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舟[1]2001年在《关注生存：鲁迅小说的缘起与指归》文中提出在鲁迅研究领域内，对鲁迅小说所包含的生存意蕴的探讨，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选题。从关注生存这一角度研究鲁迅的小说，有助于揭示鲁迅小说内容及思想的丰富性，能发现以往从反封建、启蒙及改造国民性角度研究鲁迅小说所观察不到的某些意义。 本论文从叁部分进行论述： 一、关注生存小说观的缘起。从鲁迅个体生存在限界状况中的挫折的经验、虚无的基本体验破译存在本身的密码，到关注整个民族生存状态这一发展过程，表明他是一个天然的关注生存的思考者。他的前期思想主旨是生存进化论，该理论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作基石，以生存意识的强化和精神的不断追求为指归，鲁迅立足于当下存在着的人们的生存现状的改进，生存进化论思想是关于人的本体论的生存进化观。文学艺术是人类生存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又反过来对人类生存进化机制的突破起推动作用，在此意义上，鲁迅从文是促进民族生存进化的载体和媒介。鲁迅的译介思想，表现为对与本民族生存境况相近的，但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为改变生存现状而反抗、而争斗的小说的翻译介绍，其目的是提供可资效法的对象，激发本民族潜在的生存理念。鲁迅的小说批评观表现为“为人生”的，反映生存现状，唤醒生存意识，引导生存的思想。这一小说观念在另一侧面表现为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这种文艺观是滋生精神胜利法的土壤，是本民族盲目自在的劣根性的艺术投射，批判这种文艺，就为关注生存的文艺开辟了空间。 二、关注生存的小说创作。以揭示本民族现实生存为对象，以自在存在（民众的大众化了的非我的存在）和自为存在（知识分子探索改进生存状态及又陷人特定境况）为枢纽，以探讨这两种存在状况的关系及激励其整合为指归。（一）自在的生存。揭示那些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生存的目的性，没有自我变化的存在状况。（二）疑问的生存。反映人们对艰难生存所提出的疑问，或其生存本身所构成的疑问。（叁）设计的生存。展现国人不断地超越现存状况，不断地自由选择新的可能性的自为存在。（四）古老而 一 二 一现实的生存。分析《故事新编》对国民存在的群体相、类别相和个体相的描画。 叁、关注生存的小说指归。鲁迅小说不仅表现了人们“非本真”的生存及这种异化结果的状况，还揭示出异化的原因，指出了消除这种异化的出路，这就是我们理解鲁迅小说的切人口：国民性及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小说里，鲁迅旨在把悲剧作为一种对生存超越的方式。（一）隔膜的悲剧。分为同阶层内的隔膜和不同阶层间的隔膜，及对自为存在的阻挠和敌视。（二）毁灭的悲剧。它所要引起的审美效果是发现问题，引起关注，促使问题展开，获得变革和反抗，以改变现实生存状况。（叁）几乎无事的悲剧。更能引起作为普通人的生存的审美同感。鲁迅指导生存的小说美学方法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冲破了“瞒和骗”的艺术传统，消解了现实生存与文艺审美之间的距离，对中国现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作用。至此，鲁迅小说关注存在的意义就表现为揭发弱点／挖掘病根，促使疗救，即重在改造国民性。对于个体，只要激醒其自我意识，就永远在自我实现中挣扎、探索；对于民族整体，只要促使其不断地在自我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中不断假设内在结构，不断地处于存在设计之中，中华民族就进人了生存进化的良性运转之轨。
庞希云[2]2006年在《“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文中提出处于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之下的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西古典小说，有着许多根本性的差异。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古典小说与宗教文化心理密切的交互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解读中西古典小说差异性与同一性内在因素的可能。西方传统文化心理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则以儒释道思想为主宰。西方人关注的是灵魂，中国人关注的是人心；西方人祈求的是神的救赎，中国人注重的是现世的自悟；西方人叩问的是个人的心灵，中国人则在现世社会中去寻求和谐。“人心自悟”体现了中国儒释道文化中依靠自我力量获得超越的鲜明特征。它既是中国人自我修养的行为与方式，也是自我升华的一个过程、自我超越的一个途径。“灵魂拯救”体现的是西方文化中在神的关照之下实现个人完善的特征。它是西方人寻求解脱、追求永恒的心理行为方式，是个人灵魂得救的过程与途径。“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两者各自皆分别长期积淀于东西方人的心灵深处，持续对人类精神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些文化心理的差异，也深刻地影响着作家不同的创作思维和创作倾向。受“人心自悟”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以正史之补，以经世致用、益于世道人心为宗旨摆脱“小道”的卑下地位；另一方面，也融入“澡雪精神”、陶冶性情的审美理想。至明清，这一文学关注世道人心与追求人心超然的创作倾向融合互补，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统摄了善与美的文学追求，注重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的理想融合，注重人与天地自然、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和谐追求，仁义忠孝与空灵无常、因果轮回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所寻求的善与美的境界。