1937年4月15日。
⑤《六大以来》（上）第262、278页。
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332页，重庆出版社1985年。
(12)《新华日报》1939年7月9日。
(13)《偕行与共拯神州——记李济深与王葆真的交往》，《人民政协报》1985年、11月7日。
(15)《柳亚子选集》（上册），第408页。
(16)《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记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41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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