与中国古代小说关注世道人心不一样，西方小说更关注个体灵魂的净化与超越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它承继了西方文学忏悔意识与哲学思辨的传统，深重的罪感与虔诚的忏悔以及深刻的灵魂思辨与剖析，构筑了西方小说独特的感染力。处于“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不同文化心理制导之下的中西古典小说，有着双方共同关注的表现对象，共同的精神内核及共同的文学追求，也有着不同的创作心态和接受心理，有着各自独特的表现方式，不同的关注重点及相异的价值指向，双方既有各自文化所带来的优秀的传统，也有各自的局限性。由此而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文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可磨灭的永久性价值，自然也有其不合理的甚至腐朽的部分；反过来，西方基督教文化及其体系之下的文学也如此。因而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与文学可以融合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精华，却不应以西方文化与文学来否定或归化中国的文化与文学。
李锋伟[3]2014年在《1898～1927：西方文学理论早期引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应该被称为“批评的时代”。“这时,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批评的突然泛滥,而且文学批评达到了一种新的自觉,一种更加重要的社会地位”。①——这是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在二十世纪尚未结束之时对西方文学批评所作的观察和判断。然而,移来用作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描述和总结亦相当妥帖。当然,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一直处于接受和吸收西方各色理论思潮的震荡阶段。但不管是从中国文学批评源远流长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蓬蓬勃勃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都称得上是时代的“宠儿”。那么,这一“批评的世纪”的大幕是如何徐徐拉开的呢?晚清之际,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挑战,开启了中国无可抗拒地走向谋求现代化的道路。在以引进西学、学习西方、改革弊政、启迪民智、改良社会为基本取向的现代化运动中,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由是,中国文学批评改变了它的走向和质地,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命历程。五四时期,随着外来新源流的不断汇入,离开了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渐行渐远,并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品格。正是西方理论资源的引入、接受和整合,使得中国文学批评走向现代形态成为可能。本论文的主旨是以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实践为依据,尝试描绘出晚清至五四时期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轨迹,分析这些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蜕变所产生的影响,并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危机与抗争中的积极回应和艰难拓进。具体安排如下：首先,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追溯西方文学理论进入中国的足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翻译和绍介同历史的、社会的特殊变迁和文化思潮的更迭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及文化思潮的变动对译介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早期引介则是比较显明的。伴随着来势汹汹的西潮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西方文学理论经由梁启超的介绍登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把西方文学理论的输入逐步推向繁荣。不同的文学社群以开放的气度和胸襟自觉地、有目的地选择译介不同的西方文学理论,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到不同文学思潮流派的主张和方法,共同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其次,探究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引介所存在的两种主导阐释模式。尽管翻译在穿越两种不同的语(言)(之)境后必然带来意义的衰减或增值,但译介主体的文化立场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阐释策略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文本所能抵达的理想境地。“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这一被称为“格义”的佛经译解方式,为严林一代人所承续。在他们典雅通畅的思想和文学译本中,诸种本土价值观念被植入其间,并消解了本源话语的味道。年轻的五四一代则试图建立起另外一种能够对抗“中国化”的翻译模式,旨在倡导通过富有张力的表述语言传达出西方文学和诗学的“陌生性”和“外来性”,并进而塑形中国的新文学和构筑新的话语体系。再次,勾勒西方文学理论输入在晚清和五四时期呈现出的不同风貌。对于在甲午战火的余殃中成熟起来的一代而言,敞开胸怀拥抱西洋文明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无过于传统的顽强难变。所以,他们在最初往往抱着“破坏主义”的态度,借助他们所“把握”的西方理论,颠覆了古典文学和文论的根本合法性,并开启了一条通向现代之路。然而,他们所留下的充斥着空白和讹误的精神遗产自然不能让五四的一代餍足。新的一代的出发点应该是一种渴望,渴望建立一套全新的言说系统,并藉此去理解不断变化着的种种文学现象。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并成为批评话语的支柱。自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的变革几乎一开始就是一场文学批评的运动,有了文学批评的引领和导航,才有了新的文学的安全着陆。作为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西方文学理论成了它的主要源泉。当我们检视百余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不难发现,西方文学理论译介的高峰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活跃期和繁盛期。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和建构过程中,西方文学理论成为赋予其活力,推动其变迁的主导力量。尽管,面对中西文化的巨大反差,总体而言,译介者对西方文学理论缺少足够的焦虑感,因而缺少批判性审视,缺少对接性研究,缺少综合与超越。然而,无论如何,要完整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离开对西方文学理论引介的具体考察则是不可想像的。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早期引介,关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彰明,且对今天熔冶中西的文学批评重构启示颇多,所以有必要对之作新的理解与剖析。
龙慧萍[4]2012年在《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中所讨论的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指的是：在异度时空中、以虚构幻想的方式,将人为建构的“标准幸福”社会生活的可怕情景呈现出来,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中的问题进行反思的一类作品。由于这部分作品大量地使用幻想、夸张、变形、荒诞、黑色幽默等手法,使文本获得了具体事象之外的深层寓意；且作品的题材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的乌托邦实践活动密切关联,是对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的思考,故在此将它们称为中国当代的反乌托邦寓言。二十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与生存方式的反思,世界范围内的反乌托邦文学创作在思想深度与艺术技巧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不论是中国作家的反乌托邦寓言,还是西方的反乌托邦小说,其创作主旨都不是对乌托邦的简单否定,而是从相反的方向来揭示人类的良好生活意愿、乌托邦实践以及乌托邦精神之问的辨证关系。因此,反乌托邦寓言是乌托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作家的反乌托邦寓言,既对历史上的乌托邦实践进行了深入批判,又保留着对乌托邦精神的召唤,实质上是一种“批判的乌托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是八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影响的长期积累与作家们思考社会发展的总体性问题以及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相遇所产生的特殊文本,在思想内涵、文本形态与叙事特征上,都有模式和规律可循,且形成了一些不同于西方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的鲜明特征。本文的研究工作即是尝试找到文本赖以产生的思想、政治、文化环境与其内思想内涵、叙事模式之间的具体关联,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它们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与“形式化的内容”的意义与价值。寓言性文本的寓意必需通过具体的结构形态、情节模式与类型化人物来体现。当代中国反乌托邦寓言高度程式化的情节模式在经过拆解和细分之后,可以划分为几个固定的功能项,这些功能项与作家所选择的题材类型组合,又形成了几大母题。因此,当代反乌托邦寓言的母题可以概述为：一、知识分子在监狱中；二、知识分子建造监狱；叁、千古文人土匪梦；四、乡土世界的身物交换奇观；五、乡村孤岛中的绝望拯救。其中王小波的创作关注的主要是第一个方而的问题；格非与熊『正良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第二、叁个方面的相关问题,阎连科与李佩甫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第四、五个方面的相关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始于王小波。由于他本人的特殊生活与教育经历,他的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乃是他个人的乌托邦气质、文革社会生活与西方思想资源叁者合力作用的结果,整体上呈现出从童话式乌托邦到“批判的乌托邦”的发展嬗变过程。王小波的卓越贡献,不仅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首开了反乌托邦寓言创作的先河,还体现在他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系列化的反乌托邦寓言性文本——“白银时代”系列与“黑铁时代”系列。他的反乌托邦寓言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极权统治下的身心创伤,有明显的受西方反乌托邦经典(《1984》)影响的痕迹,但在情节、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叙事风格上都有一定的独创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经典作品的创作模式。格非的反乌托邦寓言系列作品是他创作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欲望法则与九十年代以后新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总体问题相遇的结果。他的乌托邦叁部曲的独特贡献足以写意的手法重新诠释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乌托邦实践史,对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乌托邦实践中的作用与责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反思,对乌托邦与人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复杂地传达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在乌托邦问题上的复杂心态——乌托邦恐惧与乌托邦渴望的纠结与缠绕,且结构精巧、语言典雅优美,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精品。熊正良的反思土匪乌托邦实践的作品《匪风》在创作主旨上与格非的《人面桃花》有相似之处,但他对乌托邦与人性关系的思考相对简单一一些。阎连科的反乌托邦寓言创作源自于他对农民群体在历史与现实中长期以来受压迫与剥夺处境的恐惧——以及从恐惧中滋生的拯救渴望。他的反乌托邦寓言如《受活》等,以夸张变形的魔幻手法,奇诡的想象,对中国农民在历次乌托邦实践运动(包括当代的新金钱欲望崇拜)中所受到的戕害进行了深入有力的揭示,在小说的结构模式与叙事方式上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创新,是当代文坛近年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与阎连科同样关注农村现实苦难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在他的小说《羊的门》中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对当代农村的乌托邦工程进行了反思,同时,这个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迄今为止,当代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已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但由于乌托邦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时代生活的局限,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都无法避免乌托邦追思中的极限或乌托邦精神衰落所导致的悖论。另外,他们的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小说的主体性受到损伤等问题。
朱云生[5]2006年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在重大转型期总要与外来文化产生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常常通过翻译启动。汉代末年，佛教经典陆续经过翻译输入中国，佛经中的文学因素对隋唐文学思想、内容、文体、语言都产生过不少影响，阿含部的佛教经典催生了我国的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公元16世纪末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进行宗教活动，曾经将《意拾喻言》(现译为《伊索寓言》)作为教义宣传品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向中国译介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化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翻译的特点是域外文学被大量翻译到中国。 清末民初翻译文学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中国文学世界化的趋势正是在这一文学翻译热潮中开始的。民国学界对翻译文学已有不少关注，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史着都设有“翻译文学”专章。但自1949年以后，长期尊奉的“五四”白话文学一元论及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功能观的影响，翻译文学和其他具有丰富生命力的文学资源一起被遮蔽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界对于现代性反思的逐渐深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历史的地位和文学生态越来越凸显出魅力和价值，“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更是把翻译文学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郭延礼、王宁、高旭东、张德明、高玉等先生曾刊出一批学术含量深厚的成果，并热切呼唤重视20世纪特别是翻译文学的研究。确实，学界系统精审地对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转换中的位置恰当定位、比较全面地清理翻译文学与当时文学变革间深刻关联的着述至今仍寥若晨星，在“20世纪比较文学史”着作中，也根本没有贯彻宏阔的比较史学的眼光，把翻译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之中。 本论文以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为理论基础之一，以中国文化—学现代转型为理论支点，把翻译文学放在20世纪初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思潮、文学观念、哲学流派下进行考察，运用文化背景分析、比较分析、风格分析等，特别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比较文学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从翻译文学与现代新知识群落的形成、翻译文学与文学观念变革、翻译文学与现代文体格局的开创，涉及翻译文学与现代传媒的互动、翻译文学与文学历史功利性追求和审美现代性的发端、翻译文学与汉语现代化等各个侧面来探索文化语境下域外文学通过翻译怎么成为中
陈占彪[6]2007年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活动、文学创作、思想文化的研究较多，而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观进行研究的很少，本论文考察的正是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观。我们讲知识分子，那么，何谓知识分子?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又是众说纷纭。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既是一个知识人，又是一个社会人，他既要埋首书斋进行他的知识探求，同时又要面向社会履行他的公共关怀，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顾前者，那是学者，如果只顾后者，那是社会活动家。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以知识探求为由而放弃他的公共关怀，同样，一个知识分子也不能因公共关怀而妨碍他的知识探求。此亦系本文的理论支持。循此而来，论文分别梳理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观和现代知识分子观。传统知识分子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士”的认识上，春秋时期，是巫转变为士的一个关键时期，对“士”来说，他们是“以身殉道”的价值维护者、“抱道忤时”的社会批判者和“行己有耻”的道德示范者。随着清朝的覆亡带来封建制度的崩溃，列强的贪婪带来民族生存的压力，以及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流带来思想的开放等诸多因素辐轴际会，促成了“士”到“知识分子”的历史转变。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阶段的剧变和混乱之中，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殄除外虏”的民族主义者、“跑来跑去”的淑世主义者和“发扬踔厉”的个人主义者。在知识分子观传统的史的梳理和现代的面的扫描之后，论文选取了“五四”一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鲁迅、胡适、郭沫若这叁人进行了“点”的研究，以期进一步阐发他们各具特点的知识分子观。由于他们是本文理论预设下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知识分子观呈现的绚烂景象莫不是由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两者冲突激荡而成。于是，通过不同层面考察他们叁人眼中的知识分子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取舍，以及这种种取舍背后的踌躇和犹豫，使得“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观显得颇为生动和丰富。围绕这个中心议题，论文分别通过四个层面进行论述，以期望能将他们叁人各异的知识分子观尽可能立体地呈现出来，这四个层面分别是：出与入、人与政、学与政、文与政。“埋首书斋”往往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本业和正道，“介入社会”往往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副业和歧途。鲁迅、胡适、郭沫若他们既看重知识分子研习学术，又强调知识分子干预社会，尤其是后者，又常常为人们诟病和回避，然而他们在挺身而出、拍案而起、干预政治、参与社会这一点上，意见却高度一致。隐士与斗士、雅士与俗人、无为与有为、少事与多事、消极与积极、退避与进取之间，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拥抱后者，鄙弃前者。有了这么一个共通的看法为基础，考察他们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便构成了人与政这一层面的内容。由于知识分子在知识层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术与写作两个领域，考察学术、写作与介入社会的矛盾与选择便构成了学与政、文与政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从人与政的关系来看，鲁迅认为知识分子与政治永远是对立的和疏离的、否定的和拒绝的，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斗士”。胡适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要设身处地地为政治出谋划策，并履行知识分子的批评使命，只不过其批评的性质是建设的，非破坏的，批评的目的是补偏救弊的，非剑拔弩张的，批评的态度是委婉的，而非鲁直的，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哀矜敬慎”的“诤士”。郭沫若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投入政治的怀抱，为政治奔走，为政治效力，唯党命是从，以党是为是，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衔命持笔”的“战士”。从学与政的关系来看，学术与政治仍是一团化不开的矛盾，扑腾在这个矛盾的“泥塘”里的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鲁迅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革命第一，学术第二”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学术第一，革命第二”的“远离革命的学问家”，而郭沫若与他们不同，他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革命的学问家”，那就是将学术与革命合为一体，将学术改造成革命的利器，直接参与到现实斗争之中。从文与政的关系来看，鲁迅与郭沫若的“文章”面临着“创作”与“批评”的矛盾，这个矛盾仍是出与入的关系，他们都主张一种能够直接参与社会，干预政治的批评文字，即都注重文章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重视文章的抗争性，郭沫若重视文章的宣传性。而对胡适来说，他面临的是“思想文章”(谈思想)与“政论文章”(谈政治、甚至干政治)的矛盾，只不过这一矛盾体现在文章所发挥效用在方式上的间接与直接，速度上的迂缓与迅速，效果上的根本与枝叶之上，胡适徘徊往复于这两者之间，最后走到一条“既谈思想也不放弃政治”两者兼顾的路上。论文对鲁迅、胡适、郭沫若叁人的知识分子观从四个层面，出与入，人与政，学与政，文与政加以论述，通过比较和分析，从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他们各自的特征，希望能为林林总总的知识分子理论建设新添一种资源。
潘淑媛[7]2016年在《论凌淑华小说的母亲形象书写》文中研究指明纵观凌淑华二叁十年代小说题材,几乎离不开对五四时期深闺高房中女性生活及命运的描写。而她描绘的女性形象中,母亲角色基本涵盖了女性的几个重要身份——一个女人,一名妻子,一位母亲,我们能同时看到母亲形象兼具的女性、妻性和母性。可以说,母亲是其作品中女性的“精魂”,也是理解凌淑华小说女性形象的一把钥匙。以往对凌淑华笔下母亲形象研究大都置于女性整个群体或是归入家庭建构角色中的分析,对母亲形象的分析也比较笼统,没有注意到母亲形象的个性化特征,为了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凌淑华创作的多重女性意识,对凌淑华小说的母亲形象书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章论述凌淑华小说母亲形象书写的缘起;第二章和第叁章分别是论述母亲形象的主要类型。根据受五四思想影响程度的不同,分别解析了老中国的旧式母亲形象和徘徊于新旧之间的母亲形象,由此揭示了凌淑华小说母亲形象的个性化特征。由于凌淑华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艺术手法,对母亲形象的塑造有重要作用,第四章则予以专门讨论。以此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凌淑华笔下女性的个性特征以及从这些母亲形象书写中所折射出来的凌淑华所独特的女性意识。最后部分即第五章,则是阐明凌淑华母亲形象书写对五四文学的意义与对当代母亲书写的启示。
颜水生[8]2011年在《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872年《申报》创刊始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散文理论。试图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打破以往散文理论研究中的共时性结构,不仅梳理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的历史线索,而且概括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的结构性特征。导言部分简单介绍本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相关的研究现状、意义及方法,阐明了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是与中国启蒙运动的发展相结合,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是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两个主要方向。第一章阐明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的缘起。第一节阐明中国启蒙运动不仅为中国散文理论的发展提供背景和动力,而且充当了主体思想和核心内容;晚清报刊与启蒙运动的耦合为散文理论的现代性的转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文界革命”中产生的“新文体”是中国散文理论启蒙现代性创建的重要标志。第二节阐明晚清至五四时期文艺理论的审美追求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指明了方向。第二章阐明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转变的路径。第一节阐明白话文运动与启蒙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促进了散文的语体变革,“散文的革命”吸收了白话文运动的成果,促进了散文的文体变革。第二节阐明了晚清以降的人学思想,尤其是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理论促进了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突进,个人主义理论和自我表现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第叁章阐明中国现代性散文理论的主要范式,依据库恩“范式”理论,中国现代性散文理论可以概括出“美的散文”、Essay、小品文等多种范式。第一节阐明“美的散文”是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发展的标志,“美的散文”在理论建构上体现了“文学性”与“美文性”的统一,在文体要求上体现了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第二节阐明西方现代性对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散文理论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西方“Essay”被建构为现代性之偶像。第叁节阐明现代性的张力结构在小品文理论中,主要表现为外来资源与中国传统的分野及合流,以及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偏至与统一。
黄轶[9]2005年在《苏曼殊文学论》文中研究指明1990年代以来,价值重建和文学史重构以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作为理论核心,完全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条块分割,把新文学的起点确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空范畴,使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获得完整的历史性标尺;在关注历史性或者说启蒙现代性的同时,把审美现代性纳入评价体系,将雅俗文学形态拉回文学史视野,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共时性多元空间对象。本论文以这一理论为基本论述框架,汲取文化背景分析、文本互涉分析、比较分析、心理分析、风格分析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参以适当的考辨,依据文学史整合的思路,将苏曼殊放置于晚清民初中国思想文化急剧变动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考察,探究其与文化及文学选择的历史动因和表征,从中寻绎其翻译、小说、诗歌文本与20世纪初诸种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以及阶段性文学特别是与浪漫主义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的历史性关系,通过揭示其文本所体现的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转型之初的审美现代性诉求的独特价值,以期最终确立苏曼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本论文拟定在前人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苏曼殊翻译与20世纪初“纯文学”观念彰显、审美现代性缘起的内在关系;苏曼殊特立独行的抒情文本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创造社及新月派等文学流派重要的开启作用:苏曼殊哀情文本在民初雅俗格局中的影响与价值,阐明其与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的内在纠葛以及其悲剧建构对现代文学悲剧意识历史生成的重要影响。 本论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是基于一个世纪以来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等文学史模式对苏曼殊的误读和曲解,从对身份的分析起,重新界定其思想和文本内涵,认为苏曼殊虽然曾经是披发长歌的革命者,也曾经试图以体现东方智慧的佛学和西方人文精神的浪漫主义诗歌来启蒙民智,更执着追求“断惑证真、悟入真如’’成为高僧大德,但是他最终以艺术的、审美的力量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建构。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来论文学的悲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演出形式多端,谢冕在《百年文学总系·总序一》中把其总结为“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苏曼殊在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启蒙时代、在历史进化论的文化氛围中的
王姝[10]2003年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在以前的研究中大都关注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对其独特的文体价值如何演变生成的过程，尤其对这一文体形式中的现代性叙事转换尚未有较多探讨。现代历史小说在诗性叙事的形式转化背后，蕴藏了具备现代特色的历史感。本文旨在对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进行一次整体性、系统性的梳理，并从形式入手探究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背后的现代性诉求。 本文分为叁章：第一章从现在时态入手看历史小说的现实投影方式、循环返唱方式和聚焦方式，从而发现时间表现对于历史文本与现实文本结合的意义影响。现在时态是现代历史小说独有的历史叙述方式，它抽去历史背景，将故事放入现实舞台上演，从而使久远的过去获得现代意味。第二章从作者视角与人物视角的交错运用中分析现代历史小说叁大主题意象：带着感伤色彩昂扬飞翔的人性意象；理性开拓的社会意象和在矛盾中回眸的文化意象。它们成为现代历史小说最切实最生动的美学氛围。这些主题意象同样带有浓厚的现实指归性，它们与作品产生的现实背景息息相关，又在视角的错综变换中获得历史的穿越性思索。第叁章分析作者传达与读者接受中的镜幻色彩。由于作者、读者在面对历史小说时都带上了现实之镜、自我之镜的折射，这使历史小说的生成与接受充满了审美过程中的互动作用，这也是现代历史小说诗意的又一大来源。
参考文献：
[1]. 关注生存：鲁迅小说的缘起与指归[D]. 李舟.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D]. 庞希云.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3]. 1898～1927：西方文学理论早期引介研究[D]. 李锋伟. 河南大学. 2014
[4]. 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D]. 龙慧萍.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5]. 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D]. 朱云生. 山东大学. 2006
[6].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观研究[D]. 陈占彪. 复旦大学. 2007
[7]. 论凌淑华小说的母亲形象书写[D]. 潘淑媛. 广西民族大学. 2016
[8]. 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D]. 颜水生.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9]. 苏曼殊文学论[D]. 黄轶. 山东大学. 2005
[10].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D]. 王姝.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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